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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凌漪前赴后继接老反革命分子的班，走马上阵操持起锡城市货运公司碱水缸来的新春季节，苏南工学院的马进和其他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在邻近锡城市的锡山县县城集训了三天，在该县西塘公社开了半天会，就顶着仍然寒气逼人的西北风，同机械系的近十名师生和十几名市、县机关及工矿企业的人员，分乘三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装载着被头铺盖，“突突突”地拖着一溜黑烟，来到西塘下大队。跟大队干部会了一下面，就在大队部小会议室里关起门来，由季家驹队长作了简短的工作布置和分工。马进和王小燕、曲湘川、何为民、宋培元、林和昌、朱坤兴一行七人，编成一个工作组进驻戴巷、钱巷、南石街和北石街四个生产队。也许，季队长觉得马进作为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的青年讲师，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干劲和机敏，再加上这一组有四名工学院的人，就让他担任组长，却让市国棉三厂工人党员林和昌担任副组长。 马进和其他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在锡山县县城集训了三天，在西塘公社开了半天会，下午就同机械系的近十名师生和十几名市县机关及工矿企业的人员，分乘三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装载着被头铺盖，“突突突”地拖着一溜黑烟，来到西塘下大队。跟大队干部会了一下面，就在大队部小会议室里关起门来，由季家驹队长作了简短的工作布置和分工。马进和王小燕、曲湘川、何为民、宋培元、林和昌、朱坤兴一行七人，编成一个工作组进驻戴巷、钱巷、南石街和北石街四个生产队。也许，季队长觉得马进作为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的青年讲师，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干劲和机敏，再加上这一组有四名工学院的人，就让他担任组长，却让市国棉三厂工人党员林和昌担任副组长。 这南石街和北石街合在一起号称石街镇，其实不过就是南北走向一条石板路，路的中端东侧有个土地庙，西侧有条平行的小河浜。以土地庙为分界中心，沿着石板路的东侧，街南街北各自排列着三十多户人家。顺着这条路朝南再走三里路，就是西塘下村，驻扎着西塘下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在大队办公室两侧，有一家杂货店，一个小饮食店，一户肉铺，附近还有一座小学，构成这条街南面的一个闹市区，俨然是方圆十几里地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自从西塘下村驻了大队部，开了那几家小店，这石街镇就衰落了，实际上只成了一个普通的村落。马进不避利用职权之嫌，率领诨名“小喇叭”的王小燕和锡城建新机械厂的朱坤兴，就把离那政治经济商业中心最近的南北石街，占据为自己的工作区域，却派出另外四人，分头进军戴巷和钱巷。当石街“咯咯咯”的鸡鸣声、“汪汪汪”的狗吠声、“哇哇哇”的小孩哭叫声、和“嘣嘣嘣”妇女在河边洗衣服的捶打声，在石街上空此起彼伏闹成一片的时候，已经有人扛着木条长凳，拖着板椅，端着饭碗，牵扯着小孩，三三俩俩地从南北两个方向，朝土地庙汇拢。没多久，石街上一长串青黑色的屋顶，就渐渐融入了深褐色的夜幕中。这时候，平时阴沉黑暗的土地庙的大堂里，却被耀眼的汽灯照得亮堂堂，显出热热闹闹的气氛来。 身穿灰色中式旧棉袄、额头刻满皱纹的南石街生产队队长高长兴，从嘈杂的人声中走到有一张方桌组成的讲台前，压了压手，嘶哑着喉咙说：“乡亲们，我们是第二次合并在一起开社员大会。眼看就要开始春忙，按大队的要求，今晚一定要把南北两队合并的事情定下来……” 未等他的话落音，下面“轰”的一声好象炸开了马蜂窝。高长兴拉开了喉咙：“静一静，并队的事放在下一步讨论，马上大队戴书记会来解答各位的顾虑和疑问。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社教工作组，马上有工作组马组长给大伙作报告。这个会，是两会并一堂，到会者一律记工分！马上就要开始点名。家里人还没有到场的，请赶快回去催一催。” 马进和朱坤兴、王小燕坐在靠近讲台左侧的一张长条凳上，白晰额头下，掩在金丝眼镜后一双沉思的眼睛，不时扫视着眼前这些即将被引导投入“第二次土地革命”洪流中却暂时还浑然无觉的农民。作为一个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这次下乡搞社教，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向院有关当局提议，遵照Ｍ青年人应该在实际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要求，让学生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接触基层，接触工农群众。但总是被某些领导和教学权威们看作是“不务正业”，用“空头政治”冲击教育。但是，由于机械系所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风波，今年一过寒假，校当局却突然宣布，这个试验班的所有学生，全部下乡搞社教，从让学生进一步拓宽社会生活接触面，增长实际经验，倒有一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对新来的院党委书记华得钧竟然和孙趋、刘海南之流站在一起，以这样一种态度和手法对待教改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却觉得又失望，又忿懑。但是，他并不象机械系那几位曾经热衷于这一教改试验的教师那样，觉得很压抑。因为，他以自己特殊的敏感感觉到，中国的政治形势，似乎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相信：苏南工学院那种“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以及打着“又红又专”的幌子、实质上是只专不红的倾向，可能会遭到会遭到某种冲击和匡正。 马进是从中央在社教问题上的口径变化，进而推测对高教系统的连锁影响的。这也是他在跟复旦留校老同学的通讯中，在探讨局势方面所得出的一个共识。