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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春天，刘国钧出生在江苏靖江县祠堂镇的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一直考不上举人，只好在家乡当私塾先生，教书糊口，家中经常是顾得上吃顾不上穿。刘国钧7岁那年，正当青黄不接的春天，家中又揭不开锅了。父亲再也承受不住贫困的沉重压力，精神崩溃，成了疯子，连书也教不成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到了母亲肩上。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她要小国钧照顾好父亲，就到外面给人家当佣人去了。 父亲的精神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也知道煮点东西吃。一旦发作起来，小国钧便吓得只好逃到街上去。7岁的小国钧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也学着邻居的样子，用一条白布带扎在短褂上，贩点水果、酒酿在街头叫卖，挣一点钱帮助母亲。母亲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邻居的资助下，把小国钧送进了私塾。可是一年没读完，小国钧就因为饥饿不得不丢开了书本。 1900年，14岁的小国钧被送到县城一家酿酒的糟坊去当学徒，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终于逃回家中。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3年，是不允许半途中断的。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吓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门。还是邻居赵大叔同情他的处境，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镇上的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并且借10块银元给他做路费，刘国钧才得以开始新的生活。 奔牛镇地处沪宁铁路线上，南临太湖，北靠长江，中贯运河，交通便利，商业也就相当发达。刘国钧一心想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将来能多挣点钱养活父母，可是这家京货店因为经营不善，第二年就倒闭了。幸亏老板没有忘记勤劳能干的刘国钧，特意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去当学徒。刘国钧起早贪黑地为老板干活，也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转眼间3年过去了，刘国钧学徒满师，老板正式录用他做店员。刘国钧能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攒起10块银元，买了一份礼物，回到家乡去感谢赵大叔的恩情。然后，他便将在外乡做佣人的母亲接回家，对父亲说：“现在我能够挣钱养家了。”邻居们都羡慕地夸奖他：“国钧真是个孝子啊！” 刘国钧20岁那年，和同乡鞠秀成了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刘国钧的志气也更大了，他决心自己开一家京货店。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已经逐渐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他善于观察和揣摩顾客的心理，进的货总能很快销出去……这都证明他完全有独立开店的能力。但是，开店得有一大笔本钱才行，从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钱呢？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攒这笔钱。 当时还是清朝，男人也流着一根长辫子。刘国钧注意到，江南人总喜欢用五彩的辩须扎辫子，他灵机一动，便买了丝线回家，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成扎辫子的须带，由他带到奔牛镇去卖。这项生意本小利大，一年下来，刘国钧净赚200银元。与此同时，他替元泰京货店到常州等地进货，批发商们为了拉生意，私下答应按进货金额付给刘国钧一定比例的回扣，一年下来也有200银元。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搭了个银会，他中奖又得了200银元。刘国钧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硬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了600银元。 1909年，雄心勃勃的刘国钧与一姓华的同乡合伙开了一家和丰京货店。他看准了当时染色布的利润大，就设了一个土染坊，从外地买进白坯布，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由于品种多、花色全，生意越做越大。在全镇7家京货店中，和丰京货店后来居上，成了最大的一家。可是那个华老板，却迷上了鸦片和赌博，为了还赌债，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让给刘国钧。这样一来，两个老板成了一个老板，生意做得更加顺手。刘国钧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镇，生活上方便了，生意上也多了帮手。 转眼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南京一带炮火连天，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奔牛镇上人心惶惶，许多店铺关起门不敢再做生意。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问儿子要不要停业。刘国钧仔细盘算着：几年来好不容易挣起的这一点家业，万一毁于炮火，当然很可惜；但眼前的情况，战争毕竟还没有打到奔牛镇，这时候谁敢冒风险，谁就可能赚大钱！ 他决心冒一回险。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然后照常开店营业。一时间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发商害怕战乱，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同样因为怕打仗，不少农民纷纷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来。“和丰”的布匹销售一空，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要他们将存货折价卖给“和丰”。批发商要现钱，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刘国钧只得以“和丰”店作抵押，先把货弄到手，待卖掉稻子再还钱。当时秋收刚过，粮贱银贵，一担稻子只能卖到一两半银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刘国钧顺利地卖掉了稻子，还掉了货款，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净利高达5000银元！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改名为同李京货店。到1914年，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原本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毅然弃商从工，请结义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资9万银元，组成大纶纺织公司，由蒋盘发担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办事稳重的刘国钧，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但只投资了1万，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 1916年，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新办的工厂，技术力量薄弱，碰到难题就无法解决。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可是，上海的纺织厂虽多，却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上下班的工人，都穿着厂里统一的“号衣”。刘国钧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要借他的号衣用。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刘国钧就穿上号衣，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样操作，一边偷学技术，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没过几天，这个勤劳好学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一查问，发现他不是本厂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然而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知道后，立即为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位工人伤好后，基于爱国热情，就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 由于刘国钧管理有方，大纶纺织厂投产当年就盈利，第二年盈利过万，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好。可是常州一批股东，这时不但不感激刘国钧这个有功之臣，反而想排挤掉他这个外乡人。刘国钧愤而辞职，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资，只将盈利部分留在大纶厂作为股金。朋友们都为刘国钧抱不平，刘国钧却说：“我在大纶厂学到了一套办厂的本领，投资又如数收回，等于一文学费没花，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笔交易。” 1918年，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他购买了80台布机，自己任经理，让母亲管理摇纱，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一家人齐上阵，办起了“广益布厂”。虽然设备落后，资本微薄，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到1923年，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创办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经验，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也很有意思，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几年来连续亏损。负责人丧失信心，不得不出卖产权。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谈判，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当时大给的股东，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见有人肯出钱接收，纷纷要把股本提走。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使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没有退股；接着又招募到一批新股东。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自任经理。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6年，刘国钧正好50岁，这年清明，他回老家扫墓，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校师生发表演说。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酒酿的情景，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大企业家！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办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一有钱就想着要再多办一个厂！” （薛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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