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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大变化。反法西斯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推动了战后世界的进步。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元气大丧，维持其庞大殖民统治的基础受到了严重削弱，经过反法西斯战争考验的一大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各地冲击着英国的殖民统治。 同时，随着战争胜利的来临，印度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日益成熟。1945年下半年起，罢工运动更趋活跃，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转入了斗争。农民斗争也开始活跃，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军队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骚动情绪。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经过20～30年代的政治斗争锻炼，影响强大且日益成熟。 长期经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冲击，至今心有余悸的殖民政府在新形势下不得不改弦易辙，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过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面临工农运动强大威胁的情况下，也急于通过与殖民当局的合作来解决印度的独立问题。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其要点是：①英国政府不能将一个自治机构强加给印度，新宪法由印度自拟。同时政府将竭尽所能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②中央政务会议（行政议会）即将改组，除总督及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及穆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也考虑由印度人充任；③总督准备立即召集会议，以便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省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④中央合作，各省自当推行责任政府制。 25日，改组行政议会的筹备会议由总督主持在西姆拉举行。国大党的活动家中，除甘地外，有尼赫鲁、帕迭尔，他们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尽管真纳认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派，坚决反对国大党穆斯林代表出席会议，但阿萨德还是应邀出席了西姆拉会议。甘地没有参加会议，他主要在会外指示。 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依总督建议，提出了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的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其名单中要包含2名国大党藉穆斯林的代表，即萧克·阿里与阿萨德。真纳则要求议会中的穆斯林成员都必须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立场不可调和，使会议再陷破裂。 1945年7月26日，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因漠视人民进步要求与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政策而被主张改革的工党政府取代。工党政府针对新形势下殖民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快推行英帝国非殖民地计划，他们认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印度开始。 8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印度中央与地方议会选举将于1945年～1946年冬季举行。9月19日，新任首相艾德礼发表广播讲话：一旦印度选举完毕，经与各方代表磋商后，英国将尽速促成印度的制宪机构，使其立即考虑英印关系的最后安排，同时希望政务委员会早日建成。 9月1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孟买会议通过决议：主张由民选的制宪会议制定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印度宪法。印度应组成联邦，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列专章载入宪法。 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张，协助英国人解决印度问题，以保证英国政权平安地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以避免英国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为“不辱使命”，立即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非暴力主张和社会政治观，既为防止独立时刻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宗教冲突与流血事件，也为防止工人阶级暴力斗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针对当时共产党与社会党十分活跃的形势，甘地竭力宣传自己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政治思想：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说如果他们执政，就可以强迫平等；依我的计划，国家应照着人民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强迫人民屈服于国家的意志。我劝人民接受我的主张，用爱胜恨，用非暴力求得经济平等。我并不需要等到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我的主张才开始实行，我自己首先来作。我并不认为假如我有50辆汽车、1000亩土地便不能作到经济平等，我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减到与穷人相等，这便是过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针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类又面临原子弹威胁，非暴力再次面临挑战的情形，甘地仍表示他对“非暴力”坚信不疑。“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弹不发生丝毫作用，而且二者间截然不同。一个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个代表纯物质的力量。要比较他们之间的优越性，就看到何者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进步、无止境的。它的发扬可使举世无敌。同时这种力量存在于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肤色，不过有的是潜伏着，只需加以适当训练，便能奋发。