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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纯德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是靠其作品建树的。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我多次访问柯岩，她都这样说。 柯岩穿着干干净净色彩淡雅的衣裳，朴素、大方。她动作敏捷，一双大眼睛透着智慧。语言洗炼，有节奏，有条理。她的记忆力极强，一些中外名家诗词、名言，脱口而出。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柯岩，风度潇洒，而又平易近人，是一位普通人，又是一位名诗人、名作家。所以，一位作家对我说：“柯岩，是我们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是的，中国文坛，如果说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柯岩的作品则是这花园中颇富特色、引人注目的花朵。 “柯岩”是笔名。关于这个笔名，柯岩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柯岩以坚实的创作实践，圆了自己起步时的文学梦，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儿童文学（诗歌和戏剧）、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等领域里，她辛勤的劳动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人们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全能式的作家。 一 作家的成长，有许多条件，大概都受家庭或个人生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柯岩是满族人，原名冯恺，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原籍广东南海。那时，北伐革命失败才两年，残破的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一片黑暗。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小官吏，父亲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反抗性格，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同家庭决裂，毅然出走，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顽强地挣扎着、生活着。他勤奋、刻苦，经过半工半读，个人奋斗，终于当上了铁路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酷爱读书，喜欢文学，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钱，往往都买了文学书籍。他爱才，崇拜知识，爱陆游的诗词，更尊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从来都鄙弃那些祸国殃民的豪门权贵，经常满腹牢骚地用愤懑的口吻嘲讽或谩骂那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往上爬的大小官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他常常 用来教育子女的名句之一。他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这种清高自诩与桀傲不驯的人生态度就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坎坷多挫，经常同上司不和，不断调动，被贬或失业。年轻时，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翻译过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他这些富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柯岩的影响。柯岩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她是一个粗通文字但艺术感极强的女子，渴望知识，梦想美好的未来，但艰难的生计压抑着她的热情和追求。除了偶尔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借以抒发情怀之外，就是把终生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经常对他们讲述各种她所尊崇的仁人志士、忠信孝梯的故事，盼望他们能奋发向上，学有专长。父母的为人、品格与爱好，在何岩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铁路上的职工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奔跑，永远不会停在一个站上。柯岩受着父亲的宠爱，他到哪里，总爱带着她。这样，柯岩从小就沿着铁路线，饱看了祖国不少锦绣河山和人民的苦难。 柯岩的童年是寂寞而空虚的。她天真地渴望着能在孩子的王国里自由玩耍，可是整天为衣食奔波的父母，为拿奖学金拚命读书的事哥和姐姐，都不能满足她单纯的要求。于是她常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受欺侮，挨打，流着泪在母亲面前诉苦。妈妈心疼女儿，不再让她出门，便答应给她讲故事。这样，她开始接触民间口头文学《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这些故事，她是百听不厌，越听越爱听，有的故事已经讲几遍了，可是她还是缠着妈妈讲。妈妈心里的故事早已讲完，连《琵琶行》、《长恨歌》一类名篇都教她背会了，故事变成了车轱辘，整天重复着。爸爸可怜妈妈，就找来“少年文库”，让她读给女儿听。从此，五岁的柯岩，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稻草人”，她希望也像永明一样有个紫衣姐姐、美丽的大姐姐…… 在柯岩贪婪地爱着世界上一切故事的时候，她到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念书去了。她是班上最小的，却是学习最努力的。她觉得书里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人物在等着她，那美丽而有趣的故事可不能不知道。到二年级，书成了好朋友，她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跳过不认识的字，目醉神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使她懂得了孩子原来不仅仅是父母的无偿的索取者，《小妇人》使她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力量，叶圣陶告诉她是非善恶，冰心让她的童心向往大海与诗意，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穷人和富人截然相反的形象，格林和安徒生给她描绘了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后来，她到了湖北铁路职工子弟江岸扶轮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滇缅公路工程，她也到了云南。