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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没什么背景，帮不了你什么忙！”父亲说。 1988年9月我参加华视招考电视记者活动，并顺利通过笔试和试镜（screentest），最后要进入五关面试——新闻部采访主任、经理、主任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等5层关卡。由三、四百人应征，淘汰到最后剩下不到10人，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了上面这段话。少年的我，意气风发地拍拍父亲肩膀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自己来。” 当时，台湾只有3家电视台（不像现在，加上有线电视，已有上百个频道）。它们分别是台湾省政府所属的“台视”、中国国民党的“中视”、教育部和国防部合股的“华视”。 以前要进入电视台，一定要有家庭背景，党政关系良好或是由内部安插。一直到1987年前后，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报禁一开，百家争鸣，电视台也承受很大压力，担心流失观众，更怕漏新闻，所以决定招考新血，电视台的窄门才有了对外开放的时机。 而我幸运地赶上前几波的开放潮，使我这个没背景的女孩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年电视台工作是高薪、风光的金饭碗，加上难得开放门户，所以整个考试过程耗时两、三个月。7月份得知招聘的消息，首先要寄履历和照片，人事部从上千人的来信中筛选几百人寄出回函，通知考生可以参加笔试，考试内容有中英文测验、时事常识、作文、新闻写作（中视还加考三民主义）。考试场面壮观，像联招似的须向学校租借场地，分好几班同时进行。 一个月过后，如果收到回函，就可以到电视台参加screen Test——试镜。试镜内容包括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播报新闻、即席答问（后面几届，还考即席中英文翻译）。 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女孩，哪懂得化妆、造型呢？轮到试镜时，我一早就赶到美容院，请美容师帮忙。不知道只懂得化新娘妆的美容师，是不是也把我装扮得很喜气，总之，经过几个月常常翻看信箱的日子，我又等到了五关面试通知。 五关面试后，还剩下7个人，两个是刚毕业的新人，包括我在内。经过3个月试用，又刷下了2人，而我就正式成为华视新闻部一员。 “我是华视记者，吴小莉，想和部长约个时间做专访，谈谈……”如我所愿，我进入了一个Superpower的媒体，只是我没想到这样的强势媒体，也使我快速成长。工作半年，老师告诉我，我比进入其他领域的同业成长快很多（同班同学进入电视圈，只有2人，我进华视，姜玲进中视）。我也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蜕变，我已不再是徘徊在受访者门口不敢敲门的学生，而是顶着“民众知的权利”光环的电视记者。 做记者，每天像是个二、三分钟节目的制作人，从题材的发掘、受访者和事件现场的联络，到了现场后故事的铺排，画面的呈现和受访者的互动访谈，再到资料收集。 回到公司，写稿、过音、串连访问、初级剪接，我都一手包办。我好奇心强，且工作力旺盛，一天常同时做两三条新闻，结果害得我的摄像搭档既赞叹我的敬业精神，又埋怨我让他工作大多。 也因为这份工作，使我从父母眼中的小孩，转眼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成人。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要我学会开车，自己开车上下班，避免搭乘的士的危险（我最终在她坚持陪我坐的士上班，再慢慢搭公车回家的苦肉计下，学会了开车）。同时也因为我的社交层面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因此被认定是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家中大事的咨询对象。 华视记者的生涯，给我最好的训练是，我几乎认定，没有采访任务是完成不了的。这种坚定的使命感，曾使我凭一个电话号码，便找到了受访者的住所，而且完成了我的新闻故事。 