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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将军为大兵，收拾“残局”费心机； 升任要职危机伏，三军不睦吵不休。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震撼世界的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于8月10日请求和谈，并于1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就在举国欢庆对日作战胜利之际，布莱德雷到了白宫附近的退伍军人管理局赴任，接替前任局长海因斯。宣誓就职仪式后，布莱德雷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想，我国的所有工作都让我赶上了，我真想把世界上的所有工作都干好。因为要干的事成堆，这正是我为那些曾经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们服务的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成千上万的青壮年送上了战场。布莱德雷曾在战场上亲耳听到伤员们的悲惨嚎叫，在战地医院亲眼目睹过重伤员经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对退伍军人们所做的牺牲有着切身的体会，怀着这种敬意他决心把这项全新的工作尽心尽责地做好，以使退伍军人能及时得到帮助和获得应有的福利待遇及权利。 二战前，美国退伍军人约500万人，绝大多数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这次由于远东战局出人意料的发展，对日战争提前结束，使得国防部原来拟订的退伍计划成为废纸。军人退役工作从1945年10月就仓促开始，到1946年6月，有约1280万男女军人退伍，一下子使全国退伍军人总数从500万猛增到1700万。在男性成人中，约有43％的人是退伍军人，真是一个极高的比例。 海因斯任局长时，退伍军人管理局就在全国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设立了97个医院，收住病员7万多人；按月给150万退伍军人、遗孀发放抚恤金，数额为7．4亿美元；给1800万士兵保险，保险金额约1350亿美元。一位新闻记者曾这样描述退伍军人管理局，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福利管理局，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最大的抚恤金分配机构，最大的医疗部门，向退伍军人提供各种贷款的大银行。”尽管当时有6．5万名工作人员，还是被繁重的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多如牛毛。 现在，退伍军人又像潮水般地涌来，真使管理局有些手足无措。布莱德雷上任后不久就深深感到了管理局工作的繁重、杂乱。尤其是其牵涉面广，使得管理局局长成为各种政治压力的焦点，每作出一个决定或每办一件事，都会招致不同政治派别的指责或抨击。布莱德雷感到前景很暗淡，真担心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位会影响日后自己升任陆军参谋长，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尽管如此，布莱德雷还是下决心不顾一切政治后果为退伍军人谋利益。 布莱德雷首先取得入主白宫的杜鲁门总统的支持。杜鲁门出于他个人和民主党的政治利益，将实施一个庞大的退伍军人福利计划，并向布莱德雷保证将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上任不久的杜鲁门，由于缺乏罗斯福那种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公众对他还不很了解，甚至怀疑他的能力。但1945年秋天，布莱德雷通过四次与杜鲁门会见，越来越佩服杜鲁门及其所做的工作，认为总统是个不慕虚名的实干家。特别是杜鲁门关心民众的态度，更是赢得了布莱德雷的好感，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杜鲁门特许那架B－47型“玛丽皇后”号飞机继续留给布莱德雷使用。 为了打开管理局工作的新局面，布莱德雷想到了曾与自己并。肩战斗配合默契的老部下，一一说服他们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协助他工作。汉森中校继续当他的副官，并兼任管理局的公共关系非官方负责人。另外还有亨利·刘易斯准将、埃德温·赖特上校、埃尔夫·布朗森中校，都重新回到布莱德雷手下。 接着，布莱德雷组织下属人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比较清楚地掌握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情况。由于退伍军人过多，工作量太大，布莱德雷决定实行分散管理。1945年9月15日，即布莱德雷上任一个月后，宣布成立13个分局，分设在纽约、费城、亚特兰大等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区附近，分局局长可拥有很大的决策权。分局再在较小的城镇设立办事处。这样形成地区性的办事机构网，就近招收职员，而且优先录用退伍军人。两年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由6．5万人增加到20万人。