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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脸面问题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
  偏偏天不作美。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17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
  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
  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
  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
  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己给你送上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长腿没长腿?”B53
  高玉良年轻,挨了一通训,不由得上了火,一转身就走了。陈永贵还没出够气,又把电工召来了训了一顿。
  高玉良赌气回家找了个手电筒,带上钳子改锥,半夜三更地就上了山。说来也怪,大白天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高玉良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愣查出来了。他修好了线路,只觉得又饿又困,找个坟堆靠上歇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的酒醒了。他找到会计,掏出十块钱:“昨天砸了块玻璃,我赔。给我下帐,”听说水上来了,陈永贵一喜,想找高玉良说几句好话,找来找去却找不着人。陈永贵问高玉良的老婆:“玉良昨天黑夜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不是开会?”高玉良的老婆说。陈永贵笑道:“一黑夜你也不去找找?人丢了你不急?”
  这年春天,陈永贵督着全县抗旱抗保苗,全部车辆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号称“千里百担一亩苗”,苦干了一个月,硬是把20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种严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陈永贵喜道:“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这年中国旱象严重,报纸和电台立刻抓住昔阳大做文章,“天大旱人大干”喊遍了全国,昔阳人民的英雄业绩宣传得几乎人人皆知。
  四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墨同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一下车周恩来就对前来陪客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呀!”(B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对陈永贵颇不以为然,但在总理面前也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1973年立夏时节,天终于下了场透雨。昔阳的庄稼一下子窜起来了,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9月,陈永贵参加十大归来,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满心欢喜地评论道:“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他在9月21日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于是报纸和电台立刻就嚷嚷开了:“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陈永贵成功地把新闻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抓住不放。可是老天爷似乎成心要跟陈永贵过不去,庄稼正在灌浆的时候,天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正在灌浆上籽,来了个涝!”陈永贵说:“这一涝,造成了籽粒不饱,份量轻。”庄稼上场了,陈永贵在张怀英的陪同下看粮食灌包,往年一麻袋能装二百斤玉米,今年一麻袋照样是鼓鼓的,一秤只有一百八。玉米粒没份量。结果,1973年的实际产量与大减产的1972年差不多,比“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少了将近40%。“没见过的大丰收”眼瞅着就要成为“没见过的大吹牛”。
  陈永贵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把当年的粮食总产量149亿斤说成239亿斤,比大丰收的1971年还高出三百万斤,虚报8979斤,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产量。B55
  一天陈永贵和县委里的几位老熟人一块吃饭,陈永贵对王富元叹道:“看起来当劳模光荣,可是当劳模的内心的苦头,人可不知道哩。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最后你还不得来个秋后大卖粮!”
  号称多打了粮食就只好多卖粮。这一年,昔阳吐血大卖粮。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得像真的获得大丰收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1419万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520斤压到460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5001万斤,超过包购任务2500万斤。
  陈永贵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么?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仅知道这么做对农民的影响,连对猪的影响他都知道。“那么多的工程,那么繁重的任务,这四百六恐怕也还不行的吧!哪还有猪饲料哩?”B56陈永贵说。他知道这么一来最苦的是昔阳的老百姓,他们吃不饱,又无粮养猪,收入也难免下降。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报道早就报出去了,这一报道,全国都知道了。”陈永贵在同一场合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赌气,不过他不肯讲赌的是什么气。“现在不讲,”陈永贵说,“那也是打怨气,生了气,赌气来,才那么样搞了一下。”B57当时山西的派性斗争正酣,另一派正在“抬西沟压大寨”,哄着本派的著名劳模李顺达弄虚作假,想在粮食产量上压陈永贵一头。这个背景也许能够解释陈永贵赌气的由来。
  有了1973年的虚报,昔阳第二年不得不继续虚报。1975年陈永贵在一次会上这样谈到1974年的粮食产量:“去年的产量谁也闹不清,这个数只有县委有数。去年是往起补前年的空哩,前年给挖了老底了,把储备粮都挖了,不往起补倒咋呀。所以说去年的产量是也真也不真。B58
  说上边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这位副总理向昔阳县学大寨先进人物做了检查,他说:“1973年搞了个很不好的事,我应该向大家检查,就是估产高了……”说着说着他似乎动了气,话也说得有些乱:“如果七四年比七三年还要好,超了几千万斤,糟糕,这空就坐下空的屎了,逐年往超空加。七四年就落实了,您放心吧,落实了。没有空债啦。要不你说了假话啦,你骗了人啦,你不声明。向省委也报了,地委也报了,中央也报了,就是没报告给您。趁这个机会告给您,我的错误您批评。完了。”
  事实上,昔阳并没有做到从此不说假话。陈永贵开了虚报粮食产量的口子以后,昔阳多次犯虚报产量的毛病,据说是不敢说实话,怕给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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