１９６５年元旦过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传达下来，据称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件的口径调子和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明显不同。显然，在党内高层出现了政治分歧。这种分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会象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所出现的那场分歧一样，使中国长时间地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呢？还是云聚云散，一阵风吹过就会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此时此刻，马老师的大多数中国同胞，对此并不在意或根本就浑然无知。然而，他是在高等学府搞政治理论的，加上年少气盛，思想活跃，嗅觉敏感；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不可能一点不感受到正在酝酿中的一场政治风暴。尽管他对某些蛛丝马迹的长远发展前景无法把握，但是近来总的风向在往哪里吹，他是心明如镜的。他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执教的老同学特别提醒他，刘主席虽然也提倡和支持“半工半读”，但是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过“专家治国”和“专家治厂”的问题；“又红又专”的口号，其实就是配合这样一种要求提出来的。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也必然会根据同样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把高等学府，看作是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摇篮，而不是有“半工半读”基础的优秀技术员。因此，刘主席所提倡支持的“半工半读”，同苏南工学院所试点搞的“半工半读”，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夫人的“桃园经验”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他所支持的办学路线，是否能够在高教部门保持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呢？从不久前毛主席同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内容看，马进持怀疑态度。 坐在马进身边的朱坤兴，方方墩墩的脸孔显得冷漠淡然，无动于衷。他与马老师年龄相仿，个头相仿；其外表世界看似泰然又平静，似乎是因为他没有马老师那样复杂的政治头脑所造成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内心世界，正处于一个萎顿时期。跟他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去年国庆节前找上了一个干部子弟，背信弃义地离他而去。这对他，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旁人眼里，已过而立之年却仍然孓然一身，难免发生种种疑问和猜想。从市交通局调过来的老资历的夏书记，工作细致深入，来工厂不过半年多，借每周五下车间劳动之机，不仅摸清了他的情况，而且跟他交上了朋友。车间汪主任通知他参加社教工作队集训时，透给他口风：设备科科长将要退休，厂部看不上科里那几个洋墨水喝过了头的读书人，决定还是在根正苗红的工人中，培养科长接班人。想到自己粗坯直肠，却要跟那些肚里弯弯绕绕不知有多少圈子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就头皮发麻，心里打小鼓。汪主任用使惯的烟斗一嗑他的头顶：“傻小子，看来这劳模，现在已经在女孩子眼里跌价。你少了当干部的爹妈，自己争取当个干部，不是更硬气！可别辜负了夏书记的一番好意。”朱坤兴一听老主任扯上了这层意思，更觉得带上了庸俗化的味道。所以前几天，勉勉强强参加了社教集训班，虽然一直坐长板凳听报告，却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存不到心里去。脑子里孜孜念念的，仍然还是那些榔头扳手。他本是农民出身，１９５８年市区工厂征用郊区部分农田时，升级改行当了工人。为了帮助做农民的父母供养四个弟妹，他坚持晚恋晚婚，自以为年纪轻轻，能因为这种牺牲精神而变得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却没有料到，这德高望重，需要承担风险，付出成为“老大难”的代价。 朱坤兴对农民是是熟悉的。因此下午跟高长兴、马进和王小燕来这土地庙勘察会场情况时，对庙中仍然保持着一丈多高的土地神老爷塑像，并不大惊小怪。而王小燕对解放近十六年，当地农民既然还保持着这一神权的象征，不仅感到惊讶和失望，甚至有一种忿忿的感觉。尤其是在神像两侧张，不伦不类地贴上两条“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的大红标语，更觉得简直是对革命的一种亵渎和讽刺。而在朱坤兴的眼里，土地神老爷保佑一方平安的神力虽然大可怀疑，但是农民们借以寄托的愿望和心思，跟这装点会场以增加气氛的革命口号，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况且这位土地神老爷的面目并不狰狞可怕；那介乎于关云长和托塔李天王之间的一脸文雅相，与四川刘文彩收租院中那些地主狗腿子凶神恶煞般的脸型作比较，和蔼可亲的感觉，就很自然地冒出来。可是此刻他没有料到，由于照明气灯悬挂的高度低于土地爷的脸，在光线从下向上的投射反衬下，那白天看着还挺和气的土地爷，此刻的神态却一下变得恶魔般地又凶狠又可怕。马上社教工作组的人上台发言，背后衬托着这样一个朝容夕改、张牙舞爪的“两面派人物”，确实既不协调，又不雅观。小王也许是对的，应该把它敲掉，然而贴上一张带着慈祥脸容的毛主席的大幅画像。 坐在马进身边的王小燕，与朱坤兴正好一个相反，红朴朴的圆脸显得兴奋而又激动，但是她竭力把自己装扮的平静而又庄重，使内心升腾翻滚的崇高历史使命感，和外表庄严肃穆的神态相统一。她想象着当年父亲去农村组织农会斗争土豪劣绅的历史情景，庆幸自己能够搭上又一班时代的革命列车，亲身体尝文艺作品中，那些使她心潮澎湃、如痴如醉的火红革命场面。她听说，农村中不仅出现了借三年自然灾害大发“国难财”的新富农分子，而且出现了一些为非作歹、作威作福欺压农民的“土皇帝”，自然觉得很气愤。