也因为在台湾，做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地位崇高（现在频道众多，市场和人员素质比较参差，但当年3家电视台可是金字招牌）。倘若心存有疑问时，常一个电话打到委员办公室寻求解答，再不索性杀到部长办公室直接问部长。李登辉出巡时，我也试过追到他身边，大声提问，结果他兴致高昂，高谈阔论起来，身旁侍卫也不便拦阻。加上每个部门的主跑记者都是同行或同仁，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整体资源。这种海阔天空任你纵横的满足，的确实现了当初遇有不公即能伸张，遇有不解即能解惑的理想。 但做记者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不说，为了守候一条新闻、一个访问，在门外、在风雨中苦等三、四个小时绝不出奇。同行中的情谊也都是在这样的守候中建立的。大家等闷了，便拿起访问用的麦克风大唱卡拉OK，而我最喜欢用台湾名歌手潘越云的这首歌，描述当时的心情：“痴痴地等，你让我痴痴地等民众每一次“知的权利”，都是媒体同业用生命光阴换来的珍贵过程。 我不是一进华视就懂得如何做华视记者的。为期两周的“新兵训练”，教我们如何在编辑室里社会化。两个刚毕业的女生立刻扮起大人，剪短了头发，穿起短裙和高跟鞋。训练后我们进入采访组，做实战作业。有幸的是带我们这群新兵的，是辅大的学姊、当年的企划组组长、还曾任华视新闻部外电组组长梁蕾。 梁蕾是资深记者，新闻sense（新闻感）非常强。我们这些新兵刚上线，没有主跑路线（怕我们漏新闻），能不能出机跑新闻，能不能上新闻，就要各凭本事。每个人都为此战战兢兢，刚进华视前半年，沉重的压力，令我的体重直落四公斤。 偶然得知阳光基金会（台湾一个颜面伤残者民间组织）想成立阳光社区，让烫伤面孔的小朋友聚居，但却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反对，唯恐家中孩子看到颜面伤残儿童会害怕。这类新闻在电视台绝非主流，但我却觉得很有人情味，可以做专访。征得梁姊同意后，我争取出机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出机，和我同行的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摄影记者（因为资浅者早就被派出门，只有资深者留守家中，等到我们这些新手找到资料可以出门时，就只有动用老牌的）。那个画面可以想见，“笨乌配老乌”，我这只笨乌哪调派得动连资深文字记者都认为比较难“搞掂”的partner合作者（在电视台，通常是文字主导新闻走向，摄影记者负责画面拍摄，华视早期摄影记者还负责剪接，一条新闻成形虽然由文字统筹，但是电视是影音媒体，没有了影像一切均白费，文字和摄影的紧密合作和友好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结果这个阳光下的第一次，因为还不懂要拍什么画面，做新闻时才发觉影片不足，所以没法上电视，只成为作品收集。 第一条成功在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是我听说台湾经济部有一个降税措施，当我把这个线索告诉当时的采访组长李继孔时，组长说：“这就是新闻了。” 刚巧跑财经线的记者去做别的采访，我就有机会完成这条新闻，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视新闻中出现，是既紧张又害怕。事后觉得，电视上的声音怎么这么尖锐和生硬，这就是我第一个电视作品。 “小莉，有件事和你商量。”朋友从台北打电话来。“什么事，这么严肃！”我说。 “最近碰到一个恶霸公司拖欠尾款不付账，我一位朋友听了气不过，说要召集他洪门的弟兄连署抗议，帮我讨回公道。”她紧张地说。 我听了大笑，这位颇富正义感的朋友，大概仍以为洪门是古时候的黑社会帮派，一听到“洪门弟兄”心里就想：“不好吧！做生意，还要动用帮派力量。” “别担心，洪门是源自清朝的一个民间组织，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帮派，况且他只是帮你召集朋友连署抗议，又不是动刀动枪，这些洪门弟兄，很多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他只是帮你壮声势而已！”朋友听了我的解释才稍微释怀。采访洪门，是10年前，还是华视新人时。 随着时代转移，洪门早就不再负有像，“反清复明”的结社意义，但是在台湾仍有许多成员，由于平时低调，所以洪门一直被蒙上神秘的面纱。 