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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5年，联合国大会就宣称：“黑社会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犯罪学家们预言：下个世纪，集团性犯罪向黑社会发展，将成为“四大犯罪趋势之一”。 事实说明，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黑社会犯罪都将是与国家政治、经济势力相联系，有相当的影响和经济实力，有隐密的组织形式和纪律，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集团性犯罪。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任何统治阶级，对这种“全球性的瘟疫”，绝不会坐视不理，中国也不例外。 尽管我国这多年来在反境外黑社会渗透，打击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集团斗争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场接一场地开展“扫黑”除恶“严打”斗争和专项治理，依法严惩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渣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和成果，但这并非意味着“扫黑”除恶已大功告成。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滋生、蔓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决定了“扫黑”除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扎扎实实地把“扫黑”除恶推向深入，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从根本上寻求“扫黑”对策。借鉴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剖析我国这十多年来“扫黑”除恶斗争的经验教训，至少使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启示，引以思考。 ○启示与思考之一：打破神秘主义，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对黑社会犯罪早认识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公安法制工作一直遵循“多做少说”、“做而不说”的方针，禁止向社会宣传的条条框框很多，诸如贩毒吸毒、制黄贩黄、卖淫嫖娼、黑社会组织、邪教会道门、拐卖妇女儿童等类型的犯罪，以怕“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为由，长期掩掩盖盖；既使见诸报端，公布的与警方实际查处的情况也有很大出入，人为地造成了公安法制神秘化！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给社会带来的恶果是：许多群众不以为是犯罪，甚至同情犯罪，参与和支持犯罪，像打拐解救中屡遭群众围攻就是典型例子，给警方查处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和障碍。同时，对外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误解和疑虑，使公安法制工作陷入被动。 纸里包不住火，黑社会犯罪遍及世界各国若干年，至今势头兴盛不衰；中国历史上黑社会延续了上千年，至今仍在港、澳、台地区代代相传，并扩展到了西欧许多国家，拥有庞大的组织和实力，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渗透进来兴风作浪也是必然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境内滋生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既有历史的传统影响，又有现实的土壤条件，是社会转型期一种必然趋势和现象，同样也不必一惊一乍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搞神秘主义，既不合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同国际接轨的形势极不相适应。 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有识之士和犯罪学家就呼吁国人，警惕境外黑社会渗透，预防境内不断滋生的犯罪团伙向黑社会发展演变！九十年代初，中央和公安部的领导一再强调：对有组织犯罪要早认识，早采取措施，打早打小，解决在萌芽状态，争取打击和控制的主动权。 后来境内外有组织犯罪迅猛蔓延上升的事实说明，许多部门许多人对这些先见之明并未引起重视。 问题恰恰出在对黑社会犯罪没有早认识上，没有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及时加强宣传教育，使大多数人在“神秘主义”遮掩下，陷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视觉来看，认为黑社会犯罪是发生在境外、国外的事，在国内是历史上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陌生而遥远的话题！就连打击黑社会犯罪职能部门警方的许多人看来，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境内一些带黑社会社会性质的团伙和集团犯罪毕竟是乌合之众，成不字大“气候”！然而，境内外黑社会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事实说明，不矫正认识上的误区，夜郎自大，盲目乐观，教训是惨痛的！ 既便在许多经济发达、“扫黑”取得相当成就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也坦言：他们最头疼，最棘手的难题就是黑社会犯罪。 在国际刑警“扫黑”研讨会议上，香港警方称：他们对黑社会认识太晚，工作开展太迟，以致造成今日对黑社会犯罪很难控制的被动局面；日本警方称：暴力团给日本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沉重灾难，不时引起朝野上下惊呼，然以警察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铲除和控制；美国警方称：黑社会经常使总统难堪，警察也无可奈何……早认识，头脑早清醒，早采取打击防范措施，将是掌握“扫黑”除恶主动权的上上之策！ 