九岁十岁时，她一直在云南山青水秀的保山、下关上小学。柯岩兄弟妹妹十人，就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度日本来就很艰难，在民族灾难之时，更加重了这个普通公务人员的家庭负担。物价一日数涨，父亲经常失业……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母亲给人打毛衣、做针线、卖破烂，也要挣扎着供孩子们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柯岩和姊妹们都拚命读书，力争考入公费学校，领取奖学金；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极其凄苦，父亲一失业，家里便要断顿，没有饭吃，她和母亲、姐姐常上街卖旧衣物，给人家打毛衣、缝袜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里总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在云南昏暗的小油灯下，她默默地读了不少书，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张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话，都是她认识社会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在她心海里有了径渭分界；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光明与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须都伸进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当时，她并不懂阶级压迫，但贫富悬殊的现实，使她的思想里朦胧地有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至今她还记得那时背诵的民歌：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 贺敬之多年来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他轻易不用稿纸，而是酝酿呵，默诵呵，念念有词地写到小小的纸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构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一次，他是为了响应号召给孩子写东西，却没有想到给儿童写作却这么难！ 是的，为孩子们写作，并非容易。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对儿童生活没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写得好。 柯岩看看贺敬之的稿纸，安慰他说：“你睡去，我来试试。”说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时她对儿童的感情及对儿童生活的记忆，都像海潮一样在心里汹涌起来。这一天，她一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起床后，半信半疑地读着，他的眼角渐渐出现了笑意：“真奇怪！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他很快帮助柯岩选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学》发表了其中三首，这就是1955年12月号上柯岩的《儿童诗三首》。 岁月的急流，在狂风暴雨中，已经走过许多顺利与坎坷的年头，但柯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却是难忘的。她说。“那天，那个平凡而又奇特的时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我被调到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组，开始了专门为儿童写作的生活。”她笑着说：“那时，我写得那么多，可能我当时的创作生活正处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学诗有三节。第一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的阶段，但三首小诗却得到了刊物编辑和广大读者那样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我们曾经处在一种多么美好的创作环境里——严肃、热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不是新社会，不是在党所培养的文学队伍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柯岩的儿童诗和儿童剧所以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是同她努力深入生活分不开的。她到生活里去，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像一位探知大海奥秘的潜水员，一直沉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为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感情、年龄特征、思维及行动特点，她走遍了北京的各类学校和幼儿园：重点幼儿园、一般幼儿园、工厂、农村、街道的幼儿园、学校，专业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少年犯管教所，并在一些学校讲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同不少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保育员和教育机关、幼儿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是好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成人中间的，因此，她除了深入学校、幼儿园外，还不断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努力使自己熟悉工农兵和各种各样的人，到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各类工厂、部队，去过新疆天山脚下、福建东海之滨、广西前线……多少年来，她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同时，也比较广泛地阅读各大名家及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并不断学习前辈及同辈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经验，对叶圣陶、张天翼、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陈伯吹、贺宜、金近、袁鹰、刘真、刘饶民、任溶溶、葛翠琳、杲向真……的许多佳作，她都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此外，还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柯岩说：“大人给孩子反复讲简单的故事是多么沉重的苦役呵！