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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刘邓大军曾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一样，在解放战争中，我东北野战军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被人们不断神化，“林罗”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可是有谁知道，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为了战役的胜利，曾同林彪进行过多么激烈艰巨而又关系重大的斗争！由此结下的“林罗”矛盾，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岗山时代的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砂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下井岗山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打大余时，不幸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根本不听，也不派担架去抬，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故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 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有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伤。虽然在敌人大军压境，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丢掉一些俘虏、枪支和伤员。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 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 罗荣桓历来都非常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装成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我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撤退到吉林北面舒长，蒋军猖狂向北进攻，林彪对东北局势失掉信心，打电报给哈尔滨的东北局，提出要去辽南打游击。罗荣桓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哈尔滨的机关准备撤到佳木斯，火车都准备好了，如果林彪再去南满，东北局分成两摊子，局面更难收拾。他说总司令不顾全局怎么能行？马上派人去舒兰劝说。接着，高岗和谭政代表东北局，接林彪回哈尔滨。东北局利用八天停战时间，召开“七七”会议，总结了工作，稳定了局面、罗荣桓才放心去莫斯科开刀，切除长了肿瘤的左肾。 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 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祝贺冬季攻势胜利的贺电中，明确指示我东北部队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却全然不听，他在四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五月间他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 对于林彪这一做法，中央军委多次来电批评，政委罗荣桓也多次严肃劝他南下，但林彪还是无动于衰，因为他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罗荣桓对他一向以团结帮助为主，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大权独揽，对他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纷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他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一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准备被服，作为后勤保障工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撤退沈阳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的来电更多了，批评也更严厉了。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是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九、十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沈亡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心里不乐意也只好接受。他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9月21日，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离开哈尔滨，先乘火车驰向东伪装前进。晚上10点钟，列车调转火车头，向来路上飞奔，拂晓前经过哈尔滨，开上西满的轨道，加速前进。 次日上午，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看着电报，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又是指责、指责……没完没了！” 罗荣桓听惯他的埋怨、没有吱声。 “政委，”林彪突然问道：“你是怎么看的？” “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 林彪嘀咕道： “想的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 “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罗荣桓说，“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 “好吧！”如果不是刚看了中央的电报，林彪不会这么轻易同意的。 军车绕了个大圈子，停停走走，两天后才到达彰武车站，停在岔道上。 在彰武期间，林彪说他身体不舒服，搬到一座幽雅的大院里休养，关严了住房的窗户，拉上窗帘，整天呆在黑屋里。 罗荣桓负起指挥战役的重担。 一周间，锦州外围的战斗猛烈开展：9月25日，我九、八纵攻克葛义碑和薛家屯。四纵24日攻占砬子山，29日攻克兴城。七纵27日攻占高桥和西海口，占领了塔山有利阵地、切断了葫芦岛和锦西敌人增援锦州的道路。10月1日，我军攻占义县，全歼守敌暂二十师一万多人。锦州前线我军6个纵队完成了分割包围锦州南北敌人的任务。在沈阳周围的一纵、二纵两个师，五纵、六纵和十纵，也先后到达锦州以北和新民以西地区，待机作战。 10月2日上午，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正在研究攻城部署，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不一会儿，列车发生剧烈的震动，显然是挂上火车头的撞击声。罗荣桓站起来，望着车窗外面人来人往，很是忙乱，喊来警卫员，问道：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警卫员回答。 罗荣桓问：“是不是敌机又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听见警报。”下车问过后，警卫员说是司令员命令部队准备出发，往北开。 罗荣桓心里纳闷，问参谋长：“去哪？你知道吗？” 刘亚楼摇摇头。 罗政委沉下脸，心里很恼火，不知林彪想搞什么名堂？立即同参谋长赶到林彪的住处。 林彪住在一座砖墙瓦屋的大院里，堂屋里关紧窗户，蒙上窗帘，昏昏暗暗。林彪半身靠着床头躺着，看见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进来，好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罗荣桓。 