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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居住的最初几年比较安定。我们的画家能够作画。 后来就不对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了。他所预感的大变动的日子似乎在近来了，在到来了。先是西班牙内战。法西斯飞机轰炸玛德里，连美术馆也没有幸免。跟着是慕尼黑会议和捷克的悲剧。巴黎变得歇斯底里了。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画家能够安心作画的了。而在自己的祖国，烧起了战争的火焰。国难临头，大敌当前。从电讯上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城市一个又一个的陷落。 最后，他完全不能安下心来，完全不能工作了。战争的乌云已悬挂在欧洲的上空。就是妻子不同意，不肯离开欧洲，他还是不能不走了。女雕塑家想到美国去，当时许多欧洲的艺术家都往纽约跑。我们的画家却不考虑这个。这个固执的人，坚决要回国。她对他没有办法。一家三口，坐在轮船里，离开巴黎，离开欧洲。 这是一九三九年的年底。他们刚刚赶上了抗战的低潮。抗日战争进入了持久的阶段，国民党在尽量的制造磨擦。后方城市轰炸频繁。物价开始上升，通货开始膨胀。这是一个痛苦的旅行，也是一个痛苦的生活的开端。女雕塑家一路上脾气暴躁；有时晚上做梦，到了纽约的百老汇。我们的画家却相反，情绪很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之后，他不断地画素描，满口赞赏山水之美，风土人情的亲切感。 当他们经过了相当困难的旅程，来到桂林时，他们都非常高兴。这里，他们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起生活，而桂林山水是多末的惊人！我们的画家虽不过三十初度，跑的地方不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风景优美的城市。他觉得除了富春江，要数这儿好。至于瑞士的湖滨城市，怎能和我们漓江上的名城相比。叶兰也高兴，这里的生活还比较可以容忍。一些跑香港，跑仰光以及许多跑河内的商人，给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些精美的舶来品。这个内地城市，居然有霓虹灯、咖啡店。聊胜于无，女雕塑家恢复了活泼的情趣，继续来侍奉艺术。 而他们真是生活在美丽的风景中。风景排闼而入。从窗口看，从绕着他们的房间的走廊上，看不尽的那些锯齿形的山峰。那些峰嶂云烟，变幻莫测。青青的漓江，萦绕其间。这样精致的风景城市！尚达天天往屋外跑，后来又去了一次阳朔，他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素描。他丢开了油画布，用宣纸、徽墨、湖笔，画了彩墨。然而，画不好。前人已经往很远的前面跑去了。在这样的山水中，存在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卓越的画理、笔法，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激跃的心灵。现在，尚达才知道，他过去对民族传统了解得太不够了。过去对中国山水画的估价不为不高，但也差远了。 于是他想到，他提出，他要在桂林建立一个小小的画廊。 这是他一贯的心愿。 减少一个警察派出所，增设一个小画廊吧。每个城市，都应该以自己的画廊为骄傲的。因为艺术和人民的品性不可分离。他说，它们彼此导引，双方便不断地上升。 应该让桂林来开风气之先。它本身是一个画廊城市，是个大画廊，展出天下最美的风景。因此它应该有个小画廊，展出风景画。他这样梦想，一再地在朋友中间诉说、呼吁、宣扬、议论。这些朋友们对他微笑。他们十分赞赏这个思想。而在跑警报、躲飞机时，在岩洞中，他们告诉他，炸弹不会因为下面是画廊，不管是大画廊或小画廊，而不往下落，而不爆炸的。 这个他知道，玛德里发生过这样的事。玛德里的一个美术馆，毕伽索任馆长。美术馆被炸时，人民阵线的战士们抢救了美术陈列品。他说，不能因噎废食。他开始为筹建画廊进行活动。而且，事情也有了进展，看来可以成功。许多画家愿意拿出他们的画来的。 就在这时，重庆美术院用一道道加急电报把他召唤到那个战时首都去了。他这个抒情的美梦就此打断。 从桂林，经贵阳，来到重庆的时候，在海棠溪过了江，他们从江边坐上了滑竿儿（轿子）上坡，他被滑竿儿抬着，上了一个又一个坡。他开始感觉到这座山城，有着爬不尽的坡，上上下下，全是石级，重重叠叠的石级。人在滑竿儿上坡时几乎是倒悬的，脚朝天，头朝地。滑竿儿，现在是看不到这东西了，是这样简单的一种交通工具。两根粗竹竿，一只细竹片座位，由两个抽大烟的人两头一抬。你身在空中，完全凌空。最使人不习惯的是那滑竿儿的弹性的有韵律的跳荡。那是震荡不已的感觉，简直令人心悸，如在噩梦之中。而所有在这个山城重庆的时间里，尚达都觉得自己是在滑竿儿上，倒悬凌空，被抬走在无穷无尽的石级上，不知会被抬到哪儿去？ 