1988年，洪门计划登记为正式社团组织，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透过报社朋友帮忙，联络上一位洪门分会大哥，他愿意让我们拍摄洪门入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洪门中人和洪门分会在台湾电视上亮相。不过采访过程仍然很迂回。 我们遵守规定，在一个地点会合，采访车再跟随一辆“指路车”，到达位于台北县一个较偏远的住宅区。 洪门分会和台湾民间庙堂有些类似，拜奉象征忠义的关公，负责人身著武术装扮的轻装，腰系红带，入会仪式井无特殊，洪门弟兄笑着说：“洪门本来就不特殊，我们不是帮会，只是清朝留传下来的一个义气组织。大家意气相投，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现在早已没有像反清复明那样宏大的目标，也没有结党结派的目的。” 在场的洪门弟兄说：“海外也有很多洪门子弟，因为华人到了海外更需要团结，”他甚至偷偷告诉我，如果你到华人社区，吃饭时，将食指半曲，双手平放在桌上；或是和别人握手时，半曲食指，对方若是洪门弟子，就会知道你也是洪门中人，彼此心照不宣。但是一旦你需要求救时，洪门弟兄就会互相支援。 他们说：“在台湾有很多洪门子弟，各行各业都有，包括演艺界的许多人。”据说也有政治人物参与，只是都没有公开活动而已。 还是新闻新鲜人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又半信半疑。当晚的华视新闻就出现了一则名为“揭开洪门神秘面纱”的故事，由洪门中人现身说法，因为洪门的故事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播出后的反应不错，我的采访组长也颇为高兴。 那次采访，我和一些洪门弟兄成了好友，洪门大哥还笑说：“哎呀！收你做十三妹好了！” 我当场回敬：“好呀！但是我要先试试你教我的洪门势到底灵不灵！”不过此后，每次和别人握手，我老是忘要试用“半曲食指”的秘语。所以至今，没找到一个散落各地的洪门人，而我当然也做不成十三妹啦。 “开枪啦！开枪啦！”一位观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电话到华视新闻部，接电话的正巧是我。他继续说：，昨天深夜，有偷渡客想坐渔船闯关上岸，海岸防卫队开枪，有人受伤啦！”我问：“你在哪里？”“澳底！基隆澳底！”说完，“叭”地一声电话就断了。 l988年底到1989年初，正是偷渡客利用渔船偷渡到台湾的高峰期。当时盛传，每到夜黑风高，海面起雾时，台湾基垄花莲和高雄的外海就会有万船齐发的场面，许多渔船抢滩登陆。因为从没有媒体拍到，所以无法得知真伪，但是，在岸上查获偷渡客时有所闻。这回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也不知其真实性。还是新手的我，赶快上报采访组长。组长对我们这批新人不错，尤其是我，平时总是笑容满面，无忧无虑，年纪又小，继孔大哥（当时采访组长）把我当小辈一样疼，又因为个子高，他老叫我“傻大个儿”。“今天就到澳底玩一玩，看看基隆外海，如果现场没有什么事，中午就吃吃海鲜算了。”他说。 于是我们一组人（台湾电视采访通常3人一组，分别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一名司机兼助理）赶到位于台北北面的基隆澳底渔港。到达时已近中午，渔民已经出海，但是岸边出奇安静。好不容易发现有人，赶快开口问：“借问一下，昨晚是不是有偷渡客被捉受伤？”村民像难以启齿，连忙摇手：“咩哉样！咩哉样！”（台语，不知道的意思），然后逃也似地离开。我们心中开始怀疑，但是逗留10分钟，仍一无所获。终于有村民遥指靠近海边的一栋民房说：“在那里啦！”“是不是有人被枪打伤？”我问。“有呀！海防开枪警告不要上来，就不小心打到啦！送到医院去了，其他的就在那里了。”村民说。 我们赶紧往目标屋前进，这时看到一群人被眼罩蒙注了眼（可能怕偷渡客看到台湾海岸线），手则绑在前方，拉住前一个人的衣服，一个接一个被带上大巴士，将被送往专门收留偷渡客的靖庐拘留。 那时台湾老百姓没有见过偷渡客是怎么被押送的，而我们拍到独家画面。但不久就被负责押送的宪兵发现，过来喝问：“你们干嘛？” 那时台湾刚“解严”，海岸防卫刚由警备统部交到警方手中，宪兵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是一切照上级指示办理。 我们担心“秀才遇到兵”会有理说不清。我的摄影记者是老资格的廷勇大哥，他向我使个眼色，表示“我来处理”，他镇定地回答说：“我们在拍渔港。”