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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薛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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