因此我写作时，不但努力千方百计地使作品吸引孩子，而且希望有能让大人也喜欢读这些作品的艺术本领。”她对自己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求很高，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 虽然，人们都曾有过辛酸或幸福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但要真正懂得孩子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理世界，没有一番艰苦的深入生活和研究是办不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柯岩写了大量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儿童诗和戏剧，主要有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大红花》、《最美的画册》、《讲给少先队员听》、《我对雷锋叔叔说》及诗剧合集《“小迷糊”阿姨》等。 柯岩的儿童诗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小读者。她对儿童的生活熟悉，对儿童年龄特征掌握得准确，使她天才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她那鲜明、生动、具体的描绘，使得一些简单的故事骤然变得情趣盎然，许多色彩明丽的画面和人物构成一场场正在演着的戏剧，强烈地吸引着小读者的心。柯岩自己也说：“我原来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戏剧，它必须总是直接和对象交流，这样便养成了习惯，即使我写诗、写散文的时候，脑子里也老有我的读者对象。我学习着要使我的诗里有戏，戏里有诗，这样可能就有了一些特色。”柯岩的儿童诗，确实如此，具有戏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可以朗读，简直也可以演出；那声音、色彩、感情和场面，都同孩子们的爱好、性格交织在一起。小读者读她的这些诗，既有直接观感，又能驾起他们想象的翅膀飞翔。 儿童诗，是诗；是诗，就要有诗的特点。集中、概括、语言精炼、形象而含蓄，这些都是柯岩的儿童诗所具有的特点。 孩子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在产生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作者调动那些常见的素材，加以典型化，用诗的形式，以明快、清新、含蓄的语言，向小读者讲述各种曲折而生动的现实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强烈地吸引着天真的童心，连成人也被那些极富生活情趣的描述所引诱。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既要靠作家思想的深度，也要凭作家的灵感。这两个方面，柯岩兼而有之，因此才创作出那样优美的儿童诗。 孩子们来到世上，脑子里打满了问号，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知识，一切道德，都要靠教育、培养，父母、教育家（包括作家），整个社会都担负着对少年儿童教育的重任。柯岩，爱孩子。她通过自己的作品，用新思想、新道德、新品质，出色地尽了一位作家的责任。她的儿童诗表现了丰富多采的少年儿童生活：《小弟和小猫》教育孩子讲卫生，《坐火车》教育孩子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守纪律，《“小迷糊”阿姨》要孩子克服缺点，《最美的画册》里有伟大首都许多美好的事物，孩子们心里都唱着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画册的首页是雨中的天安门，它“放射着永恒不灭的光明”，“一切美都从这里出发，一切美都回到这里集中，这光芒照遍我们广大的国土，它是中国人民最美的象征。”但画页还留着无数的空页，“等待小画家陆续补充”。《我和奶奶坝上转》，从奶奶的泪水里，孩子知道了大水“曾卷走了东邻王老爹，淹死了西舍李大妈，咱全家挨门讨饭多少年，直到解放才安下了家。”今昔对比，是对少年儿童教育的手段，他们只有懂得了历史，才能去发展历史。《爸爸的客人》有三首诗：《远方的客人叹的客人，是曾同爸爸一起过着悲惨、凄惶生活的放猪放牛娃，那遥远的黑夜里所发生的故事，使孩子更想念自己的学校，更热爱今天充满阳光的生活；《将军和小兵》，告诉孩子们要谦逊地生活，功而不居，才是人的美德；《什么时候？》写一群就要走向生活的学生，怀着彩色的理想，为了祖国，立志要迎接生活的风浪，孩子好像觉得也听见了呼呼的风响，风浪像已扑打到自己身上，憧憬着何时才能像他们一样奋飞，何时也来做爸爸的客人……《讲给少先队员听》的悲惨故事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贫穷的孩子玛丽和谢克，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屈辱和悲苦中失去了妈妈，这可以让孩子们懂得世界上另一个富国强国，也同样有人生悲剧、社会悲剧。 《小兵的故事》是柯岩儿童诗中的优秀之作，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这组诗由《帽子的秘密》、《两个将军》、《“军医”和“护士”》三首饶有童趣的儿童诗组成。第一首描写一群渴望当海军的孩子的课外生活，哥哥得了妈妈奖励的一顶蓝帽子，可是帽檐老是掉下来，妈妈把它缝了又缝，但每次哥哥从外面回来，帽子总是坏。妈妈让弟弟侦察帽檐坏的秘密，结果当了“海军”的俘虏，由于他的勇敢精神，便也被准许参加“海军部队”。第二首写两个不同的将军——一个勇敢、淘气，一个“全大院大人个个夸”，两个不同的儿童形象，使孩子受到教育。第三首也十分真切地揭示了美丽的童心。《看球记》和《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是她儿童诗中的精品，前者写得生动、扣人心弦，后者写出了孩子的天真和追求。《我对雷锋叔叔说》里的几首诗，是诗人向孩子们讲述的“带着旧社会的创伤和血迹”的雷锋的故事，这些诗篇止住了孩子们的笑声，花朵似的小脸上流洒着热泪，爱和恨在他们心里同时萌生。 柯岩的儿童诗是一座诗的百花园，它像孩子们的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采，既有故事诗、叙事诗、抒情诗，也有寓言诗、风景诗、游戏诗。柯岩说：“写儿童诗，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把每一首儿童诗当做一件艺术珍品来看待，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战斗武器来对待。