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却只落得共产党“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结果，连毛主席都作这样的估计，王小燕感到了一种危机感。想到要跟钻进党内的“南霸天”、“黄世仁”之流作斗争，她几乎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冲动，恨不得要用工学院师生所熟悉的那个广播喇叭中的女高音，向面前的乡亲们大声疾呼地发出战斗动员令。但是，她懊丧地意识到：在今天这个动员会上，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如果不发生什么奇迹的话，自己都只可能站在从属的地位，扮演一个配合的角色，就有些郁郁不得志的感觉。 王小燕对马老师，是服气又不服气。她佩服他在哲学课上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旁征博引的渊博学问，扔开备课本能作天马行空式的阐述和发挥。他在学院众多南方籍的教师中，惟一能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从小就在普通话环境中长大、常常为拥有一个口才横溢的烈士父亲而自豪的王小燕来说，无论是听那些教授讲师用大言不惭的“洋泾浜”口音讲课，还是面对那些靠厚厚备课笔记生存与炫耀的学术权威，她都觉得是对自己耐性的一种考验和折磨。如果不是把她带养长大的姑妈反复告诫她要尊重他人，她会毫不客气地表达自己对这两类对象的公开蔑视。更使王小燕佩服的是，马老师能够通读原版的英文书籍，并且在讲课时，经常用发音标准的英文插科打诨，使他表现出一种超国界的幽默感。然而，马老师远未使她达到倾倒的地步。她想，如果自己早生十年，自信起码也可以处于跟马老师平起平坐的地位上。马老师跟她讲过，他在大学时，曾当过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而她现在已经是学生会的宣传部副部长。现在马老师把她拉在手边作帮手，曾明确暗示过，是对她的一种看重和承认。想到这一层意思，觉得在今后的三个月里，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她基本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感。当短小精悍、显得精力充沛的北石街生产队队长高胜泉，手拿本子走到方桌前要开始点名的时候，她递给马进几张纸：“这是两个生产队主要劳力的名单，我在吃晚饭前向两位队长誊写来的。” 马进赞赏地朝她回看了一眼，心想还是女孩子细心，这个帮手看来没有选错。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两位生产队长点名时，按名对脸，加深形象记忆。 高胜泉年纪轻，中气足，每个名字都报得清晰而又响亮。也许是“工分挂帅”起了作用，每报一个名，都有一个“来了”的回应。北队的名单已报得差不多，每次都是有报必答的。但是当报到“高阿根”的时候，却没有人应。高胜泉又重复了一声，却响起一个带有苏州口音的软绵绵的女人声：“我家的让我来作代表”。“ 马进闻声望去，却看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身穿一件粉绿色缎子面对襟紧身薄棉袄，懒洋洋地扭着水蛇腰，双臂交叉抱着，斜倚在离讲台不远处的一根厅柱上。只见她长得唇红齿白，面容姣丽，眼睛虽然不挺大，却带着一股子野野的花俏气。 “他自己怎么不来？“高胜泉似乎有些疑惑。 “他不在家“，妇人回答说。那一脸白嫩之色，显见得不象是一个经常下农田劳作的人。 “不是下午还蹲在南墙下晒太阳吗？”这位队长今晚表现得特别顶真。 马进不晓得这高阿根是个何等样的人物，为何开会不到场？而此刻周围的眼光，却都齐刷刷地朝那女人射过去，表现出一种不合常规的好奇性。那女人却只是挑了挑眉，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来。高胜泉皱了皱眉，就继续报名。马进觉得其中似有蹊跷，就用钢笔在高阿根的名字旁边，斜斜地打了一个问号。 “高虹时，”高胜泉最后报的名字，色彩跟这个土地庙中多数聚会者的起名情趣相偏离。 “有。”只见一个脸色仓白，身材苗条的少女，从后排一个角落里起了起身，回答的声音远远飘过来，低得象深秋节的蚊子，侥幸活过了大冬天，在冬寒未消的空气中抖抖地震颤着，使人可以联想起，那些被残冬吸走最后一丝体温的可怜小生命，在枯黄的草丛中，奄奄一息地喘着气。马进虽然没有在这个不同一般的名字旁留下任何记号，她那双大得出奇的美丽大眼睛，和眼睛中透露出来的忧伤神气，却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下面轮到南石街生产队。南街北街同属一个高性，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同一个氏族的两个分支却结下了怨。五八年吃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时候，两个生产队曾经合并过，当时就有高长兴当合并后的队长。然而好景不长，两块同样颜色的泥团就是捏不到一块去。不到一年时间，又重新闹分家。打那以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大两公”精神相违抗，这两个各自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生产小队，一直保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建割据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妨碍农田基本建设的统一规划，分散推动农业机械化所必需的规模经营与资金集中，而且对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领导能力和权威来说，也是秃子头上一个疤，决不是光彩的标记。因此以工作大胆泼辣闻名乡里的大队党支书戴洪发，去冬曾向公社党委书记钱壮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在大年初一使南北高家吃上”团圆饭”。现在已经过了正月十八，却仍然由于两个队都存在强大反对派，使合并原地踏步，难成好梦。因此即使跟社教运动的计划步骤有冲突，经过公社党委向社教工作团作请示，上面批准并队和社教运动可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南北石街的两支高家后裔，虽然宗派情绪很激烈，彼此视对方一举一动为不屑，其实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事习惯，都极其地类似和相象。