电报上写着：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为确保锦州，抽调博作义部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及独九师，调山东王伯勋的三十七军，由海上运兵，已经有5个师到达葫芦岛了。 林彪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已经增到11个师，锦州不能打了。” 听见林彪又唱起老调，罗荣桓激动地说： “昨天刚打下义县，又提出不打锦州，怎么向中央交待”“情况变了嘛！”林彪板着脸说，“我已经向军委建议，还是回去打长春。” “所以你就下令开倒车？”罗荣桓生气地说。 林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罗荣桓忍不住严厉地责问： “司令员！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先和大家商量再作决定啊！” 林彪一向专横惯了，现在大权在手，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听不得逆耳的话。他板下脸，不快地说： “商量个啥？明摆的事吗？” 罗荣桓坚持不让：“主席和军委三令五申，要我们打锦州，现在又不打，如何交待？不但部队士气受影响，而且敌人知道我们北撤后东西夹击，还要受损失的！” 林彪狡辩道：“敌人害怕我们攻城，正愁我们不撤，怎么还会出击？” “敌人不是傻瓜，蒋介石看出我们的弱点后，肯定不会失去这个有利的战机的！部队不能安全撤回，你考虑过没有？” 林彪仍固执地说：“放心！蒋介石刚丢了济南，已成了惊弓之鸟，绝不敢出来的！” 罗荣桓见他如此不顾中央的命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指着他喊道： “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可不能‘怕’字当头啊！” “你说谁‘怕’字当头？”林彪被揭了疮疤，顿时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声责问。 罗荣桓真火了，他怒吼道：“战役打响了，锦州的外围据点都扫清了，你一听说葫芦岛和锦州来了增兵，就不敢打下去，这不是怕敌人是什么？” 罗荣桓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和林彪相处很久，但平时耐心说服，以团结和维护林彪的威信为重。这次两人大吵，甚至拍了桌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不由全惊呆了。 林彪被问得哑口无言，停了一会说道： “反正锦州打不得，敌情变了，中央也会实事求是的。” 罗荣桓警告他： “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打锦州撤回去，就会推迟东北的解放，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林彪觉得理亏心虚，无言以对，他又问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锦州非打不可。”参谋长说。 林彪只好气呼呼地叫秘书到机要科，追回那份不打锦州的电报。 秘书打完电话后报告说，电报已发过了。 林彪感到心虚，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问道： “怎么办？” “写个检讨，重新表态！”罗荣桓说。 林彪没说话，刘亚楼点了点头。 罗荣桓当即又起草了一份电报，主动承担责任，向军委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按原计划攻打锦州。 罗荣桓把电稿递给林彪，林彪匆匆看了一遍，也不吭声，和参谋长都签了字。罗荣桓写了“加急”二字，立即让秘书拿去发了。 第二天十月三日，中央军委接连来了两封电报，严厉批评回去打长春的做法，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分析在塔山一线有两个纵队打援，足以胜任，不用害怕。如果回去打长春，对东北部队和整个战局都非常不利。即使打下长春，也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只有打下锦州，才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 10月4日，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检讨电报后，又发来一封长电，表示“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再次分析打长春和打锦州的利害关系，以坚定林彪的信心。毛主席严厉指出：如果不打锦州这一仗，要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同时要求指挥所搬到靠近锦州前线。 当天夜里，在罗荣桓的不断催促下，指挥所才进到阜新。 阜新以南的铁轨都扒了。部队下了车，住在城里。 这时，蒋介石看到义县被我军攻下，10月2日又慌慌张张地飞到沈阳，将沈阳之敌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亲自部署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 到阜新后，罗荣桓觉得距锦州太远，对指挥作战不利。可林彪不愿离开铁路线，他以去年三次攻势，都是在汉城指挥的为理由，不想再向锦州靠近了。罗荣桓知道他对打锦州还是有顾虑，说道： “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应马上赶到前线，拿出攻城方案来。” 正在这时，中央军委又来了电报，询问指挥所到了哪里？ 再次要求指挥所进到锦州附近，还要求马上拿出攻城的作战方案，限定尽速打下锦州。 林彪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好叫参谋长刘亚楼准备汽车，连夜赶到锦州西北的马六屯。 第二天下午，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和指挥所的参谋人员一起到锦州城北帽儿山看地形，二纵的部队就住在这儿。罗荣桓当时身体不好，刚动过手术还没痊愈，但他放心不下，仍坚持上了山。在帽儿山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锦州的城垣。罗荣桓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的环城工事，那儿都是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正看着，突然飞来三架飞机，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来回低空盘旋。山上没有掩蔽部，警卫员催着下山，他好像没有听见。直到把锦州的工事仔细观察了一遍，罗荣桓才最后下了帽儿山。 观察地形回来，指挥部便很快拟定了进攻锦州城的作战方案，决定用5个纵队的16个师、1个炮兵纵队和1个坦克营作为攻城的主力，主要突破口选在北城。打援部署：以四纵、十一纵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的兵力，在渔山、塔山和红螺蚬一线，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援兵；以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钳制关内之敌；以五纵、六纵和十纵共8个师的兵力，在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沈阳出来的援敌。 攻城方案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十月九日，攻城的各部队开始向城郊的敌人大小据点猛攻，激战五天五夜，扫清了敌人城外的大小据点和所有工事，攻城道路被扫清，部队直逼锦州城下。运用攻打义县的经验，各部队采用了近迫作业，挖地道逼近城垣。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总攻击开始了！城周围400多门大炮一齐向城里的目标开火！炮火连天，浓烟滚滚，千军万马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猛虎般向城垣扑去。 二纵两个师攻击化工厂一线的敌人，由于受到以子母地堡群作掩护的敌人的拼命反抗，攻了几次也没有打开突破口，伤亡也较大。三纵占领了离城1000米的配水池阵地，居高临下冲向敌城。敌人出动步兵和坦克前来争夺配水池，飞机也来掩护。我军坦克营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战士们奋勇击退敌人的反冲锋，一鼓作气冲到了城根。 指挥部里接到三纵进展比较顺利的电话，作战参谋立即向首长报告。