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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服役的那个兵种，听说最近裁军只剩下不多的人了。初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那感觉好象是看见一幢与我多少有些瓜葛的建筑物，虽然它已经陈旧，已经毫无辉煌之处，但若在一声号子下在一个清冷的黎明或一个昏冥的夜晚将它拆除，又有些舍不得。但我也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要我们那个兵种再象以前那样庞大，那样拥有七八个机械化装备程度极高的整编师以及另一些杂牌工区，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似乎是在我们兵种这一段并不甚复杂的历史上，才悟到军队的存在和它兴衰的逻辑并不象军队本身一样强硬，它受命于一个比它更广泛、更有力的逻辑。 就说那些杂牌工区吧。一九七三年夏，那一个酷热的夏天，我们施工比较紧时，兵种一位首长来基地视察了一次，他当时说：“乌峒需要再来一个工区！” 首长走后不久，我们乌峒基地果然就新开进一个工区——其实就是一个新编师：某某部队的一个团，再加上某某部队的一个团和另一个独立营，编起来成一个师级架子的工区。他们来时，是总参的一个运输团拉了三天，那三天我们那条专线上的卡车象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后来施工接近尾声，这个工区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正在猜测他们将要开拔到哪里去时，解散的命令来了：大部分复员，极少数“兵改工”（留在施工的基地上当基地工人）。那情景相当平静，运输团的车又浩浩荡荡地由基地向外拉了两天。马达声渐渐地没有了，完事了。 我们那个师有七个团，加上新增的那个工区，足足是十个整编团。十个团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沟里干了十年，最终全部撤下时，除了留在大山腹地的规模巨大的坑道，还有便是裸露在太阳光底下的一片高低不甚整齐的墓地了——这好象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一切都能够解释，一切都有雄辩的理由解释；哪怕这些温和而又拥挤的拱顶建筑之中，掩埋了实实在在的、数量相当的笑靥、志愿、希望和思想。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那个临时调进基地的工区解散不久，我们就奉命撤离乌峒。师政治部最后留给乌峒的一点意思，是用两卡车水泥铸了一座尖削的纪念碑。大概由于当时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水泥碑浇铸后，浇水的人不够尽职，水泥烧坏了，那座纪念碑铸得不很理想，斑点太多。但后来也未下决心炸掉重砌。再后来，师政治部的群工干事与当地政府的民政部门联系，请他们委托一个人来乌峒守陵，工资由我们部队支付。不久，这个人就来了。 我们部队没有薄待这位守陵人，除了付给他工资，还给他在陵园门口盖了三间房子。他和他老婆搬了进来，他的工作量不大，每天早晨拿一把扫帚将墓地打扫一遍。坟墓都是用水泥覆盖了的，扫起来不是太难，他一个汉子做这点活，力气足有过剩后来便见他在墓地周围种了一些红薯，再后来，馒头似的墓顶上便象落满了雪花一样晒满了红薯片儿。 我们团比师里其他几个团晚走一步，我们作最后的扫尾。临别乌峒的那天，我们去墓地最后一次扫陵，发现墓地里落叶很多，积水的地方漂着些零星草屑。守陵人见我们几个军人去了，喊我们进他屋里坐，并顺手从灶台上的瓮罐里舀了一勺半温的水给我们泡茶喝。