就拿这开会和点名的情况来说吧，如果不宣布到会者记工分，哪怕是天要蹋下来，地要陷进去，挨家挨户地用轿子去请，用牛鞭去赶，南北两队都凑合不起三分之一的人。但是一明确有工分作经济补偿，两个队绝少会拉下一个人。还有那“队外有队、队内有派”的总格局，也是一个模子里铸成的。统共就不满一百号的到会者，却以土地老爷不偏不倚的直视目光为中线，除了两队成员各据一方形成阵线分明的南北壁垒外，这壁垒内部，东一簇，西一堆，男人归男人，妇女归妇女，其中又以年龄、兴趣、个性、或各种各样的说不清扯不明的恩恩怨怨，进一步分化组合为若干块。其间还有“单打一”的独立支队；例如，那位身上透着一股邪荡气的高阿根老婆，那位瘪瘪缩缩躲在人众最后的高虹时。他们有的显得心事重重，有的却热烈地交头接耳。王小燕用这些说话人的眼光是否朝她那边溜瞟，来确定他们的话题是围绕并队或其它家长里短、闲事逸闻，还是在评头论足，目标对准三个从天而降的城里人。这一堆南北石街生产队的农民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分男女老少，被点到名的时候，都预先统一口径似地一律回答说：“来了。”三位工作组同志洗耳恭听到如今，就听到那个高虹时，按节约原则省词又省气地低低说了声“有”，那位冒名顶替的风骚娘们作了一个简短的解释，其他都千篇一律，万腔一调。因此当喊到高金福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宏亮的“到”字，不由使全神贯注搜索名字脸孔的工作组同志，蓦然间起一个惊跳；放眼望去，原来是位头戴棉军帽、身穿军棉袄的精壮汉子。马进以貌取人，断定这是一位复员军人，就肃然起敬地在他的名字下划了两条杠。如果彭德怀提倡的军衔制还存在，这“两条杠”，就起码象征少校级的军衔。然而还没有完，高金福并不是最后一个按军人标准回答点名的人，尽管开头炮的光荣属于他。但是很奇怪，当马进看到这第二个报“到”字的人时，他的心里却一下慌了起来。从那时起直到终了，他把钢笔套着笔套的一头，就老是抵在下巴上；这动作，没有逃过胆大心细的王小燕的眼睛。 “他突然一下为什么事情伤脑筋？为紧接着的动员报告吗？”王小燕心里摇了摇头，这样的即兴发言对马老师来说，无需调动一个脑细胞。她立即追忆，这一反常变化，是在什么关头开始的。对了，是在高长兴点名点到“高远”的时候，那扶着眼镜架的瘦长男子站起来，也回了一声“到”字。那藏在两片玻璃之后的眼睛，好象还跟马老师的眼镜飞快地对视了一下。如果她没有看错这一煞那的眼神交流的话，那么，这个左脸颊带着一条伤疤、有着一副落魄知识分子模样的高远，是什么人？“四清”下台干部？下乡劳改的右派分子？他跟马老师是什么关系？……王小燕似乎觉得，考验自己上级对下级是否忠诚坦白的机会，不，应该说，考验上级对自己下级是否绝对信任的时刻，从下乡蹲点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了。马老师的动员报告，也在土地老爷恶狠狠的俯视之下开始了。王小燕以满怀信赖和期待的眼光，注视着那张在课堂上点燃过好多同学熊熊思想火焰的那张脸。 马老师的发言，就是同前几天集训时她所听到的那些干巴巴的报告不一样。主要区别在哪里？那些人都用讲稿，马老师不用。当然还有新的提示和启发：他不用自我介绍作起头，也不以讲解开展社教运动意义作开场，而是对针下药，直接冲着听讲人可能关心的疑虑之处来下手： “乡亲们，今天石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批外乡人。有人也许要问，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事？你们一定还记得，十多年前，你们也接待过一批外乡人，那是毛主席派来帮助你们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工作队。今天，我们也是毛主席派来的，搞什么呢？按中央的有关精神，就搞第二次“土改”运动。可是，上次运动有地主富农可以斗，有土地浮财可以分。这次斗谁分啥呢？晓得别地方搞过“四清”运动情况的人也许会说，我知道：就是要斗党外党内那些屁股上有屎、头上长辨子、手脚不干不净、借三年困难时期大发国难财的人；分么，就是要分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新划分阶级阵线。照这么说，那些有过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或小偷小摸行为的人，那些接受改造但是还没有摘去四类分子帽子的人，是不是今晚一开完会，回去就要睡不上觉了呢？我在这里要明确告诉大家：以上这种说法过时了！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或“先整干部、后整群众”，就更加不对头！是造谣。按照中央新发的《二十三条》文件精神，这次运动绝对不整一个普通的社员，地富反坏右表现不好的，要整也让运动后新选的领导来处理。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而是社员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要防止农村重新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让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重新受灾受难，吃两遍苦，受两遍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因为掌握实权的人，要搞歪门邪道，危害会特别地大！对生产小队来讲，主要查队长和会计，大队干部的权力更大，更要重点查。总之我们这次下来，基本目标是瞄准共产党的内部，而不是党外群众。因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敌人，最危险！对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走资派，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资格多老，都要把他们揪出来，扫地出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分清的阶级阵线。一些省、地、市、县、以及公社以下的农村基层单位，已经揪出了这样一批钻进党内的坏人。根据中央的估计，农村基层中，有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已经烂掉。当然不是党员的掌权干部也要查。各位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围绕四清这个中心，对大队小队的当权派，做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我觉得今晚这个会，就是不记工分，也应该来听。