罗荣桓看到三纵的地形比较有利，便对林彪建议说： “是不是让炮火集中支援三纵，由三纵迅速突破？” 林彪听了不置可否。林彪一直认为二纵的战斗力强，而且有老红军的底子，所以让二纵负担主攻任务。而三纵是抗战初期在山东发展起来的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硬仗和胜仗。这次林彪专门从六纵调来善打基战的十七师配属给二纵，准备突破城墙后向纵深发展，没想到二纵进展不如三纵快，心里觉得别扭。 罗荣桓看出林彪仍要坚持己见，只好再次向他建议： “还是让炮兵支援三纵为好！” 参谋长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建议早下命令。 林彪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他命令炮纵集中炮火击援三纵，同时要求二纵也要加紧突击！ 正在这时，机要科又送来一份电报：由新民和原流河向西北进犯的廖耀湘兵团，前锋已占领彰武。原来这是蒋介石8日第二次飞到沈阳后给廖下的死命令。蒋介石同时还命令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和海、空军猛攻塔山。他幻想锦州解围之后，东西两军对进，包围夹击我军主力，把这次作战称为“辽西大会战。” 我守塔山的四纵队顽强堵击敌人，阵地失而复得。现在看到彰武失陷，林彪又紧张起来，忧心忡忡地说： “你看，补给线被切断了！” 罗荣桓看完电报，沉着地说： “廖耀湘不会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这次是让蒋介石给硬逼出来的。他不走北宁线增援锦州之敌，却跑到西北方占领彰武，不过是虚晃一枪，给蒋介石摆个样子而已。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不用理它。” 大家听了都觉得罗荣桓分析的正确，林彪闭上眼睛一声不吭，大概觉得伤了他的面子。 半小时后，作战科长从帽儿山打来电话报告：三纵队已打开突破口，要求把十七师调过来，让十七师从突破口进去，迅速打掉敌人的纵深防御工事。 “太费事了！”林彪不耐烦地命令道，“叫三纵的预备队冲进去！” 参谋长正要传达林彪的命令，罗荣桓叫住了他： “等等！问问二纵的情况如何？” 参谋长问过后回答说：“还没有攻开突破口。” 罗荣桓对林彪说： “我看还是把十七师调过去的好，只有几里路，很快就能到达。他们打巷战很有经验，可以迅速打乱敌人城内的防御体系。” 林彪不吭声。参谋长望着他，等待他的决定。 “照政委的意见下命令吧！”林彪冷冷地说。 十七师火速赶到三纵打开的突破口，立即冲进城里，插向敌人的心脏。他们炸毁一个个地堡和工事，四面八方突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这时，二纵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了城里。城南的七纵和九纵，城东的八纵，也先后攻进城里。我军战士将敌人分割成块，一块块围起来歼掉，进展非常顺利。 城里的敌人兵败如山倒，全乱了套。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军攻进老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敌人，胜利结束了攻城战斗。 锦州攻坚战，我军战士只用了31个小时，俘敌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贺奎和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下88000多人。连同攻克外围据点，锦州战役共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保证了“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 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沈阳主持草拟向党中央的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提到林彪曾一度动摇之事。文中委婉地说到，蒋军从华北调5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刚起草完，正好林彪进屋，罗荣桓指着上面这几句话，请他过目。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胜利而兴高采烈，看了那段轻描淡写的检讨，马上拉长了脸，将稿子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林彪显然不满这段揭短的话，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加上刘亚楼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签发上报，但心中极度不满。平津解放后，他排挤罗荣桓，邀请聂荣臻到四野当政委。 聂荣臻不知林罗有矛盾，他对林彪说： “现在战略反攻了，应当由罗荣桓同志当。我参加了军委工作，还兼北平卫戍司令，也不能离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由你选。” 回顾历史，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元帅坚持原则同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施，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原则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建树了丰功。诚如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所言那样：“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虽功名显赫，但甘于淡泊，从不夸耀，这才是罗荣桓元帅的风格。 建国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工作繁重，卧病不起。1956年辞职，推荐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被罢官。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接彭真电话，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征求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佳，不宜担任此职，建议贺龙同志担任。彭真向毛主席报告了罗的意见，未被采纳。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主持军委工作，为了个人野心，大力推行个人崇拜，提出学习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后来他又提出“顶峰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背语录等一系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谭政觉得所谓的“三八”作风和三八妇女节易混淆，提出商榷。林彪在会上点了谭政的名，又加上别的罪状，把他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此举的矛头也是指向罗荣桓的，他指责谭政的两条罪状——搞文化教育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罗荣桓的主张。 1960年底，中央决定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高兴，不许报纸公布。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主任还是不合法啊！” 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他曾对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说：“带着问题学，在毛选中找答案，提法不妥当。还是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对总干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 1961年2月，罗荣桓和贺龙一同南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在南京连队了解战士生活，问战士们怎么理解带着问题学？战士们答不上来。连指导员说，大家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说：“你们要灵活运用嘛。