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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伯逊律师事务所一共只有两个人，就是理查德和周珊珊。但他们的生意很红火，主要的客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两年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像我来美国的时候，一是人数没那么多，二是来的人比较单纯，主要是留学生。现在可好，什么人都有，而且以什么方式来的都有（这还不包括偷渡来的福建船民），其中尤其以商务签证来的居多。任是什么秃人瞎鬼，都能弄个经理身份的证明，来美国“开展商务活动”。其实来了就不走了，要找律师把身份转变成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还有的更狂，一来就在这儿成立“跨国公司”的美国分公司，虽然只是个哄骗移民局的空壳子，甚至有的连公司地址都是“借”来的。这些，也都要找律师办。 中国的经济上去了，来的人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底气特充足，口气大得要命，都是要做大生意的。说起来，好像一个个在国内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上通中南海，下边勾着地痞流氓，没有办不成的事，听着都吓人。他们也确实有钱，我来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一百多美元，其中还有一半是忘了谁给我的港币，现在的人，最差的也都带着一两万美元，有的人来了以后马上就买房子买地，据说阿凯蒂亚的高级住宅，几十万上百万的房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被国内的大款买下来了，他们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以为树是自家的了想锯就锯、想砍就砍，或者在院子外面起一堵高大的围墙……这些行为已引起社区其他居民的抗议。 金钱这玩艺儿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渠道，在太平洋两岸来回流通啊。它既满足了那些想要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人的愿望，又填满了好多律师的腰包。人们每天满脸焦灼、忙忙碌碌，就为的是玩儿命挤进这个渠道，成为当中的一个环节。 钱大明有一个癖好，喜欢对世界进行总结归纳，经常制造一些概括性极强的“名言”，比如他说：“美国有三种人最坏——汽车修理工、牙医和律师。譬如律师吧，本来两口子打架，劝劝就又和了，到了律师那儿，他非给你弄离了不可，不然他怎么赚钱哪。”可没过多久，他就和理查德.罗伯逊成了朋友，打得火热。 理查德这个人，按北京话说是属于“急茬儿”的，干什么都快，给人的感觉老是嗖嗖的。做任何事都很认真，但不一定能认真到点儿上，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周珊珊指使得团团转，他经常往外跑，有时候是听说哪里需要律师义务服务。比如说给难民免费办案子，他特别热衷于此；有时他不说去干嘛，周珊珊也不问。不外出的时候，就咚咚咚在楼道里跑，真不知道跑什么？只要我们办公室的门开着，他肯定要停下来，很有礼貌地在门上敲两下，聊几句。“怎么？你们还没去福建组织偷渡‘人蛇’？我正等着帮他们打官司呢。” 钱大明就这么跟他搭上了。 “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和你学的是一个专业。”他告诉理查德，“北大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 “是吗？”理查德眨巴着眼睛说，“中国有法吗？” “废话！我在中国的时候天天给报纸写专栏，宣传法制。” “中国有报纸？” 我在旁边听着都快气疯了，可大明不动声色，照样嘻嘻哈哈。 “你太嫩，”事后他对我说，“见了送松人拢不住火儿，那不行。往深了说，还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有自卑感，所以特别容易受伤害。我不生气，就因为我觉得我比洋人优越，我俯视他们，懂吗？这是智力的优越，中国人聪明啊！” “那你不搭理他们不就行了吗？” “干嘛不搭理呀！这是美国，他们是主流。再说他们有很多长处，中国人得学，而且洋人单纯，直肠子，人好。中国人多狡诈呀，张嘴就是骗人，像刚才我说什么北大法律系毕业，写专栏等等，其实也不是故意骗他，说谎说惯了，扳不过来……唉，中国啊，五千年文明，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混得不好，正好让咱们这拨儿人赶上了。下辈子中国强大了，西方衰落了，咱们很可能又托生成洋人了，老赶不到点儿！” ※ ※ ※ 周珊珊对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觉得不可理解。 “他们俩怎么居然搞到一块儿了！我这老板人是好人，但性格很怪，一根筋，特别固执。也不能说他歧视中国人，但他骨子里那种白人的傲慢，再加上对中国的无知，简直让人受不了。钱大明真有两下子，能跟他合得来！” 听了她的话，我一琢磨，觉得她本人也挺有两下子的：她和这位一根筋的老板，不也合作得不错吗？据她说，来他们这里的中国客人，大部分是她“搞来的”，她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每介绍一位客人，也都拿一定比例的分成。而且理查德虽是法学博士，但开业时间不长，好多具体的业务，反而不如周珊珊的经验多。 理查德不在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们办公室去找周珊珊聊天。 她每次见面都要先挤兑我一番。 “哟，又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没生意了吧？” “是啊。” “那你快走吧，晦气传染，跟流行性感冒似的。” “好运气也传染，治感冒。我到你这儿借点儿气。” “借也没用，看你就不像要发财的。” 我又约了她几次吃晚饭，她有时很爽快，大部分时候却都找种种借口拒绝。有一次她说是要去圣地亚哥“联系业务”。当天傍晚我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时，却看见她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那里边逛，状似亲密。我没打招呼，事后也没向她提议这件事。 她好像交际很广，说起来，我认识的人里有好几个她都熟。晚上给她家里打电话很难找到她。 她和她前夫是在北京结的婚，她来留学一年多后，她丈夫作为探亲来的美国。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她前夫不适应美国生活，老想回去，而她非常喜欢美国，说什么也不肯走，谈来谈去谈崩了。她前夫现在是两头跑，想做“国际贸易”，但是据说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还有人说是她有了“第三者”，被她丈夫抓住了，闹得天翻地覆。她本来并不想离婚，但她丈夫要“宰了她”，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 她说起自己这几年在美国的经历来，似乎感慨良深，但是使用的那些说法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文化冲突啦，奋斗啦。要给中国人争光啦，打进美国主流社会啦等等。听着真觉得不应该是容貌这么出众的女孩儿嘴里说的话，在这种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损她几句。 “行了行了，您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受过这个，有的人比你惨多了，不也过来了吗？” “是啊，我也没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大家都挺了不起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克服各种困难，立住了，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然有成就感了，你没有吗？” “没有。我是吃饱了混天黑，不懂什么叫成就感。”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啊？我飘洋过海，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了。”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但立刻就变成冷笑，说：“你这种人的功夫全在嘴上，就会耍嘴皮子，来美国这么多年也改不了。” “一口乡音，多好听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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