宪兵问：“你们拍到什么，把带于给我，”我们说：“什么给你，新闻自由呀！”宪兵说：“你们不能走。” “我们把摄像机带回车上，我跟你到你们办公室，你打电话请示一下好了。”廷勇大哥说完，再跟我使了个眼色。 我们都知道要保护这卷录像带，我和助理往采访车上走，一个宪兵跟着我们，距离七、八步，助理悄悄跟我说：“假如他们真要硬来，没收带子就糟了。” 我说：“你把带子给我，我去找间民房上洗手间，然后放在民房里。” 助理阿良机灵地把一卷空白带子放进摄像机，随便对着海边拍些镜头，以防这些大兵如果真格抢走了带子，也不会怀疑我们调过包。 然后，我把先前拍摄的带子放到我的手提包里，跟大兵说要上洗手间，他果然继续跟着我，看着我进一间民房借用厕所。我把带子放在洗手间的夹板上，也不敢和主人多说什么，只道声谢便离开。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怕赶不及回公司做晚间新闻，打电话回办公室求救，让公司交涉放人。稍后公司交涉成功，宪兵让我们走，我再回到那民房的厕所拿回那盒录影带。整个过程就像谍战片一样。 晚上新闻播出后，我们都深受震荡，因为这样赤裸裸地见到偷渡客被捕之后的待遇。我在偷渡客鱼贯走上巴士时，同时留住了现场渔民的现场声（natUre sound）：“就是这样呀！昨天夜里还听到有人叫得很凄惨！” 事后，有关单位曾经来电关切，但这就是电视，一个影音俱全，无可抵赖的媒体。在这之后，就再没听闻有偷渡客受到类似对待的情形。 当时我人行才四、五个月，这是我第一个独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爱看侦探小说的侦探欲，让我觉得原来做记者也可以做得如此刺激！ “电视记者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待遇高。以台视为例，每年年终奖金有十几二十个月月薪。”讲台下一片哗然。讲话的是前台视主播，台湾资深电视新闻人李四端。我大三时，他在辅大教“电视新闻”这门课。这段高薪资的开场白已经吸引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的注意。 “社会上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不错。”他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来摸你的头，说你棒，说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满足现况，如果不警觉，渐渐会成为一只大肥描。”台下一阵哄然大笑。一来是因为老师具象的描绘，二来是同学们看到老师日益发福的身段，有所联想。一直到我自己也从事这份工作，才深刻体会李四端当年的“有感而发”。 进华视半年，对做电视新闻的技巧已完全掌握，反而对每天例行式的出机、赶新闻、上新闻、陀螺似忙碌的生活有些茫然。 我再回到校园，找当年和学生感情很好的杨志弘老师讨教（杨老师现为铭传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的工作人人羡慕，有什么不满意?”“没错，我每天接触很多人，很多新鲜的事，但是每天input（输入）立刻oiitput（输出做新闻），我觉得自己像个电脑荧幕，关了机就nothing 1eft，没有东西留下来，已经空了。”我说。 老师笑着看我：“不错，有人做了一辈子电视，也不觉得自己不足，你才做半年，就发现了问题，”这使我突然想起李四端老师的“肥猫理论”。但是，要怎么办？ “读书，对你有兴趣的问题深入研究，还有别忘了，你做的是电视，如果不出镜，你永远是45秒钟新闻，那只拿麦克风的手。”杨老师说。 我开始再念书，同时努力让采访对象不只因为我代表的强势媒体而尊敬我，更因为我报道的表现而乐意继续和我做朋友。 “小莉，今天晚上有什么好东西？”前华视资深主播、也是辅仁大学学姊李艳秋，每晚上新闻前常问我，因为我会做些很有趣或是画面感、现场感很强的新闻。 李涛（台湾TVBS无线卫星台总经理、也是李艳秋的先生）更笑着跟艳秋姊说：“我这个‘秀’王离开华视后，就由小莉接任‘秀’后了。”（李涛在做记者时期，也是以擅于运用现场感做stand up现场报道著称。）当时华视新闻部经理黄新生更是常对杨志弘老师说：“你为我们训练了一个好手！”没多久，黄经理突然走到我跟前：“小莉，如果让你播新闻，敢不敢？”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敢呀！”我心想：“有什么好怕的！” 黄经理满意他说：“好！下星期开始，每天早上先试播5分钟晨间新闻，”答应之后，我才发觉手忙脚乱。