孩子们看了作品，从中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受到美的教育，艺术的教育。”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在日常生活里发掘的诗意，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然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进行创造。因此，她的笔被高洪波称为童话里的金钥匙，能打开神奇的大门。“这是一扇被生活的落叶和岁月的泥土掩埋的，每个人都穿行过的门。这是一扇通向那童年的梦幻、天真的憧憬和令人激动的绿色的回忆之门。沿着诗人的笔所启开的通道，我们的记忆复活了，梦幻重现了，憧憬再生了，一颗为生活的重茧包裹的心脏，像呼吸到了黎明时森林中清新的空气，竟然变得活泼而新鲜；思想像乘上飞速旋转的木马一样，产生了令人愉快的晕眩；然后，你会振作精神，大步走向属于你的生活和未来。”（《鹅背驮着的童话·微笑着的诗情》）这就是柯岩儿童诗的艺术魅力。 儿童文学作家，决非快餐部的厨师，儿童诗也不是诗歌园地中的简化版。儿童诗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又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诗。柯岩的儿童诗，抒情、优美、凝炼，构思新巧，充分注意了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们的爱好：明丽的色彩，悦耳的声音，具体的描绘，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三 柯岩写了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正当她在艺术上努力探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贺敬之进了“牛棚”，她同样也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家里撤下十一岁的女儿小风，六岁的儿子小雷。他们不会生活，但却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在社会教育学院集中的中央文艺单位全部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艺界的名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见到刚刚三十多岁的柯岩，不禁拍着她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柯岩苦笑着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这奇怪的“革命”。 时间，使人认识生活，认识人。一些到北京串联的人，专门要看柯岩。看管的人告诉他们：“她是‘黑帮’，不能见了……”这些“读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见不可！一些红卫兵点名要批斗她，但是他们在下面却偷偷对她说：“柯岩阿姨，我们是《“小迷糊”阿姨》的读者。您要保重！”贺敬之同许多文坛前辈一起被拉到文联大楼“示众”；台上，“黑帮”管理人员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贺敬之”，而台下，上千名的“读者”（笔者也在其中）都哑然无声，脸上呈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扬长而去，但心里却跳荡着《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的诗句，并为这位优秀诗人、剧作家担心、不平。 柯岩是一个工作狂，参加“运动”、深入生活、写作，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对父母不亲。文革中，她和贺敬之成了一对“黑帮”，不仅不能照顾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岩请假出来买药，趁机偷着回家看看孩子，还没到家，便见一群孩子在围斗她的孩子。视此情景，她赶紧掏出“红宝书”对孩子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军人，孩子又被赶出来。文革，不仅对大人，连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人家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她被有些人认为是“死硬派”，态度最不好。 柯岩在监督下“劳动”——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当她扫地扫到大字报棚跟前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什么是黑帮，什么不是黑帮，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讲话。柯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她哭了。回到“牛棚”，弄来笔墨纸张，不顾一切地竟写了一张“造反”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根据总理说的‘五不’，我什么都不是……”接着，她说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后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院。那些被关押的老前辈，都暗自为她担心，但也由衷地欣赏她这种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而通情达理的群众，也都认为她“反”得有理，不少人给了她热情的支持。 柯岩退出“黑帮”队伍后，在没完没了的动乱中观察、思考。她的心在这场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浩劫中，受着痛苦的熬煎。 她生着病，到街上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报复、阴谋和疯狂，一切都颠倒了，父母、爱人、朋友、同志，似乎都不可信了，都成了“敌人”。她看到一篇传抄的陈毅同志的讲话，是江青扬言要保他时义正词严的答复：“我不相信我们党才有十一个干净人！你们说要保我，我没有那么干净，也用不着你们保。我宁愿和全党同志一起挨斗！”这不要苟安的凛然正气和光明磊落的心胸，使得柯岩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她在人堆里就嚎陶大哭起来。她觉得，我们的党还在，正义还在，革命还活着！老一辈革命家还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后来，在揪斗贺敬之最厉害的时候，她全家人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名贴了几次大字报：《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这是正义又一次向邪恶发出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无疑成了一片沙漠，没有绿叶，没有鲜花，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文化艺术的国家。