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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 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却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此事搁浅。幸而朋友藏好原稿，后来把它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写得这里，忘了说一说那晚和我一起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我新结婚的伴侣戴爱莲。这以后，我俩度过了一段惊险艰难的生活。 1939年我和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认识，我帮她在半岛酒店举办了一次舞蹈晚会后不久我们即结了婚。1940年夏初同去重庆，同去见了周恩来，表达我们想去延安的心愿。周说，我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得多，劝我们留在重庆。受此指点，我们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留重庆期间，我们共同尝到了疲劳轰炸的滋味，一天躲几次防空洞，饱一顿，饿一顿，今晚住这儿，明晚不知住哪儿。这样的流浪生活，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爱莲在重庆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为马的三支提琴曲编了三个舞，参加了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周恩来所说的“大有用武之地”，真是说着了，我们怎么不引以为乐！不久爱莲因病先回香港，在玛丽医院动手术。我回香港时把她从医院接出来，我们一同住到沙田，那晚在树林里她同我一起听了一夜的枪声。次日早晨，和我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他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人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走到山尾村，才知道山上有田地，有村庄，这是原来想不到的。我们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山村和外界隔绝，香港情况如何，无法知道，心里真急。偏偏日寇的散兵游勇时时光临，搅乱了这世外桃源。看来日寇已在沙田驻扎部队，其士兵一有机会便到穷乡僻壤来搜寻猎物。他们进了村，看到鸡就捉，看到猪就砍，看到女人就追，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完全把山尾村搅乱了。每天清晨，村里的妇女们早早备了干粮，带着孩子，躲到远处老林岩洞里，傍晚才回来；男子在村里应付强盗们。有一天强盗来得特早，妇女们来不及躲避，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被强盗抓住，他们把她拉到树林里发泄兽性，还派同伙在林外放哨，怕村民进去抢人救人。远远听到那女孩喊救命，我们束手无策，一腔怒火只能咬住牙关忍着。房东老人洪道英，是村里的长者，硬着头皮去见日寇驻军头目，请求保护。从那以后，山尾村稍稍安静了些。老人回来说，香港九龙早已被日寇占领，市面逐渐恢复，有的沙田村民已经担菜去市里卖，建议我们夫妇担着菜混进市里去看看。我也想，躲在山里不是长久之计，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我们下决心离开这与世隔绝的山村。我俩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茶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12月9日进山，1 月8日出山，在山尾村住了一个月。临走之时，心想老人家招待我们住了这么久，总要有点实际表示，向他道谢才对。但身上囊空如洗，光说空话怎么行。爱莲当即取出她仅有的一副耳环、一串项链，送给了老人。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几个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其中有软件，也有硬件。我们三人走过时，正碰上他们就地休息，于是三人都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莱先走，去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贼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若真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回。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撂下菜筐向前狂奔。贼兵见了，想追又不敢追，只跑几步便折回来。此时突然听到带队的喊官一声哈喝，两个贼兵马上拔脚归队。我趁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莱拉了，双排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会。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敌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房东领我们在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我们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问他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可以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我问他生活如何，他说他能说日本话，在地方治安机关服务，做救济难民和疏散人口的工作。他看我们的狼狈相，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再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已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这晚黄家在骑楼上搭了个临时铺，招待我们夫妇睡了。次早醒来，我问老黄到底给日本人做什么事，他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信，今早上班，你跟我去看看。此话正中下怀，我正想要看看日本人怎样统治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吃早饭时，黄大嫂和老黄咬了一阵耳朵，老黄说：“怕什么，拿出来吃了算啦，明天缺吃的，我会想办法。”原来这位地方维持会第一把手的家庭也缺粮。我对爱莲用英语说：“咱们省着点吃吧。” 早餐后，老黄带我同他去维持会上班。只见围墙里有个广场，看来这儿原是个学校，这广场便是操场。操场上已站了不少人，都是邻近的居民，后面人还在继续进来。几个贼兵散在四周维持秩序，老黄进去，一个贼兵头头和他叽哩咕嗜说了一阵日本话，他便招呼人们好好站着听日本人训话。日本官站出来说了几句，老黄接着大声宣布：“港九粮食紧缺，皇军要求大家回老家去，免得在这里饿肚子。过两天港澳轮渡开始复航，大家要懂得皇军一番好意，回去和左邻右舍都说说，能走的快点走，千万别耽误啦！ 老黄说完话，又和贼头咕喂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同时向我示意：可以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找到西环学上台旧居的朋友们，相见之下，有隔世之感。他们以为我们这久没消息，可能在沙田前线牺牲了，现在活着回来，大出意料。我把在九龙和老黄打交道的事说了一遍，他们说此人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是美术“左联”的人，如今日本人来了，该是他“交鸿运”的机会了。 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日寇对香港的突然袭击，是太平洋大战中的一个小小战役。香港自1939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大批文化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日本当局的疏散政策，对我们是逃脱魔爪的大好机会。我对朋友们表示，只要港澳轮渡开航，我第一个上船，到澳门想办法通过沦陷区回大后方去。当时响应者有徐迟一家三口和盛舜一家两口，加上新近闯来香港的罗寄梅，连我们两口，一共八人。澳门我虽去过，但不熟悉，澳门以后如何行动，心里也没底。好在八人中盛舜住过澳门，他母亲现在还住在澳门，一切全靠他安排了。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澳门北面的中山县，早被日寇占领，中山的县治所在地石歧，和澳门之间通公路班车。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了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车尾装行李，货位装旅客，塞得严严实实。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那个特务头子身穿便衣，挺胸凸肚，腰间跨一口日本军刀，威风凛凛。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我们总算顺利通过。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歧，在车站被一位旅馆伙计拉去住店。盛舜出面打听去鹤山的路途。鹤山是贴近西江沦陷区的我军控制区，我们心里把它叫做自由区。盛舜打听到明天即可搭内河小轮去江门，在江门买良民证后可以通过日军岗哨走出沦陷区。我在石歧旅店安顿就绪后，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利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个个人彬彬有利地鞠躬如仪，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过。我们看了一会，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很从容地上了船。在船上，脑子里闪过一道意念：看来当沦陷区的顺民并不很难，可这想法又被昨晚看到的敌军岗哨的威风打退了。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的重要码头，梁启超在新会县的老家就在这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贼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因这船驶在我们轮渡前面，我们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叫人气破肚子，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里，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收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地作欢迎状。起初觉得纳闷，后来想起，乡长曾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早已偷偷戴在隔肢窝下，搜查时，两手放意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贼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被抢走了，派克牌钢笔、皮鞋他们也要，女人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括，每人行李都减轻了。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那怕被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括完毕，敌军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后，前行几十步，人人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看来可能性不大，想想刚才敌人岗哨上那种抢劫行为，他们哪还想冒生命危险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大家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也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来到了鹤山。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这一带的人从来和港澳有来往，这一传，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便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以及和重庆的关系，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而且居然下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一颗颗爱国心顿时凉了下来。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那些人一看我们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接通了重庆，证实我们确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这么一来，我们从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大家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我们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一个专区，坐落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深到西江江底。逃难途中，无此闲情寻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轮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水路上走的轮船叫拖渡，拖渡上能睡管吃。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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