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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快到了。洛杉矶一点圣诞节的样子也没有，我指的是季节的感觉，按说圣诞节总得有点雪吧，这里倒好，不但没有雪，连一滴雨也不下，太阳高照，好像夏季一直延续下来，不肯结束，路上向来就不见人影儿，到了这期间，有个别商店花钱雇个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站在空荡荡的街头，朝汽车里的人搔首弄姿，不仅没有增添热闹，反而更显得冷清 我来美国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纽约过的。我觉得那才像个圣诞节的样子。因为雪大，我还花二十多美元买了一副橡胶套鞋，套在皮鞋的外面。结果我穷得连买地铁票的钱都付不起了，是从中城的三十二街沿百老汇走回一百一十四街的公寓的。但那是圣诞节呀！我的那双橡胶套鞋在雪地里派上了用场，中央公园积满白雪的山坡上，有滑雪橇的小孩。我还专门去洛克菲勒中心，看那棵著名的圣诞树，那里围满了游客，下面，就是一个溜冰场。我长时间地趴在栏杆上观看五花八门的溜冰者，想起了小时候在什刹海冰场上经常发生的打群架和拍婆子的场面。 耶稣生在马槽子里的时候，天上就是下着雪的，所以圣诞节没有雪真说不过去。 ※ ※ ※ 钱大明脑袋一转，又出了个新点子。 他每逢想出一个自鸣得意的主意，前额就会发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时候别人也就不容易改变他的主张了。 “来来来，米雪儿你也来！咱们开个会，议一议……” “哇，你们大陆人好喜欢开会耶！”米雪儿说。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敢情还是“接团”。只不过这回的计划更离谱儿，在“名流”面临关门的形势下，他要“亲自”北京膛路子去。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说，“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商量呢，把咱们的财务清点一下，散伙吧！” 大明说：“这叫什么话呀？创业艰难，历来如此。现在咱们已经熬到头了，曙光就在前面！” “可惜我没看见。”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东北那俩孙子，咱们是指不上了。可是我越琢磨越觉得此事有干头。接团这个活儿，一不要资本，二不要专业知识，只要在国内有路子就成。咱们呢，是既没资本又没专业，咱们有的，还就是路子！这个机会要是再不抓住，那可就活该咱们受穷了。” 我再也不信他这套鬼话了！这几年，只要国内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小脸儿刷白地激动一阵子，光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过的“大机会”，就有三次。第三次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现在已经开始改造大中型国营企业了，我认为收购国营企业是一个办法。咱们一定得插手这件事，不能坐失良机。多了不敢说，先收购一两家中型的，搞个试点。哎，你可别乱说去啊，这是我长期研究的成果，有专利，要让别人知道了肯定一窝蜂似的都干了，咱们就挤不进去了……炒股票咱们没赶上，炒房地产也没赶上，这次绝不能错过了。我说：收购中型的干嘛？你把中国银行给买下来多痛快啊。大明儿呀，说句不好听的，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别老做梦了。现如今你连一辆好车都买不起，甭想别的了，这事儿即使能成，也轮不到你。这几句话太损了点，差点没把他给气疯了，好几天不跟我讲话。事后我也挺后悔，人人都有自尊心，大明在这方面尤其敏感，我比他小了快十岁，这么说话也太过分了。但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敲他几句。 现在，我尽量控制着说话的态度，问他：“你回北京就一定有把握吗？” “当然有把握！别看我在这儿是条虫，回到北京可就是条龙了！不是吹，在北京没有我钱大明办不成的事，我的关系大多了。我本人当年要是不出国，在国家科委早就该提副处了。” “操，北京满街都是处级干部，你……”话说到一半我赶紧闭了嘴。 “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你掂量着办吧。”我知道不依着他是不行的，除非散伙。 他的反应非常直接，立刻呲着牙笑起来，啪唧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差点儿没把我从椅子上扇下去。 我赶紧又找补了一句：“哎大明，你回去找什么人，心里有谱吗？” “先在北京找我舅舅，不行的话，再动用其他关系。” 又是他舅舅！他动不动就说有个舅舅在海（中南海）里工作，说的时候神气飞扬，简直让我受不了。 我忍不住问：“你舅舅在海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打听这个干嘛？属于国家机密的，知道的越少越好，知道多了惹麻烦。” “那你也得让我心里有个底呀，我可告诉你，在海里工作的可不全是中央首长，那儿也有炊事员、服务员、剃头的、烧锅炉的、炸油饼儿的……” “你舅舅才他妈是炸油饼儿的呢！” “哎？你还真猜对了。我舅舅还真是炸油饼儿的，就在北京站摆摊，白面里掺洗衣粉，用下水道收上来的废机油炸，个儿特别大。不过跟你舅舅在海里炸相比简直没法比了，你舅舅虽然也是炸油饼儿的，但算是国家干部，认识的人也多，可以由你舅舅组织一个赴美食品考查团，看看人家美国是怎么炸油饼儿的……” “孙子！”大明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你丫就侃吧……” 米雪儿眨着眼说：“你们说的好快哎！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 最后，米雪儿表示，既然公司的财务这么困难，她可以不拿工资了，和我们共度难关，如果赚到钱，再补给她，赚不到就算了，“反正最多是半年，我生活没问题的。”