我没有化妆品，也不会化妆，还要找适合的衣服。热心的导播开始教我化妆，甚至把自己私藏的化妆品捐了出来。 1998年4月，进华视第七个月，我第一次上主播台。第一天播完新闻，导播问：“紧不紧张？”我说：“还来不及紧张，5分钟新闻，刚坐上去，在亢奋状态，等到开始要紧张时，就准备下来了。” 就这样每天来不及紧张，训练了几个月，黄经理有一天又走到我跟前：“小莉，准备好播午间新闻了吗？”我直率他说：“没问题！” 但这回可不是五分钟新闻，而是30分钟的现场直播，尤其中午新闻截稿时间紧，所有稿件是最乱，消息最新却也最急的，常在播这条新闻时，下一条新闻才来，或是开播前3分钟，头条才到，播报难度事实上比晚间新闻还高。 第一天，编辑台照顾我这个主播台上的新手，要求所有记者提早截稿，让我能较从容上常后来他们发现我能“接招”，也就慢慢恢复常态，曾经有一次我才采访完一条新闻，正在编片子时，黄经理突然要我救急，因为当天轮值午间新闻主播的同事身体不适，勉强上场担心现场出问题。我看看手表，只有20分钟，新闻就要开播，我用了10分钟化妆、梳头，5分钟顺稿子，5分钟上现场准备。 五、四、三、二、一，Cue，“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新闻开播了，我依然微笑自信地和观众分享发生的大事，但是每到进新闻片时，我却是争取时间去了解下一条新闻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谢谢您收看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明天再会，”30分钟下来，我像打完仗一样疲惫，但是让观众看不出幕后工作的紧张和紧急，我心中却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也是现场节目对我永远的魅力所在。 华视新闻部尽心培养吴小莉 由于主播李艳秋休假，华视晚间新闻一连5天由新记者吴小莉主播。为了提携属下，经理黄新生更一改过往习惯，逢人便夸赞吴小莉在播报台上的自信与稳剑为了让演出尽善尽美，华视新闻部的同仁特别在播报前将所有的新闻带都过好音，以减轻吴小莉的负担，此等照顾据悉是吴小莉平日不错的人缘所至。 而制作人刘奇伟更酝酿了一脑袋的笑话，准备在每晚她准备上场前的时间，来转移吴小莉的压力。为了塑造一名主播人才，华视有关人员的心情可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希望每次挥棒，都能将爱将打入观众的心坎里，吴小莉就是这等待多时的第一棒。 （摘自1989年台湾《联合报》）这是1989年台湾《联合报》上的一篇报道，当时我进电视圈才快一年，一路从播报晨间。午间新闻走到Main News晚间新闻。现在回头想想，所有的磨练，真的都是新闻部领导有计划的一步步培养，在周围同事的关怀照顾下，隔绝了外在一切不利影响，让我有机会从隔壁邻家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自信稳健的女主播。 眉清目秀常展微笑 “小莉长得眉清目秀，无论是何时何地总是以微笑待人。记得她刚上新闻主播台时，以一口标准的国语为大家分晓天下事，好像是隔壁家青涩小女孩在说故事，然经过岁月的磨练及小莉自我不断的提升，她稳健的台风，已经伊然有‘女强人’的风格。” （摘自台湾新生报《现代美女风华录》1991年3月7日）从外界质疑：“华视怎么让新人播晚间新闻？”到的士司机见到我搭车赶去做新闻，坚持不收车钱：他说“因为你们每天奔波跑新闻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大事，太伟大了，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一天新闻部收到一箱署名给我的大包裹，里面装着满满的录像带，都是我播报新闻的模样。有心的观众还将它分日期、分时段，并且经过剪辑，剪掉了所有新闻片段只留下我的播报，他说要留给我作纪念。这可乐了我最忠实的观众母亲，她说：“我还没办法这么专业，这么忠实守着电视机，保留这些资料呢！” 而我这张脸，也开始成为华视新闻的通行证。一次采访一个秘密新闻，因不能开采访车，而开了辆黑轿车。在路上超速行驶，被警察拦了下来，司机助理赶紧摇下我这面的车窗：“小莉，赶快让他们看到你！”我伸出头去灿烂一笑：“对不起，赶新闻！” 热心的交通警察赶快挥挥手叫我们先走，还示意后面的车，慢行让路，深伯我们赶不上新闻播出。由于在华视新闻部快速窜起，我也成为平面媒体热衷采访的对象。 “电视记者常予人高不可攀的隔阂感，人际关系往往也只限于采访需求。但华视记者吴小莉，却不愿如此受限，她希望在电视记者生涯中，能得到人生最大的资产——友谊。