学习时要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别的可以先不去考虑。” 这时，罗荣桓对林彪的“背语录”做法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他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经过调查，罗荣桓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林彪的做法是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回京后，《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有他调查时的讲话，征求他的意见。罗帅向来不喜见报，这次却同意发表，无疑是公开向林彪打个招呼。 四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军报准备“五一”开始刊登，对林彪提意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4月13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出席会议的常委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和林彪。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讨论时，林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有毛病。” 林彪装作不知：“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梁必业，将有关的段落读了。 林彪板着面孔，恶声问罗荣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 罗荣桓坦率地说：“庆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半天没吱声，看到无人发言，便阴阳怪气地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他说完，林彪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喊着“好吧！散会！”站起来拂袖而去。 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感到惊讶。罗荣桓竭力克制愤怒，拿着文件的手有点发抖，他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议室。 会后，罗荣桓几天心情都不好，夫人林月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对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去，只好向中央反映。 他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觉得问题很重要，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77年邓小平提起这件事曾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林彪气冲冲离开会场以后，经常发火，暗中算计要报复罗荣桓，想给他扣上“反党”帽子，寻找攻击他的“炮弹。” 1960年10月28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批评部队有些人不关心地方工作时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百分之二十，牲口由600万降到2万头，许多土地都荒废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 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他立即将肖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对立等。毛主席批示肖华，照林彪的意见办理，总政那个建议停止执行。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可林彪为了打击罗荣桓，现在又搬出来当“炮弹”了！ 有一天，林彪当着罗瑞卿和海军某领导人的面，冷冷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啊！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罗瑞卿和海军那个干部听了不语。林彪看他们不表态，突然气势汹汹地对罗瑞卿说： “听说这也是你的意见，我就是反对你们！” 罗瑞卿看过总政给书记处的报告，根本不是什么向地方开炮，于是他回答说： “我没有。” “没有？”林彪逼着问：“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回答：“要是查到我有这样的主张，我承担责任。” 海军那个干部见此情景，起身告辞。 林彪对他说道： “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不要听。一个新鲜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林彪说的“新鲜事物”，指的就是“带着问题学”那一套。 第二天清晨，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对此事保密，还假惺惺地说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其实是怕罗荣桓在党内的极高威信，怕整他毛主席不会同意，反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一面叫罗瑞卿不要公开，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反党，甚至说他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 暗地里，林彪指使他的老婆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把解放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谣言造的太拙劣，说明林彪贪天之功，把解放东北的胜利记在自己帐上。而罗荣桓早在辽沈战役的敌工会上指出：我军的伟大胜利，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至于讲到领导者，这就要看到十九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叶群是蛇一般的女人，过去挨过罗荣桓的批评，怀恨在心，一直挑拨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现在正好借题发挥。 原来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在晋西被阎锡山的兵误伤，回到陕北，以后又转到苏联养伤。在莫斯科，林彪和一个在苏联学习的女同志关系密切，合照过一张双人像。后来林彪回到延安和叶群结了婚，这事叶群也知道。 1947年，那个女同志从莫斯科回来，路过哈尔滨，肖向荣想留她在宣传部门工作。叶群知道后，恐怕林彪思念旧情，打破了醋坛子，竟然无法无天，假冒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把那位女同志调离东北。 中央复电给罗荣桓。罗荣桓感到奇怪！一查，原来是叶群捣的鬼！罗荣桓把叶群找来，严厉批评她这种错误行为。叶群抹着眼泪作了检讨，但心里一直对罗荣桓不满。 罗荣桓大公无私、肝胆照人；林彪胸怀狭窄，阴险小气。 罗荣桓逝世三年后，林彪仍不放过。在文革中，林彪有一次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文革开始，他叫叶群在总政治部大会上，宣布罗荣桓“反毛泽东思想”，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打成“阎王殿”，把总政主任肖华打成“大阎王”、许多部长打成“判官”。叶群还叫吴法宪贴林月琴的大字报，造谣说林月琴是一个什么“寡妇集团”的头子，把她全家赶出了北京。 罗荣桓元帅一生光明磊落，不矜不伐，为革命鞠躬尽瘁、忍辱负重，因此才能顾全大局，赢得胜利。他的一生诚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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