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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视前新闻主播吴小莉昨日告别台北的新闻生活，飞到香港为十一日中午卫视中文台新节目‘台湾财经眺望’亮相，她在饯行记者会上以‘世界观’、“国际观’自期，希望在两岸三地关系日趋密切之际掌握先机。” （摘自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7月8日）“甘国亮表示，首次见到吴小莉，对她极具亲和力的态度，自信沉稳的表现及专业素养印象深刻………“卫视中文台昨（七）日举行酒会，欢迎前华视新闻主播吴小莉正式加盟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在会中赞许吴小莉是一个具亲和力、自信、独立的女孩。” （摘自台湾《自立早报》1994年7月8日）吴小莉赴卫视甘国亮来台欢迎昨午搭机赴港迎接工作新挑战“昨天下午搭机离台，前往卫视发展的前华视主播吴小莉，昨（七）日举行行前记者会，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并亲自来台欢迎吴小莉的加入。吴小莉说，知道此行所面临的是个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挑战需克服，但也未尝不是个新的转机。” “由华视新闻部转往卫视发展的吴小莉，是在卫视主动联系之下，到香港中文台，与相关主管会面，由于吴小莉具有新闻从业背景，而且台风稳健，人又长得甜美，本身对于转往卫视发展的兴趣也相当浓厚，因此，便谈定了前往卫视的发展计划。 在昨天卫视为壮其行色所举行的记者会中，吴小莉坦言，到卫视之后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势必得适应一段时间；而且其新主持的财经报道节目，在中文台也算不上‘主流’节目，做新节目的压力与辛苦，自己都有心理准备，但为了扩展自己的视野与发展空间，她愿意接受这份挑战。” （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7月8日） 吴小莉动作归零，心情有点恐慌 “卫视中文台昨天在台北凯悦饭店为吴小莉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但是吴小莉却是怀着‘嫁作人妇’的心情，向参加宴会的新闻界好友‘道别’。吴小莉说，此次赴港加盟卫视，离开亲友独自过活，面临的是新环境、新生活、新工作，心里确实有点‘恐慌’”。 “吴小莉又说，不过对于她即将面临的新生活，她已经调整好她的‘归零’动作，纵使前面有很多阻碍，愈是冒险的工作，愈能感受到成功的满足。” （摘自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7月8日）1993年7月7日，我带着一个黑色的小行囊，来到了台北凯悦饭店，参加卫视中文台为我举办的欢迎会，也可以说是我告别台北朋友的惜别会。除了电视圈的好友来相送外，台北当时叫得出名字的报纸、杂志几乎到齐，小小的会场挤满了五六十人。 事隔5年，我本来已经忘了那时的感受，但是在翻看新闻剪报后，当时背着小行囊走天下，既勇敢心里又没底的：‘壮士”心情又回到我的脑海。这是我人生极大的转折，现在回想，也不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华视高薪闪亮的金饭碗，放弃台湾熟悉的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只身到一个语言不通（当时我完全不懂广东话），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环境，而我也明明知道，新开播的卫视不论设备、人力、物力绝又，没有老牌的“华视”好，但我还是决定搏一搏。 这个决定，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因为我是3家电视台第一个跨足新兴媒体的现任主播，被台湾新闻界称为“中生代主播离家出走”。 卫视招手吴小莉率先跳槽 “在面临诸多‘外患’压迫的紧张情势下，三台不仅不再居以往垄断事业的强势地位，观众群被瓜分尽管已是三台相当关注的问题，防止中生代接班人才因而逐日流失的因应之道，更是刻不容缓，倘若不赶紧改进人事制度上的缺失，吴小莉跳槽事件，还会不断上演。”“吴小莉事件是个警讯，正警告着三台，‘外患’除欲瓜分他们的市场外，也正着手准备啃蚀他们的‘根’。