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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美国八年了。头一年在纽约,第二年转学到洛杉矶。我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到处打工,在酒吧当过调酒师、卖过人寿保险、在旅行社当过职员,后来,自己出来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旅行社,一直混到现在。所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中国人一个比一个精,到哪儿都饿不死,放心好了。
  我对纽约的印象是“脏、乱、差”。市长成天在街上转悠(光我就两次跟他擦肩而过),也不好好管管,把这么好的城市弄得像个大垃圾站,要是北京市长早撤了。我第一次进地铁站,一股子骚味儿熏得我差点没吐出来,比王府井南口的巨型公共厕所里的味儿都呛。曼哈顿的唐人街,简直跟北京我们家那条胡同里的自由市场一个情调,鱼摊儿菜摊儿脏水横流,臭气熏天,最有意思的是,连摊主的那身打扮和神情都一样。
  但是我喜欢纽约!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反正纽约的空气好像有一些成分是非常迷人的,呼吸惯了以后就上瘾了。听说现在中国有的饭馆卖涮羊肉锅子或者四川麻辣火锅的时候,老板往汤里放罂粟壳,客人越吃越爱吃,吃长了有个三五天不吃就闹得慌。那么——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如果说纽约就是一个大铜火锅的话,里边臭鱼烂虾菜叶子糟粉条什么都有,那其中也必有类似罂粟壳那样的东西,把整个这一锅汤的味道给提起来了,看着是一锅杂烩,吃起来香。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洛杉矶,到现在还是不喜欢。我对洛杉矶只能说是挺有感情的,已经住了七年了嘛,人非草木,哪能一点感情都没有?这就像找了个对象,不太满意,但处长了,慢慢也就处出了感情,好多缺点错误看不顺眼的地方一闭眼假装没看见就算了。
  洛杉矶太大太分散。住宅区是住宅区,商业区是商业区,分得过于清楚(而且有法律保护着),连打个酱油,都得开上车跑出五英里去,不像在纽约,一下楼,吃喝玩乐全办了。我对大城市的概念是灯红酒绿、人群熙攘、商店的橱窗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头,可洛杉矶没这个。街上除了来往的车辆以外,基本上看不见人影儿,天一黑,商店全关门了,只有酒吧开着,简直就像是一座死城。就这鬼地方,居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庞大的航天工业,好莱坞电影王国霸占着全世界的电影市场和观众趣味,商业之发达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据说,光是中国设在这儿的所谓“中资公司”就有上千家。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因为我是从农业社会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太富有想象力了,非整天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不叫美国,结果一看,并没有什么嘛,美国人都挺老实的,过得都挺没劲的,下了班就憋在家里看电视喝啤酒,哪儿都不去。那些晚上在外面瞎转悠的,十有八九是要谋财害命。
  我是个影迷,对好莱坞的大明星,从四十年代到现在,可以说如数家珍。四十年代我爹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可葛利高里.派克、英格丽.褒曼他们在电影界怎么混我门儿清。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为了看外国电影我真是费尽心机,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录像还让警察给抄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夜。其实那天看的是越战片《猎鹿人》,只有一个地方,男主角抱着梅莉尔.斯特里普说“让我们互相温暖一下吧”,完了镜头就移开了,他们是怎么温暖的一点儿没看见,真冤枉到家了。后来通过警察的审讯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朋友及其一伙是个“流氓集团”,经常观看三级片,而且看完了还群奸群宿,警察早就往这里派了卧底的了。“那你们派来卧底的不也跟着一起奸宿了吗?”我问。我是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因为若是果真如此我想这个工作又保险又快乐我何不也报名参加呢?没想到审我的那老警察从桌子后面绕过来,伸手就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出来以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发了脾气,我说:好啊,群奸群宿你不叫着我,看这么深刻这么有文化的电影你倒想起我来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
  说起来这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这位朋友在北京开了个音像公司,手持大哥大,成天和名导演名歌星一块儿撮饭局,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人了。去年我回北京时,他告诉我他买了房,在房顶上装了个“大锅盖”(电视卫星天线),全世界的电视节目都看得到。他收藏了一百多盘黄色录像带,但他看“黄带子”看腻了,根本没兴趣,用他的话来说,“那纯粹跟配猪一个样儿,没劲!我搞的是艺术。”