作家的笔变成了放猪棍、牧羊鞭，整整十年，柯岩没有写一个字，她一家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日夜浸泡在磨难之中。 江青、姚文元亲自策划并最终亲笔划圈，把贺敬之送到首都钢铁厂去长期监督劳动，其实，这无异于无期徒刑。当时，他正患心脏病，柯岩也在生病。但命令却必须立即执行，立即弄了下去。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该是何等亲昵的故土啊！ 1949年刚进城，接管首钢他就是那里的一名年轻的军代表。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心连心，肩并肩地斗争，从事建设；多少白天的劳动、多少深夜的谈心，使他们成了亲兄弟；今天，那里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刚解放时的积极分子。青年工人，读过他的诗（他的诗里，有首钢飞舞的钢花），老工人，看过他的歌剧《白毛女》；人们热爱他啊，我们的优秀诗人！ 临去首钢，当时也身患重病，但仍在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王震将军，闻讯后专门把贺敬之叫去，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还叮嘱：“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是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了这种暗亏……”这是一位革命家对诗人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 生活，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使群众懂得了从反面看人和事的道理。首钢的工人知道，凡是当时弄下来的干部，一定是好人，何况他们还熟悉的贺敬之呢？工人和干部都待贺敬之极好；在那里，他生了大叶性肺炎，在北京的医院里看急诊，呆了一天一夜，就是不给床位，让他躺在走廊地下。首钢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知道了，都跑来看他，争着去为他奔走床位，并吧哒吧哒地为他掉眼泪，还一定要轮流守护他，好让柯岩去休息。工人阶级博大的胸怀和海一样的深情给了柯岩终生难忘的教育。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柯岩一家住在小小的黑房子里，但是他们心里的希望，像朝阳一样，越升越高，他们经常想着周总理、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总理去世后，在天安门事件中，柯岩得到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她和贺敬之，彼此支持着，搀扶着，鼓励着，跋涉过苦难的、没有真理的日子，终于从新中国一个最漫长而残酷的黑夜里走了出来，看到了黎明！ 四 柯岩为孩子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和儿童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史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十年浩劫，使千千万万儿童度过了没有文化、没有欢乐、愚昧而黑色的童年，柯岩也过了十年与文学绝缘的日月，她的笔被禁锢了，但是她的思想却与祖国和人民一起在凄风苦雨之中思索着、希冀着。这期间，她认识了许多原来不认识的生活和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的事物。柯岩说：“这一切，都给我的创作做了准备。” 1976年10月，是春天之始，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柯岩就连续不断地发表长诗、短诗和诗剧；接着，她被调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到《诗刊》担任副主编，还任《儿童文学》编委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她又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人生咨询》杂志主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诗神》、《女作家》、《儿童文学》等多种重要文学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并被聘为山东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她到《诗刊》后，这在她的创作道路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由于生活和要求方面的不同，这就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题材和形式。 整整十年，她失去了深入儿童生活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性格、理想和爱好也在变化。柯岩曾说，她对现在的孩子是不够了解了。但是，为了了解祖国的未来，也必须全面了解祖国的现在，于是，她整天留在成人的沸腾的生活里，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到各条战线去学习、采访，了解人和社会现状。除写了一首儿童长诗《我的爷爷》及抒情短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她还写了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歌剧《记着呵，请记着……》（1979年《十月》杂志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柯岩说：“《沧浪诗话》讲，‘学诗有三节……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我想，第一步，无知却有勇的肆笔阶段是必须的，但经过三十年的创作努力，我可能已进入‘既识羞愧’的阶段了。我应该也必须从思想的角度考虑得更深一些，从艺术上要求自己更严一些……”前者，是她的谦虚；后者，却为实情。这些年，柯岩的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报告文学或散文，思想上都比以前更深沉，艺术更臻成熟、完美。 《周总理，你在哪里》，是时代的产物，像史诗一样震撼人心。这首诗并不长，但它却容纳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感情——对一位领袖人物的爱戴和深切怀念。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人们到处呼唤，到处寻觅我们的总理！那山谷、大地，那松涛、大海，都回答说：“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终于，“在这里”——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人民的心里，找到了我们的好总理。