我们如果不承认真理，不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 印度独立的曙光在现，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绪高昂。他不仅不辞辛劳，往返各地演讲，鼓吹非暴力，而且还不时激发印度人民的生活热情。他一再说他能活到125岁。他解释道，人类的身体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享乐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诀就在为而不有，为而不有便是生活。享乐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务而不计收获，便有权且应能活到125岁。这样的生命应该是完全贡献于服务，为而不有所获的至乐来自内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剥夺，因此便没有忧伤与苦恼。如果不是这样，长寿实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饥馑肆虐，由于严重粮荒及医疗设备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数大增。甘地亲临灾区安抚民心，推广他在南非所实验过的自然疗法，并正式在乌诺里创办一所自然疗养院，亲自指导。他要人们注意吸收新鲜空气，保持户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讲究卫生，保持房屋、厨房、厕所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整齐。 甘地不愧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为促进解救“贱民”工作，从1946年3月起，他决定无论到哪里，都将尽量住进“贱民”区。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报》上发表文章，说明他此举的动机。他说自己曾多次讲过要自视为“贱民”，但一直未能以身作则，言行相符。听说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处的“贱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庙的消息，他深为所动而决定住进“贱民”区。他希望这样能起到榜样，让全社会都善待“贱民”。 甘地的行动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满。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民”区，当日便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甘地。甘地不为所动，还是毅然搬进了一间仅容一人活动的陋室。服务人员只得在室外另搭帐篷。不过，甘地并不认为这样就算与“贱民”同甘共苦了，因为他清楚这里是特意整理过的，而一般的“贱民”区则还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将来可以随意住进任何“贱民”区。 1946年2月，发生了孟买水兵起义。鉴于印度反帝斗争日趋高涨，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给予印度以自由独立，以免夜长梦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勋爵、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阿·维·亚历山大先生组成的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和印度政治领袖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制宪机构和产生一个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议会的事宜。3月底，这一使团已抵印。4月，代表团将与各方领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国人民正翘首盼望这一时刻，世界人民也都关注着这一重大行动。 4月中下旬，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与内阁代表团连续举行会议，但未达成协议，预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独立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爵士要求国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内阁代表及总督的谈判。国大党派出了以阿萨德、尼赫鲁、迦法罕及帕迭尔组成的谈判阵容。甘地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阁使团的邀请参与了西姆拉会外协商。这次会谈和以往各次会议一样，因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协调而破裂。最后英国代表团于5月16日宣布了他们自己的方案，提议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区。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联区组织的规定意味着给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实。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甘地当然理解这份方案的实质，不过他内心清楚，由于教派冲突及英国殖民者长期统治造成的后遗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尚能保持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他准备接受并努力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他虽不满于该方案，却认为该方案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国的苦心经营，认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从事，而且主观上也是想撤走时留下一个团结的印度。甘地积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赞成这一计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调查团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将根据已提出的条件参加临时政府的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经讨论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总督，表示决定参加拟议中的制宪会议，同时希望能尽早成立过渡时期的政府。29日，当甘地赶火车前往浦那时，有人预先埋好炸弹想置甘地于死地，结果机车受损，甘地则无事，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难。 在浦那作短暂停留后，甘地赶往孟买参加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对6月26日德里决议的表决。这次会议上左派势力对决议强烈反对。甘地在会中致辞，尽力说明参加制宪会议是唯一正确抉择，尽管建议中的制宪会议并非代表人民的国会，有许多缺点，但是作为久经考验的战士，不应求全责备，应该有勇气接受挑战而不是消极拒绝。 