我们坐定后，他自己则拿把扫帚赶紧出去扫了几把。我们自然没有说他什么。我们在墓地也未徘徊许久。因为当时时间已经不早。夕阳最初还距铁青色的山峦chan岩有一箭之地，血红的霞光把一道一道染金的、又长又黑的、似乎正滴着暗紫色液体的光线投在分布得非常稀疏的马尾松上。俄顷，红日与那起伏不平的山廓匆遽地缩短距离，我们眼见它失去一角、一大角，残阳最终只剩下一条光线柔和的弧线时，山坡上的风在全部空阔的上方就发出低沉的，使人忍不住要裹紧衣服的呼啸之声了。几片树叶又坠落在守陵人刚刚扫过的墓道上。我们下山好远，偶一回头，发现守陵人还拄着扫帚站在那里望着我们；他背着光，脸孔黧黑。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他大概对我们怀着歉意。他是个老实人。 好了，我们下山了，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再度上山。山，在我们脚下，我忽然不再那样匆促地踏步，我感到我脚下的石头有一种回声，一种情绪，一种永远使我激动和震惊的东西。我闻着一股腐殖质以及糜烂的苦艾的腥味儿，琢磨品咂那一缕掠过我心头的缥缈的信息，知道自己为什么恍惚了。我好象直到今天，直到即将永别乌峒的今天，才体味到乌峒原始的、粗糙的、却又是肃穆的美。一线苍白的微光依然照着沉重的层峦叠嶂，从山地向夜空升起的岚气，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升到一定的高度，便被大气中的一股高压抵住，那岚气便成一条宽宽的烟带笼罩着逶迤的千山万壑。生硬的风在枯萎的草尖上扌扇过来刮过去，把一些断根的草屑抛向苍茫的夜空。山地的气息，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带着一段干燥的灰尘之气。温馨而湿润，有一种将人麻醉和吞没的力量。我几乎要痛快地呻吟了，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化在这铁灰色的、象天鹅绒一样变得柔软和温暖的山地上，融化在那凸出的、这一块与那一块绝对异样的、说不清多少万年以前就存在、多少万年以后可能依然存在的磐石中了。 我是一九七二年冬来到乌峒的。那年冬天，乌峒虽然没有下雪，但总是大风降温，干冷。尤其是早晨，我端着盆到江里去洗衣服，踩着冰冻得滑溜溜的鹅卵石，回来后，手指就冻成红萝卜似的不能动弹了。我在一八三团，最初是给首长当公务员。我们团长个子不高，比较瘦。他曾经患过头癣，癣后头发大部脱光，整个头皮成一大片光亮的萎缩性瘢痕。他一年四季不脱军帽，即便有时大汗淋漓，帽子的边沿落下一圈白色的盐斑，他依然不摘冠。他比较修边幅，笑容不多的脸常剃尽胡须，更见冷峻得发青。一个老首长送给他一片老刀牌刀片，他每次用罢，便要我用干布拭净。他有一个在中学教书的老婆，丰丰腴腴的，不过，我给团长当公务员两年，仅仅见过那女人一次；女人朝我笑笑，我记得，她牙齿很白。 与团长几乎形影不离的是参谋长。参谋长块头虽大，心却仔细。秋末冬初的子夜，他穿着一条肥硕的短裤起床小便，即使在这等短暂的空隙，他也眯缝着眼睛看营房里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该关的灯是不是已经关了。团直机关食堂的屋檐下还亮着一盏明晃晃的灯，机要股的窗户开着却没有挂风钩，窗扇被刮得劈啪乱响，都让这位司令部的首长无法忍受。他可能挺着半截光腿走上几百米，来作些熄灯和关窗的琐屑事；好在警通连的哨兵几乎谙熟了参谋长重而蹒跚的脚步声，黑暗中，一般不再惊诧地吆喝口令。 我在团部给首长当公务员两年，遇到的事当然不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一次“郭麝事件”了。 那一天，团部奉命向基地指挥部送图纸，机要股按保密条例派了一个人押运。车，是上午九点二十四分开出的。