退伍军人管理局的预算十分庞大，1946财年为45亿美元，1947财年为63亿美元，相当于当时48个州的总预算，约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1／3。 根据《士兵权利法》，管理局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援助计划，而每一项计划的实施都十分不易，布莱德雷及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费了许多周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布莱德雷的请求下，国会放宽了对退伍军人上大学不得超过25岁的年龄限制。管理局又给生活困难者提供了助学金，花费约50亿美元，使得1500万男女退伍军人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同时，开展就业和在职训练，设立了失业补助金，总经费达几十亿美元；另外还评定残废军人抚恤金，享受者达200万人，费用也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他还有为退伍军人购买住宅、农场或做买卖提供贷款，设立保险金，提供医疗服务等措施。 退伍军人管理局最艰苦的任务是提高医疗水平，当时医生奇缺，医疗水平低，医疗条件差。布莱德雷聘请了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战场上的外科主治医生保罗·R·霍利来协助他搞好这项工作，组织医疗队伍。霍利不但医术高明，还有管理才能。他经过周密的论证，向布莱德雷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计划，其关键的两点是：其一，由管理局组建精悍的非文职医疗队伍，为专家们支付相当于陆军或海军的医疗部队或美国公共卫生局的报酬和退休福利费，另加保险金；其二，将管理局所属的医院都附属于一级医学院，利用这些医学院的技术、人才和设备，为退伍军人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这一计划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全力支持，并很快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两年的时间里，布莱德雷领导退伍军人管理局，历尽千辛万苦，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重返家园、开辟新的生活道路提供了各种方便。有着“大兵将军”美称的布莱德雷感到在他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的了。 应杜鲁门的要求，马歇尔延长了4个月的陆军参谋长任期，于1945年11月26日离开陆军参谋部。次日，他接受了杜鲁门让他出任赴中国的大使级特使的职务。12月3日，艾森豪威尔接任陆军参谋长，他想立即辞职，让布莱德雷接替，以实现他的诺言。但杜鲁门总统要求布莱德雷至少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工作两年，因此艾森豪威尔也只好决定干两年再说。乔·麦克纳尼接替艾森豪威尔任驻欧美军司令。这时，布莱德雷与艾森豪威尔两家人第一次成为邻居，都住在了迈尔堡一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高级指挥官的归宿各不相同。图伊·斯帕茨任陆军航空队指挥官，成为唯一进入五角大楼同艾森豪威尔共事的人；比德尔·史密斯出任驻苏大使；帕奇于1945年11月突然逝世；辛普森因病退役；霍奇斯因身体衰弱，退役前只保留了一个挂名职务，过着隐居生活；德弗斯被艾森豪威尔留下指挥陆军地面部队；杰罗则到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校担任校长；克拉克留在维也纳任美国占领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又大胆启用了一批从欧洲战场归来的年轻军官，提升汤姆·汉迪为陆军副参谋长，柯林斯任陆军新闻处处长这些要职。李奇微为驻联合国军事委员会代表，马克斯·泰勒出任西点军校校长。 1945年12月21日，巴顿将军因车祸不幸身亡，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这位热血豪胆的将军在几次战争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战后竟然被车祸夺去了生命。有人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嘲弄或耻辱。但布莱德雷则认为，巴顿死得其所，这对巴顿本人及他的军人声誉倒是件好事。战后，巴顿在陆军中找不到满意的职位，他为无仗可打而极度苦闷，但他那爱出风头的毛病又使他总是不分场合和时间地信口开河，已经激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厌恶。若长此下去，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老朽，一个招人怨恨的可怜虫，会给他那传奇式的英雄形象蒙上一层阴影。 艾森豪威尔任职后，面临着大幅度裁军、削减预算和“统一”武装力量等一系列问题，心中感到“烦躁和厌倦”。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总是想，对日作战一结束，我就退居二线。我扳着指头计算布莱德雷任陆军参谋长的日子。到那时，我就可以带着玛米离开这里，住进一间林间小屋，高枕无忧地过日子。”一年之后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挫折远远超过了成就。” 