大明坚决不同意，说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不能把困难转嫁到她身上，只要雇得起，一分钱也不能少。可米雪儿态度很诚恳，也很坚决。 我在美国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呢！我看着她，猜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认定我们一定会成功吗？风险投资？有一点儿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诚心要交我们这两个朋友？……都不像。 我说：“米雪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俩，要钱没钱，前途，还十分渺茫。你为什么要作这种牺牲呢？” “因为你们俩是好人哪！”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好人？这年头好人最不值钱了，你跟好人在一块儿干嘛呀？” “不要拿我开心好不好？我就是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嘛。” “那你嫁给我得了。”大明说。 “可以呀！你娶吗？” 很奇怪，只有那天在她家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她和我们是亲近的；一到办公室，她又和以前一样了，她能随便到跟我们一起讲任何黄色笑话，也能慷慨仗义做出像今天这样的举动，但总觉得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很微妙，也许仅仅是一层纸那么薄的距离，而且搞不清她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大明出了个主意，说干脆这样，米雪儿就算入股了，赔了的话，一起完蛋，要真发了，全跟着发！他问我这个大股东（我比他占的股多一些）觉得如何？我想了想，没什么不好，就同意了。 “你呢？怎么样？”大明问她。 “谢谢两位老板！” “以后就别叫老板啦，咱们都是老板！” “谢谢！” ※ ※ ※ 大明是圣诞节当天走的，我送他到机场，这一天机场空得几乎没有乘客，临别的一刹那，大明的面色显得极为凝重，两只牛似的大眼睛露出片刻的茫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式哩。 他一走，我心里又毛了：这事到底有多大把握啊？可是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心神不定，弄得我新年都没过好。 元旦一过，大明从北京来电话了。 “怎么样啊？”我问。 “给我弄点钱过来。”“我操！咱们可一分钱都没赚哪！” “不是行贿。总得请人吃个饭哪，我也不能住在家里，得包个五星级饭店的房间，不然人家一瞧就知道咱们没钱，谁也不会理我。现在北京的消费比美国都高，贵得没边儿。” “你要多少？” “两万吧。” “我日你先人。” “这还嫌紧呢，也就合不到二十万人民币，在北京二十万人民币根本就不算钱。” “北京不算钱我这儿可算钱，你一住上五星饭店，我这儿立马就得关门，你看着办吧。” “想法儿弄点儿去。” “抢银行啊？” “你这不是抬杠吗？借。” “告诉你吧钱大明，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借钱。” “做生意哪儿有不借钱的？想不借钱，打工去。” 确实，又是他在理。不过，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和信用，要想向银行贷款根本没门儿。 “谁会借给咱们钱哪？”我说。 “现成的，你的哥们儿，蔡显宗。” “蔡显宗？他会借给别人钱？” “他不会借别人，可他会借给你，就这么回事。” 这小子可真精，他早就给我算好了。 我是多年前在酒吧打工时认识蔡显宗的，那时我正在学校念书，还没毕业。我在吧台里调酒，他在外面当侍应生。他是从台湾移民来的，个子不高，面如满月，一脸的福相。开始我们接触不多，只是在他来柜台上拿酒时，偶尔聊几句。当时我还没绿卡，他建议我先找个黑人姑娘结婚，把身份搞定，书也别念了，想办法多挣点儿钱才是正经的。“黑女人不错哟！没心没肺，很好对付的，别看黑，皮肤又细又滑。”过了几天，他真把一个常来酒吧的黑姑娘带到吧台来介绍给我认识。一聊，黑姑娘正经是搞艺术的，从田纳西来，梦想着在好莱坞出人头地。那天黑姑娘坐在吧台上一直跟我聊到打烊。 使我颇感意外的，是有一次他非常突然地提出要到我那儿“住个一半天”。 “不好意思，我遇到点麻烦，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一半天就好。” 当时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马上就要下班了，我一急，什么推托的借口也没想出来。 结果他一住就是三个月。 他遇到的究竟是什么麻烦，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清，反正是跟女人有关，好像因为这个女人，还得罪了黑道上的弟兄。早在找我之前，他已经东躲西藏了好一阵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可能跟黑道有一点点关系，但没他暗示的那么严重，不然人家早把他“做”了，躲到哪儿也没用。事实是，他穷得身无分文，自从被那个女人一脚踹出来之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每月的工资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在这三个月里，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要分摊一部分房租，连电话费都没付过。突然有一天就搬走了，酒吧的工作也辞了。从此以后就没影儿了。等那个月的电话账单来了以后，我一看，他临走的前一天，打了一百多块钱的长途电话。当时我挺不高兴，后来一想又有点庆幸：他要是打了一千块钱的电话，我不是也得如数照付嘛！ 除此之外，我们相处得相当不错。他人机灵，不讨厌，能投我所好，聊点儿我感兴趣的话题。