早认识，就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切实认清黑社会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既要认清境外黑社会乘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渗透的必然趋势，更要认清我国大陆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虽然还未具备旧中国黑社会，港澳台黑社会以及国外黑社会那样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组织，但就其发展的广泛性，特别是其犯罪的严重往来讲，已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应该看到，大量的犯罪团伙会发展成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如果打击不力，综合治理工作跟不上，我国重新出现曾一度消失的黑社会是有可能的。（引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早认识，就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教育广大群众，既要了解境内外黑社会犯罪的现状，更要认清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在境内未来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属性和固有的弱点，将诱导各种社会消极因素不断滋生发展，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将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A.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向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展；B.装备更趋现代化，持枪等严重暴力犯罪所作大要案将急剧增加；C.有组织犯罪的反社会心理更加严重，其犯罪手段将会更加狡猾；D.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数量上将呈增长之势，在质量上必将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E.我国境内的犯罪团伙同国际上有组织犯罪联合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犯罪活动将向跨区域化、国际化发展（引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早认识，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警方来说，就要充分认识境内外有组织犯罪的现实危害和未来趋势，把防范和打击这类犯罪摆上重要位置。按照公安部领导提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小不宜大，宜攻不宜守，宜严不宜宽”的原则，坚决贯彻“严密控制，露头就打，决不让其形成气候”的方针，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打歼灭战。 以往的教训证明：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不一定都成为黑社会组织，但黑社会组织必然产生于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各种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尽管在方式方法性质种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滋生、蔓延、发展、演变的过程。各级执法办案人员要注意不能对这类犯罪就事论事，把本来很明显的集团住犯罪作为孤立的治安案件，甚至民事纠纷来降格处理，把团伙问的相互殴斗追杀看成是“狗咬狗”、“黑吃黑”的一般治安问题，“各打五十大板”治安处罚了事。不予深究，助长了这类犯罪。若干犯罪团伙由小到大恶性膨胀成带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事实一再说明：正是由于警方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处理草率，养虎贻患，才使得本来成不了气候的犯罪团伙得寸进尺，有恃无恐，胆大妄为，恶性发展成独霸危害了方的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教训是深刻的！ ○启示与思考之二：重视“立法滞后”问题，加强“反黑”理论研究，真正解决“法无明文规定”犯罪之弊端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刑法》和有关规定中设立了“共同”、“聚众”，“集团”犯罪条款，但概念不统一，过于笼统，不仅“团伙犯罪”、“黑社会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概念未在《刑法》中明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混用现象，在法学理论界也是个有歧义争论不休的课题，在各类报刊、内部文件、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并列使用或混用“黑社会”、“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等概念的现象。 概念不统一，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执一词。 各行其是，不仅给执法办案人员人为地造成困惑，而且影响到对这类共同犯罪罪行的认定、惩罚及相应对策的制定。更严重的是，“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要想严厉打击必然显得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力威慑；而没有威慑力量的法律、客观上将会给恶势力以可乘之机，作案有恃无恐！ “法无明文规定”之犯罪不利于打击，在西方司法界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由于西方国家法律上没有惩罚黑社会的规定，司法界机械地奉行“法无成文不为罪”的教条，因而无法以黑社会罪行惩处黑社会犯罪分子，只能抓住黑社会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狭义地定为杀人，抢劫，盗窃等罪行。黑社会则充分利用其政治保护伞干扰或以雄厚的资金贿赂赂，使应判刑的人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应重判的得以轻判，应判终身监禁的改为长期徒刑，但实际服刑不久，就被以“假释”、“保外就医”等名堂提前释放了。