当人民在灾难中熬过十年黑夜，在黎明之前，这位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领袖人物的突然离去，给人的是世纪的悲痛、失落，那种感情，语言几乎是难以表达的，但是柯岩以其泣鬼神的诗句吐露了民声。 没有好的构思，就不会写出好诗。柯岩的诗，是以构思新巧著称的；她的个几乎都是独辟蹊径，新人耳目，她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请允许……》、《我们该怎样回答》、《种子的梦》、《哭李季（三首）》等短诗及长诗《中国式的回答》（以上四首均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诗集《中国式的回答》）和《情诗三首》（1993年《中国风》第2期），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式的回答》是以中国家喻户晓的张海迪为抒情对象的一首抒情长诗。诗人以诗的形象，为青少年谱写了一首生命之歌、青春之歌，以丰富的想象，回答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真谛。面对挑战，“有人惊诧，有人愤怒；有人宽容，有人忧虑”，诗人用“对革命，对人生，无法朦胧”的“中国式的回答”，为我们举起了一面旗帜。 柯岩是一位感情丰富深邃的诗人，她似乎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但我想如果写，她会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的“白朗宁”。1993年，终于读到她的《情诗三首》：《送信人》、《遥远的木楼》及《谜》。这三首情诗令人耳目一新。这三首是抒情诗，又是三首“叙事”的故事诗，哀婉、美丽、动人；那语言像是从回忆里流出的长长的小溪，纯洁、晶莹、朴素得像玉。这三首情诗的主人翁都是因革命事业和理想而遗失爱情的，虽有痛苦和遗憾，却又痛苦、遗憾得有价值。这三首诗以清新之风横扫诗坛情诗千篇一律的靡靡之音。 柯岩说：“一个诗人写诗最重要的是人品气质和感情。如果一个诗人小肚鸡肠的，那诗准写不好，至于那些歪门邪道的、装腔作势的就更不用提了。”这话虽是平白、却是至理至情至真的“夫子之道”；这又像一个“怪圈”，谁能冲破它呢？！ 诗言志。诗，是感情回声；诗，以情动人。柯岩的诗，几乎篇篇都葆有真切动人的感情，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 五 柯岩的诗细腻而深沉，善于捕捉人们心中最朴素的感情和最普遍的事物，然后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语言的珍珠结构成完善的诗篇。柯岩说：“我的作品的调子同我的性格可能有关系。我喜欢调子明朗、色彩鲜明、热烈、深刻而激情的东西，不喜欢平淡无味的事物。当然，我也可以欣赏淡淡的晨雾，纤细的小花。” 柯岩是一位美的追求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美的光芒。她追求美：人格美、思想美、人情美和形式美！文如其人，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看到她的思想，她的性格，也可以从她的思想和性格中看到作品的风格。人的“美”和作品“美”，在柯岩身上是统一的。 柯岩成功地写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小说和影视文学，并均获大奖，被人们戏称为“全能冠军”。进入多种文学领域，尝试多种新式武器是她多年的愿望。随着时代的转折，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是她在创作上新的客观条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她积累了生活，也积累了爱和恨，这是她重新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观条件。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柯岩说：“只有作家有了广阔的生活的海洋，然后才能掀起大波巨浪。如果你的生活只是一条水沟，那么连漪涟也难泛起的。” 柯岩的爱好和兴趣都很广泛，无论是音乐，或是绘画，她都努力学习。多少年来，她一方面时时留心，处处观察生活，另一方面，在知识的深山里，又勤于涉猎，总是孜孜不倦地丰富自己。这些，便使她的创作往往奇峰突起，令人惊讶不已。她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正是这样显赫于当今文坛的。 报告文学和散文集《奇异的书简》（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结集了她新时期文学最初几年的主要创作：《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天涯何处无芳草》、《船长》、《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和《岚山情思》、《在澄蓝碧绿之间》、《阳光与风雨谱写的歌》、《我们这支队伍》等，描绘了工人、教师、收税员、船长、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国际友人的严峻、奇异而又多彩的生活，揭示了人物的心灵美；这些作品，像一串明丽的珠贝，是报告文学和散文领域的收获。之后，又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报告文学《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1988年，百家出版社）。 评论家陈涌在《奇异的书简·序》里说：“敏感、热情、瑰丽的想象、独创的构思，即使几次匆促的访问，几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先进人物的调查，也往往使她深入到对象的灵魂，给我们带来许多诗意。这是构成她散文的特点，是使它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的通讯报告的。”他还说，“我们从她的作品里往往看到一颗明丽的易感的心，看到她总是寻找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她的作品也首先因为这样才激动我们的。”无论是表现两位青年科学家成长和奋斗的《奇异的书简》，还是描写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好干部的故事《船长》，描写青年画家遭遇和追求的心灵记录《美的追求者》，或是在友情里，表现对跨越高山、海洋、国境、种族界限，跨越时空，长存天地，永照人间的伟大爱的《岚山情思》……，她的才情和诗人的气质，在深沉的思想里，产生了多么感人的艺术力量！ 柯岩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是一种美的艺术。它写人，给读者的不是一张无生命的剪纸，而是立体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雕像”——我们生活里的人。它写事，不是一张无选择的摄影，而是精选了那些最足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的镜头。在她的作品里，既有洪流般的感情的倾泻，又有精雕细刻的细节描绘。