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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养猪场里我们一人负责一群猪,这上百头猪一出生我就得管它们的吃喝拉撒。春天来到时,我把它们赶到野外吃草,夏天出工更早,每天4点不到就起床了,4点半,我的猪已经全在草地上了。
  晨风徐徐吹来,清凉而沁出芬香,6月里的北大荒是一片鲜花的海洋。金百合娇艳亮丽,红百合则像蜡制的一样,透着结实。鸢尾花有紫色有蓝色,在清浅的水塘边顾影自怜。野生牡丹更是怒放得跟小脸盆般大。这片沼泽地中的黑土壤从不缺水,植物的个儿都硕大无朋。荒园风光美不胜收,至今我还梦见她斑斓的颜色。
  然而在沼泽地里放养这上百头猪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猪儿不像羊,猪又固执又任性,不愿成群结伙。它们常常会走丢,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要把它们拢在一堆,我得前追后赶,一口气不停地奔跑四、五个小时。晨露打湿了我的裤子,粘在腿上,跑都跑不快。丝丝凉意侵入着我的筋骨,脚下的球鞋在吱吱叫唤。但湿透的球鞋还是胜过于爽的橡胶靴子。靴子太笨重,每天要跑这么多路,每增加一分重量都要付出许多体力。
  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思念她。我扑人她怀抱中的感觉,恰似梦想成真。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已长得高大结实,二姨却缩得又矮又小,但她把我搂在怀里的动作还是把我当成20年前奶奶家那个无助的女婴。我感到有些异样和尴尬,却又很受用。
  “哎呀!我的亲女儿回来啦!”她一见面就大嚷一声。(“我的亲女儿”既可以理解为“我的亲爱的女儿”或“我的亲生女儿”,也可以兼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融化了我的英雄面具。3年来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这副面具。现在我回家了,作些儿女情长的娇态也无妨,没人会批评我,没人会笑话我。能放纵感情是件美妙的事!但我不想和二姨一起哭,相反,我要让她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就像小时候她哄着我一样。
  我打开带回来的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因为她是党员,我们是资产阶级?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边说边掉泪,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于校的纪律,但她根本无法理解,我只得静静地听下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非常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是我与她略有芥蒂,因为20年前她让奶奶辞退二姨,用一个她们从上海请来的职业保姆带我。对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了,我这才彻底原谅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凭她的一句话,二姨才得以留下来带我,而上海保姆则被辞退。这会儿,我听父亲说奶奶还活着,就住在原来的地方,我答应父亲我会在回东北前去看望奶奶,父亲也一样不能请假探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从“文革”爆发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二姨听说我要去看奶奶便难掩兴奋,她马上忙碌起来,做了荷叶蒸肉和三杯鸡,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菜。她又买了点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问奶奶好!”二姨对奶奶向无二心,政治运动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她把东西一样样包好,放入篮里,几乎把我推着出门。一小时后,我站在奶奶家四合院的大门前。
  灰色砖墙仁立如昨,门牌号码依然如故,我将大木门从中间推开,吱吱作响的声音唤起我遥远的记忆。但当我一走进院子,眼前所见与我的记忆别如天壤。
  第一进院子现在拥挤不堪,三户人家瓜分了面对面的两排平房,煤炉、脸盆、尿布……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大人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是一个擅自闯入的陌生人。
  第二进院子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花园,现在却满目芜杂。白色的丁香树和迎春花早被连根拔起,奶奶的芍药和姑姑的玫瑰也了无痕迹。取代花草的是些简易棚,用残缺不全的砖瓦和油毛毡拼搭起来,也不知是厨房还是储物间。
  有一个五口之家住在奶奶的房间里,“原先住在这儿的老太太,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我刚想启问,但看到这些人对我敌视的眼神,硬是将话咽了回去。最好还是别惹这些革命群众,我一踏进这个院子,就回到了一个大资本家孙女的身分,顿时比人矮了半截。也许这就是5年来我不愿涉足这座院子的原因?我一壁想着,一壁垂下眼睛,绕过他们,去敲姑姑的门。
  姑姑打开门,一脸惊恐,也许我敲门敲得急了。弄清楚只有我一个人,她这才舒了口气,引我进屋。等我坐下后,才发现在这间屋里根本无法交谈,这个房间原先与奶奶的卧室毗邻,中间的隔断墙是一件工艺品,许多处故意镂空了,比一层纸强不了多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教隔壁人家听个真切。
  所以我只简单说我回来看奶奶,不知她在哪里。听罢,姑姑站起来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原先的大餐厅北头,这儿原来还有一间储藏室。一路上姑姑告诉我: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奶奶这5年来一直卧床不起。我们到了门口,姑姑帮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她将门轻轻带上,离开了。
  起先,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点摇曳的烛光,我这才意识到这间屋又没窗,又没灯。待眼睛稍稍适应了昏暗之后,我看到了奶奶。半躺半坐地倚着些枕头,她看着我,我们对视着,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么熟悉的、属于她的微笑!
