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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杨 大海，奔涌着，像历史一样长远。人生犹如海浪，虽然短暂，却是其中的一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作家、记者陈学昭，历经沧桑，饱受社会与个人的幸与不幸，她一生的沉浮，便是历史的见证。早年，她到处流浪，为摆脱弱女子的地位，寻找真理；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靠着个人奋斗，从故乡，到上海，到巴黎，到延安…… 最终投入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从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陈学昭的写作生涯六十多年，她用一支笔，抒发过个人对旧社会的愤懑，表达过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强烈情感，赞美过大自然和母爱，描写过异国风情和他乡生活。当她找到真理，创作也跟着起飞了，她深入生活第一线，热情介绍新生活，歌颂解放了的人民。尽管人生旅途上她受过无数次打击，但她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一切行动中坚持向上向前，始终恪守“生存着必奋斗”的信念，顽强战斗与写作。她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散文集《倦旅》（1925年，上海梁溪书店）、《寸草心》（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烟霞伴侣）（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如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忆巴黎》（192年，上海北新书局）、《败絮集》（193年，上海大东书局）、《延安访问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漫步解放区》（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中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大连东北书店）、《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春茶》（上卷；1956年，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诗集《纪念的日子》（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翻译作品《阿细雅》（中篇小说，屠格涅夫原著，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理论文集，1946年，东北书店）、《伏德昂》（剧本，巴尔扎克原著，1946年，东北书店），《鲍鱼奥斯加历险记》（童话，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对如此众多的劳动成果，老作家丝毫没有满足，被错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失去的太多了。为弥补损失，她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1979年以来，完成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续集，1982年，同上）和《春茶》（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童话集《〈噼——啪〉及其它故事》；整理出1924年至1929年发表的散文，结集为《海天寸心》（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整理从1924年至1980年的散文、杂文、小说、剧本，结集为《蔓草拾零》（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49年到80年代的散文结集为《难忘的岁月》（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野花与蔓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学季刊《百花洲》上发表中篇小说《错划以后》）等。 回首往事，陈学昭心潮澎湃，也许是因为一生坎坷波折太多太长，也许是遇到的同志、朋友、敌人太使她难忘，也许是她记忆力惊人，短短时间写出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浮沉杂忆》和《如水年华》（1981年，1986年，花城出版社）。女作家为我们详实地记录下她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和她本人在生命之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雄壮和神奇的橱窗，这岸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便是陈学昭的故乡。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陈淑章，祖籍河南演川，是先辈逃荒来到这里的。她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在这块为大海拍打的土地上。祖父作过满清丝行职员，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在民国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有民主思想。他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一女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九弟七岁，父亲谢世，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弟们的管教下成长。严兄们对小妹立下清规戒律，准看什么书，不准看什么书，限制极严。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家里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因为吃饭看书，常常受罚挨打，但她不讨饶，宁愿受罪。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工作着是美丽的》） “五四”运动像拉开一块沉重的黑幕，使中国透露出一丝光明。那时陈学昭是高小二年级学生，和同伴们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高小毕业后，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张琴秋，并通过她结识了沈雁冰及夫人孔德氵止。 1923年初冬，“有一天我看到《时报》上刊有征文通告，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我写了寄去，用了一个笔名‘学昭’。用‘学昭’。是因为我很喜欢读《昭明文选》，意思是学昭明。到1924年元旦登了出来，被录取为第二二名。我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一封信，鼓励我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天涯归客》）这便是陈学昭创作生涯的开始。初次在文坛露面，就引起反响，文章虽短，分量却不轻。