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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醒来了！” 尚达醒来的时候，他仿佛感到轰然的一声，意识的世界回来了。他听到一副洪亮的声音。光线多末刺目！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一张很熟悉的圆和和的面型，在望着他。他已看到那个中年人，但他还睁不开眼。他又闭上了它，似乎听到许多声音。风声，人声，水壶吱吱声，纷至沓来，震得他头痛。 “谢天谢地，醒来了！” 他又睁了睁眼，这回看到一个满脸短髭的老机工。 “我在哪儿？”他问，发出来的声音，细丝似的，自己也觉得听不清楚。 “好，好，”那带眼镜的中年人回答，“你不要说话，静静的养神。不要说话，一切都好了。你醒来了。” 我们的画家被这温暖的声音抚慰了。他感到，自己柔弱得好像是一个初生的小孩。他还没有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末的。但他感到安心，好像一切真的都很好，很好了，而原来是不好的，很不好的。他想哭，但太衰弱了，他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他又昏昏沉沉的睡去。这一回，他是睡着了，睡得很香，甚至发出了均匀的轻微的鼾声。 他又睡了一天一夜，睡够了。这回醒来，头痛的感觉没有了，只觉得口渴，要喝水。那个满脸短髭的老机工端给他一大碗米汤，喂他。喝后，他觉得自己有了力气，睁大了眼睛，并且问： “我在哪儿？” “你在赤金堡，”那老机工回答。他把碗放回去。 赤金？怎末他到赤金来了？这一回，他的意识、神智完全恢复了。他看了看他的周围，他是在一间幽暗的小屋中。窗前有一张桌子。那带眼镜的中年人原来坐在那儿看一本厚书，看到他醒来了，就过来帮忙，等他喝完米汤，拉过一条板凳，坐到他的床前。 “我怎末在这儿？”他问，发现他自己好像在一个机械工人的家中。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木箱、机件、马达、铁管子。 空气中，似乎有一股机油味儿。看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奇怪起来。 坐在他床前的中年人回答：“我们在戈壁滩上发现了你，昏迷不醒了。我们把你抬了回来。你一直在发烧。你？” 那中年人想问他什么。但这时，他把一切都记起来了。他着急地打断他，问： “你们抬我回来有几天了？” 他回答，“五天。” 我们的画家一听到他昏迷已经五天，愕然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追赶她，又黯然伤神。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一切记忆，巴黎，桂林，重庆，敦煌，都联系了起来。敦煌壁画的线条和色彩，又闪耀在他眼前，富丽，而且神奇。多末令人惋惜呵，他竟掉首不顾，离开了那里，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一阵心酸，他流了泪。他想，“现在，又能怎么办呢？”那中年人看到他的苦痛，张惶起来，试了试他额上的温度，掏出手帕来给他。温度已经很明显的退下去了。 “怎么啦！怎么啦！”老机工也跑到他床前来。他十分关切，恨不得能让病人安定些，快乐些。 “你发烧那几夜，”那中年人说，指指老机工，“多亏他一直不睡觉，守着你的呢。” “你们是谁？”一忽儿，尚达镇静了下来，问：“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中年人回答，“我姓沈。我是资源委员会的中央地质局的。我是一个地质学家。他姓傅，他是一个老工人。” “地质学？”尚达不甚了然，问，“你们是这儿的人？” “不，我们才来不久。”老机工回答，“他还来得早一些，我是刚来这儿。” “你们怎末跑到这儿来的？”尚达问，振作起来了。他从床上坐了起来。老机工给他披上一件衣服。那姓沈的地质学家就开始说话。他本想了解一下病人姓甚名谁的。但他在这样之前，他介绍了他们自己。 原来那地质学家也有一段相当复杂的遭遇。 原来那地质学家也是在国外留学的。当我们的画家在法国的时候，沈健南在英国。他在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到了爱丁堡继续深造。他选择了黑色金属勘探的专业。 在国内时，他就品学兼优。出国后，他的成绩更是特出。 一般说来，在国外，外国学生念书都是念不过中国留学生的。 而他是特别优异的学生。他很快的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在皇家地质学会的学报上发表，引起重视。大学院把他留下来当教授。谢斐尔特一家钢铁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到非洲地区进行黑色金属的勘探。他在英属的殖民地有了重要的发现。 但这样干了没有到两年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了。强烈的爱国情绪使他毫不踌躇的抛弃了英国绅士许诺给他的美好的前程。他立即向大学院和钢铁公司提出辞职书，迫不及待地弄到了第一艘开往远东的皇后号的轮船舱位，奔回祖国。 他目击了上海郊外的英勇的战斗。他一到南京，就接受了资源委员会的任命和委托，到了黄石港，登上大冶的铁山。 他当初选择黑色金属的勘探专业，就是因为保家卫国，必须要钢铁；在冶炼之前，首先要勘探。现在，他所学的，有所用了。现在，他有了报国的机会。他日夜奋发工作。这样做，却也因为在南京时，他曾经和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算是个有名的地质学家的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那人认为中国不能工业化。偌大一个中国，就是资源贫乏。煤的资源虽然不算少，却无石油。铁的资源非常不够。有色金属，特别是铜的资源更是很少。稀有金属，几乎等于零。他身为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却对于祖国的资源丝毫没有信心。他说，照美国那样炼钢，中国只能炼三年。