他极力撺掇我追那个田纳西的黑妞儿。说她对我绝对地有兴趣。“不知道为什么，老美喜欢的东方人，都是长得丑丑的。”“这么说我是丑丑的啦？”“刘兄刘兄，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呢……”他穷得叮当响，吃饭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几片面包就是一顿，可是一到周末休息，非带着我下馆子不可，花起钱来眼都不眨。所有的衣服，都要送到洗衣店里洗，一件衬衣要好几块钱，领子和袖口熨得平平的，他觉得这才叫穿衣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聊得投机了，他说：“我从小就梦想发财。那时我家住在花莲的眷村，房子很破哦，我就想：等我发了大财，我要买一幢非常大的房子，要开porsche跑车，有整整一箱子崭新的名牌衬衣……” 大约是两年前，有一天和大明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大谈一个叫蔡显宗的蔡老板生意如何大、派头又如何大，怎么从他那儿挖到钱等等。我一问，还真是这小子。他们听我说认识蔡老板，一脸的惊羡，连大明都对我有点刮目相看的样子。“行啊溜子！给丫打电话，咱们得想法从他身上弄出点儿钱来。”“我不打。”我说，“他还欠着我一百块钱电话费呢，我不是等于追账了嘛。” 是大明把我的电话给了蔡显宗。他没几天就打来了电话。 “刘兄啊，久违了，有五年没见了吧，这五年一言难尽哪，我实在太忙了，有一半时间在大陆，一直没跟你联络，真对不起！我在北京还见到好几个你的朋友，什么李小罐呀等等，我告诉他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人一级棒。” “你是谁呀？” “蔡显宗。” 我们就这样又恢复了联系。他经常约我一起吃饭，除了生意以外，几乎无话不谈，连他现任的老婆和几个“小蜜”的隐私都跟我如实道来。他开的真是porsche跑车，在海边买了豪宅，好像做的是服装和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合资厂。他发了大财，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听说的不算，在我认识的人里，真正在美国成功地圆了发财梦的穷小子，就他一个。 ※ ※ ※ 我给蔡显宗打了个电话；说要找他谈点事。“谈事？”他说，“要不要到公司来，还是……”“公司吧。” 他在帕萨迪那的一栋办公大楼里租了整整一层，装修得非常豪华。秘书小姐是个白人小妞儿，很有礼貌，说总裁正忙着，让我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稍微坐一下。结果一等就是二十分钟。我坐在沙发上一直悄悄打量着她——真是一双美极了的手啊！手指又细又长，在电脑的键盘上优雅地上下翻飞。我突然想：还做他妈什么生意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一辈子当她手指敲打着的那支键盘好了。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蔡显宗从他的房间里特意迎出来，热情地说。 我们在他房间里谈话时，秘书小姐转进来的所有电话，他都给回绝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了我的意图，在介绍我们公司的情况时，我表达得相当乐观。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谈生意方面的事。 “需要多少？” 我说了个数。 “这么多啊？” “多？”我说，“对你来说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嘛。” “好吧。”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痛快，一下子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立刻就转移了话题。 “你还记得路易丝吗？” “谁？” “就是田纳西来的那个黑妹妹嘛。” “哦，还记得。” “真是巧啊，我前一段时间碰到她了。我和一个老美谈生意，在日落大道上的一家餐馆吃饭，她正好在那儿端盘子。” “她怎么样？” “混得还不错，在电影经纪公司里登了记，已经演过几个小角色了，不拍片子的时候就在餐馆打打工。哎，你到底跟她睡过觉没有？” “没有。哪有你说得那么简单啊。” “你好笨！我跟她睡过。” “你？” “真的很简单哦。我先约她吃晚饭，然后就去旅馆开房间了。” “哦，那我太急躁了点儿，我直接就要带她去旅馆。不过还是得分人，你办起来简单的事，搁在我身上就复杂了。” “唉，现在想起来，那一段时光也蛮有意思的，那是青春对不对？现在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在商场上打交道的人都是互相利用逢场作戏。我和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谈生意。” 我心里一愣：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路易丝还问起你呢。”他说，“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那找她玩玩吧，我有她的电话。味道和我们中国女孩子不一样，我和她睡过……大概四五次吧，人很乖，我每次脱掉她的衣服以后，她都用手捂着脸，还不好意思呢。” 说完，他突然拿出支票本来给我开支票。 我说：“咱们一切照规矩办，立个借据。” “OK。” “而且我要付利息的。” “一点点就好。” “你写吧，我没写过这玩意儿。” 他用电脑迅速地打好一份借据，印出来，放在我面前。我签了名。心里暗说这小子办事真有个利落劲儿，当年硬是没看出来。 没想到借钱这么容易，也有点儿太容易了。所以我离开他的公司以后，反倒觉得有点别扭。也说不出是哪里别扭，反正好像是有些什么东西改变了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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