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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昔阳的老解放区刀把口和白羊峪出现了两位搞互助组出了大名的农民，一位叫张老太，一位叫王殿俊，两个人都戴着太行区英雄模范的头衔。 这时刚挨过斗不久的陈永贵也冒头了。 1946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正所谓“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这时候展现在陈永贵面前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事实上，当时大寨也真有四户人家卖地，六户人家买地。昔阳县南关离大寨不过十里，那里的一位村支书更令人眼红，他分了最好的房，最好的地，娶了一位成份不好但在村里最漂亮的老婆，还雇了工，日子过得极火爆。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秦怀录描写道：“有一次，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慢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把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把粪撒上，思谋着，思谋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B13 据陈永贵自己说，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B14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合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感到自己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B15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超凡脱俗而且大获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自觉主动地打响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枪的证据。陈永贵本人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隐去了自己曾加入好汉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下面的两段引文分别摘自他于1973年9月30日和10月5日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和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有四好，B16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1948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B17 １９７６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３５３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B18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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