警方也明知尽力缉查的结果是罪犯不会被判以应得之罪，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会受到黑社会的报复，“法无成文不为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危害和恶果是：司法界不能依法打击黑社会首要分子及其羽党，最多对其下层党徒处以某一罪行短期惩罚，不能伤其全局，对黑社会本身无所伤害，致使警察，法官，监狱都对黑社会犯罪打击处理不愿尽力有所作为，放任黑社会活动变本加厉地发展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 关于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犯罪，犯罪团伙和集团，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概念，各自的定义是什么？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具备什么条件算是黑社会组织？等等，公安部领导和奇法理论界的学术权威们早就提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要加强理论研究，统一认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统一设定和运用。如果概念不清，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用、滥用现象，不利于打击处理。要求各级各地在理论研究和打击实践中，不要死抠黑社会组织的一些传统形式，如“堂口”、“帮规”、“会律”等等，要抓本质特征，甚至通过解剖典型案例来提炼概念等。 无疑，公安司法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研讨、论证，争论是漫长，深入而又不断发展的，综观目前的研究态势，从学术理论、司法实践到立法，正逐步走向同一：黑社会。是外来语Under-wonrldsociety的汉译，直译为“地下社会”。原义指从事卖淫，贩毒，走私军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国外称之为“犯罪辛迪加”，即临时性的联合组织，对各犯罪集团的犯罪“市潮和“原料”进行协调的组织。实际上国内外延用至今，已成为进行犯罪活动和非法活动的秘密社会组织”的统称。 有组织犯罪。广义的表述为：两人以上犯罪即为有组织犯罪。东南亚地区对黑社会犯罪多泛称为“有组织犯罪”。狭义的解释是设定性的，如198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有组织的犯罪》表述为“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是跨越国界，往往披上表面上是合法商业活动的伪装，对它加以取缔极为困难。” 犯罪团伙，犯罪集团，在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中已有明晰表述。 许多研究者和学术界权威人士认为：有些报刊和文件把我国的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统称为“有组织犯罪”或“黑社会组织”，缺乏理论和实践根据，不太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犯罪团伙和集团，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应看作是黑社会类型的犯罪组织初始，发展，恶性膨胀三个重要阶段。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的各类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看，依其组织程度，作案目的性，稳定性，专业性，活动区域范围，时间长短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定，比一般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严重的，表述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比较科学和确切。 我国立法部门权威机构根据司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确认，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居民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出现；同时也发现有许多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必须坚决打击，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蔓延。只要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有违法活动的，不管是否有其他具体犯罪行为，都要判刑。 据此，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第一次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和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作出的明确、科学、严厉的惩处依据，一举解决了多年来对黑社会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之弊端，开创了世界“反黑”史上的先河，无疑是对世界法制建设的一大贡献！ 但是，目前一些司法理论界的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研讨认为：黑社会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新《刑法》对此量刑明显偏轻：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和骨干头目，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新《刑法》对此应单列条款；凡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基本都与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故意”，应以“共同犯罪”论处，甚至从严从重，唯此不能堵塞黑社会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缝隙和通道；对一般黑社会犯罪成员的处罚形式过宽，在执法澡作中仍难避免“降格处理”或“避重就轻”的弊端；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过于笼统，量刑偏轻，应以完善《外管法》为基础，建立反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专门法规，等等。无疑，这些都将是有待于司法理论与实践和立法机构深入研讨逐步解决的新课题！ ○启示与思考之三：“反黑”要与反腐败结合，扫除“保护杀，粉碎“关系网”每当警方打掉一个或一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社会上就不时冒出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社会渣滓能在一地多年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查人员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调查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警方一场接一场地开展“严打”和专项斗争，就是触及不到一些有钱有势的犯罪分子呢？