战前，就有人主张成立独立的空军，与陆军和海军并列，并设立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的机构，但当时遭到多数人反对，罗斯福也拒绝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力主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统率三军的全国性军事指挥机构及后勤部。成立空军的问题后来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但后一个问题就进展缓慢。国会几次讨论，均因海军强烈的反对而搁置。不得已，杜鲁门只好请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和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拟订一个妥协性的统一计划。1947年7月25日国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此项议案，26日经杜鲁门签署后，以法律形式定了下来。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设立了国家军事机构，由国防部长统率陆、海、空三个平行的军种，正式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布莱德雷对这一大打折扣的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这个法案并没有达到真正统一的目的，一些规定还大大削弱了三军种部长的威信，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在内阁中的地位。在内阁中，只有国防部长一个人代表国家军事机构，势单力薄很难履行职责。另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也降低和削弱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和作用。 到1947年4月，艾森豪威尔就开始活动，采取种种措施为布莱德雷接替他的职务铺平道路。首先，在他极力鼓动下，杜鲁门于4月17日向国会建议将布莱德雷和斯帕茨正式晋升为四星上将，国会很快通过了这项特别提案。其次，艾森豪威尔于5月23日授予布莱德雷第3枚功勋勋章，以表彰他在欧洲战场上的功绩。此外，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把布莱德雷召回陆军，并安排他与妻子对驻欧美军部队作为期6周的视察。这次旅行布莱德雷正求之不得，他女儿、女婿及降生不久的外孙小亨利就住在柏林。 布莱德雷夫妇搭乘陆军运输舰于8月15日从纽约启程，于26日抵达德国不来梅港。当时，卢修斯·克莱四星上将担任驻欧美军总司令及驻德美军占领区军事总督。克莱派他的参谋比尤克马充当布莱德雷视察部队的助手，并让伊丽莎白陪同他们到各处旅行。在柏林的6天里，布莱德雷检阅了驻德美军部队，对柏林动荡不安的局势有了深刻的认识。随后，他们访问了奥地利、意大利、西西里岛、瑞士、法国和英国。9月25日，布莱德雷夫妇乘克莱的专机回国。 1947年11月21日，杜鲁门终于任命布莱德雷为陆军参谋长，由小卡尔·R·格雷接替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的职位。布莱德雷则认为格雷对士兵缺乏同情心，不能胜任管理局的工作。由于有许多善后工作，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交接一直推迟到1948年2月初。布莱德雷夫妇轻松愉快地度过了这段时光，遗憾的是没有想到会拖这么长时间，他们很想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作一次旅行，会见麦克阿瑟将军，以改善他们的关系。这样会有助于消除人们认为“欧洲派”在陆军中掌权，远东派受冷遇的偏见和谣传。尽管此时未能成行，但布莱德雷已决定把远东之行安排在日程表的优先位置。 1948年2月7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把陆军参谋长的大权移交给了布莱德雷。出席交接仪式的有杜鲁门总统、新任陆军部长罗亚尔、玛丽、艾森豪威尔的岳母等。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颁发了第四枚功勋章。布莱德雷宣誓就职后，艾森豪威尔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的工作担子不轻。”整个仪式仅用了5分钟。 布莱德雷本想任满一届4年陆军参谋长后退休。可就在他任职18个月后又得到了提升，成了陆军史上最短的一任参谋长。但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中，每时每刻都是严峻的考验，并充满了戏剧性。 首先，战后的陆军参谋部一直处在不断的整编中，整编方案有多种，并争论不休。布莱德雷刚上任的头几个月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把参谋长从繁文褥节中解脱出来，使他有更多的时间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其他联合机构磋商战略、武器和预算等重大问题。布莱德雷决定设1名副参谋长及2名参谋长助理。副参谋长由柯林斯担任，他的确为布莱德雷分担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实际上成了陆军的主要执行长官。