她以洗炼、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的是同样的使命，大胆呼吁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曾到安徽屯溪隍阜乡下教书半年。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写《倦旅》，一篇篇投给《妇女杂志》，并与该社负责人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过了夏天，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瞿秋白先生看了我已发表的几则《倦旅》，他鼓励我，还送了我一部李太白集，在第一页空白页上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海天寸心》前言）第二年，《倦旅》结集出版。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离开杭州时正值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一同去北京。刚到不久，陈学昭记得那是9月9日，孙伏园领她去看鲁迅。她曾回忆说：“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天涯归客》）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京期间，她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一边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卖文为生。这年暮春，她在张琴秋、沈泽民家里开始写长篇连续性散文《如梦》，初秋完成。还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帕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最早用笔名“陈学昭”、“学昭”，后来为躲避反动派的鬼眼，改用“野渠”、“式微”、“惠”以及“陈芳尘”等笔名。 “四·一二”惨案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目睹好人遭残害，她悲愤之至，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但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了。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寸草心》）她要远走高飞了，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当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同行者还有郑振铎、徐霞村等人。 旅程中，她动笔写下《法行杂简》、《红海月》等散文，发表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 寸心幽幽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 都是这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我空寂着的 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 我孤蓬一般的漂泊，我浮萍一般的随波逐浪，能做而可以做 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变成这般的因循苟且，我还需要这生命 做什么？我的心剧跳着，它奔飞出了胸腔，直冲破了灰色的云天， 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我的母亲》）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仿佛见到二十年代中叶的陈学昭，一个被社会远弃，流浪漂泊的女青年，她憎恶现实，发泄痛苦，恨不得与这黑暗世界同归于尽。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这部集子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旨在表露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情绪。散文集共分四章三十二节，以女主人公逸樵的生活片断和内心感受为主线，每节又可以独立存在。逸樵多年来颠沛困苦，生活的重压使她多愁善感，惆怅厌世，她以“冷然的微笑走向人间”，“对于一切都起了根本的怀疑，觉得不是空虚，便是辽远！”她甚至诅咒“至于社会，管你什么是适合与不适合，发展与不发展，不过是一个罪恶的高台！”这里不只是压抑的低诉，还有女作家宝贵的独特见解。尽管流浪生活使逸樵疲乏，但她仍楔而不舍地追求，她呼喊：“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自为，我必须要人家援助我？……一个人的成就努力，究竟不是外界所能援助的；惟有自强不息！”主人公没有被痛苦烦闷的情绪压服，她仍然充满自信的勇气。 1927年出版的《寸草心》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游记和抒情散文。在《寸草心》里，作者表露出更加忧虑社会的情绪，她寻问：“这样的问题谁曾加以思索而求实际上的解答？好一片大的荒漠呵，我向谁去说话呢？”她把那个社会看成是“人间的监狱”。 《如梦》完成较早，但1929年才得以出版。它包括二十二节。与《倦旅》在风格上相仿。作品描写主人公绿漪离家在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的流浪生活，着重表现她的思想情感。绿漪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她用“惯于深思的态度思索着。她找求一个真理，一个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她找不出，于是她犹豫，她徘徊了。”但当她见到在女工中间进行革命活动的琴姐，听琴姐讲在工人中她“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她“如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张着口的期待着”。写到这里，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对社会的认识深入了，把眼光开始放到了劳动人民、工人群众的身上。并逐步认识到：“畸形的社会还不是人类所组织的？那么还得求之于人类自己的解救！——解放！”但陈学昭那时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离斗争实际，一个人苦思，“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如梦一般”。 孙福熙为代序并作画插图的《烟霞伴侣》是陈学昭歌咏自然景致的小品散文集，有《山里》、《湖上》和《海边》三篇。每篇作品犹如优雅的山水画，有浓有淡，有情有景。关于这本书，作者说：“《烟霞伴侣》我并不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天涯归客》） 陈学昭的早期作品，表露她最初对人生、对社会的探索，既有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的悲切，又有向上的青春活力。正如林非所论：“她的内心世界是在希望与绝望、欢欣与苦闷、追求与幻灭之间，剧烈地摆动着的，这典型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思想情绪。”“这对于当时不少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相当典型的意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几本散文集，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天气已是秋深了？