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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默芸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涌，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她常偷读。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吸其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其中又以同更获赞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1964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参观各大学，与教授作家们交换教学、写作意见。1969年在台湾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台湾的中央大学及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心教课与写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职，她也随任作“闲妻”而又闲不住，仍常给报刊写稿。1985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新闻局金鼎奖，1986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最近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一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从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请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请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历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而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乐于助人的性格，给我少年时代不少的启迪”了。 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运。直到现在，她与阿月一别半个世纪，还念念不忘这位异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灵，温柔敦厚的个性。很可惜，作者只为阿月的贫困叹息，却无法找出阿月贫困的根本原因，却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这篇散文的灵魂，这表现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她在占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一篇白话文里，转成质朴的语言，抒写她的深情与眷恋。仅就流泪场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见到长大成人的“我”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目前，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琦君给小读者写的散文，充满迷人的色彩，既有浅显的哲理，又富有儿童情趣，是很适合儿童阅读的无韵诗篇。如《蒙娜丽沙的微笑》、《魔笔》、《孔雀错了》、《讲几个笑话听听》、《一同来读诗》等等。 琦君的评论文章，不管是书信式的（《读〈移植的樱花〉——给欧阳子的信》），杂感式的（《真·善·美——读〈世缘琐记〉杂感》），论文式的（《犹有最高枝》），实际上都是散文佳构，是散文式的评论，中肯、敏锐、畅达、优美，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贵的是作者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仿佛与作家娓娓长谈，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学究式的评论来，显得既亲切又深刻。 对于别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作者既赞扬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国人的亲情》；也抨击其丑恶的，如《惊心动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照耀台湾文坛，而小说和词方面的成就却少为人称道，这是不公平的。确切地说，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说家和词人。小说结集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伤》、《钱塘江畔》、《缮校室八小时》、《琴心》（散文小说合集），以及中篇小说《桔子红了》。词作散见于散丈集中，此外还专门写有一本研究古人词作的学术著作《词人之舟》。 琦君的小说，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说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的爱情故事，且多为忆旧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可是贫穷使她沦为丫头，三叔和肫肝叔都爱她，阿玉却只爱三叔，肫肝叔自己认为配不上阿玉，就自动退出情场——作者把这些实事搬上稿纸时，就去掉肫肝叔这个人物，集中写阿玉和三叔的爱情以及小春的友谊。有人说这“有点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实与“那一套”完全两样，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坏阿玉与三叔的爱情，最后把她卖给船工，阿玉作为船家妇贫穷飘荡一世，连封信都无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莺自不必说，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宽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们写得活灵活现，这就难怪“当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编成电视剧”，①并获得巨大成就了。 --------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莫愁湖》也是忆旧故事，“小说中的姑父姑母实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却纯属虚构”。虽是虚构,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正是作家的艺术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旧式婚姻，有几对是幸福的？何况这一对夫妻无论在外貌、性格、文化教养诸方面都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姑父碰上美丽聪明的刘舜华，自然一见钟情，但旧礼教约束着他们，他们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姑姑生气时没收了姑夫给舜华的信，清醒时又要求“我”陪舜华去看姑父，足见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迟疑不决，使一对有情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虽然“我”的犹豫不决以及顾前顾后的心理状态，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但难道不可以找出一个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个比较光明的结尾——让姑父在见到他心爱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爱》相比较，来探讨什么是“完整的爱”，我认为《完整的爱》并不完整，《琴心》中的爱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诗意的美，光洁而亲切，虽有点巧合，却给人不少的温情！《完整的爱》中幼之的痴情，慧儿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觉悟和改过，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亲的开始以母爱克制儿女之情，还可以理解，但慧儿悔过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说：“这样似乎爱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为什么说“完整”？只有召回幼之，爱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这个题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萝兰的芬芳》都是兄弟俩同爱一个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抛弃，却原谅了椿。无疑，她仍然爱着椿，这种情爱的美，一经触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个完整不缺的心去爱，去被爱”。在这里，作家又强调了“爱的完整”。《紫萝兰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来，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终摆脱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①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 ①药婆：《琦君的〈菁姐〉》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①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 ①陈芳蓉：《琦君访问记——那颗歌唱的心灵》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①。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 ①郑明娳：《谈谈琦君的散文》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①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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