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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字稚晖，无锡人背后称他为吴疯子。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县人。因为他六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吴稚晖是个怪人，但并不疯。他聪明好学，先后从张鼎臣、侯翔千、孙伯肃等名师学习经史和古文辞，16岁就以文章初露头角，还练得一手好书法。23岁考取秀才，25岁入江阴南菁书院，乡试中举人，但在北京会试中却名落孙山——因为他不愿学也做不好八股。 “吴疯子”这个外号，大概是由以下几件事情造成的： 有一天，满族大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八抬大轿经过孔庙前，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吴稚晖就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把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命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以下的几位主要助手，学政则相当于今天的“文教副省长”。教谕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院长黄玄同却对吴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闯出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名声，只得说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就算了事。 以后，茂名杨颐放了江苏学政，竟公然在画舫宴客，微服狎妓。吴稚晖约同学田其田，穿了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插上红萝卜，手持草纸一束，不穿裤子。上船后，故意跌了个四脚朝天，还大呼“生员叩见大人，请尝花酒三杯”。杨学政大怒，一面命把两个疯子赶走，一面查明来历，命黄玄同将此二人革去秀才，赶出书院。黄玄同与广东梁鼎芬等人认为，生员冒犯学政理当有罪，但学政微服狎妓也该处分，此事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以停学了事。 戊戌政变以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动分子。知县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为题，命生员作文。吴稚晖就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文章说：“八股若存，中国必亡；不耕不织，咬文嚼字，又有何用？武场考试和猴戏没有分别。甲午一战，弓箭与洋枪之不敌已可分晓，为什么还要啃着狗骨头不放呢？”为此，吴稚晖在国内待不住了，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有自费留学生蔡锷等9人，打算进日本成城学堂然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进士官学校主要有两条途径，公派学生先在官办的振武学校读完三年，成绩合格即可免考进入士官学校，自费生则需在日本成城学校——此校有“士官生摇篮”之称——毕业。而中国人进入成城，是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身份证明的。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为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于是吴稚晖和孙叔方等就率领20余留学生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了孙、吴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 当吴稚晖、孙叔方等人被押至日本上新桥火车站时，梁启超、吴震修、张秉彝、侯毅始等人都从横滨赶来道别。次日押至神户，吴稚晖愤怒不已，即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人海中，以死抗议，幸经救出。梁启超为此曾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这是确切的评议。此时，蔡元培恐中途再生事故，特地赶到神户陪同吴稚晖同船回国，以后又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这三件事只有吴稚晖做得出来，确实都有点“疯”。成为党国元老之后，不疯了，但仍然是个怪人。他一生不做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宫我是做不像的。”在总统府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穷得无米下锅了，就挂单卖字。吴稚晖的篆书居当时四大书法家（还有胡汉民的隶书，于右任的行书，谭延kai的楷书）之首，很有名气，维持他规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还是不成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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