读完《美的追求者》，谁也不会忘记“患难小友”的多情、“人”情、友情，它的不幸遭遇同样在读者的灵魂里留下了创伤。作者是通过极精的描写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一个星期天，韩美林在棵大树边上吃饭……忽然，觉得有谁 在拉他的衣袖而且热烘烘的。回头一看，是一只卷毛的小狗，很 瘦，很脏，毛散乱地披着，眼睁睁地瞪着小韩的饭盒，看样子很 饿。“一定也是个不走运的多余的‘人’。”小韩苦笑了一下，把自 己饭盒里的饭都倒给了它。小狗高高兴兴地给打了个滚儿。 当小韩挨批挨斗，遭到拳打脚踢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欢乐的 叫声，从人丛中奔出一个生物，直扑到韩美林的怀里……一年不 见了，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痴情与爱恋。它是那样欢乐地叫 着，一边狂喜地摇着尾巴，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他，用爪子一下 一下地挠着韩美林的前胸；一边围着他四边奔跑，用身体替小韩 遮挡向他打来的雨声、似的拳头…… 多么细腻、传神的描写！写的是一条可爱的小狗，但表现的是人，使主人公的性格更加突出，主题更为显明（也表明人情不如狗）。 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但也一样需要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不同的是，小说可以虚构，而报告文学只能采撷生活里固有的真实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用艺术家的眼光，思想家的头脑，发现生活中的美和闪光的人……陈涌在说到柯岩的才能的特质时也说：“她总是善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诗，她总是把诗和真实联结起来。” 柯岩是诗人，她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充满了诗情画意，是美的诗。 柯岩的报告文学是诗的报告二它有诗的语言，诗的热情，不是平淡的报道和描述。 柯岩的报告文学又是时代的报告，它迅速、及时、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我国新时期的火热斗争与生活，描写的是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 柯岩的报告文学是灵魂的镜子，是对美——美的人，美的事的沤歌。她曾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高度文化、高度人道主义、充分尊重人类科学和文明，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理想的人。为了把年轻一代教育成为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有好的道德品质，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国际主义，一代比一代更健美，更先进，更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倾注全部心血，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让他们得到最新最美的文化艺术，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比我们更完美、更健康……”柯岩的报告文学是深沉的；她在民族的苦难中呼唤真善美，以灵魂美、道德美、情操美陶冶人、震撼人，将伟大的人性推向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无论是她的《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船长》、《东方的明珠》，或是《癌症一死亡》等等，她都以诗情真情和东方文明的浩荡之气，机敏而厚实地在报告文学领域为我们塑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 六 1979年5月，柯岩随同周扬等人访问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回来后，用樱花和泪滴写出了《岚山情思》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等名篇。同年10月，她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1月7日，她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新诗及其队伍说几句话》（后改题为《我们这支队伍》，收入《奇异的书简》），获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她预言“中国新文艺的复兴”，会在不远的将来必然到来。1980年6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应邀访问了西德，促进了两国的文学艺术交流，并有佳作《旅德诗抄》以飨读者。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柯岩说：“培养、教育下一代是我们的义务。这两三年，我写的儿童文学少了，但我并未改变初衷，在今后不断深入、重新熟悉孩子们的生活的情况下，争取为他们写得多些，好些。”她没有食言，整整一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她创造了一位女作家写作生涯的高峰期，不仅实现了她为青少年写长篇的愿望，也在成人的文学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1980年，她以极美的诗笔给小画家卜镝的画集题诗（曾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朝花》等刊物上）作序，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是她在八十年代第一个儿童节里献给孩子们的一份厚礼，也充分体现了她对孩子的那颗令人感动的爱心。 柯岩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青少年犯罪，并在劳动教养中自新成人，坚强生活的信念，踏上真正的人生——为祖国服务的道路的长篇小说。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她虽重病痊愈不久，还在严冬里到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补充素材。 ……当你跌倒的时候，朋友！ 请不要失望，也不要叹息， 只要坚定地走下去， 相信生活是美丽的—— 坚定的信念就是金色的钥匙…… 这可以说是她创作这部长篇的动机，也是要献给青年人的思想。 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大型歌剧《记着呵，请记着……》。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柯岩儿童诗选》，精选了她的优秀的儿童诗歌，是她儿童诗的代表。