当时参谋长在场，他除了用脚踹了踹轮胎，还看了看表，他似乎要把车子开出的这一时间记住。车子开老远了，他的眼睛才离开自己手腕上的这块透明发光的东西。 旋即，他来向团长报告。 团长其实已经从窗眼里看见那辆罩着伪装网的06号卡车象一匹活泼的灰毛狼遁入黛青色的深山远处，不过，他仍然坐着，咬着一根烟斗，没有任何表示。团长的房门口，用几颗图钉钉着一张军人的白床单，权当门帘；参谋长掀起它，腆着个不大方便的大肚子跨进来。 两个职业军人对视了一眼。 我要做的，是赶紧给参谋长倒杯水。 “谁开车？”团长问。 参谋长四道：“郭麝。” “押运员呢？” “保密员小张。” “唔……七号公路能走吗？” “我问过运输团，被水冲垮的那一段垒了些石头，能过车。路上如果不误事，下午四点可以通话！” “误事？误事你我就等着蹲号子好了！……”团长本来在刮胡须的，不知怎么刀片松了，他去调整时，反而将刀片弄掉了。 参谋长弯腰拾起了它，吹吹灰，喊我：“小龚——” 我拭净了老刀牌。 这天，参谋长几乎没有离开团长的房子。两位首长说话的时候少，沉默的时候多。到下午四点，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和机要股长集中在司令部值班室等候通话；参谋长好象也坐不住了，他顾自踱了几步，而后径直去警通连通讯排的总机室。 按照条例规定，总机室除了接线员，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入。但参谋长例外。我见参谋长魁梧的身躯晃进总机室了，便趁空把团长换下的一身衣服拿到江边去洗。 我在江边没有耽搁好久，回来时，发现参谋长又在团长房里。他向团长说了什么，我没听到，但我听到团长喊我：“小龚。车！”。 我马上去小车班要来了车。 越野吉普吐着淡淡的油烟，两个首长躬腰上车。我则进屋将一支裹着红绸的手枪掖进了腰。 等到车轮滚动，离开军营的岗亭，哨兵啪地立正向离开军营的首长行持枪礼时，我已经用手轻轻一抵，将一颗子弹推上了膛……当然，我卡住了保险。 我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又几乎都是按照我的前任公务员告诉我应该做的。 我估计，是郭麝的车肇事了。 郭麝开车，一向比较快。他原先在警通连通讯排。每天的邮件来了，他便将他那辆三轮摩托开得如一阵疾风。然后载着满满一边斗的邮件呼啸而归。在这个通讯地址为0084号信箱的地方，来往信件统统被基地邮电所的邮检员拆过，拆过后有的封好了，有的并未封好，收信人不难看出开封的痕迹但一概无怨。郭麝载着它们，行程十里山地，七八分钟跑完。他既顽皮又自信。有一天他见参谋长上厕所了，便跟收发员打赌说，他要赶在参谋长出茅厕前将车折回。 “行吗？”收发员忍住笑。 “你等着！” 这一次，他并没有如此神速，他出事了。路上，他走得太快，以至在发现一个拾柴的姑娘横公路而过的当儿，煞车已经来不及——还算好，他还能沉住气，他稍微偏偏前轮，将前轮和边斗中间的那个空档向姑娘夹过去，在刚夹住人家的那一瞬间，他已经站立起来，就着那一股不轻的惯性，拦腰抱起了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的姑娘。 尽管郭麝的措施是得力的，但姑娘的脚还是被夹伤了。此事酿成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姑娘的父母亲倒没有什么，他们见自己的女儿已经包扎停当，便不再多话；但周围的百姓却表示了一种声讨的心情——这也难怪，人家对此地的军车印象不佳，素有“黄牌子软，蓝牌子硬，白牌子开车不要命”之说。所谓黄牌子，指车牌是黄颜色，那是当地老百姓的车；蓝车牌一般是地方首长的小车；白车牌则是使这条山路上的交通事故陡然频繁起来的军车。 军车需要谨慎地处理好业已出现的不大友好的议论。郭麝出事后，吊销了他的执照。 但郭麝的同行们还是佩服郭麝，佩服他在千钧一发之际能够迅速反应，佩服他过人的膂力。 