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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内温暖如春。 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一年的岁末，毛泽东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2月26日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忽然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却得到了这份殊荣。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背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分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居然进了政治局。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20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58，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40多岁才扫盲。30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就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连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能看懂报纸，能不大吃力地阅读文件，也可以拿着用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得不打磕巴。但是他不能动笔。就连短短的两行批示他也要让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靠别人代笔，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承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场”四个字。陈永贵叫人先写好样子，自己再小心地临下边四个字。1977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机谋深沉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党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得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地还是陷了进去。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陈永贵向来敬仰周恩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青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剌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高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 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来，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面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肿，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三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讲话就挨训。事情越闹越大了。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起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 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笑道：“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好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去长沙找他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分别后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得了这个？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落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上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她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家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了。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趟钓鱼台也是极难的。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住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以后呀，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也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慢声问道：“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 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人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嘛，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子扭了嘛！”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100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13辆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就我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不过照样得花钱。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嘛。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饭了。 当然，同样是吃小米，副总理的小米也可能有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一天梁便良去北京看陈永贵，带了点小米，陈永贵说：“泰国给我送了点小米，可比你们的好多了。”梁便良一听不高兴了，说：“老陈，你说啥哩？才几天了？就你们我们了？”陈永贵自觉理亏，便不再说话。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最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老人家多少寿，我就喝多少杯酒。那天是毛泽东82岁的生日，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夹，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仰，闭了眼，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入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落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你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足留)(足留)，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已上街(足留)(足留)。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位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遛遛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涌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人家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嘛。”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嘛，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出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遛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上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60来岁的老人。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象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100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上摘过苹果，挖了一条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9月12日，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一年后华国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 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玲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玲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嘛，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棵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不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下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hele或玉米面疙瘩。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玲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财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财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个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玲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玲出名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宋玉玲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玲就跟他离了婚。有人给当时还挺漂亮的宋玉玲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玲一口答应下来。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玲结了婚。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玲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玲也真的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亲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玲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其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 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国锋。叶剑英向华国锋暗示：“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国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保护毛泽东遗体的问题上。 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国锋三次，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华国锋终于松了口，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怎么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账！”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 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伍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 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陈永贵显然觉得他这一骂骂得妙，从此就常常这样骂。 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三中全会后，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陈永贵在1979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朝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处，绿色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 陈永贵蹲下，点上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奏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儿，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和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已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转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 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让大寨党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持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人北京的打算。 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玲的。陈永贵让宋玉玲把他的那块毡送给贾进财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 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可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完全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坐公共汽车，衣兜里有时还被搜出地铁票来。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渡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了一个疙瘩，陈承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碌癌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象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锚大地。”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政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农业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小试验。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来的，就象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 (yifa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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