7月7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以204票对51票批准工作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步骤。 随着独立临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剧膨胀，开始为在未来的政府中捞一官半职而挖空心思。许多人写信给甘地，要求被提名竞选为议员。甘地公开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他提醒人们切莫对他的影响力存在丝毫的期望。他指出：以为这样的选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这一时期，甘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他对国际时局和印度独立问题的看法及他的非暴力理想。 内阁使团的计划曾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宪议会的选举于1946年7月在全印举行。在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国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国大党的同盟者所获得。这种情况使真纳大吃一惊。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同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来建立巴基斯坦”，并决定以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一场空前规模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事件发生在加尔各答城，持续24小时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发展，没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连交通警也消失了。加尔各答大屠杀时，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内战阴影笼罩在印度。甘地深感愤怒，他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假如我们用得着英国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他们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取而代之……假如每一次当英国人的刺刀亮出来，我们便得意扬扬地鼓噪，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无疑的，有人是在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要悬崖勒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紧急讨论后通过决议，呼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要能宽容并忘记已有的痛苦，同时利用惨痛的教训，在最近发生的不和关系中，重建教派间友善的关系。 9月2日，尼赫鲁组成了一个由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在这一历史性时期，甘地呼吁国人捐弃前嫌，要善待英国人。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兄弟手足，必须相亲相爱。同时，甘地对临时政府该作些什么事都一一予以指点，他认为临时政府就职后所作的首先是取消盐税，其次是致力于教派间的亲善，其三是解放“贱民”，最后便是土布运动。他特别强调自治以后的印度是推广土布运动的最好时机。他主张由政府禁止机器布进口，并且不准设立新的机器织布厂。甘地也反对由政府来合营机器布厂，以免资本家剥削工人。他认为机器布厂本身就是坏的东西，政府不应出资经营，政府应鼓励民间土布，好让全国人民服用。他的这种观点无疑得不到新政府的拥护，甘地也意识到他的呼吁就像是旷野的孤鸿，已难发挥作用，但他自己仍是坚信的。 临时政府成立后，穆斯林联盟在真纳领导下，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也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后来由于总督的从中调停，其代表于9月底加入临时政府，但它未放弃抵制制宪会议策略。甘地忧心忡忡，他感到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他所赋予的意义。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领袖们要求分治，不少英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情。甘地认为印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块经纬交错的东方地毯不可分割，他决心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这一次，他准备像古代印度贤哲一样，游说四方，祈求神明拯救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在孟加拉的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回德里。 甘地每次抵达一村庄后，首先走进一间茅屋，当然最好是穆斯林居住的茅舍，请求主人予以款待，如遭拒绝就找下家。如果大家都不接待他，他就到树荫下歇脚。甘地依靠村民施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 甘地每天凌晨2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进行晨祷。之后，他蹲在地上，用铅笔书写回信。据说他的每一支铅笔一直要使用到手握不住笔头才肯扔掉，因为在他眼里，铅笔是某个兄弟的劳动成果，如果浪费它，意味着对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动于衷。每天清晨同一时刻，他饮用掺盐凉水，清洗肠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甘地热衷于自然疗法，他相信这有助于消灭肠内毒素。及至日出，甘地便走出茅屋，边散步边和村民们会晤交谈。 甘地的若行游说不仅仅致力于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呼吁他们和睦相处，而且他还相机行事，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对他来说，印度是由广大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农村组成，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印度农村。他殷切期望新生的印度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为此必须使它们摆脱陈规陋习，诸如要注意饮水卫生，讲究个人卫生，利用日光浴，建造公共厕所等等。每晚他还要举行祈祷大会，同时邀请穆斯林参加。有时晚祷会上愤怒和不满的叫声震耳欲聋，甘地不得不双手塞耳，但他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控制局势的能力。晚祷会上，他先读《薄伽梵歌》，然后有意识地背诵几段《可兰经》经文，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问。多年来晚祷会已成为他与群众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晚祷会的话题除宗教仪式外可以说无所不包。在这里，甘地曾宣传过糙米的营养价值，抨击过原子弹罪恶，畅谈过《薄伽梵歌》的壮美，也讨论过禁欲的深义，鞭挞过近代文明的罪恶，宣传过真理与非暴力学说。 