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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100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当时，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多元，副总理级的工资大概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县团级的干部每月工资在100元上下，大寨这类工分日值比较高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平均每个月大概有45元的收入。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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