政府往往用“打击不力”一词来解释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 剖析典型案例人们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后面，都有一张渗透到党政部门或执法机关的“关系网”，都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犯罪分子充当“保护杀，致使流氓恶势力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了！ ——哈尔滨警方打掉的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5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把个北方名城搅得乌烟瘴气，竟未受到惩处，根子就在于公安政法、银行、基建、供销、房地产等部门有近百名干部充当着他们的“保护杀，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震惊中外的海南拾南霸天”王英汉，在原县委书记、原公安局长等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庇护下，在澄迈县横行6年，作案28起，未立案的11起；抓获凶犯未查清案情就放人的7起；由王英汉说情“私了”的5起；降为治安案件的3起；移送检察院的仅2起：一起私藏军用枪支案，检察院认为构不成犯罪未予批捕；一起非法买卖7支军用枪并拒捕，又被检察院免诉和缓刑，既使王英汉被捕关押中，仍从狱中捎出“密信”，让内弟找李检察长“疏通一下关系即可”！ ——齐齐哈尔市警方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潘家长，垄断全市蔬菜、果品、钢材市场后，不惜重金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编织关系网。潘为母亲过六十大寿摆宴席，仅政法干警前往道喜的有20多人；潘带人杀人案发后，收其贿金搞假案、通风报信、为其开脱的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科长、干警就有8人；潘家长被关押后，每天到公安局讲情的党政干部至少三五辆轿车，甚至有人直接打电话威胁公安局长和办案人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公开宣称：潘家长是改革典型，搞活了市场经济，把他打掉了，全市吃菜就成问题了！ ——贵州省警方侦破的凯里市“金井帮”集团“老大”潘万发，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拉拢行贿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其拉下水充当“保护杀的有9人，其中局长1人，科长4人。 某局长接受其2名美女长期“服务”后，致使国家损失17万元；某监狱科长接受其7名美女“服务”后，竟将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作案；从检察院法纪科长到驻地派出所长，都成了他的铁杆哥们，使其有恃无恐称霸一方，疯狂作案达5年之久！ ——辽宁省义县警方摧毁的以大榆树慎党委书记于平印为首的“家天下”犯罪集团，垄断了全镇党政财等大权。于平印擅自提拔长子当了党委秘书，次子干了工商所长，三子当了武装部长，四子当了镇饭店经理，长媳当了镇委组织委员，弟弟、侄子、干儿子等14名亲戚把持了交通、林业、土地、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实权，镇党委7人开会，有其一家4口出席，在全镇建成了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不到4年时间，这个“家天下”集团就吃喝挥霍公款50余万元，强奸作案9起，流氓伤害案23起，敲诈勒索案50余起！ 江泽民总书记早就告诫全党：贪赃在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产生犯罪的温床。而且，严重的腐败行为就是犯罪。 大量案例事实表明：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向黑社会演变，必然挖空心思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织“关系网”，寻求“保护杀。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使许许多多的犯罪分子籍于他们的权力庇护恶性膨胀，发展成危害一方的恶势力。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杀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下，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才横行不法，为非作恶，肆无忌惮！ “打击不力”，并非实施打击的执法办案人员不出力、不尽力，而是犯罪集团靠金钱、权力、人情编织的“关系网”和“保护杀制造出种种障碍，使侦查办案人员难以调查取证，难以贯彻实施打击惩处的措施。 金钱，作为各类犯罪集团编织“关系网”的“杀手锏”和糖衣炮弹，一旦轰开一些腐败分子脆弱的防线。就像“粘结剂”一样，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粘”进恶势力的小圈子，心甘情愿地为恶势力奔波效劳，甚至不惜担风险，什么党纪国法、制度规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权力，是各类犯罪集团千方百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部门、执法机关的权力一旦变异成犯罪分子的“保护杀，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假公济私成了犯罪集团的“代言人”。越是势力雄厚的犯罪集团，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代言人”就挺身而出，或遮挡。或通风报信谋划对策，甚至运作包括舆论工具在内的权力机器，使犯罪集团的案子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人情，是各类犯罪集团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久在一地从政执法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戚朋友什么的，犯罪集团往往抓住这些“裙带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其“恻隐之心”，使这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更有一些犯罪集团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护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以致许多案件查处难，“难于上青天”！ 