一番一番的风雨，吹黄了堤边的绿柳，吹乱了碧池里的皱纹。雨点平匀的下着，阶前檐头，愁吟似的滴着——我空虚的心，淡漠的情，怎样才好呢，怎样才好呢！”（《家庭生活》）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带进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品尝她悲伦的情怀，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 陈学昭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天涯求索 “幸福仅存于成功，而成功即为前进”，难道“我的前进的路已绝了”！陈学昭不相信。她远离了祖国母亲，到天涯求索。 初到巴黎，她跟私人教师学习法语和钢琴，两个月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附设法语补习学校。在这里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陈学昭看在眼里，气愤之极，提笔写下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她以严厉的口吻抨击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形，因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们散发传单，威胁谩骂，写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碍她的学习生活。当然在留学生中也有支持她、赞扬她的，他们给了她坚强的勇气和信心。 这年秋天，在巴黎她见到多年崇敬的长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绍，她作了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经常携带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用笔名“野渠”、“式微”为该报写稿，有时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散文。陈学昭说：“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笔写东西就用一种男子的笔调和口气，使他们摸不清到底是谁写的，因为反动派很清楚我是个女人，慢慢地我习惯于这种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敌人的刁难，没有使她低头，她仍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她身在法国，却时时系念十灾九病的祖国。在《旅法通讯》中写道：“现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里飞起！这好比我思乡的情绪呵！” 在12月4日写的散文《印象》里她说：“我是不愿意长住在法国的……我想念那故乡可爱的山水和那纯朴的人情。” 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家里人无理扣压她的稿费，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胁，到第二年夏天，一点点积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钱维持生活，在法国也无路可走了。 但学业没有完成，她心不甘，决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来学习。独立之路铺满了荆棘，闯过去便是广阔的天地。这条路她是走定了！满怀凄凉和希望，她踏上回国旅程。 船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陈学昭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离开十七个月的祖国，但看到的是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 从1928年10月回国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学习与回忆》，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一会，鲁迅先生、乔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时也有许先生（许广平）、王先生（王蕴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谈笑着。”（《天涯归客》）陈学昭从年轻的时候起便频繁地接触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鲁迅和茅盾，并从他们的友情里得到滋养，使她的创作受到影响。 这期间，陈学昭写了不少散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柔石主编的《朝华》旬刊上。同时继续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写稿。 回到巴黎，生活仍然拮据，还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她常与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龄一起搞点翻译，他们合作翻译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细雅》（由季志仁执笔翻译）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悲剧《贝兰阿斯与梅丽桑特》（后一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压，五十年后，1980年方由《百花洲》等三期外国文学专号发表）。他们三人还经常为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画书。 1931年5月，陈学昭被《大公报》辞退，又做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一年，她来到里昂，出于怜悯，与她并不爱的一位学医的青年结了婚，当时这位留学生正在患肺病。这一步她完全走错了，造成个人的悲剧。6月底，她来到法国中央高原的克莱蒙城，在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并着手写论文《中国的词》，1934年冬，获得文学博士。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陈学昭更加思念家乡。不管祖国怎样千疮百孔，母亲终归是挚爱她的，就像她爱母亲一样。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两次回国期间，陈学昭写了两本书《忆巴黎》和《南风的梦》。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无论是跋涉旅途，还是客居异国，或是归国之后，她总是勤奋学习，勤奋写作。 这时，陈学昭阅历开阔了，文笔更加明朗、坦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文章写得直接、泼辣，有力量。她称中国“遍地都是战争，两重的战争，人与人，人与自然。”“老得像龙钟老人，小得像刚能学步的幼孩。”对靠官费出来留洋，胡作非为的官僚纨绔子弟，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人士对于留学生的观念，总特别优视，以为他们有希望，其实他们是最没有希望的。现在我敢说，就是拿手枪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改变这句话。”