因为如果权力不掌握在好人手里，你们的劳动果实就会被别人剥夺侵犯；你们辛辛苦苦付出的血汗，就会养肥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这个亏就吃得大了，比你们开会少拿几分工所吃的亏，不知要大多少倍！在座的生产队干部，不管并队后是否继续当领导，都要老老实实地接受运动审查。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主动检查自身的问题，也要背对背互相检举揭发，特别是要大胆检举揭发大队干部的问题；同时要积极抓好生产，如果躺倒不干，就是对抗运动，就要罪加一等……” 马进上述这些话，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动员报告。然后才是作自我介绍，以及介绍两位工作组同伴。接着询问有没有疑问需要解答。问题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一点，但是在场的人，因初次跟马同志见面，似乎既不习惯，又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追根究底。他们共同的感觉，是觉得这位马同志讲的话挺新鲜，而且有一点蛔虫钩虫样的本领，能钻到自己肚子里，戳碰到的那些疙疙瘩瘩。王小燕限于年龄和资历，在第一次具有亮相意义的见面会上，虽然只有听的份儿，没有说的机会，却不得不承认：要是由有自己取而代之，恐怕不会比马老师，表现出更高的发言水平来。那完全象是跟老乡们聊家常，没有条条杠杠，不分第一第二第三，却把要点说透了。就好象一篇看似漫无边际的散文，笔墨铺阵，枝节横生，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紧紧扣住一个文眼，就是突出这次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县里学习的时候，虽然也时常听到那些作报告的领导提到这一点，但是象马老师那样地浓墨重彩，反复渲染，却还是首次耳闻目睹。主题之鲜明，重点之突出，热情之洋溢，反映出他对毛主席最新思想动向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体味和理解，血液中有了熔化的成分，开起口来就流起了自然欢畅的小河。虽然有些教训人的口气，逃不掉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的老习惯，但总的来说，是瑕不掩瑜，流光溢彩。 马进的报告一结束，乡亲们的思路就重新被引导到并队事宜上。这次是高长兴高胜泉并排站在土地老爷的神像前，继续主持会议。马进则返回原座位，和工作组的伙伴同坐一张长板凳。他对社员们用沉默以对的态度回答自己的报告，抱着理解和谅解的宁静。然后以兴致勃勃的态度，扫视和倾听社员们对两队合并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什么要重新折腾？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事，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一个戴着罗宋帽的发言人，听用词似乎有些私塾的功底。 “南队北队虽然同姓一个高，却早已分了家。强扭的瓜甜不了！”另一个分裂主义者，利用人类舌头喜甜不喜苦的缺陷作煽动。 “天时、地利、人和，这人和两字最紧要。缺了这一条，其它念头都是空想、白想、瞎想！“这个发言人显然熟读“三国演义”，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其中的精义。 “人多力量大，两个队合在一起，可以办原来办不了的事情。但是人多心也多，本来能办的事情也可能办不成。”这个老乡肯定没有学过辨证法，却能利用辨证法来掩护自己的抵触态度。 “……”…… 就这么“哒哒哒”地，南北石街生产队的农民们，象美国国会大厅里的议员们，一样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进行“大鸣大放”，把言论自由的高潮，掀得一浪更比一浪高。但是很显然，这名义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质上是反对派声音的一统天下，南北两队的冤家对头们，在并队问题上，却沆靡一气，狼狈为奸，遥相呼应地向生产大队贯彻“一大两公”的方针和决心，进行猖狂地挑战和反扑。然后黑暗不会长久，太阳终将升起；这种声嚣尘上的局面和空气，能比兔子的尾巴长吗？长不了。随着一阵脚步声，民主自由的呼声，突然被凝固，或者可以说，突然被那脚步声音踩入地下去了。一个身披棉军大衣的大高个，带着进门时挟带进来的一股冷风，碎步走到土地老爷跟前，粗大的手和马进拉了拉，朝朱坤兴与王小燕则用点头相代替，然后用双手，分开被先前一派反对声浪闹得手足无措的两位生产队长，昂然挺立到两人中间，高挺鼻梁上方的一双锐利大眼睛，目光炯炯地朝大厅中扫视了一圈，威严而又不失礼貌地开口道： “对不起各位，被要紧事情所耽搁，来晚了。有什么意见要求，敞开喉咙提。我戴洪发今晚能够答复的，决不拖到明天。但是这并队的事，也不能再拖！有民主也得有集中，不能老是廿九（研究），没有三十。在农村实行“一大两公”，走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不会因为有少数人的反对就不办！两个队长都同意并队。他们不是大队任命的，是你们自己选的，既然选了，就应该有代表权和拍板权。当然大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尊重大家的民主意见。我今天到会，就是给大家一个民主的机会。请大家说吧，我在这里拉长耳朵听。” 全场一片寂静，似乎对明确声明已经拉长的耳朵，有些惧怕，心存胆怯。马进中午首遇这位身高马大、相貌堂堂的大队党支书时，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子威慑力——用当地人的说法，叫做压人势。现在他站在横眉竖眼的土地老爷前，双手插腰，把军棉大衣象披风一样地朝身后叉起，更有一股威风凛凛的气概。 “怎么啦？进门前还听到庙里挺热闹，就好象在闹腾水泊梁山的戏台班子，怎么一下消声没气地，都变成了羞羞答答上轿的新娘子了？”戴书记好象显得很惊奇，对大家突然一窝蜂地等待集中不讲民主，公开表示不理解。 这时听众中，却有人“吃吃吃”地低声笑起来。马进循声望过去，发现原来是高阿根的老婆，手托着被气灯光耀白的圆尖下巴，隆起的胸脯被笑声带动得一耸一耸的，那种抖动的幅度，与笑声的强度相比，显得有些夸张。 “有话不说，有屁不放，我就只好点名了。高进宝，听说你的反对声音最大，摆摆理由么。” 那个名叫高进宝的农民，象在作案时被当场抓住了的小偷，脸孔红红地站起来，低垂着头，憋了好一回，嗫嚅着嘴说：“书记，这并队是好事。但你知道的，我们南队的工分值，比北队高一角多钱，这一并，不是就把我队的收入拉低了吗？” “是啊。”