  在北京认识个影星歌星什么的还不容易?我的老朋友、也是现在生意上的合伙人钱大明,就自称认识所有叫得上名字的演员。借他的光,我在北京也认识不少。来到洛杉矶以后我挺激动,我想这里明星荟萃,演员多如牛毛,机会比北京还得多,斯特里普碰不上,马龙.白兰度碰不上,甚至连小白脸儿汤姆.克鲁斯我也碰不上,认识些二三流的演员总不是问题吧?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到比华丽山庄去当个游客,注意——仅仅是“游客”!坐在街边上的墨西哥人卖给你五块钱一张地图,所有大明星的住宅都标的清清楚楚,可是,你只能开车绕着人家的高大围墙溜一溜,里面花木扶疏,大得没边儿,连一点生人味儿都闻不到。这时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你也就是个地理上的美国居民而已。其实北京的大宅门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七年里,我只有一次直接目击过一个身分不明的好像是演员的人。那回一位朋友从费城到洛杉矶来,我开车带他玩儿,在5号高速公路上,我们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加长型卡迪拉克,就是车里有酒吧和澡盆的那种,司机是位黑人老头儿,穿燕尾服、脖子上扎蝴蝶结、戴白手套。后面的车窗都拉着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这里边坐着明星呢吧?”“很可能哎!”于是,我们就跟上了。我们一会儿在后边,一会儿跑到他前边,有时还跟他并排开,使劲往车里看。跟了几十英里,他刷一下就从一个出口下了高速路。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啊,我们也跟过去了。他在路边的一个餐厅停下来,等了一会儿,只见车门一开,一位金发女郎走出来,拿着手袋,直奔餐厅而去。虽然天还不太黑,但餐厅里灯火辉煌,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她长头发,一身皂,裙子很短,长得极漂亮,仪态万方。不过她没去用餐,一拐弯,进了厕所了。
  “这是谁?”我问。我这位朋友也是好莱坞电影专家,虽然是业余的,他的专业是“再保险”。什么是再保险你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
  “她是……”再保险博士候选人深思熟虑地说,“好像她是……我也没看出来!”
  我们俩决定等。他在旁边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两罐可乐,给我一罐,喝了几口,放在车顶上,掏出香烟来互相点烟。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分理处副处长说:“美国明星吧有两类人,一类,莎朗.史东和麦当娜那种,搔首弄姿,惊世骇俗,特别会利用媒体,他们跟经典艺术传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以泛称叫广告艺术。还有一类,嘉宝是典型,倍儿独,性情古怪,一辈子不结婚,在大街上谁认出她来她跟谁急。不过这种人在老辈人里有,现在恐怕绝了。媒体多厉害呀,谁不利用谁傻逼!”前北京胡同串子附和着说:“是哈,像咱们见她们不都是通过媒体嘛,没媒体谁搭理她们哪!以前戏迷要想见见梅兰芳也没这么困难,那时候的媒体也就是小报,可是人和人反而近。现在中间横插进来一个中介物,发达的媒体,成天接触的是它,没它还不行了,这就像你那个再保险似的,保一回就行了吧,还得再保……”“说什么哪!你懂吗?”“懂当然是不懂,我的意思是说……哎,她怎么还不出来呀?”他看了看表,都过了十几分钟了。我们一直盯着女厕所的门,连一条缝都没打开过。“拉稀了吧?”“是啊,要不怎么这么长时间哪。问问黑老头?”我们又耐心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动静,“干嘛去啦?掉下去了?要不咱们进去拉她一把?”“肯定是闹肚子,刚起来又闹了,刚起来又闹了,就出不来了。”我们这份晦气呀,好不容易撞上个疑似二流演员的,偏偏赶上她腹泻,死活出不来了。那天我们绝望地开车上路以后,颇有失落感,我一边开车一边喊:
  冰棍儿——败火!拉稀——别找我!
  过去北京夏天的时候,在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周围经常有一帮一帮的孩子喊这个,现在还喊不喊我就不知道了,我听说现在北京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后腰上都别着BP机,每年一到美国国会讨论是否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得紧张好几个月。
  这次与明星的遭遇发生在我刚来美国没两年的时候。后来经的事多了,越琢磨越觉得这件事挺有代表性。
  我的再保险专家朋友拿了博士学位以后,立马就回国了,现在是北京丽的丝集团公司副总裁。丽的丝集团是干嘛的,我没问,反正肯定不是流氓集团就是了。

         ※        ※         ※

  在美国注册成立个公司非常简单,只要你想个名字,到市政府去查查有没有跟你重名的,然后填几份表格,就齐活了。我估计洛杉矶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只不过大部分人除了攥着钢印往白纸上盖几个印以外,没干过别的。有的人名片上公司的地址只写了个邮局的信箱号码,那肯定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皮包”公司,或者叫“信箱”公司也成。
  我以前没动过这方面的脑子,是钱大明给我开的窍。他说我看你不呆不傻,也不太笨,又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怎么胸无大志,当打工仔当得这么踏实啊!我说那我干嘛呀?也弄个钢印,嘎噔嘎噔盖着玩儿?你管饭吗?“你这完全是大陆的那套大锅饭思路,”他说,“在美国谁管你的饭哪!这是竞争的社会,弱肉强食,你不加入竞争,就出局!”