甘地每天的讲话，经过各种途径传遍印度各地。 启程奔向另一村庄时，往往是甘地在前面疾走，后面紧随一帮信徒，抵达目的地时，甘地赤裸的双脚已鲜血淋漓。几十年来，为实现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甘地拖着这双伤痕累累的双脚，走遍印度各地的偏僻地区，巡视成千上万的农村，穿行在肮脏不堪的麻疯病人和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民窟中。 甘地的执著、认真，令他的国大党同志不能苟同。一向认为甘地做事不分轻重缓急的尼赫鲁谈起他敬爱领袖的巡视活动时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点药膏就能医治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诊出引起疾病的原因。 当甘地正在印度各地为平息冲突奔走呼号，为医治裂痕清洗创口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局势迅速变化，整个国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它的明确愿望：不迟于1947年6月，把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3月，刚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统帅蒙巴顿继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声名卓著、仪表轩昂的海军上将的使命是尽快地安排英国撤离印度，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蒙巴顿计划是与印度3位主要领导人进行单独谈判。如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他首先会晤了身为英属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他们两人很快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即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新任总督要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同意，他认为，甘地虽然未在临时政府和国大党内任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影响和支配着国大党的政策。而且，甘地在分治问题上态度坚决，他曾说过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同意分治，所以蒙巴顿早在登基大典之前，就亲自致函甘地，邀他前来会晤，还主动向甘地表示，愿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婉言拒绝“年轻人”的盛情，表示愿像平常一样乘着三等硬座车厢旅行。 1947年3月31日甘地与蒙巴顿的第一次会晤历时2小时，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双方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 甘地第2次觐见蒙巴顿时，初夏时节的德里已炎热逼人。当甘地骤然从骄阳似火的外面走进凉爽宜人的蒙巴顿办公室时，顿时冻得浑身发抖，蒙巴顿不得不关闭空调，并取来一件宽大的皇家海军粗呢绒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早已耳闻甘地是位桀骜不驯的对手，知道他工于心计，极善使对手陷入被动，同时又精于使用变幻莫测的思维方式，使谈判的对手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因此，当蒙巴顿开始同甘地正式谈判时，难免心怀戒惧。他向甘地指出，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已取得胜利，英国现已决定撤离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请您不要分裂印度，即使这一拒绝会招致一场血战。”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我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您可以把整个印度送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请您委托真纳及其同僚组成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蒙巴顿为甘地的此种建议惊愕不已。他心情不安地问： “您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您的党会接受这项建议呢？”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 在蒙巴顿看来，甘地的建议纯属空想，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为尽快从印度脱身，他也准备试一下这种可能性。蒙巴顿最后说：“如果您能正式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地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也担保将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您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地，说服人民接受这项方案。” 数天之后，甘地召集国大党的领袖们到他栖身的一处“贱民”区的破房子里开会，他试图说服这些由他一手培养并安置在领导岗位的国大党现任领袖。 虽然甘地再三呼吁，费尽口舌，始终未能说服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负责人。这些25年来始终不渝拥戴甘地，为他的事业脱掉西装，身着土布，手摇纺车，解救“贱民”，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昔日同志，虽然过去有过分歧，但共同的斗争曾使这一切分歧退居次要。而今在独立已成为现实，政权唾手可得之时，甘地要他们把胜利成果让给对手，是无论如何难得被说服的。因此甘地与他们之间再次出现严重裂痕。 最后甘地只好无可奈何地动身前去告诉蒙巴顿这一结果。 实际上，当时操纵着印度命运的最关键人物是那位多年来为维护印度穆斯林利益坚韧不拔的人物真纳。1947年4月上旬，总督和真纳共进行了6轮关键性会晤，在这些决定印度命运的会晤中，无论蒙巴顿怎样善于雄辩，工于心计，都丝毫未能打动对方建立巴基斯坦国的决心。 真纳认为，印度目前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他对蒙巴顿表示：此项手术一旦结束，动乱即告终止，两国从此将和睦相处，就像两兄弟为对家父遗产分配不均而打官司一样，法院判决2年之后，一定又会重归于好，亲密无间。他还进一步强调，印度从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它不过是在地图上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个国家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化、文明、语言、文学、艺术、建筑、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法以及明显的历史和传统特征。 他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穆斯林居大多数的省份必须全归巴基斯坦。在这些问题上，真纳的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4月11日，蒙巴顿和同僚一起研究分析了时局，便起草分治印度方案。