南边营垒中响起一片含混的应和声，在高进宝逼上梁山的顽抗声音鼓动下，民主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复活。北边营垒中，有些头颅却开始摇晃起来，嘴里发出呲呲声，对南队的自以为是的民主声音，很有些嗤之以鼻的意思。 “这笔帐，两个队的队长和记工员早就合计过。把合并后的各种有利条件都算上，到今年底，新队的工分如果不比你南队高，你们就来找我戴某人算帐。” 南队纠结在高长兴身后的反对派愣了神，觉得找大队书记算帐的事，似乎只可言传，不可意会。况且算帐一词在苏南农民的语言词典里，带有报仇雪恨的意思；例如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就叫做同地主“算帐”。谁吃了豹子胆，敢同共产党的大队支书算帐呢？人们觉得这明显是在说诳话，急焦焦地，在沉默中等待着有哪个大智大勇的弟兄，挺身而出，敲落戴大书记的这一杀手锏。 “请问这帐怎么算？”期待之中出英雄。终于有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马进一看，就是那位被他在名字下，打了两条杠的高金福。也许因为他也穿着军棉袄，因此对披着棉军大衣的大队书记，就彼此彼此，畏惧得不是很历害。 戴支书似乎料到：迟早会有“狠脚色”跳将出来；而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也当过兵、也扛着一顶党员帽子的高金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小子转业回家后，虽然已给他安排了一个大队民兵营长的职位，但因为这是空衔，还是要凭手上的一把老茧在生产队里挣饭吃，他就不甘心。戴洪发猜穿，他是想当南队的生产队长，一直闹着要退职的高长兴，也已经顺着他的意思，把这个接班人的名字提过好几次。如果他确实只是眼热这生产队长的位子，倒也好办；当个经济实力有限的一队之长，屁颠颠地为大家的事成年忙得团团转，多拿一百多个补贴工，实在并不是令人羡慕的行当。因此那位连任十几年的老队长，对并队比什么人都积极，满心想把一副担子撂给北队的高胜泉，然后可以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操持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他的那把经验和精明，收益当然不会低于那可怜巴巴的一百多个工。高金福当然也不傻，他想接高长兴的班，不过是要以此作跳板，真正目标，却是盯在大队党支书这把交椅上。人是能人，可惜他复员晚了两年，错过了时机。并且，他有老战友在公社做党委书记吗？他不称量一下自己，凭着年少气盛，一直或明或暗地跟他戴洪发较劲。这次并队，把他想得到的跳板也抽空了，让他得个教训。然后什么时候再扶他一把，让他知恩，感德，共产党在西塘后大队的一元化领导才能得以维护和巩固。戴洪发早已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点起一根香烟，眼睛并不瞧高金福，却对着众人缓缓地说： “这件事我早就考虑过了。这样，南队去年底分红是九角一分。大队包你们新队今年每工得一块钱，低了大队出钱补，高了归你们自己分。怎么样？” 南北营垒中，大部分的眼睛顷刻之间发出亮光来。 “还有，两队合并后，田地都连在一块，大队将为到你队担保向信用社贷款，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并免费陪训一名驾驶员。这样一来，你们不仅自己可以实现机耕化，还可以借给其它队用，让他们交钱，你们赚外捞。” “要是戴巷万巷也买机呢？”土地庙中不乏深谋远虑者。他们想如果这是好事，他姓戴的为何自己村里也来这一手呢？他们总是用自私自利的农民心理，去度量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特殊材料性能。 “没有大队的贷款担保，谁能买得起？大队也不会看着每个生产队都买机，耕完自己的一块土后，就让那些铁家伙睡大觉！我这是给你们专营权，懂不懂？专营权！” 好多人显然不懂这个新名字，于是响起一片带着兴奋的乱轰轰的讨论声，但是却没有人站出来，勇敢地要求戴洪发作名字解释。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并不暴露苏南农民的胆怯性，只反映他们的爱面子。自我暴露自身寡识陋闻的行为，就是在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兵营里，或者为维护真理宁可献身的高等学府中，都是屡见屡鲜的事。 “还有呢，”戴洪发显然采用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用以瓦解收买反对派的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人们都知道南北石街上的女人心灵手巧。只要你们能合起来，大队决定把派给戴巷的县外贸的刺绣订单，分一半给你们做。”这一下，人群中既然有了零零落落的鼓掌声，但是这次并不是高阿根的老婆带的头，仅不过是，她那看来也只适宜刺绣的双手，拍打得最热烈。 “还有别的意见吗？……既然大家没有意见，我就在这里宣布，原来的南街生产队和北街生产队从今晚起，就已经不存在了！南塘下生产大队石街生产队正式成立。明天就开始着手进行具体的并队工作。日常领导暂时由高胜泉负责，高长兴协助。正式的队长什么时候选，视四清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工作组的马组长定。”说完他扭过头，客气而恭敬地对马进说：“马组长，再给我们作几句指示吧！” 马进摇了摇手。 “那么这就散会！”戴洪发以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庄重，作出宣布。 这，就是扎根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头一个夜晚。在这个夜晚，马进的脑海里就留下了几个形象特别鲜明的印象。第一名，当然是高远那左颊带着一条伤疤的脸。他那条伤疤，是怎么来的呢？１９５６年他在复旦见到将要毕业分派的他时，他的脸上并没有这条疤。马进与他虽然不在同一个系，因为是同乡，彼此就有了一点不算深广的交往。在马进印象中，高远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思想虽丰富，却轻易不肯与人分享。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选择新闻专业，从职业要求看，实在是一种阴差阳错；从政治安全保险系数看，无疑是天造地设。五八年秋，马进在去苏南工学院报到的路上，与早两年派入《锡城日报》任职的高远邂逅相遇。听他带着一脸晦暗之气解释了政治触礁的简要经过后，仍然不理解，稳健持重之如高远，怎么会轻信那位省委蹲点干部的怂恿鼓动，帮着那位老婆在舞会上受了委屈的作家到处乱说八道？