对流言中伤她不留情面，斥责道：“其实要不被流言中伤是很容易的，只要肯与这群狗子为伍，受他们的捧，受他们的恭维，与他们来往，但我哪里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这种无赖的狗，只管无目的的吠叫！”（《旅法通信》）文字尖锐强硬，正如她自己所说，习惯于用男人的笔调来写作。 而那些抒情散文，则发展了前期作品的特色，将所见所感——人、物、情、景融为一体，产生强烈感染力。两次来去法国，沿途风光，在她眼里，万物含情，随手拈来，皆有诗情画意。像“地中海的碧波，柔软的荡漾着，直到尽处，接着了天涯的苍碧的长空……海天对我张着婉和笑脸，轻吻着，拥抱着，如迎接它的亲密的故人！”（《东归小志》）平凡的景象，表现出不平凡的美。在描写异国风士人情的作品中，陈学昭力图抓一些典型而具体的人和事，表现法国社会“旧的极旧，新的极新”的生活本质。她还热情地记叙了外国友人，像对她“温和得如姐姐，体贴得如同母亲”的A小姐等人。在许多散文里，陈学昭真挚亲切地吐露出忧国忧民，思念祖国的恋情。她常常触景生情。漫游雾中的卢森堡公园，树林与小池，隐在雾中，如海一样，她思恋起故乡——普通人称为海的钱塘江，听到一家中国饭店传来故乡的音乐，她不安的旅魂，便跟随着它而长逝，自己的哀伤如抚弄那已经曲调模糊了的琴弦。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写的是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背景以法国为主，中国为次。女主角克明倔强高傲，她因深深爱着慕欧而拒绝了热烈追求她的药君，但结局却是被慕欧抛弃。小说表现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也多少表现出1926年中国的革命。 解放的人 回到祖国，祖国在燃烧，残酷的战争带来死亡，带来新生。在这烽火与兴亡的时代，陈学昭将面临考验。 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 1937年“七七”事变时，她正在南昌。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作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只希望献身于战争。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不愿意离开神圣的抗战。她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在那里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来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不久，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这时“国讯”得知这个消息约她写些陕北通讯。历尽辛苦，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在1938年8月4日来到延安。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 延安，每天都有不少弃！日求新的热血青年涌向这块光明天地。陈学昭说，她到延安之前，思想没有复杂的争斗过程，饿肚子，跑来跑去的游击战争，牺牲……这些都想过，她就是为寻找这些而来的。她被热情和理想推动着，踏上了这条光明之路。她唱着：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心不沉浮 火车向江南水乡奔驰，大地如花似锦，黄澄澄的稻穗摇着手欢迎这位久离家乡的女儿，她的心跳荡起来，童年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而此时已是1949年7月。 陈学昭一来到家乡，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这里离杭州儿十里，土匪潜伏，活动猖狂。陈学昭随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逐渐展开。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海宁斜桥区黄墩乡的反霸和土改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封建社会秩序，给农村带来深刻变革。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生活越深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工作结束不久，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陈学昭看来，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苦斗。刚刚完成土改，她于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龙井茶区。整日跑各组，跟姑娘们上山采茶或拣茶叶，同茶家的感情日益加深。第二年初夏，她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拉出小说《春茶》的提纲，而创作起来又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她意识到自己生活深入得还不够，决定再回杭州补充生活，于是便来到梅家坞，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一起办合作社，直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几年以后，她虽经历了巨浪的打击，却仍然怀恋杭州茶区，在1963—1964年参加了满觉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完成《春茶》下集。 生活是大海，要获得它的真谛，必得探入海的深处。作为作家，陈学昭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就是向下，在劳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解放后，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她始终不脱离实际，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结交许多农民朋友。她感到越接近他们，越从心底尊敬和热爱他们。多少年过去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土地》和《春茶》便是从这泥土中长出的果实。这两部作品描写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到合作化——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作者在《春茶》后记中写道：“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活着、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没有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生活，便没有《土地》和《春茶》。 除农村生活之外，陈学昭还在浙江大学工作近一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从事专业写作不到半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等等。这期间写了一些散文、游记、随笔，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陈学昭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诗人。