重庆美术院那时正被一批国民党分子霸占着。他们把一些优秀的画家排挤之后，又自己互相的倾轧排挤，闹的乌烟瘴气。尚达去了一看，什么艺术，什么创造，什么教育，全都谈不到。那些青年学生只是凭借自己努力，自己在摸索。他们中间，有着一些很有希望的，很有才能的青年，可是尚达不相信他们能从这样的美术学院中成长起来。那些国民党分子把他请来，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画家再不懂世事，也立刻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他不过被利用做做幌子吧了。而当时的重庆，昏天黑地。贪污腐化，横行不法的国民党统治着一切，他真看不惯！ 他无法在这个地方耽下去。于是，他决心离开重庆。但他能到哪儿去呢？ 如果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地方，使艺术家、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最大的痛苦的，这地方就是在抗日战争的低潮时期的重庆。新四军事件刚发生。文艺界里反映得很快，很敏锐。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离开了，有的往北到延安，有的往南到香港。但是，他能到哪儿去呢？欧洲不能居留。美国，如果他愿意，可以让他去，先要到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里去住几个月。但美国，他绝不肯去！香港也不去，延安他不理解，回桂林，建立小画廊呢？现在也味同嚼蜡一样的失去兴味了。重庆必须离开，必须尽快的离开！一向很安静，很稳定的人也开始心头烦躁，焦虑不安。 当时，我们的画家只看到一片黑暗，笼罩在祖国的大地上。他看不到一点光明，他不知道光明正闪耀在延安，在黄河以北广大的敌后区里。他以为没有光明。他感到绝望了。 他没法活下去，他咒诅着雾和山城，咒诅着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女雕塑家自然也不例外。她却奔走张罗，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她和那些法学家又碰上了。她埋怨丈夫选择了这末一个山城来居住。 在和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往还中，尚达听到了甘肃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况。当时，人们更多的注意了那一大批经变写本。可是，关于壁画，却还没有怎样重视，仿佛没有这一种宝藏似的。忽然，他决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凉、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画却燃起了一阵光耀的火焰来。 还在巴黎时，他就看到过敦煌的写本。这些稀世之宝不属于他的范围。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画的原件残品和印刷品。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写本不过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画才是它的主体。那时候他渴望着有一天能看到原作。现在，时机不是到来了吗？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 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但他已决心到那个地方去。经过他自己和几个比较能理解他的朋友的奔走，筹了一笔款子，找了几个关系，弄到一辆八缸“别克”汽车和汽油、护照，他终于成行了。女雕塑家和他同行，听说敦煌也有雕塑。她对新奇的事物还是有兴味的。小黎寄养在叔叔家里。 而这是多末艰苦、危险的旅行呵！他们必须跨越秦岭到西安，那还是比较通达的路径呢。从西安到兰州，这就人迹稀少起来了。再从兰州出发，走上河西走廊，这一千多公里的大戈壁滩，几乎杳无人迹。要不是当时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战，苏联派来了空军和地面的后勤人员，才有一些油车，器材运输车，点缀在骆驼商队和大风沙中。他们一路跋涉，直到祁连山的西部。他看他们几乎已走到祁连山的尽头，古阳关的地方了。 描写这一段旅行，在我们是不必要的。旅行家们以坚定的宗教信徒似的步伐，前进又前进。经过三个月之久，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一片流沙的山丘中间，他们望见了一个小小的绿洲，一片林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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