道别时，嘴说保持联系，而后却再也没有闻其音讯；只知道《锡城日报》报社的人员，在反右之后“全锅端”。但是那一次，也没有见到他脸上有这条疤。今晚突然在这种场合与老同学重新相遇，立时把自己逼入了尴尬的境地。当然只要不去主动兜搭他，马进相信以高远的知趣个性和目前处境，他是不会主动跟他来重叙旧情的。但是，这对自己的心灵却是一种折磨和负担；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对落难朋友拉得破脸的人。然而从自己目前所处的地位讲，他却不能不有所忌讳，觉得应该避免招惹上不必要的鱼腥气；这就使他的良心受责备。因为他知道，虽然在名义上，高远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列的右派分子，实际上，要是他那种人也配得上这顶帽子的话，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可以做右派，包括自己在内。设身处地为高远着想，他此刻该多么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理解和尊重！特别是碰上了熟悉了解他的过去和冤屈的老同学。可是，他马进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他惟一能够做的，已经做了，那就是在自己的直接管辖下，宣布这次运动不会使老同学受冲击。这就是他在刚才那套喋喋不休中，对老同学所作的明确暗示。他个人不敢打保票，但是根据对最近几年来政治方向的观察和理解，他觉得自有更加强有力的因素在打保票。 马进对毛主席发动反右斗争前那段时期所作的讲话和文章，曾经作过相当仔细的分析研究。他以为，毛主席对党内那些胡作非为当权者的憎恶和忧虑，并不亚于对那些党外人士头脑发热下所作的攻击。马进的心里，暗藏着一个从不与人交流的个人观点：即中国革命走的并不是标准的马列主义道路，而更接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历史上农民造反所具有的一切痕迹和局限性。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是令人难堪的，但是令人难堪的总根源，却根植于这类痕迹和局限性。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显然清楚地意识到：党所面临的双重威胁：一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趋势使人民不满，二是那些浸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旧知识分子，会利用这种不满对共产党提出挑战。他想通过对党内病毒的主动出击，消除人民的不满，抵挡化解从旧知识分子阵营投掷过来的批评攻击——因为共产党搞建设没有经验，因此还必须跟这批不得不加以利用的人，尽量搞好关系。当攻击来得太激烈时，当毛主席觉得这种攻击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时，他就不得不抡起了大棒。遗憾的是，那些毛主席原来想通过开门整风加以清除的“病毒”，却也借机抡起大棒，把一切发出批评声音的人，统统打入了政治另册。因此直到今天，在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马进对排行老五的“右派分子”，总是偷偷地抱着某种同情心。因为据他所了解，真正借“大鸣大放”要推翻共产党的毕竟是少数；自己所熟悉的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跟自己思想接近的人；包括一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领导，和一名他所钦佩的青年讲师。事实上正是他俩的大兜大揽，才使得哲学系包括他在内的好几个同学，幸免于难。可是在家乡，高远这位时运不济的报纸编辑也摊上了。而根据对毛主席近年来的一些讲话作分析推测，马进发觉他老人家，对五七年发动“大鸣大放”的初衷似乎并没有忘怀。不仅没有忘怀，也许那些在鸣放过程中揭露起来的党内问题，使他原有的憎恨和担忧越加上升。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为何要否定关于“四清四不清矛盾”和“党内党外矛盾交叉”的说法，强调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这，就是马进对最新政治形势发展的理解。他虽然不公之于众，却自信这种理解不仅符合逻辑推理，而且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这种历史根基，不仅连结着中共建党以来数十年的情况，而且连结着中国几千年兴衰成败的漫长历史轨迹。 马进和高远没有思想上的深交。他想，如果高远也具有这种历史感的话，也许他会对目前的处境觉得好受一点。历史巨人在朝前迈进的时候，总是会需要无数的垫脚石。中华民族延续生存到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愿或不自愿的，为此承受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而做一个自觉自愿的牺牲者是幸运的，做一个不自觉不自愿的牺牲者则是可悲的。他觉得从七年前路遇时的交谈情况看，高远更象是一个可悲者。 马进相信自己将成为一个幸运者，并且觉得，身边的王小燕也可能成为幸运者。尽管她还不成熟，傲气十足，充满一个烈士子女所特有的妄自尊大的优越感。但是也正因为是烈士子弟，她才具有出身其它优裕家庭同学所缺乏的那种社会意义上的热情、关切、虔诚和使命感。马进以为这是一个民族的中气，丢失了它，就丢失了这个民族可以奋发向上的精神推动力，就丧失了灵魂和希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对这几年大学校园里风气感到忧虑，对院领导的办学路线和系党总支过分强调专业和分数、忽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倾向，深感不满。校园里那种陈腐厚重、古板僵硬的书斋学究气息，使他有窒息之感。而学生们那种埋头专业、死啃书堆的狂热，以及驱动这种狂热的成名成家动机，与共产主义革命所设计的长远目标，显然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偏离。这些从小出身于优越家庭的“天之骄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些人甚至因经受不住白热化竞争而走向精神崩溃，因不能在分数上出人头地而发疯发狂……，这样培养起来的一代人，今后由他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同今晚聚在这土地庙里的农民类似的五亿多人口，在思想和感情上，还会有理解沟通吗？