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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B23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02页） 无论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Ｂ24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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