他很快召集了英属印度11个省督，向他们介绍了分治计划的概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下一步的问题是争取国大党的同意。甘地显然对分治计划满怀忧虑，但是情况表明，他已不能对国大党领袖们发生作用，一般的国大党领袖认为分治虽令人痛心，但还是愿意选择分治换取独立。此时最为难的是尼赫鲁。尼赫鲁对甘地非常尊重，圣雄在良心深处对他的呼唤不可等闲视之，再说他也本能地反对分治；但理性又告诉他，分治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最后，蒙巴顿的分治计划得到尼赫鲁及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1947年5月2日，蒙巴顿的助手伊斯梅前往伦敦呈送印度分治方案，交由国王陛下政府批准。蒙巴顿向印度领导人宣布，将在5月17日，当他返回德里后，向他们公布解决方案。 方案送抵伦敦后，蒙巴顿邀尼赫鲁去西姆拉作客并向他透露了方案副本。尼赫鲁研究过方案后，立即致函蒙巴顿，认为这一方案给人一种制造分裂，孕育冲突和混乱的强烈印象，因而它必然会遭到国大党的严厉谴责和断然拒绝。 最后尼赫鲁和蒙巴顿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一些条款，赋予11个省份和各王公土邦唯一的选择：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磋商完毕，蒙巴顿指令火速起草一份新的印度独立方案，其基本精神不变——分治印度，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 5月对于甘地是一段苦难的日子，印度分治已成定局。可是国大党的同志们不顾他再三呼吁，已接受了分治作为换取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使甘地神情沮丧，心灰意冷。甘地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信心，担心人民将不会与他一道前进。 5月8日，甘地致函蒙巴顿，希望英国人不要分裂印度，并认为任何情况下瓜分孟加拉和旁遮普都是错误的。同时提出英国不应交权于土邦，以造成其独立，而应还政于国家等11点要求。 6月1日，总督从伦敦回到德里，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全国的空气再度紧张。2日，蒙巴顿召开印度各领袖的圆桌会议，为了防止把会议变成一场讨论，蒙巴顿独揽了会议的发言权。他向与会者叙述了自己临危受命的来龙去脉，扼要阐述了方案的要点，并只给与会者一天的考虑时间。 为防止甘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挫败他的方案，6月2日中午12点30分，即在圆桌会议结束后的1个半小时，总督在办公室约见甘地。这天正是甘地静默日，当蒙巴顿叙述完方案后，甘地从“拖地”的下摆里掏出一团破旧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铅笔头。甘地舔舔铅笔心，开始书写答复，他写满了5张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为不能和您谈话感到难过，当我决定每周一静默时，我规定必遇下列两种情况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谈紧急要事，二是医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静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今天不宜交谈，如有机会，来日再谈。”写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这意味着他暂时保持沉默。 6月3日，各派领袖集会，再三表明他们赞成分治的态度。当日晚上，总督蒙巴顿和各教派代表走进新德里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为2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6月4日，甘地准备在当天晚上的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蒙巴顿得悉这一消息，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处，邀他前来觐见。 蒙巴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甘地相信蒙巴顿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张的让印度人民自由选择的思想。因为方案规定，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问题，各省议会举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动。 在当日的晚祷会上，面对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来聆听他发表反对分治方案宣战书的听众，甘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在独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时期，甘地表现了极大的冷静与理智。当有人向甘地提出疑问，他是否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再一次绝食时，甘地表示，他现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来绝食。这种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愤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除非来自神谕。他是国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国大党的仆人，不能因为国大党的主张与他不同就绝食，他必须冷静观察，再作行动。他表示愿和真纳前往乱区。他请求参加晚祷会的听众们和那些批评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盟，宽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种意见和想法包围了甘地。有不少人对分治不满而迁怒于甘地，认为正是甘地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经说过的一些前后矛盾的话，质问甘地，认为他现已软化，向虚伪低头。6月9日，甘地用书面文告，说明他为何不积极反对国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说：“我得坦率承认，我已成为或已被认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们都忘记了过去30年的教训，我们也忘记了唯有真理可胜过虚伪，非暴力才能战胜暴力；坚韧可以克服浮躁；冷静可以镇压激动。我们已开始畏惧自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请我来领导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反抗动机和我完全不同。爱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们不要悲伤，不必恐惧，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和地位。 国大党全印委员会6月14日～15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讨论6月3日的分治方案。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土邦问题。会议作出决议，不准许印度任何一个土邦有宣布脱离印度独立的权力。