这件事倒让团长知道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有如此一匹“快狗”！ 只有参谋长给了他一副铁青铁青的、相当难看的脸孔。 魁梧的参谋长比团里其他首长都要严格、仔细，机关的干部战士都有些防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职务不容许他有丝毫的松懈，使得他锱铢必较，极少幽默感。星期天，别人都在休息，他却歇不下来，他可能会幽灵般地钻到某个参谋、干事或警通连的连部去，如果谁的手枪挂在墙上，并且屋里没有人，他会不声不响地将枪摘下拿走，让失枪的人急出一身汗，然后命你写检讨。通讯排总机室的接线员更是不敢大意，他们可能在值班守台的时候接到一个吐字不清而且罗哩罗嗦的电话，倘若你不沉住气，说不定参谋长马上就会登门：“你嗓门不小啊，你们通讯排长是这样教你守总机的吗？”——他，参谋长，一个军营里的总管，就是这样以自己兢兢业业的勤勉和老太太似的周到，“搅”得军营里惶惶不可终日。郭麝碾了拾柴姑娘以后好长时间，虽然又得到了执照，但参谋长盯住他不放，一会儿说他没系风纪扣，不象个军人；一会儿说他疲沓，摩托车保养得不好。星期六的晚上，军营一般延长一些时间熄灯，战士们利用这七天一次的难得的空闲晚上打牌。有一次郭麝正在兴奋处，排长带着一股冷风进来，喊他：“别打了，参谋长叫你试车！” 郭麝丢了牌，撇撇嘴跑到车库，发现参谋长以一副送葬似的脸庞和逼人的目光，盯着他那辆不大干净的摩托车。 “报告！”郭麝向参谋长行了个礼。参谋长皱着眉说：“你就是这样保养车的吗？好吧，你发动它！” “是。” 在参谋长严肃的瞪视下，郭麝的两条腿也禁不住有些发软。他嘘了一口气，稳住自己——这便妥了；他的确谙熟自己这匹坐骑的秉性，知道怎样适度的摆弄才能使它处于良好的运行状况，他把车挂在空挡上，徐徐地一推，旋即踏脚——“噗、噗噗噗……”——成了。 站在一旁替郭麝担一把汗的排长这时候掉过脑袋，偷偷地笑了。 三天后，郭麝进了小车班，尽管参谋长对团长指名要郭麝持保留意见。有什么办法呢，团长贪快，只有他看得上象狗一样敏捷而又活泼的郭麝。 但是今天，这匹活泼的“快狗”又出了什么事呢？ 我们的小车驰出军营，最先是驶在七号公路上。七号公路是我们这个基地的一条急造公路，坑坑洼洼，谈不上任何保养。大雨时从山崖崩溃下来的碎石烂泥，枯枝败叶，乱撒在公路上和公路侧旁淤塞的流水沟里。但我们的速度不慢。一路上凡是被我们看见的走在我们前面的车辆，都被我们超了过去。参谋长哮喘，车里的烟雾于他太难受，我打开车窗，凉风立即呼呼灌进来…… 天色渐渐转暗，一片乌云横陈在公路的尽头。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不时看见一只浮胖的手从后面伸来，偷偷地、却是毋庸置疑地拍拍司机的后股。这是参谋长的手，他提醒司机注意车速。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团长半闭着眼睛，面部的表情极阴沉，接着看见一团火光一闪——他又抽烟了。 我们终于在还不需要使用车灯的时候驶出了坎坷的七号公路。公路右侧蓦地闪现出一块块低矮的里程碑和标明急弯、连续急弯、慢速的指示牌。借着日落西山前的光晕，我们把一块块里程碑和指示牌远远地抛在背后，车的大梁发出疲劳的、钢与铁承受着颠簸而不胜负载的呻吟——确实，坐白牌子的车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司机技术不差。 那一天黄昏，我们就是那样急如火燎地赶往出事地点的。那里，一辆捷克七吨车歪歪扭扭地斜摆在公路上，离它不远的前方，有一团在黑暗中绿得发紫的颜色，那是我们那辆披罩着伪装网的06号卡车。司机郭麝不在驾驶室，他那副模样让我一时间心慌意乱：他的头部正在淌血，帽檐下掉出一绺结着血痂的头发。他咬着牙，平端着枪，背倚着伪装车杠着一把大锁的铁门。