难怪许多政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那里腐败现象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扫黑”除恶就甭想深下去。 “亦官亦匪”，相倚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模式，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反腐败中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大概就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消极因素。可见，“扫黑”除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更是任重而道远！ ○启示与思考之四：黑白较量严峻，生命原色唱歌，吁请支持解脱一下警方的“双重压力”吧！ 中国公安，人民警察，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和主力军，多年来，一直在用生命原色演奏着沉重的战歌！ 采访每一场扫黑除恶战斗，透视每一个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不凝结着公安民警付出的巨大心血汗水，甚至青春生命的沉重代价：广东韶关刑警大队中队长何勇，在追查香港黑社会组织罪案时被枪杀；惠阳公安局淡水镇派出所指导员彭宝林，在追捕境外黑社会分子时遭枪击牺牲；海南东方县公安局文坝分局民警郑传，在追捕刘进荣“东方黑帮”逃犯时英勇牺牲；河南省平顶山公安局民警晁国堂，在堵截刘朝兵抢劫集团时献身……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公安干警在对敌斗争中平均每年牺牲400余人，光荣负伤9000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扫黑”除恶中伤亡的。 难怪有人说，警察是黑白世界间的一堵墙！警察用血肉之躯挺身面对黑势力，奋不顾身地较量厮杀，搏斗；身后护卫着光明世界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警察的职业是正义和责任的化身，无疑是神圣的；而中国警察的神圣，还在于背负着世界上独一无二沉重的“双重压力”——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使人们对警察的素质、效率和作用提出了非难和质疑，公共安全的社会需要与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形成了空前反差，公安机关陷入了痛苦的角色冲突之中，各级公安机关是处在打击犯罪斗争的任务日趋繁重、社会各界期望值甚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尽管多年来我国警方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投入了大量警力、物力、财力，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我国的国力和国情决定了警力“在“反黑”专门警力、装备、经费、情报技术等方面与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巨大悬殊！ 从警力对比看，我国民警总数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九，而美国为万分之二十八，日本为万分之二十二，意大利为万分之二十九，法国为万分之三十五，平均在万分之三十左右，是 我国警察的三倍多。平均每名警察管理的人口数：法国为269人，美国为379人，英国为384人，日本为566人，我国1100人以上，是外国警察管理人口数的二至三倍（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国外“反黑”都有专门机构和队伍，我国除沿海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区尚未设立，基本以刑警为主，既对付境外渗透，也负责境内打击防范。即便是以刑警与国外相比，也相差三倍之多！ 从装备对比看，英国每个警局平均百名警察拥有汽车38辆，是我国的30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警察局，平均拥有693部地面交通工具；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警察局，四分之三拥有直升飞机，八分之三拥有普通飞机（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7月下旬，电视、报刊重点报道的迈阿密警察围剿枪杀著名意大利时装设计师范思哲的凶手库纳南的现场实况：空中直升飞机盘旋，海上有警察快艇封锁，陆地上有密集的警车和警犬，那现代化的装备气魄，对中国警察来说简直是个遥远的梦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刑警队等实战单位，交通、通讯器材、侦察技术设施落后得与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城区派出所、刑警小分队基本没有高速车、移动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乡镇派出所基本靠骑自行车查案，很多所至今没有电话和办公室，完成任务靠觉悟，靠拼体力！ 从经费投入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对警察治安经费投入占国家各项投资的3一5％，发展中国家高达9％，而我国仅占 1％；大多数派出所没有办案、办公经费和电话费、油料费之类的基本建设费；欠发达地区一年开不了几次工资，每个民警兜里都装着一叠差旅费和药费单子，甚至牺牲了还报销不了！山东菏泽曹县侦察员王学岭和李进福赴四川彝族自治州追捕拐卖妇女人贩子，辗转20余天抓获3人，押解返回途中仅剩下5角钱，一天一夜没吃没喝，被迫在火车上乞讨……无休无止的案情，没完没了的民事纠纷，以及公民和权力者对法律的不屑与无视，都使我国干警处在最艰难困扰的境地。 吃着草，挤着奶，头顶着神圣国徽，背负着不理解——有人如此评说中国警察！ 黑白较量的严峻现实告诉我们：有效地遏制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和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滋生、蔓延、演变，必须加大对警方的投入，提高警方“扫黑”除恶的基本实力——政治、业务、法律、科技文化素质十足量的警力十优良的装备十充足的经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国警方以其现有的实力，面对境外势力雄厚、高科技、高智能、现代化手段渗透的黑社会犯罪和境内居高不下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兴风作浪，仅靠生命的原色拼毅力、拼体力，是难以持久的，更跳不出“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怪圈”！ 