甘地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不过问土邦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立来临之际，任何不顾整个印度利益，不顾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们将得不到允许。会议在审议通过6月3日分治方案时，赞成与反对的人意见尖锐对立，争执不休。甘地力劝大会接受分治。他说，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员会已同意，我劝大家必须通盘考虑，慎重行事，不要轻易否决。因为接受与否，不只取决于国大党一方，还有英国、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时，国大党却反悔，显然不当。最后，大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决议。 此一时期，甘地不断接受来访者，回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和谴责，安抚他们的担心，并不断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祷会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还亲自前往难民区。 6月29日，甘地写《权利与义务》一文，在论及印穆关系时，他说，印度教徒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邻居的义务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欢乐同享，患难与共，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有权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里，只有少数穆斯林杂居其间，那么，这多数的居民就有义务特别善待异教邻居，让他们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权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至于王公和人民，也应遵守同样的原则。王公的义务是作人民的仆人，他们不应凭外国政府所赋予的权势来统治，不应依仗刀剑来统治。他们应以服务为权利，以最高的智慧来治理。假如王公们不能履行此一简单的基本义务，则老百姓不仅不必服从，而且有义务反抗暴政。但如用谋杀或强取豪夺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权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经过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神力量，才是实践上述理论的力量。 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并明确规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领将分别独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放弃英属印度政府任何领土上所负责任及国会在两个自治领内的管制。同时，英国在印度土邦及边远地区的最高权利，也予放弃。 随着独立与分治临近，各种不祥之兆开始大量出现。在印度全国管理上堪称首屈一指的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露头。全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杀和洗劫浪潮席卷拉合尔城。由于土著警察多开小差，维持治安的只是少数英国警察。 就在国大党发布指示，准备在8月15日那天关闭所有屠宰场，全国电影院免费开放，各地学校为学生发放糖果和纪念章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发出行动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调查部获悉，一小群锡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串通一气，准备联手采取恐怖行动。锡克人担任炸毁开往巴基斯坦的专用列车的任务，印度教徒则乔装成穆斯林，潜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纳乘车离开国民议会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杀巴基斯坦之父——真纳。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乱，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称的加尔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这里的街头巷尾除了往昔的肮脏、贫穷和悲惨外，到处充满了血腥与恐怖的幽灵。1年前的大屠杀使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双方正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血洗这座拥有250万人口的印度古城。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还有最易引发巨澜的秘密尚未揭开，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边界划分。8月13日，这一结果已送至总督府，但为了防止在8月15日这天引发灾难性事件，总督吩咐下属，在8月16日之前实行严格保密。 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队增援，同时发布48小时宵禁令，还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但是，如何遏制加尔各答可能爆发的疯狂暴力行为，蒙巴顿无计可施。最后，他灵机一动，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武器。7月底，蒙巴顿会晤甘地，希望他能发挥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遏制可能出现的大屠杀。他解释说，在旁遮普军队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该省的局势，但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整个城市将会化为灰烬。除蒙巴顿外，当时的孟加拉省省长、穆斯林领导人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前来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预见印度独立时会有一场大规模灾难性事件发生，而绝不可能像兄弟俩分家产那样分手道别，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独立的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位于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惶恐不安的少数族居民中绝食。就在甘地准备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县的前一日，苏拉瓦尔蒂急冲冲地赶来见甘地，恳求甘地不要抛弃加尔各答。