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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治局后，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名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陈永贵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直言不讳，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说开了人家：“延安的条件好不好？不能说不好，但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步子迈得大一点，走得快一点，贡献和成绩突出一点。”说过了延安他又说西安：“我走了几个公社，特别是到了南五台公社看了一下，确实是有意见。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都很好，但是旧的土地不很好地改变。为什么不平整、加工？……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B21 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人家的条件好。“这样的条件多好呀！”陈永贵在甘肃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说，“那确实好！闹到它五百米深，底下也是土。山上土，村庄上，河里流的也是土。你能说这样条件不好？……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爆破以后，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们这里不搞这吧！不用爆破也是土，一刨就是土，还不可以植树？还不可以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B22 1974年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旮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黑龙江，陈永贵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永贵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永贵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触动大，教育深等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他嘱咐郭凤莲出去不要挑刺，但是又说他可以挑刺。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恳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除了挑刺之外，陈永贵在各地视察讲话的主题就是介绍大寨和昔阳，鼓励人们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干苦干，甩开膀子大干苦干。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五十华里分三段，六十华里一条线，七十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永贵坐着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犯错误，刮共产风。” 陈永贵特别不待见告共产风状的人。他对东平的书记说：“你告诉他，我开始干，就准备犯个大错误，犯一个共产风的大错误。但我不怕。就是坐了牢，有一天群众也会把我放出来，因为我没办坏事，办的是社会主义的事。”B23后来陈永贵果然接到了告状信，告山东刮平调风和共产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根本不予理睬。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纪登奎也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主持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对陈永贵的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那儿很是羡慕。他笑着对陈永贵发牢骚说：“数你自由哩。你可是好，愿去哪儿去那，还是主席给的权力！”陈永贵笑道：“老纪，文字的东西咱也干不了，我也不懂那，你们文化人干。我就干这具体事，你们说哪儿开会，我就去给你开。”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但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基本是他想看的，听到的基本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昔阳是个挺特殊的地方。出过几任才干出众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陶鲁笳，后来任山西省书记。另一位是马兴元，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张怀英在昔阳干了七八年，也因文化活动和干部参加劳动搞得好，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称赞。这样，轮到陈永贵上任的时候，昔阳已经拥有一支经过多年锤练，在全国范围内称得上出众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而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对学大寨运动又非同小可，用张怀英的话说：“有好干部是集体好，没有好干部，集体还不如单干呢。” 干部力量的强弱关系到集体经济的兴衰，更别提以行政力量为基本推动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昔阳的特殊情况使得陈永贵缺乏一种在干部力量不强的状态下草创而起的经历，因此就容易把学大寨运动看得简单容易，也容易形成大寨道路必胜的信念。实际上，在昔阳行得通的干部带头大批大干，在其它地方就很难行得通。学大寨运动根本不像陈永贵认为的那样令人乐观。 学大寨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他们那里的学大寨情况：“说起我们大队，别提了。大概整个东乌旗是越往东越先进吧！学大寨口号在我们这儿，去年夏天曾红火过一阵。这不，没几个月——刚刚立冬，就根本没人再提起它了。队里领导班子还是老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牧业生产起色不大。农业点今年种了300亩糜子、小麦和荞麦，可是干旱，庄稼长得很差。秋收时人们又极不负责，许多粮食都扔在地里浪费了。为盖房子，大队春天去大兴安岭拉回木头，已经完工的10间新房，拖到现在还都没安窗户……”B24 类似这样半死不活的状况，陈永贵也不是一无所知。1974年张怀英出任寿阳县委书记，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就跟陈永贵讲了两个顺口溜。 一个顺口溜道：“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说的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吃得谁都怕多干了吃亏，能偷懒就偷懒，赌着气比着偷懒。 另一个顺口溜道：“蔡庄乱，乱蔡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年终结算还没队长。”说的是农村干部不愿意干，动不动就撂挑子。张怀英去蔡庄调查，发现干得时间最长的一位队长顶了两个月，最短的只当了一黑夜。后来张怀英出任运城地委书记，发现这里的问题与寿阳一样。只是顺口溜又有自己的特色，叫做：“在家等撞钟，在村等集中，在地等分工，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于是都不好好干，干部社员一概没有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点头叹道：“干部可是重要哩！” 难题和答案都很明白。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解决不了学大寨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呢？如果不可能每个大队都出一个雄心勃勃的陈永贵，一个肯干肯管肯吃亏的梁便良，一个任劳任怨的贾进才，外带郭凤莲、贾承让、宋立英呢？ 再进一步说，陈永贵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套非经济性的动力机制中获得了极高的报酬。他声名显赫，地位崇高，这是足以令百万富翁垂涎的高报酬。努力工作以获得这类报酬的预期，早在五十年代就影响了陈永贵的理想和志向。但是这等声誉和如此高的地位毕竟是很有限的，究竟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档次的奖赏呢？如果没有这种奖赏，如果获得这种奖赏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掌握奖赏大权的上级领导自己就是靠吹牛拍马爬上去的，陈永贵式的大队书记会大批涌现么？没有陈永贵式的干部前拉后推，大寨道路还能不能走通呢？陈永贵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他满怀必胜信念。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性。” 其实这也是全国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获得的治军打仗动员民众的特殊经验同样成了用于指导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领域的准则。是毛泽东主席选中了最合乎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的大寨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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