  我一想也是。于是我们俩就策划了一番。我在旅行社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他说他可以办去各个国家的签证,因为他在好多领事馆里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开旅行社不用太多的本钱,我们俩还凑得齐。大明说,那就这么定啦,开旅行社!我说别急呀,咱们也就是议论议论,要真干,我还得再考虑一下。大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纯粹北京人的毛病,光说不练,就知道侃,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也觉得自己太优柔寡断了,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给了他明确的答复:干!
  起名字费了好几天工夫,他满脑子里也不都是些什么,居然提出这样的词让我选择:团结、跃进、满江红、胜利、全无敌……我说叫这样的名儿,知道的是旅行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红卫兵战斗队在海外开的分部呢,能吓死谁。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定下来叫“名流”,虽然也一般,但比“全无敌”要好点儿。我们在华人集中的“小台北”地区的一幢办公楼里租了两间房,买了电脑,雇了个秘书小姐,真开张了。那些天我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也太简单了!我打了这么多年工,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这一步呢?
  钱大明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九十五磅,胖是胖了点,但架子好。眼睛跟牛似的,爱穿西服,用DUPONT牌啷声打火机,业余爱好是桥牌,做梦都梦见国际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我以前在北京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大学毕业,分在国家科委人事司当小干部,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当时的女朋友的哥哥是“改革理论家”,自称智囊团重要成员,经常跟一帮胸怀大志要改造中国的朋友开“双周碰头会”,研究天下大势,拿出一套一套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有一次他们正好在我女友的家里“碰头”,我也在,认识了不少那里边的人。我对钱大明的最初印象是那天他讲的话,他说:“现在西方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浪潮,电子计算机不仅会使工业和科技发生革命,而且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赶不上,绝对开除(地球的)‘球籍’!”当时我刚上大学,一听这话,吓出一身汗来。
  要是中国被开除了球籍,我可怎么办呀?
  后来在美国见了面以后,提起旧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当时说过的话?我说:“如今已经过去十好几年了,你说,中国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吗?”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答道:“当然抓住了!你没看见吗,中国起来了,而且起飞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想象。简直是奇迹!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原来担心的是中国搭不上世界这班车,现在,中国是搭上世界的车了,可我又没搭上中国这班车!”

         ※        ※         ※

  我和钱大明在国内来往并不多,他那时满脑袋想的是经邦济世的大业,忙,连影子都不容易抓得到。来美国以后,真是太巧了,我们居然在洛杉矶的中国超级市场里遇上了。他西服笔挺,打领带,推着一辆购物车,步履稳健地在货架当中穿行。在超级市场里穿这身行头显得奇特,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结果认出是他。他对我很亲热,说知道我在美国,想和我联络,但找不到地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他问我跟宋敏还有没有联系?宋敏就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她哥哥叫宋斌。
  没有了,我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你呢?
  她结婚了你知道吧。听说生了个大胖丫头,应该两岁了。她怀孕的时候我见过她。
  宋斌怎么样?
  哎,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呀!钱大明感慨良深地说。在中国,从谭嗣同开始,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民族的悲剧啊……听说他已经下海了,做房地产。
  我们俩站在那儿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见谈得投机,忍不住对他的装束发表了点儿个人意见。
  我说:“你可能在美国住的时间还不太长,你这身打扮吧……”
  “怎么啦?”
  “恕我直言啊——看着土了点儿。”
  他眼睛一瞪:“土?!这套衣服土?你识货吗?这是在北京‘赛特’买的意大利名牌,一套一万多块人民币呢,够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料子多好啊!”
  “是是是,我没说料子不好,一看就知道是好料子,好做工,绝对高档西服。我是说吧,你看周围人全穿的是便服,在这儿穿西服有点儿不对头、不协调。购物嘛,你总不能……便服也有很贵的啊。”
  大明看了我一会儿。“扯淡!我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一样!我反的就是这样的流行潮流,什么流行我反什么,别人都这样,我偏那样,这就是我的性格!你看看你,整个儿成一港仔了,怪不得我一下子没认出来你——我们经过‘文革’的跟你们没经过的小孩儿就是不一样,文革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反潮流,这个理念永远是对的。没有这点精神,只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甭想成大事!”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因为这话要说起来可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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