他表示现在唯有甘地能拯救加尔各答，平息时刻威胁该城的强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为了群众的利益，甘地历来不惜冒险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尔各答，但他也提出两项条件：首先，苏拉瓦尔蒂必须向诺阿卡利县居多数的穆斯林作出庄严保证，绝对保证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杀害，甘地将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尔各答城最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中心，同时不带任何武器和保镖。在贫民窟内，两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加尔各答城的平静。 1947年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印穆杂居的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下榻在一处穆斯林的老宅——海达利公馆，据说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的血洗中被印度教徒所杀。这里年久失修，已成虫蛇、蟑螂出没之地。 印度教徒对甘地寄居穆斯林居所十分震怒，他们聚在甘地的房子外高声抗议，有些年轻人还厉声质问甘地为什么去年印度教徒遭屠杀时他不出来，而现在却要保护穆斯林。甘地出门时，也经常有人向他投掷石头与砖块。 甘地极善驾驭群众情绪，他时而声色俱厉，咄咄逼人；时而缄默不语，以不变应万变。初到贝利亚加达大街时，群众围在车外投掷石头、砖块，甘地索性打开车门，面对示威群众高喊：“你们恨我？好吧，我来了。我是为捍卫印度教徒，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你们有权反对我，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也快到头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入疯狂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领袖的威仪使人们的急躁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而后，他便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疏导工作，暴怒不安和惊恐万状的人都能从他温和、质朴而饱含真知灼见的语言和大慈大悲的胸怀中，感受到宁静与慰藉。 8月14日，在真纳参加巴基斯坦成立的盛大庆典时，加尔各答没有出事，甘地住处周围尤为平静。甘地像平常一样在为印度祈祷。下午5时，甘地骨瘦如柴的身影在他的两根“拐杖”——侄孙女摩奴与阿巴的左右搀扶下，出现在海达利公馆门口，参加每日一次的晚祷。 独立和分治前夜的最后一次祈祷活动盛况空前。这是甘地在充满仇恨的加尔各答举行的首次群众祈祷活动，前来参加者达1万人之众。甘地在会上宣布：“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一分为二，喜庆之时也是痛苦的日子。”“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持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能得救。但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击将不复存在。”他表示他本人不参加独立庆祝活动。在他看来，虽然祖国独立值得庆幸，但国家分治，兄弟相残，人民缺衣少食，领袖殚精竭虑之时，应该向人民忏悔，向神祈祷。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绝食24小时，并且祈祷、纺纱。 8月14日午夜时分，苦难深重的印度终于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在这庄严的时刻，印度议会代表团正式进驻新德里王宫，接替政权。卜纳沙德以新的立法议会主席资格，郑重邀请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新总理尼赫鲁对全国发表划时代的演说：“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命运注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午夜时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这正是我们告别旧世界，迈向新世纪，宣告结束一个旧时代，一个长期备受压抑的民族心灵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历史性的讲话中，尼赫鲁代表全印人民表达了对甘地的崇高敬意：“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在印度举国上下庆祝独立与新生的历史性夜晚，独立印度的缔造者，在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的时刻，却孤独地躺在海达利公馆地上的草席上沉睡。 8月15日，加尔各答市民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达利公馆，向他们的国父表示由衷的敬意。但甘地却不愿抛头露面。当政府宣传广播部派员来进行录音访问时，他表示自己无话可说。随后英国广播公司来人要求甘地向世界听众讲话，他希望来人忘记他是懂英文的，他将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祖国新生的祝愿：绝食、纺纱、祈祷。祈求神灵保佑正深陷苦海的人民。 独立之夜，灾难事件首先在古城拉合尔发生，大规模的仇杀开始在旁遮普全省蔓延。蒙巴顿为维持旁遮普秩序而建的55000人的别动队紧急出动，却只见成片的尸体和熊熊燃烧的火焰。首都德里和孟买东南的浦那城，也开始出现了威胁、恐吓和骚乱，一些狂热的极端分子还发誓要为印度复仇，铲除甘地。 独立之夜的加尔各答却出奇地平静。由于甘地的祈祷，暴力之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与宽容，24小时前还准备互相切断对方喉管的狂热分子一起上街游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人和孩子互赠甜食。 甘地丝毫没有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他在公馆里一边手摇纺车，一边接待前来会见他的各色人等。这天下午，有3万人赶来参加晚祷会。甘地坐在临时设置在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高度赞扬和感谢众人在加尔各答所表现出的理智与宽容，也希望大众再接再励，成为全国的榜样。晚祷会后，甘地与苏拉瓦尔蒂乘坐陈旧的雪佛莱汽车绕城一周，亲眼目睹了人民庆祝节日与印穆亲善的真实情形。8月16日，甘地以《奇迹或偶然》为题，发表重要社论，阐释加尔各答的奇迹是因为“喝过仇恨之酒，再接受了友爱的甘露，将更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16日，揭开新国家边界走向的时刻来临。这天清晨，蒙巴顿把新的边界走向结果交给了双方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林·阿里汗。新边界的公布乃成为各种悲惨事件总爆发的引火线，各种难以想象的过火行为顷刻之间在这两个新生的国家爆发出来，印度北部为之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疯狂厮杀和混乱之中，到处是少数袭击多数，报复报之以反报复。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消失了，它们甚至不能指望部队效忠。滥杀造成50万无辜平民丧生，不到半年，从印巴两自治领相互逃亡的人数达1200万之多，这次空前的逃难造成的难民比“二战”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还要多4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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