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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1928年2月16日清晨，坐落在来河岸畔的来阳古城，还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中。城里市民此时正在酣睡的梦里。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方向传来稠密的枪声，瞬时，将全城惊醒。原来，枪声来自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今天他们打开了攻取来阳古城的序幕。约摸8点钟时，枪声逐渐稀落，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市民哗哗啦啦打开门，躲在门叶子后探头张望街中动静。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 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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