  “奶奶!”
  “小瑞,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今天来。”
  “奶奶,你好吗?”
  “好,好,我挺好。”
  但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教我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屋子又窄又小,中间放着一个黑炉子,火炉的烟筒应该在春季到来时就挪走的,现在夏季都快过完了,烟筒还留在那儿。看着这只不起作用的炉子,我突然感到一阵透心的寒意,这间屋子即便是8月,也是湿冷湿冷的。屋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奶奶的床边放着一只夜壶,白天没人来清理,姑姑要上班。靠近奶奶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还有几只馒头,这就是她的伙食了,把冷馒头在蜡烛的火上烤一烤,吃下去,没有蔬菜,没有汤,连茶水都没有。
  原来这5年来,他们把我亲爱的奶奶扔在这样的风洞里!活活地把她埋起来,不见天日,不分寒暑。她因病卧床,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父亲和叔叔都不能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他们两人谁也不能获准离开。谢天谢地,还有姑姑在,但她是医生,邻居们都虎视眈眈,她只能一天来一两次。而我呢?我可以来,我应该来!我只是忙于干革命,忘了还有个奶奶!这么些年,我居然一直不知她的悲惨处境!
  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小瑞,你听我说,我这儿什么都有,你别难为自己。你看,这是《人民日报》,我每天都看报。还有这本地图册,剩下的时间看看地图,特别是这张——湖南——我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春天,湘江和沉江流着桃花,一江水都是红的。夏天,河岸边的竹子青翠欲滴。湘竹又叫斑竹,竹子上的斑点是娥皇和女英的眼泪。
  “她们是古代尧帝的女儿,姐妹俩都嫁给了舜。舜死在南方,娥皇和女英泪下不止,投入湘江,遂化为女神。湘竹沾了她们的热泪从此斑斑驳驳。死是永恒的生;生的每一步都在走向死。湘水女神在桃花中翩然起舞,姿容妙曼。看!她们在落叶上飞,悠悠地打着转,待还我自由身了,我便去和她们相会,相会于空朦的湘天楚地……”
  “奶奶!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湖南。当地的女巫法力无边!有一位女巫看中我,她在我身边做了5年的嫫嫫,晚上等别人睡着后,她教我怎样打开天目,这样我可以看到天上地下,前世今生。我小时跟她练得人了门,可后来我回北京结了婚,又生了孩子。我的心绪不佳,没有再练,我天目中的光黯淡了。但是??现在我又把天目打开了。
  “你过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只天目,就在这儿,在你额头的中间。这只眼睛是竖着的,不像其它两只眼睛是横着的。深吸一口气,让‘气’慢慢沉入丹田,闭上眼睛。你能感觉到么?”
  我似乎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小团火球在我前额处燃烧,火石电光划破黑暗。也许这只是我在异想天开?这又何妨?这么多年,我对奶奶这般不孝,现在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弥补的机会,不论奶奶要我做什么,我都会答应,不问因由。
  “很好,你有点开窍了,有朝一日你也会拥有这种能力。告诉你父亲他不必来看我,我可以看到他。我白天黑夜都和他在一起。我和你叔叔、小牛、小强、小炼和小跃在一起,特别是和你在一起!
  “我不但看到在东北的你,还能看到你的前世。你的上辈子不是女儿身,你是个男子,一个非比寻常之人。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教你武功,7岁那年,你开始跟一位高人学习兵法韬略,七八年后,你便出入真正的沙场,屡建奇功。20岁上下,你已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哦,不,我不太喜欢你的前世:总是右手一杆长枪,左手一把短剑。在战场上你叱咤风云,杀开一条血路。谁要拦你,必死无疑。
  “但我不怪你,你是忠臣,一个正人君子。你重义气,轻钱财;你英勇善战,虽然你大字不识。是呀!你的前世是文盲来着!所以你才写字屡屡出错。你25岁那年,皇帝赐你爵位,你有一所官院,光宗耀祖,荫庇门桅。但是两年后,你在战场上结束了一生。
  “那场战斗你方寡不敌众,敌人包围了你守的城池。你拼死守了七七四十九天,等待后援。最后,弹尽粮绝,你的士兵和城里的壮丁都相继战死在城墙上,城门洞开。大火吞噬了半座城,烟雾笼罩。你的士兵仍在浴血奋战,但是你心里明白天数已绝。
  “你在几个侍卫掩护下手持短剑杀回宫邸,那口剑是你祖先传给你的无价之宝。你的妻妾出门相迎,见你刀剑在手,以为你会先杀她们,这是传统。可是你说:‘别怕,我不伤你们,逃出去,躲起来,跟着别的男人走吧,我不怪你们。赶快!不然就来不及了!’说完,你将剑倒转,对准自己,一下刺进了胸膛。”
  一刹那,我感到心口剧痛,仿佛真有一把利剑穿透其中。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只有剑柄露在外面,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剧烈燃烧。天黄地苍,碧血丹青。利剑像一条饥渴的蛇,噬吸着我的每一滴热血……