吁请政府和社会各界，理解关切警方的尴尬和困境吧！ ○启示与思考之五：提高全民道德与法制素质，走出“硬物质、软精神”误区，遏制滋生黑社会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历史和现实的犯罪现象及其消涨规律反复证明：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优良的法制素质是阻止犯罪的第二道防线。然而，一旦思想道德防线被削弱、被冲垮，犯罪恶浪就会蔓延泛滥，法制防线也将防不胜防。黑社会犯罪作为犯罪潮中一种特殊形式，其滋生、发展、演变也莫不如此。 面对这些年来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断上升的严峻现实，众多有识之士和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审视研究其犯罪成因、相关态势和社会效应，虽然众说纷坛，但有一点是形成共识的：那就是近十多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消极因素，是诱发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原因。 正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凤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或动噎…”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透视一个个典型案例，无不是由小到大逐步滋生、发展、演变、恶性膨胀起来的。尽管各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千奇百怪，但犯罪最原始、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在于贪欲！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有过精辟论述：“人类欲望的本身并没有贪欲……贪欲是从一个人的需要和另一个人的需要发生冲突才开始的，是由于必须用武力、狡诈、盗窃、从邻人手中把快乐和满足夺过来而产生的”。 贪欲母体生下的一群儿女是：愚昧、野蛮、顽固、凶残、专横、腐化、堕落……无疑，对金钱、对权力、对美色、对一切物质的贪欲，都能由此派生出一大群畸型丑恶的儿女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渐渐走出了政治的误区，哲学的误区，然而却走进了“硬物质、软精神”的新误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裂变，越来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方向发展，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变异。人们过于迷恋对物的占有，对物的享受，对物的崇拜，而对财富是采取何种手段聚敛而来，却不受人们关注。相比之下，是理性的脆弱，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衰颓。这种蔑视精神品格、被贪欲侵蚀的心理极易崩溃，这种浮躁的心态，无疑也为社会犯罪提供了内在营养基和内在驱动力。 诱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其它原因还有很多。主要是：立法滞后，出现了法律盲区；社会规范滞后，造成了人口管理的失控；社会失范，减弱了社会整合力，使犯罪目标和犯罪机遇增多；人口高增长率抵消了很大的经济增长效益，加剧了人口与就业、住房、交通、医疗、粮食等了系列社会矛盾；人口与就业矛盾。使农村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数千万待业闲散人员为社会犯罪客观上准备了庞大的生力军；特别是每年回归社会的“两劳”释放人员达20万之多，重新犯罪率高达37％以上，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骨干和重特大恶性案件，大都是这些人所为……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诸多成因，足够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们研究一阵子的！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诫人们，在中国遏制黑社会犯罪，必须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习俗等诸多实际情况出发，深入持久地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与法制素质，引导人们一步步走出“硬物质、软精神”的误区，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来，这可以说是遏制黑社会犯罪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必由之路！ 人生本来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后天环境变化才使每个人打上了好与坏的烙印。全社会都来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都崇尚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善者必然更善更文明；恶者将会无地自容，自觉消除恶意。尽管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但不是“乌托帮”式的空想；惟此才能不断优化社会环境，消除邪恶生存之地！ 哲学家康德200年前就说过：“随着文明的发达，社会邪恶的总量也在增长。”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客观现实，坚信中国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中国的专政机关始终是真理的捍卫者，中国的人民大众永远站在真理一边，是战胜邪恶的主力军。只要党和政府、专政机关坚定不移地“两手抓”、“两手硬”，坚决“扫黑”除恶，惩恶扬善，弘扬正气，保护人民，人民群众必然见义勇为，团结起来战胜邪恶，振奋民族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筑成铜墙铁壁！ 邪不压正，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请记住这颠扑不破的真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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