毕竟未来的空间广阔，可任由满怀理想的电视人优游其间，而不再受三台摆布、掌控。” （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6月24日）台说说话：“今天以前的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和在场的媒体朋友一样，是来参加记者会的，今天，转换角色，我站在台上接受采访还有些不习惯……”抱着腼腆、期待的心情，我回答了所有媒体的疑问，为什么抛开台湾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高薪到香港去。 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 1992年，卫视刚进入台湾市场，积极和各方交往。作为境外媒体，寻找台湾“熟悉”的亚洲新面孔，是打入当地市场最快的方法。在这个因缘下，卫视高层和我做了第一次接触。当时没有具体合作计划，我也是基于职业习惯的好奇心，想了解卫星电视这种新兴媒体。 大家一起时聊电视，聊市场，相谈甚欢。往后几次都是以结交了香港朋友、提供台湾电视市场资讯的心情进行往来。 1993年5月，卫视正式向我提出邀请，希望我从7月份开始到卫视主持财经类专题节目《台湾财经眺望》。朋友归朋友，但真要进行合作，就得进行“长考”了。我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当时的我在华视工作已经4年多，每日新闻的例行和琐碎让我的成就感渐失，就像新闻部的学姊梁姊（前华视外电组组长）在跑了8年新闻后说的：“我一定要从采访第一线上退下来 转换转换，因为我一出门就知道今天会碰到什么人，这个人会说什么话，我可以出门前就把稿写好，只要回来把访问往里头放就成了。” 当一切可以变得routine（例行）时，工作就失去挑战和乐趣。我刚开始思考做些有深度的专题，因为这样才可以累积，并且告诉自己是时候再去念念书，充充电了。所以，卫视接触我时，我其实正在进修考托福，计划赴美念书。卫视的邀请打乱了我的计划，却提供了另一项选择。 我首先和家人商量，想不到，平时最舍不得孩子离家的母亲竟然第一个赞成，因为她说：“反正我在电视上看得到你！”比较于我去美国念书的山长水远，坐飞机只要一个小时的香港已经是很近的地方，而且她的条件是“不怕，都在我的‘可视’范围。”自此，母亲开始研究卫视节目，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她就已经对卫视“批评指教”！“了解行情呀！”她说。父亲则比较实际，他一向赞成妻以夫为贵，女孩能做事就好，不要太能干。“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香港你人生地不熟，所有关系和朋友都要重新建立，我担心会耽误你自己组织家庭！”他说。 父亲果然聪明，知道我的个性完全像他，一旦投入工作，就是没眠没夜，昏天暗地，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常常无法照顾，更何况到了他两老都鞭长莫及的香港。 眼看他想尽快把6个女儿都嫁掉，了却他肩负女儿幸福重任的愿望，因为我的考虑远行，而又不知何时才能实现时，当然，他要先提点提点我。但最终拍板，还是得靠自己。就在我思考犹豫时，华视派我赴大陆采访，和台湾民航界代表到上海参加“两岸通航研讨会”。 之后，我还转赴内陆成都，到训练机师的成都航空学校参观。一向喜欢飞机的我，当然欣然应允。那是我第一次到大陆，而这趟“上海——成都”之行，也改变了我后来5年的命运。 第一次到上海，住在扬子江饭店，研讨会也在那附近召开。首先，上海给我的印象是每天傍晚要由开会的郊区（至少我当时概念是），赶到在市区的旧上海电视台传送卫星。将新闻送回台湾是件最苦的差事，因为南京东西路的塞车状况非我能想象，当时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一个灵光的“的士”司机，任他往大街旁的小巷钻、住家的后门过，经过没有路灯、黑黝黝的小路，哟！他就是能在截稿前把你送到！ 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才有空当，一伙台湾来的“刘姥姥”在南京东西路上，硬是要步行走上10里，想找寻当年十里洋场的风貌。静安寺的小吃、外滩建筑群的万国博览会、和平饭店里的爵士乐，都使我乐而忘返。 在上海友人陪同下，我们沿木梯爬上二楼，参观了当年和平饭店开个窗还会轧轧作响的客房，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老和平饭店还是让我们来怀怀旧就好，如果真要住在那，可能会“姑娘怕怕！” 