2名参谋长助理是负责计划和作战的艾伯特·魏德迈和负责行政管理的韦德·海斯利普。汉森和玛丽·皮凯恩等也都从退伍军人管理局转了过来。 就国际局势来看，布莱德雷就任陆军参谋长时美苏关系已开始恶化。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令美国十分不安。美国历来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诩，极力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美国决定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式支持其盟国的反共政府，以遏制共产党掌握政权，此即所谓的“遏制战略”。1947年3月，美国推出了“杜鲁门主义”，首次公布了美国的应急政策。国务卿马歇尔则制订了一个对西欧实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目的是扶植西欧各国以对抗苏联。按这一计划，4年里美国得向西欧提供170亿美元的援助。 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了保持全国财政收支平衡，杜鲁门不得不选择了裁减军备削减军费开支的方法。1948年，全国的武装力量只剩下160万人，陆军的实际兵力只有55．2万人，而且一半分散在世界各地。布莱德雷认为此时的陆军只不过是一支勤务部队，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 情况的确如此，后来相继出现的希腊、朝鲜和柏林等地区危机，令美国难以应付。在希腊，由于斯大林同意资助共产党游击队，英国及美国国内一些人都希望美国能出兵希腊，但因实在无兵可派，只好派了一个顾问团去协助希腊政府“巩固”地位。朝鲜在战后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按原计划，在南朝鲜完成选举和政府组阁前，美国应至少在那里保持一支4万人的陆军部队，由于兵力不足只好减到2万。最后驻南朝鲜美军司令约翰·P·霍奇上将以无法保证选举进行为理由请求自顾不暇的麦克阿瑟增援。布莱德雷建议采取折衷方案，由麦克阿瑟抽调1万兵力支援霍奇，总算保证了选举的进行。1948年5月10日，李承晚当选为南朝鲜总统，并开始组建保安部队，朝鲜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柏林，苏联为让西方各占领国全部撤出柏林，封锁了美英占领军通往柏林的地面通道，美国也只能尽量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与苏联正面冲突，最后通过空中补给线缓解了危机。 柏林“危机”期间，布莱德雷的女儿一家4口正在那里。布莱德雷怕他们作了俄国人的“俘虏”，于是通过空军把女婿比尤克马调到五角大楼的空军参谋部工作。布莱德雷和妻子为全家团聚而十分欣慰，但比尤克马反而因离开了前线而闷闷不乐。 布莱德雷认为，美国若要奉行“遏制”战略，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扩大美国陆军的规模、增强战斗力和提高战备程度。布莱德雷和罗亚尔、陆军部长助理戈雷·格雷、柯林斯都倾心致力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普及军事训练、实行征兵制、组建联邦国民警卫队、提高部队士气等。有些措施得到了实施，且对陆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布莱德雷坚持取消了粗暴对待和不管不教的政策，并尽力说服总统和国会提高陆军的薪金和津贴费。1949年，军人待遇第一次达到了文职人员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士气。 1948年在美国陆军中仍推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杜鲁门极力主张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并于1948年7月27日颁布了总统令，要求在部队尽快执行。布莱德雷支持杜鲁门的政策，但认为马上就在陆军中实施时机还不成熟，对陆军的发展有影响。在一次军官会上，布莱德雷坦率而笼统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竟被记者曲解为坚决抵制总统令并加以报道。这使布莱德雷尴尬万分，杜鲁门也很为难。布莱德雷只好急忙写信给杜鲁门进行解释。由于杜鲁门最后颁布的法令没有特别要求在各军种中取消种族隔离，所以民权领袖们暴跳如雷，说“种族主义分子”在美国陆军中“占了上风”，并严厉抨击布莱德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的一些参议员、众议员却把布莱德雷当作种族主义分子而加以大肆吹捧，赞扬他在陆军中“抵制种族混合”，实际上是把他作为打击杜鲁门的棍子。这种喧嚣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杜鲁门只好声明他的命令是有条件的而使之平息了下来。 为了推行杜鲁门的遏制战略，1948年3月，当时的国防部氏福雷斯特尔决定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一个统一的近期应急作战计划，并提出统一的军事预算。这一计划拟以原子弹为基础，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准备在一次全面战争中，一举击败苏联。计划代号为“半月”，经修改后代号为“弗利特伍德”和“双星”。根据这个计划，如果苏联挑起战争，以其庞大的陆军进攻西欧，美国就用原子弹袭击苏联的人口中心，摧毁其首脑机关，瓦解他们的战斗意志。