三年，全部资源就一下完了。中国若要工业化，是向后看。如果要向前看，就可以看到中国乃是一个农业国，等等。沈健南听到他这一套话，几乎连肺腑都气炸了。而现在，仅仅在大冶铁山，他就拥有足够的证明来批驳这类奴颜婢膝的思想。 当初，英国地质学家勒洛艾来大冶勘测，估了个蕴藏量不到两千万吨。后来，德国地质学家丁格兰以龙洞附近的闪长岩中的铁矿做根据，估了个两千多万吨。再后来，美国的地质学家雷农以矿体厚度五十米，比重以五计，估了五千万吨。而日本的地质学家西泽则估计为三千二百万吨。这些地质学家本来也许是不坏的学者。但他们是受帝国主义的掠夺者的委托前来工作的。这掠夺的目的，规定了他们的局限性。 这些资源掠夺者，既没有理解到大冶铁矿的成因，矿区图又十分了草。他们的估计数字完全是胡来。 现在，我们的地质学家日以继夜的工作起来。他制成了1：20000的矿区地质图。他的工作量之多，工作之细致，远远超过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地质学者。他分段计算储量。他自己遍历了云雾笼罩的山区，描述了铁矿的分布和组织，深刻地研究了围岩的变化。这真是一座使人兴奋的宝山，一座真正的铁库。人一进这座重叠的大山，俯拾皆是高品位的矿石。 在公元二二七年，黄武五年，就记载的有“吴王采武昌之铜铁，铸为刀剑万余”，指的就是这里。你能看见矿脉像大壁画一样显现在眼前，呈黑色，朱红色，绿色，赭色，发散着金属之光。 不幸的是沈健南的工作因为日寇大举进攻而突然告终。 祖国的一座宝山沦陷敌手。他离开的时候，心碎了，流了热泪。他不能不发现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 他到了重庆。不久后，英帝国主义为了讨好日寇，把滇缅公路封锁了。太后方汽油困难，使国民党政府想到要自己来生产石油。资源委员会派他出去勘测石油资源。他对石油勘探从没有作过研究，却还是慨然担当了这个重任。他决心再一次以他的工作，以事实，来批驳那个主任委员继续在吹打的荒谬的理论。他从重庆出发，到了西北，本拟在鄂尔多斯地台找油。国民党政府不同意。他转移到了酒泉盆地。一把地质锤，他来到了河西走廊上。茫茫的戈壁滩，只长骆驼草。他很快发现，他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资源委员会几乎是什么技术条件也不给他，却开玩笑似的要他在三个月之后交出石油来。 尽管这样，他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爱国的热情激发了他。对于地质事业的热情燃烧着他。他按照地质科学的要求，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进行工作。这河西走廊地区，当时在全国地质图上，还是一个空白点。他可以做的事简直是太多了。科学家有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踏踏实实的作风。而从这作风中，不时的会爆发出创造性的火花来。现在来看，他当时能一下子选择到酒泉盆地，可以说是一种天才的思想，却也不是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但是三个月的期限很快就满了。他回到兰州，宣告失败。 在兰州的一个宾馆里住着的时候，他偶然邂逅到一位苏联空军上校。 真是偶然机会，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空军上校能说英文，两人谈话毋须翻译。上校在了解到沈健南的任务之后，激动万分，原来他曾是巴库石油局的总地质师。自从支援中国抗战，来到新疆和甘肃之后，他以专家的眼光，注意到中国的石油资源的问题。这是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是可以解决的。据他的初步判断，中国大西北蕴藏着无限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准格尔盆地，他曾在公路两旁作过观察，几次停车，进行踏看，因为他感到这里有着和西伯利亚某一油田类似的、奇怪的储油构造。仅在公路上经过，上校已经肯定地发现了若干处适合于储油的穹窿构造。 地质学家沈健南是多末的兴奋。他们谈了一个下午，又谈了一个晚上，又谈了一个后半夜，直到窗外鸡啼，晨曦照上黄河。他在河西走廊上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艰苦的工作，因此能够给上校看一些资料了。而上校也能够有所依据，来给他提供许多具体的、宝贵的建议。他们打开了河西走廊的地质图件，预测到酒泉盆地的第三纪地层，可能出油。上校把他所知道的石油勘探知识，全部的，源源本本的，没有一点保留的，告诉了我们的地质学家。这使他大为惊异。过去，他知道，探油的秘密，一向只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在国外的许多年，他知道在资本主义世界，技术总是处于绝对严格的保密状态中的。而现在，一个苏联人，一个布尔什维克，却这样坦率地、热情地告诉他这一切！ 他兴奋，因为第一次，他从社会主义地质学家的口中听到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石油蕴藏。上校为他展开了一幅瑰丽的远景。再则，他给了他多末具体的帮助，不仅确定他今后要在酒泉盆地，沿着祁连山找油，而且提供了重力勘探的方法，告诉他一些特殊的窍门，如何利用那极其简单又极其敏感的仪器扭秤，来制作重力勘探图。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我们的地质学家再次走上河西走廊。当他骑着骆驼来到了玉门老君庙附近的山边，在大风砂中到达了乾油泉（这是他后来给它起的名字）他惊喜若狂，他发现了明显的石油露头。 在一个山谷中间的台地上，黑色液体，乌色金属，石油，从地下渗了出来，形成一道道乾油泉。泉过之处，留下沥青色的土。这就是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的露头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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