带着上海的繁华印象，这个台湾航空团搭乘西南航空班机转往成都，由于团员不是航空专家，就是航空公司负责人，所以机师知道有同行在，立刻将飞机转成“自动驾驶”，离开驾驶舱到乘客区和这群台湾来的朋友聊天，我看着“无人驾驶”的飞机在几万尺的高空翱翔，心里有些发慌，老想帮忙“结束活题”，大家可以各就各位；机师看出我的忧虑，笑着说：“这一带地形比较空旷，不过马上进入山区，我得失陪回座了！” 没多久，飞机进入四川盆地周围山峦，只见机身突然向右大幅度倾斜，我望向窗外，整片地表几乎和我平行，可以清楚看到山川纵横的烙樱没多久，机身开始向左倾斜，显然机师在造福左面的乘客，舱内响起掌声，我们猜想，这位帅气的机师，是想为同行表演一手！ 但是这对我的震撼却是：从沿海到内陆，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而我也终于明白，幼时喜爱苏轼：“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气魄是从何而来。 相对于上海，成都显然宁静纯朴得多。在饭店洗手间，因为没有一元零钱，我把皮包里仅有的10元散钞，交到卫生间守门的嬷嬷手中，她看看手中的钱，竟然拉着我的手，诚恳地不断说谢：“小姐，您真是活菩萨！”我有些羞愧，为自己过去的浪费和不知惜福航空学校的采访，极为成功。校长骄做他说：“大陆的民航机师多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在航校，实际飞行非常重要，选在成都，就是因为机师只要能飞过四川附近险恶的山岭，以后飞民航机就轻易得多。 航校有自己的训练机，飞行训练分初级和高级；高级班要翻山越岭，到达云南等其它基地；初级班，就在航校机场练习起降。 我和摄影记者获准“免费”搭乘训练机到成都上空鸟瞰一圈。说免费优惠可不夸张，因为虽然是学员练习起降，航空学校为贴补校用，还开放给没机会坐飞机的民众试乘，每人收少许费用。我就看到一家大小排队坐飞机，他们当做是假日旅游的重点项目。摄影记者问我：“他们知不知道，这可是新手驾机，一点都不好玩的？”“嘘！我们也要上飞机拍摄的，别乱说！”我心虚地回应。所幸，上了飞机，看到刚接受我访问的教练正坐在驾驶座旁，心中顿时安心不少。 飞机安全降落，全体乘客鼓掌，我们也完成专题的拍摄，航校校长热情的问：“吴小姐，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电视上那个卫视台看到这个节目？” 对四川的朋友来说，凡是说普通话的境外媒体可能都是一样的。我笑着回答：“好呀！我下次在上面做节目给你看好了！”大家都满意地笑了，而我心中，却已做出了决定。 多年后，和我一起出差成都的台湾报社朋友再遇到我时说：“原来你当时在成都说的话，不是开玩笑！” 回到台湾，我心中已经决定接受卫视邀请。因为我突然发现，在儿时地理课本中读到的三川五岳里，有这么多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中国人，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好大，我可以做更多好看的节目，给亚洲更多的中国人看，当然包括我在台湾的父母亲（卫视当年涵盖范围包括大中华的大陆、香港、台湾，北到俄罗斯，更远南到印尼、马来西亚，西到中东，东到日本）。 开始口头向公司好友询问意见，林副理知道我要走，只说：“如果你要去公共电视，我不赞成；如果你要去念书，我也反对，我也念到硕士，那又怎么样？但是你说，你要到卫视、到香港去看看，我就不会拦着你！”停了半晌，她补充说：“不过，香港有‘九七’的问题，怎么办？” 我为林副理站在我立场想问题的知心而感动，我笑着回答：“我就是想去看九七，这是百年碰不到一次的事，做为社会工作者，如果只在九七年才到香港报道事件，就无法深刻了解香港社会的改变，我还有4年的时间去看看香港，了解香港人。我相信，我看到的九七会比较真实！”她不再坚持，只说：“那里如果不好，你就回来！” 不再是领导后，我们反而成了忘年之交的好友，因为我一向不太爱接近领导，担心被人说逢迎拍马。但是退远一些，我反而把她当母亲一样尊敬。她知道我想念台湾的蚵仔面线，便把家中珍藏的即食蚵仓面贡献出来，并告诉我：“买点大肠，蚵仔加面煮，味道像极了路边摊的蚵仔面线。” 香港回归时，她率领华视大队人马到香港。大家碰面一起吃饭，她关心的不是我的工作，她从来不用担心我的工作，只象家人般询问我的终身大事，我总是调皮地反问：“礼金多存凡年，给我的红包是不是就更厚些？” 华视同仁为我办的惜别会上，我走到当时的采访组副组长匡敏师父那儿——我们都简称他师父，因为他是资深的摄影记者。