  奶奶发出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剑的名字叫饮碧,这口剑是几百年前为你而铸的。它系着你的生死大限!你一旦离开人世,这口剑也就此沉埋,不复存在。
  “我来告诉你死后发生的事吧。你的妻妾没有逃走,她们爱你。你的绝命使她们痛不欲生。她们将你的尸体投入近旁的一口古井,这样在敌人来到时,你能得以全其身。那口剑于是随你沉入了井底。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宫院,四面一片火海。你的妻妾纵身跳进井里,宫墙坍塌,盖住了这口井,于是井成了你最终的栖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的今世,每当你走近一口井时,你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你忍不住要朝下面张望,总觉得井底有样东西吸引着你,同时,恐惧又紧紧攫住你心,你想逃得离它越远越好。”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奶奶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我们之间真有神秘的血链拴住,她能进入我的感觉,我也能进入她的世界?我好像突然“回忆”起在我的“宫邸”中的那口古井,井口是六边形的,用六块青石板砌成。井水深深,晶莹透彻,井边不远处,几株桂树花开烂漫。一阵风起,小黄花蕊如香雨洒落,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落在血泊中。英魂不朽,百世留芳。
  我还“回忆”起诀别这个世界时我那锥心的悔恨,那一刻似乎有一生那么长。留芳百世?百世后谁还记得我,谁又在意我做过些什么事呢?再一刻,我即葬身九泉之下。我将永远见不到阳光,沐浴不到风雨。唯一的此身此生,我竟用它换取了功名和权位。我好愚蠢!我不愿这就死去,我还年轻,洋溢着活力,精气弥漫。现在我的力量正离我而去,一切都行将结束,在我自己的手中结束。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这才惊醒:人类相残相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悟得了这一道理,恨为时已晚。上天!我咎由自取。我认我命。唯请许我来世变作女儿身,这样我可以远离兵燹战乱,我要生活在和平宁静之中,我要读书明理。仁爱爱人。
  “你总算想起一些事儿来了,”奶奶说,“很好,不过也别走远喽,否则你的心会受伤的。有些事忘了也就忘了,你能悔过,上天见怜,你的遗愿已经实现。你身为女子,不让须眉,知道吗?旗人家里的女子个个聪明能干,坚毅非凡,我在过去照顾我的父亲和弟弟,你将来也是一样。你还会帮你叔叔。有朝一日你的羽翼丰满,会飞过关山重洋,你会得到自由的。”
  我情不自禁朝奶奶笑了,这是心底里发出的充满自信的微笑。奶奶也在微笑,她目光里爱意绵长,智慧无限。她的脸苍白,又不能算苍白,几乎是半透明的,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来。在我眼中,她是一尊玉菩萨,坐在黑暗的神龛里。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走出奶奶的房门,很快就又心烦意乱。姑姑建议我们去北海公园走走,在那儿至少还有一席之地可以坐谈,让行人在你面前穿梭而过。
  “你看见了吧,”姑姑看着我说,“你的奶奶脑子已经糊涂了,我告诉了你爸和你叔叔,他们也还是不能回来看看。我会为她送终的,从她的血糖和心肾的情况看,也拖不了太久了。”
  停了一小会,姑姑又说:“有时我真想还不如让她一了百了。5年来,陪伴她的惟有孤独和疾病,这种日子5个月我都受不了,邻居从不帮忙,他们不帮忙也罢,有一次一个以前的老佣人让女儿来帮忙,邻居都要汇报到居委会,找她们麻烦,以后她也不敢再来了。这些邻居就想叫你奶奶早点死,因为她活着,他们就觉得不自在。她是这儿的房主,这些人根本没有征得她同意,强行把她赶出去,自己搬了进来。一共6家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
  “你是说奶奶脑子不清楚了吗?你能肯定么?”
  “哟,你没听她讲那些故事?你说呢?不觉得它们有点匪夷所思么?”
  “她有没有跟你提到一把剑?”
  “什么剑?”
  “一把名叫饮碧的剑。”
  “没听说。”
  “那么井呢?”
  “也没听说过什么井。”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而且一阵高兴:奶奶跟我讲的事从来没向第二个人提及,连姑姑都无从得知。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她说的故事兴许怪诞,但我喜欢它!还不曾有另一个故事这般打动我的心。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有些真的成分在里边。但我也不能自圆其说。我没法跟姑姑解释,她是医生,只相信显微镜下看得见的东西:病毒、细菌、组织、细胞等等。抽象的东西,如命运、前世、天堂,甚至“气”,她都会归在迷信一类。于是我没有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离开北京不久,奶奶就谢世了。她是9月死的,死在那间没窗的储藏室里,死前她终于没有机会和父亲、叔叔见上最后一面。没准她真见到他们了?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没准她的天目一直追随着他们,没准也一直瞧着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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