美国的B－29和B－50重型轰炸机，将从英国、埃及和冲绳基地起飞，去轰炸苏联。摧毁苏联的70个城市需要133颗原子弹，但当时美国只有50颗现成的，所以，在发起攻击后的第9天，美国先用25颗原子弹袭击苏联，接着再投剩下的25颗，然后用刚生产出来的原子弹，继续实施攻击。 “半月”计划规定：陆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美国国内和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防止苏联单方面地轰炸美国，制止苏联在格陵兰、冰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阿拉斯加和亚速尔群岛修建空军基地。在对苏联实施核袭击之后，美国陆军将进驻被苏军“占领”的西欧，并进军苏联本土，帮助他们恢复法制和社会秩序，建立稳定的政府。据陆军中制定政策的人估计，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100万兵力的常备陆军。由于当时的军事预算只有140亿美元，所以陆军部把发展规划定在80万人左右。后来由于军事预算再次削减，布莱德雷的这一发展计划也告吹。在1949年陆军的实际兵力最高时才66万多人。之后又开始减少。对此，许多陆军将领深为不满，表现得最明显的便是在东京任“总督”的麦克阿瑟将军。 由于军费有限，“半月”计划所规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其核心是依靠美国的核垄断。到底由谁来实施大规模的核袭击，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海空军争吵长达十几个月，使许多杰出的军官和高级文职官员被迫辞职，福雷斯特尔彻底垮台，艾森豪威尔也抱病不出，布莱德雷几次想挂冠去职。 当时空军只有45个航空大队，但空军要求组建70个航空大队，共需轰炸机和战斗机6869架。根据1949财年的军事预算，杜鲁门批准空军只增加到55个“有限兵力”的航空大队。为此能说会道的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他宣扬只需通过空袭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廉价的胜利，所以很快获得了新闻界和国会的支持。在参众两院进行投票表决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空军建立66个航空大队的决定，新增11个大队立即由暂时封存的二战中的飞机装备起来。对此福雷斯特尔和杜鲁门都非常恼火。然而，空军的狂热分子还不罢休，继续开展建立70个航空大队的运动，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 对于海军，进入原子弹时代以来，围绕海军要不要分担“半月”计划中关于对苏联实施战略核袭击的任务，提出了要不要保留海军，海军应当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要不要建造超级航空母舰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海军分担对苏联的战略空袭任务，就与空军的任务重复了；一艘航空母舰和护航舰艇的费用，就足以购买空军用的许多架轰炸机；而且，航空母舰的生存能力很弱，在苏联发动攻击时，它没有藏身之地。空军更是公开反对建造超级航母，以便为自己争取建立70个航空大队。以海军方面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空军根本无法履行战略空袭任务，它应该限制在纯粹担任本土防御的任务上，“大规模报复”任务应完全由以航母为基地的飞机来执行，海军不仅应保留航母，还应建造超级航母。 就这样，在海空军之间，终于展开了一场半公开的不体面的争吵。杜鲁门对这场争吵非常不安，曾将福雷斯特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召集到白宫，全面审查包括建造航母在内的军事计划和预算。布莱德雷则基本上保持沉默，原因有二：一是感到自己任职时间不长，对这个问题缺乏调查研究；二是作为一个军种参谋长，去批评或质问另一个军种，是极不合适的。 在此期间，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打算在不违反法律的原则下，任命布莱德雷充当他的“首席军事顾问”。他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能是因为布莱德雷没有介入海军和空军之间的争论，可以充当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但布莱德雷经慎重考虑后，婉言谢绝了这一职务，福雷斯特尔也没再提此事。然而，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前途已经隐隐约约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1949年3月，正当军种间为预算分配争论不休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官”的艾森豪威尔病倒了。当时马歇尔已退出现役，接替艾奇逊任国务卿去了。为了应付海军和空军的挑战，杜鲁门决定启用路易斯·约翰逊担任国防部长。这时的福雷斯特尔已失去杜鲁门的信任，情绪低落，几乎精神失常。就在艾森豪威尔病倒后一周，3月28日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交接仪式，约翰逊出任国防部长。4月2日，福雷斯特尔就住进了马里兰州海军医院的精神病房。5月22日上午，他爬到第16层楼的窗口，坠楼身亡。 