他除了是新进摄像同仁工作上的师父外，每个人更必须经过和匡敏师父学喝酒的洗礼，什么深水炸弹（绍兴加高粱）、表面张力（酒满到表面张力的平衡状），必须一一试过，才能过关，我是唯一不受教的，因为我真的不懂喝酒，他也就从来是“小莉喝茶！”别人喝酒。师父只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到了香港，我们就照顾不到你了，自己要小心！” 刚到香港工作，一次师父到香港和商界朋友聚会，硬是要找到我参加，我知道他不只为了人多好热闹，他是担心我刚到香港没有朋友，他想尽力去延续照顾这位小朋友的力量：“这位大哥，人不错，有问题可以找他，就说是师父说的！” 一直到几年后，他看到我这个小朋友自己生存的不错，师父再到香港玩，我就不一定会被知会了。 和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一样，大家都支持我的决定，却不一定看好，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或许人在思考时都像个哲学家吧！一天，我和朋友相约在华视大楼的喷水池前等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有机会细细品味喷水池的水是怎么样往上走的，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水柱永远不会停在原处，因为没有下一个力量把它往上推，它就会drop往下掉。 “留在原地，就是退步。”我这样告诉自己：“必须往前走。”即使我知道此去可能喷得更高，也可能就此失去它的支柱，散落成一滩水滴，但我愿意把机会交给自我做过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到香港真的“水土不服”，那我就照原订规划去美国念书，别以为我是个只为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其实，我也很理性的，为此我曾和美国的老师联系过，“有海外实务经验的学生，学校更乐意收。”老师这样答复，这给了我大胆的决定，留了个退路。 第二天，我就向华视正式递出辞呈，心里唯一挂念的是怎么向照顾我的领导交待。当时一位副采访组长找我谈话：“如果我有能力，我会想尽办法把你留下来！” 真的感谢华视给我的一切，那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我永远不忘。向当年的张总经理辞别时，总经理给了我一个红包，表示对我这个华视员工近5年工作的谢意，离别前他说：“有空回娘家看看！” 后来我返台，有机会去看望他，他不忘说：“香港比较湿，把这个带去，插电就可以用，很方便！”原来是个小型除湿器。 （摘自1993年6月30日《中国时报》） 吴小莉今最后一次播报华视新闻，随即赴香港卫视主持财经节目（摘自1993年6月30日《大成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就是今天的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后会有期。” 1993年6月30日我完成在华视新闻中最后一次的播报，因为当天平面媒体的报道，许多朋友好奇，我会如何和观众“道别”。但对我来说，我不是离开，只是转换跑道，我没有道别，只强调“后会有期”。新闻播完后，一位老妈妈声音的观众打电话来：“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华视欺负你？”说着说着还听得到对方似乎哽咽，吸着鼻子的声音，我安慰她：“我没有要离开你们，以后你还是可以在卫视里看到我！”“怎么看得到这个频道，我不知道？”她说。“问问你孩子，他们一定知道！”我说。 “好，我问他们看看！”几经劝慰，她终于抱着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得到我的希望，安心挂了电话。而我当时的心情是，虽然我人要离开台湾了，但是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的观众，所以我没有诀别的难过，只有背起行囊闯天下的期待。 庆祝欢迎会后，我真的拿着黑色小行囊，跟当时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飞到了香港，我这个被甘国亮称为像是台湾嫁过来的女儿，除了自己外，是什么“嫁妆”也没带，“反正香港什么都有得买，旧衣服刚好贡献给众家姊妹们，我乐得到香港采购新装！”我这样对母亲说。 因为当时的香港，对我来说，仍只是每半年会来抢购一次衣物的“购物天堂”。