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斗争，常常使她提笔写诗，直抒胸臆。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生活，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它曾无情地给过陈学昭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后来，罪恶的“十年”中又被抄家，被揪斗。她曾分析过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并说：“我缺乏社会实际经验，遇到的好人多，然而，只要遇到一个坏人，就毫无对策，被人置于死地。”（《天涯归客》）这些，确实使她在复杂的人生路途中吃过亏，但因她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具有尖锐敏感的个性而招致的祸患，却不应当由她个人承受，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一个舍弃一切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被判为右派分子；一个热爱劳动大众，和人民不可分离的人，被孤立起来；一个感情丰富的作家，遭到无情的鞭打；历史，这是多么不公正！她想到过死，但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只要信仰不变，还需奋斗，她坚强地挺过起来了。1958年3月，她下放到绍兴文化馆劳动，两年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图书馆做钉图片、理报纸等杂事。自从工资制以来，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后来不能写作，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直到1962年6月。之后，她又到农村、工厂参加“四清”，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回到大学图书馆，接受批斗…… 陈学昭的生活道路充满了荆棘，早年流浪漂泊，在海外曾遭围攻谩骂，回国后爱子夭折，婚姻死亡。延安审干，受考验，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全国解放后，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直到以后错打成右派……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二十年代起，她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他们像亲人一样爱护她，鼓励她。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到延安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彭真、李富春等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和骄傲。 1977年10月应鲁迅研究室的邀请，陈学昭来到久别的北京参加座谈会，会见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第二年8月在《上海文艺》上发表散文《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从此结束了她二十多年埋名的寂寞生活。1979年2月，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她离开了杭州大学，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0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陈学昭的名誉恢复了，她对过去的不幸，既不去管，也不计较，她说：“只要一息尚存，我要继续战斗，继续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我永远不会消沉！”在她身上仍然燃着理想和希望。 早在1946年，陈学昭就动笔写作《工作着是美丽的》。那年春天，她在吉林被邀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的发言。过后，熟人们劝她就此写些东西，这勾起了她多年的心愿。三十年代末她“曾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伟大的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想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工作着是美丽的》前记）但终未写成。到延安后，又提笔写了两万字，自己不满意，还是毁掉了。解放战争的年月，她一边行军一边写，写写停停，直到1948年底完成了上卷。1949年3月初版，1954年再版。1965年以前，又断断续续写第二部，中间经过多少波折，陈学昭把满头的黑发都写白了，终于在1979年，两卷才得以合出。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所记叙的是陈学昭本人的生活经历，它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极深，革命斗争极艰难的国家，一个女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不平而又不断前进的道路。小说的生活舞台相当广阔，从闭塞保守的农村小镇到开放而殖民地化的大城市，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到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都留下了女主人公李栅裳坚实的脚印。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很有独特风格，它突破一般小说的框框，全篇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着力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一贯到底的人物只有李娜裳一人，故事、人物仿佛信笔而写，给人十分真实之感。行文充满散文美、自然美。但同时，情节的开展，往往未能紧扣主题，一些人和事写得有些琐碎，给人以枝蔓之感。 1984年是陈学昭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1月5日，在杭州，浙江省文艺界为她举行茶会庆贺，在会上她说，我虽然已七十八岁高龄，仍要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走完了她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讣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现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文联名誉委员、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学昭在杭州病逝，终年85岁……。 陈学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女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她的思想和情怀，勤奋和文采，她的爱和追求，好似浩淼的钱塘江，拥抱大海，西子湖畔的灯光，将永远在历史的长廊中闪烁 1994年12月5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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