所以吴小莉常以小卡片来传达她的问候和关怀，给采访对象一份惊喜。” 吴小莉的‘卡片传情’，在电视记者中非常少见。她的亲切和诚心，也为她赢得‘甜姐儿’的封号，”“吴小莉的好脾气、好人缘，使她拥有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这也是她进入华视一年多，就能坐上主播台快速窜升的原因和条件。” （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0年8月28日）为什么选择栽培我，是我现在开始回想的问题。我想；第一是时机，那时台湾新闻圈欠缺新生代主播接班，所以，我们这群“新血”一进新闻部，事实上已经是在玻璃屋内接受观察。而所谓的好人缘好脾气，可能因为我只懂得埋首做事，在工作上有进取心，却没有攻击性。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已经不是今天能不能上新闻，而是能上几条新闻？那条新闻好不好看，有没有做到独家？ 我一直记得艳秋姊在我们“新生训练”时说的那段话：一个好主播，一定要先是个好记者。因为他在第一线跑过，才知道第一线工作者的甘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样才会是个Ancor（主播），而不只是个Speaker（播音员）。 这也是为什么在做主播10年后的今天，当大事发生时，我仍乐意到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样，才能感受大事的存在。而也或许因为我选择先做好记者，没有一步登天想做主播的野心，才使我很快地不只是电视新闻里那只拿着麦克风的手，在踏上主播之路时，更为迅速而顺畅吧！ 我的摄像伙伴 “小莉，明天开始你主跑交通线，和贾老哥一组。” 交通线是公认“很肥”的路线，掌管陆海空、电信、邮局、捷运、高铁等各个有钱单位。别的不说，航空公司每年出国考察，都少不了媒体的名额。 这么肥的缺，怎么轮得到我这个新兵？后来考究，原来交通线的资深记者转调别的部门，他和交通线的摄像记者贾冠庆（华视资历数一数二的资深摄影师，现任华视新闻部采访组副组长）商量：“选小莉这个傻大个，没什么心计，好带！”因此，我就被钦点接班啦！ 但这又是新手配老鸟，加上贾老哥是公认的铁面公子，生起气来，拍桌于骂人时有所闻。许多人跑来安慰我，连当时的企划组组长梁蕾也担心我“罩不妆，跑来给我打气：“没关系，贾老哥脾气不好，但是人是好人，你自己小心顺着他一点就好！”弄得我更加恐慌。 最后，我发现，贾老哥是“刀子口，豆腐心”，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做新闻，他只会从旁提点，教我不少电视记者出门的基本动作和“画面也可以说故事”的概念。 有一次到板桥拍摄一个防洪工程的新闻。回程路上，突然看到一栋大楼外墙的楼梯间，人龙从九楼排到了一楼的壮观场面。他二话不说，扛起摄像机就拍。拍完后，他说咱们去看看。原来九楼有一个证券公司，当时台湾股市刚飙升，许多人上午都放下正业，翘班跑证券行买股票。 就这样，在贾老哥对画面的敏感下，我们又带回了一条新闻。 这个当初被他钦点的小孩，虽然尊师敬老，符合他“好带”的要求，但是却非常“多产”，通常当别的摄像师剪辑完成一条新闻，可以休息时，贾老哥却在帮我剪第二条新闻，而我还在创作第三条新闻。每晚赶两三条新闻是常事，有时赶急了，他会埋怨“别那么认真，你不能像别人一样，只做一条新闻呀？” 说归说，毕竟是老新闻人，贾老哥身上的新闻细胞，还是被我这个因为刚人行，正兴致勃勃投入的新手给感染。每次看到“吴小莉、贾冠庆的报道”字样频繁在电视上出现，他还是十分骄做。 一位摄像同仁就对我说：“贾老哥只和两个人合作愉快，一个是李艳秋，一个就是你了，”同事更笑着谢谢我：“小莉，多亏你让贾老哥这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们发脾气了。” 后来，贾老哥升任采访组副组长，我不再有机会和他一起跑新闻，我也逐渐从笨乌变为老手，肩负提携新摄像的任务。但是我永远记得，一次火车意外，当场撞死路人，我们到达现场时，罹难者仍挂在栅栏上，贾老哥立刻叫我摘掉眼镜，去旁边查问相关资料，不要靠近现场，他去拍画面就好。这就是我的搭档，一位亦兄亦友，引我入电视摄像殿堂的老师，我也永远怀念：“这是华视新闻，贾冠庆、吴小莉在各地报道”的那段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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