直到我被甘国亮送进了饭店，打开了行李，我才意识到，这次不是来玩5天就可以“回家”的了。 卫视体谅我，初到香港是个无壳蜗牛没有栖身之所，所以先安排我住进酒店（饭店）两个星期，以方便我找房子。所以，前两周我仍有些来此度假的错觉。直到在中环半山附近找到了自己的小窝，才在同事帮忙下搬到了新居。但是，我没有“安居”乐业的感受，反而有要自己一个人在香港自力更生的醒悟。想不到，小时候父母说女儿出嫁前不准离家住的规定，不但被我打破，还离家500里，一住住到了隔海的香港。离开了姊妹成群热闹的家，我才知道，原来寂寞这个名词是真有其事。在香港第一个落脚地，美其名说是家，不如说是几面墙，真的是家徒四壁。 屋主是新任业主，没有经验，碰上一个更没经验的租客一一我，所以情况是房子刚装修得漂漂亮亮，但是家具，电器一应俱“无”。 我搬去的第一天，得先买个床垫，不然就得睡地板，虽然是7月大热天，但要传到我母亲耳里，可不让她心酸难眠才怪。上班第一件事是拖着同事帮忙买床垫，这是我的第一件家俱，严格说起来是半件，因为床还在订做中，朋友给我忠告：“先去买个收音机，晚上家里有点声音陪你，不然，电视，电话都没有，你会害怕！” 就这样，当晚我躺在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听着收音机里我完全听不懂的广东话，望向窗外些许的夜空，度过我在新居的第一夜。从来不失眠的我，那夜竟然有点s1eep-less in Hong Kong。当时想，在香港繁灯如星的高楼大厦里，一定有不少像我一样寂寞的外地客，有着香港未眠之夜。 因为我的电话还在申请，每晚睡前想和家里通电话都得到楼下7-E1even便利店打IDD国际电话。母亲问：“过得好不好？”好强的我当然不会说：“我现在还睡地板呢！”我会说：“好呀！同事对我很好，帮我搬家、买家俱，还有下个星期新节目就上档了！”我当然也不承认每晚打电话，是因为想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 一周后，我的电视装好了，电话也上线了，精心挑选的sofa bed沙发床也送到（香港房屋间格小，各种居家设计以体积小多功能著称。像sofa bed收起来是沙发，撑开来就是张舒服的床，我还是在香港学到的）。两周后，我特别订制的床也完成（我不喜欢单人床，嫌小，但卧室又摆不下双人床，做不成单身女郎双人床的美梦，只好订做个2／3大小的双人床，满足我这个高个子的需求，不至于一翻身就跌下床底。）亲身布置的家开始有点成型，我的homesick(思乡病）才稍微减轻，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一家之主了。 来到香港给我的冲击，不只是语言、文化上，还有生活环境上。在香港是我独居时代的开始，通过5年的磨练，我现在非常享受家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的感觉。但初来乍到，最不能适应的是居住环境的挤迫和昂贵。第一次从香港回台北的家，母亲疑惑地看着我不断在家中客厅、餐厅走来走去，她心想：“完了，这孩子没在香港学坏，但是怎么傻了？”她大声问，想把我吓醒：“小莉，你在干什么？” “我在量距离。”我说：“妈咪，你知道吗？我香港的家，就只有台北家客厅到餐厅这么大，现在有空间我要多在家里走走。”说完，继续跨我的正步。 说到租金昂贵，我刚到香港时，适逢香港房价高峰期，价格平均是台北的3倍。在香港租一间。‘一人居斗室”的费用，在台北可以一家三口住得舒舒服服。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铜罗湾soGo百货公司旁的大马路，不论何时都像是台北电影院散场时的人潮一样。一来，香港真是地小人稠；二来，香港居屋小，闲时家里是待不住的，不如一家人逛街饮茶，享用多点公共空间。香港语言文化对我的冲击，表现在我生活上的挫折。 “这里有没有电灯泡，”我问，因家里灯泡坏了。我到杂货店买灯泡，店主是位老先生，我讲英文他不懂，广东话我又不会说（5年前普通话在香港是一点也不普通，一般市民大部分是“听不明！”），沮丧的我，只好回家拿旧灯泡，才成功换到一个新灯泡（当然是有付钱）。在路上招的士，老见到司机驾车经过我身边不停，心里犯沮丧：“难道，连司机都看出我是外地人，欺生，不肯载我？”等了20分钟，终于有个好心的路人：小姐，这里是黄线区，的士不能停车，要到前面的士站去！” 虽然不完全明白他的好意，但看他指指黄线，又指指前方，大概猜中他的意思，赶紧道谢往前走，果然看见有人排队等车。从此我爱上香港这种排队文化（在台湾的士是随处可招，没有禁区可言，除了机尝火车站特定地点外也没有的士轮候站）。大家先来后到，这种排队文化，在轮候公厕时也通用（对不起，知道谈论厕所文化极不雅，但这却是香港的一项美德）。 