1982年，外文出版社以英、法、德、俄、日五种文字出版了她的《童画诗情集》，这一年，还发表七场话剧《生者和死者的嘱托》（与罗英合著；《剧坛》第5期）。之后，她出版了题画诗集《月亮会不会搞错——题画诗百首》（1984年，新蕾出版社）及《春天的消息》（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儿童文学选《柯岩作品集》（1988年，明天出版社）、论文集《柯岩儿童论文集》（1991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1984年，群众出版社）、《他乡明月》（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篇小说集《道是无情》（199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电视连续剧本《寻找回来的世界》、《仅次于上帝的人》（拍摄时更名为《红蜻蜒》）。还主编了“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革”丛书、“大墙丛书”及“北京建设者丛书”计千余万字。 描写工读学校生活、表现主人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情操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柯岩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这部成功的小说主要描写工读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矛盾、“斗争”和心灵世界；小说出版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继而又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上映，在读者与观众中影响深远，曾荣获飞天奖、金鹰奖、国家教委奖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1984年8月9日，丁玲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致柯岩的信中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是一本写了一群好党员，一群好人，一群有美丽的心灵的书。这本书给人以信心，对党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事业的信心……我就喜欢有这种气派的书。”又说：“你不愧是一个诗人。当你在书中写到一些你所爱的人物时，特别是写他们的心理状况，写他们的那些高尚的情愫时，真是诗意浓郁，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这部小说的主要笔墨着力于对于倩倩这个高尚、严肃、热诚的青年女教师形象的塑造。她追求美创造和谐的诗意世界，其富有人性感召力的性格，使她成为人生再造伟大工程的成功者。由于她和同事的艰苦工作，终使“伯爵”谢悦、“铜铁佛爷”赵建国，“吃生肉的”郭喜相、“小疯子”向秀儿、宋小丽等失足者冲出邪恶和疯狂，重获新生，那个正常的世界才被寻找回来。小说是成功的，不足之处诚如丁玲所云，似乎“网拉得太宽了些”，因此除了于倩情，其他人物如徐问、黄树林等人物形象稍嫌不够饱满，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中国式的“教育诗”。 1986年，柯岩应邀赴美国短期考查，采访，在那里即构思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乡明月》。1990年她再度赴美国补充生活，历时五年，终于成书。这部小说是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移民”的悲怆故事——两个歌舞团的年轻美貌的歌星紫薇和朵拉，为了报复团长对她们的打击，愤而出国。也许毫无思想准备的她们以为美国会是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生活的“天堂”，而弱肉强食的现实终于给她们开了一个悲剧式的玩笑。她们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尝尽了无奈的痛苦和艰辛。紫薇在婚姻失落中又遇台湾巨商，这几乎使她沉沦；而“心高气盛，性子刚烈”的朵拉，不甘心做家庭主妇，离开吉米后打工求学，最后成功。她们都经历过数次爱情纠葛，但遭际和最初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终使迷茫中的她们从“悟”中清醒；最终那一曲能使中国人记起母亲的嘱托、能给怯懦者以坚强，给勤奋者以收获的《母亲河》的歌唱，使得那么多中国人“泪流满面”、“心事重重”、“肝肠寸断”。朵拉（和她的恋人吴天亮、美国导师舒尔茨）上了飞机。飞机越升越高。“行程万里，好像离月亮也越来越近。哦，这究竟是他乡的明月呢，还是故乡的明月？”“她就这样带着歌声、乡情，带着自己和那些离人的故事，向自己的祖国、故土飞去—” 柯岩在她的长篇小说、电视剧及中篇小说集和在她主编的《人生咨询》中奉献的是一颗同样的爱心。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尽管他们的思想方法、创作形式及其风格干差万别，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柯岩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先后获得多次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及妇女先进工作者称号，以她的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组成了一个伟大爱的交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最需要的精神光芒。 柯岩说，生活常常猛烈地撞击她的心，使她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她不能自己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中。她还说：“只要我拿起我的笔，我努力，我追求，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能给我们的人民贡献一份氧气，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为了“这个”，最近十年，她在心脏和肾病的折磨中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奇迹。 她的身体垮了，却仍然那样乐观。“未来，多么美好呵！为了它，我要努力做人，努力作文！”她曾多次对我这样说。 柯岩，没有传奇的生涯，但她的创作才华，却像山泉一样，不可遏止地喷出来。她乐观、自信、热情，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活给了她信念，她坚信这信念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7月14日初稿 1995年3月8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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