隔他七八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个成年男人，呲裂着嘴。人群只要发生涌动，郭麝就神经质地一拍枪托，发出干燥的、厉声的呼号：“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参谋长暗暗地说了声：“糟糕。”这一声恐怕只有我听到了。他首先扒了扒躺在地下的男人的眼皮——瞳孔经扩散。死者的胸脯上，衣絮象被老鼠噬咬过，七八个乱糟糟的洞，不难看出是子弹射击造成的。郭麝见了我们，虽不再厉声吆喝，但傻乎乎地伫立着不动。 团长不乏首长特有的权威性的风度，他冲着郭麝的枪口走。郭麝木然，他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既未礼貌地立正向首长报告，又未按条例说的那样枪口不准对人。直到团长卸了他的枪，他才象落荒的孩子见了娘，低低地发出一声呜咽，接着泪流满面。 参谋长请周围的人散开。“请退一点……请不要围观！” 直到这时，地方的几个工作人员，看样子是公安局和交通监理所的，才能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开始丈量，开始在尸体和血迹周围撒石灰，开始借助镁光灯拍照，开始画简易图。直至夜幕彻底降临，夜风渐渐发凉，把男尸抬上卡车，滞塞许久的公路才疏通。 在这期间，我一直守着伪装车，寸步不离。晚风吹开了伪装网的一角，我使劲一拉，将松散的绳结重新控牢。这一部装载着乌峒基地一部分秘密的车辆，在清冷的月光下，象个被毛带氅的公主，泰然地接受着人们的守卫。 郭麝被武装看管了。他带着他原先一直盖着和垫着的军棉被、褥子以及一条两尺来宽的床单走进警通连那间本来是堆放马铃薯的小屋。他被警卫排看管之前，身上被严格地检查了一遍，凡是硬器（包括剪指甲刀和钥匙）一律收缴，并且，不许系裤带，裤腰上那颗起紧腰作用的大钮扣也被武装看守用剪刀铰了，一同铰掉的还有衬裤的布裤带、解放鞋的鞋带。这样他即便是移动半步，也得用手提着裤子。 他还能跑吗？ 这间阴暗的房子周围从此就有背着武器的战士走来走去了。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守片开门送进一碗饭去，不久又从窗眼里接过一只舔得干于净净的空碗。那几天寒潮袭击乌峒，窗眼上便见钉上了一块油毛毡。天气稍微转暖，岗哨为看守方便计，又用刺刀将油毛毡挑破。岗哨做这等活的时候，手脚都很重，带着谴责郭麝给他们添了麻烦的怨气。 郭麝和我是老乡，我们是同一天穿上军装的。他突然间被看守起来，我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被看管的第二天，我去看他，从只有一尺见方的窗洞看去，他正坐在既当床又作凳的门板上。我轻轻唤他一声，他金鱼似的眼珠一转，哈着嘴刚想和我说话，看守端着武器过来了。我、郭麝、看守，虽然都是熟人，但是此时此境应该识趣，我没有和郭麝说话，就离开这个阴暗潮湿、散发出一股霉味的地方了。 郭麝却冲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没事，伙计！” 没事才好，我心里说。我能够做的，是在看守站在一边的情况下，有节制地再回首望郭麝一眼。 这一次不成功的探望，在我心里落下很重的歉意。我虽然离开那间房子好远了，可是那房子的阴暗潮湿，好象浸润到我的肌肤上来，使我烦闷，以至有一种抑郁的、通身不干净的感觉。我知道我这是为郭麝为这条聪明绝顶却又常常惹出乱子的“快狗”！ 好了，暂时忘掉他吧；我着急也罢，内疚也罢，一概没用；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沉住气等着罢——没事，伙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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