1949年春，国会颁布的几项法律，对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作了修改，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军事机构改为国防部，正式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和平时期任期为2年，称职者可连任两届，并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 艾森豪威尔当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最理想人选，但他断然拒绝了。他向约翰逊推荐了布莱德雷。1949年8月12日，杜鲁门把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召到白宫，宣布了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命令，参议院立即批准了这项任命。8月16日上午9时，布莱德雷在约翰逊的办公室宣誓就职。陆军参谋长由柯林斯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有4人：布莱德雷、登菲尔德、范登堡和柯林斯，但主席没有投票权。 就在这时，“北约”决定成立由成员国的参谋长组成的“北约”军事委员会，布莱德雷任主席，定期开会讨论战略问题；在该军事委员会内部，又设立一个由美、英、法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机构设在华盛顿，仍由布莱德雷任主席，每周开一次会，根据北约的军事战略，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样一来，他的办公室成了研究军事问题和制订作战计划的中心，一时“高朋满座，宾客盈门”。 6月，海军又开始闹事，闹事头子是阿瑟·W·雷德福，许多海军将校军官支持他。他们泄露内部文件，发表公开的叛乱性声明，攻击约翰逊裁减预算，攻击空军及其B－36型轰炸机，攻击核报复战略。海军掀起了一场长达5个月之久的大纷争，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叛乱”行为。闹得满城风雨，一片混乱。 国会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空军的赛明顿和范登堡逐条批驳了雷德福的观点。10月19日，布莱德雷用坦率有力的证词，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海军的责难，并点出海军闹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反对军队实行统一指挥和统一计划，击中了海军的要害。那些认为他是“态度随和的密苏里教师”或“华盛顿最正直的和事佬”的人，无不为之一惊。有的记者认为布莱德雷的地位因此会发发可危，但布莱德雷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等权势人物及公众舆论的支持，其地位依然稳如泰山。海军闹事的结果是登菲尔德葬送了自己的前程。10月27日，杜鲁门宣布免去登菲尔德的海军作战部长职务，随后他自己申请退休，被海军部长马修斯立即批准。福雷斯特·P·谢尔曼接替登菲尔德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他接受了建立统一武装部队的结论。后来，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也深受欢迎。1951年8月谢尔曼死于心脏病。 大约在布莱德雷就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两星期之后，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结束了美国刚保持4年的核垄断地位。此事在美国上下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他们曾估计苏联爆炸原子弹的日期要在1953年中期。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国会从对华经援款项中拨出约1／4的经费共1．25亿美元，作为军援款项。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以戴维·G·巴尔陆军上将为团长的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增加到1000人左右，以监督武器装备分配方案的实施。 结果，以巴尔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来不及左右中国的形势，甚至连武器装备都来不及分配，蒋介石的部队就土崩瓦解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2月，国民党继一系列可耻的失败和众叛亲离之后，率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 布莱德雷在中国的辽沈战役一结束就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美国“挽救”中国的愿望已经化为泡影。最后，美国只得撤回其军事顾问团。 这正是：国际风云多变幻，国内军界争不休；升任要职担不轻，棘手事情接踵至。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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