在台湾轮候公厕，是每个厕池门外都自成一列，这不仅造成厕内拥挤，何时能如厕也要碰运气，因为每列的进展不同。但是香港却是只成一列，所有厕池都在轮候范围，绝对公平，先来先到。这种排队文化已经约定成规，谁不遵守，都会引起公愤。 有次我从广州回香港，到达红勘火车站搭的士准备过海到港岛，前面一位乘客不了解的士排队的顺序，上了第二辆的士，前一部的士司机马上下车，“指教”这位司机同行：“有没有搞错呀！乘客可能刚到香港，不知道行情，你开车多久了，不知道有先来后到的规矩吗？” 后排司机知道理亏，嘴里虽然嘟嘟嚷嚷，但还是尽快把车给开走了。我上了第一部的士，司机一路仍在抱怨：“不守规矩！”我绝对支持这种据理力争。因为一个日常生活的排队习惯也反映出香港社会一切公平竞争的珍贵文化，这和台湾甚至大陆讲究人情世故可能有所不同，但却值得维护和珍惜。 如果问我刚到香港时有没有闹过笑话或是觉得委屈？我会说，“有！当然有！” 初时，我常听人说：“晤该！”（广东话就是不好意思，或是谢谢你的意思；）心想，“嗯！这个词好用，赶快学起来”。例如别人帮你拿东西，你可以说句“晤该！”就是谢谢的意思，如果你想请别人让路，你也可以说：“晤该，晤该！”就好像英文的“Excuse me！（不好意思，借过！）”有一次，我不小心踩了人，我顺口一说：“晤该！晤该！”心里想表达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却给人白了一眼，朋友听了我的故事大笑：“你这样说，好像是晤该！谢谢你让我踩，换了是我，也会给你白眼，没有骂你就不错！”到后来我终于分清楚，踩了人要说：“晤（不）好意思！”收人礼物，是“多谢！”，接受别人帮忙才是“晤该！” 还有一次下大雨，我在非禁区招的士，等了许久终于有一辆空车停下，这时，一个大胖子冲进车里，司机忍不住说：“先生，小姐先的啦！”大胖子：“不要罗嗦！快点开车！司机只好开车，把我委屈地留在路边，我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人这么不讲理！”那时刚在香港定居不到一个月，属心灵最脆弱期，连搭车都遭打击，朋友安慰说：“香港是这样的，生活压力大，大家都没有耐心，但是这样没礼貌的人绝对是少数！” 曾经出现过这样荒谬的镜头，我和一群香港朋友吃饭，一桌子中国人却只能说英文，我和香港朋友都有些感慨，我难过的是还不能入境问俗，不会说广东话。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香港朋友，则自我调侃：“香港现在是中英文都不好，每个人都会些英文，但是到国外和外国人比较说英文，却仍是‘外文’，说自己是中国人，中文又很杂，普通话也说不好！” 当场我们一群人立定志向，下次大家聚会不再用“外文”，我说广东话，他们说普通话。那是5年前的事，至于成效，似乎“麻麻地”（广东话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一群香港同事开会时，不必要为我说普通话。特区政府成立后，特首董建华解释首份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财政司长曾荫权的财政预算案电视问答会，我也可以即席将广东话口译成中文，好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 我坐上计程车和司机做少量聊天，他开始有些难以察觉，我到底是不是本地人？当然说多了，还是会泄底。 不知是不是习惯了香港的生活，还是自己也开始“香港化”，总之，我再没有遇到让自己觉得委屈的恶霸。进了电梯我也像所有香港人一样，会按一下关门键，让电梯快点移动。一位英国来的朋友笑我：“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会这么着急，所有电梯设计都是会自动关门的，你不需要急着按键帮它关门！” 我也开始为香港人的急速作风辩护，“没办法，香港所有交通工具都有班次的，坐船有时间表，搭不上这班巴士，下一班又要排队等待。这班火车没赶上，就是迟20分钟，香港人的生活有大多的dead line，时间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假期，香港年轻一代一定想法子离开这弹丸之地到外地度假。香港回归后，北上中国内地，也成了香港人扩展生活的另一片空间。 到了香港半年，我对香港的感情才终于又是“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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