如果他们从懂事起就被个人竞争、优胜劣汰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毒化，苦苦奋斗，历尽艰险，终于成为社会的上流阶层之后，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看待那些不幸被出身和命运，扫落在粪土尘埃之中的大多数同胞呢？恐怕，他们与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上一辈知识分子，不会有多大的差别。这一点，从学院里那几位留校“业务尖子”对待农村出身学生的蔑视态度，已经得到了验证。不会的，他们决不会理解中国的几亿农民，更不会代表他们的利益讲话。当年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专家精才的国民党，就是这样对待农民的。他们自以为有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使命和能耐，却把国家和百姓抛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称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但是人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白骨成山，血流成河，最终得来的，如果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老结果，国家精英阶层仍然置个人利益于民众利益之上，那么，革命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些，就是马进和几位仍然留在复旦哲学系的老同学，经常在信中交流的想法和观点。 这次工学院抽调这批人员参加社教，要不是因为在“工读班”的问题上起了极大争议，对这种“不务正业”的社会活动，院党委华得钧书记决不会有这种积极性。马进本人是农家子弟，他觉得带领这一批大学生下乡接触农民的本身，就具有内蕴极其丰富的历史意义。他由衷敬佩毛主席的胆识，但是曲高和寡，他觉得无论是在领导同事中，还是在好多学生干部中，能够与自己思想接近的人并不多。他在课余时间和王小燕有过几次交谈，发觉这个女孩子的可爱之处，就是不是皮肉饭囊。她虽然学习成绩不错，却并不为学习成绩所困，而表现出一种更为深广的精神关注和思想见地。这也是他这次分组时，把她留在手边的主要原因。然而，自己和高远所处的微妙关系，应该向她透讯交底，还是瞒天过海？他却有些犹豫不决。 第二个使马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队党支书。这个戴支书驾驭局势的能力，那种恩威相济、刚柔并举的应对策略，使他感到中国农村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所以才每过几百年，就会推出一个汉高祖朱元璋之类的角色来。 第三位是那位高金福。他觉得应该尽快地找个机会，跟这位显然同样非属等闲之辈的“复兄”好好聊一聊。锡城人习惯称呼复员军人为复兄。 第四名是那个混身透着一股子骚情狐气的高阿根的老婆，经打听，知道她的名字叫胡翠丽。马进注意到，她那副火辣辣的花狸眼，老是针锥般地在戴洪发的身上扎，很有一副敢作敢为毫无顾忌的巾帼英雄气。她的丈夫，却是这次大会惟一缺席的正式男劳力，马进心里想，有便时应该跟她男人会一会面，摸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使他难以忘怀的一张脸，是属于那个一直躲在人后、具有惊人姿容和忧郁神态的高虹时的。要不是亲眼目睹，他很难相信，在这个文化层次显然不高的偏僻乡村里，竟然会造就出这样一个不仅形态美、而且更具一种富有神韵气质美的的形象来。这位带有浓重东方古典美女特征的农村姑娘，同样没有逃过王小燕的眼睛。确切地讲，她的注意力，是被身边朱坤兴的注意力所唤醒的。因为在会议开始时，她对这位工人阶级代表的情绪不振就有察觉，但是自从高胜泉点了高虹时的名字后，她却发现，他的眼视神经却一下显得活跃起来，眼神老是翻过一排排的人头，射向刚才对“高虹时”名字作出回应的地方，进行若隐若现的远距离探视。王小燕承认，难以完全责怪这位工人老大哥自控能力差。实际上，她发现马老师的目光，也朝同一方向作过多次窥视。在审美问题上，与班上那些或多或少受到小市民气感染的男女同学相比，她自认为具有鹤立鸡群般的眼光和见地。比如，她觉得课堂里那些男生私下评定的“校花”，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现代男大学生审美知识的贫乏和视神经的退化。因此她对非公开性程序下所产生的那些走马灯一般变换的“校花”人选，一概不予承认。于是就有心怀叵测的女同学，尖嘴薄舌地把她的高超审视力，曲解成一种挑剔、嫉妒和苛求。她过早地体尝到了曲高和寡的孤独和悲凉。而遥视点名时亭亭起立的这位高虹时，她几乎立即毫无保留地给予她极高的评判和结论，觉得她具有一种能使异性摄魂动魄的古典美。当然由同属女性的她来作这种结断，难免使评判的质地带有臆测的成分。然而从两位工作组男性同仁的频频顾视来看，这种缺陷应该能得以抵消。理念的美和直觉的美，已经从一位大学讲师和一名车间工人的微妙反应中，得到了一览无遗地充分揭示和证实。把高虹时与厅柱前那位扭腰凸臀、卖弄风姿的妖婆娘作比较，你可以清楚看到美的高雅与粗俗之分；跟校园里那些轮流享有“校花”之誉的女同学比，你能看到，美有自然和雕琢之别。然而，具有高度政治警觉性的王小燕，却开始为身边战友的爱美之心，莫名其妙地担忧起来；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觉得这位神情郁郁、落落寡合的女子，恐怕不是出身于贫下中农之家。即使她出身于一个政治可靠的家庭，社教工作队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之一，就是决不能和当地社员发生恋爱关系。由于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工作队工人或干部类的未婚男子，经常遭受自以为有吸引力的农村未婚女子的引逗和进攻。王小燕觉得在自己刚刚踩边的革命生涯中，似乎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历史内容。 第二天王小燕借跟女劳力上麦田施肥机会，侧面打听到：高虹时果然是一名地主子女。她生于解放前两年，却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父亲的面。那位在美国留学的地主儿子与她母亲只同过两个多月房，就远走高飞回美国继续深造。高虹时原名高鸿思，显然是那位可怜的女人表达苦苦思夫之情的象征。解放后第二年，不知是因为已经为遥在海外的独养儿子了结了心愿，还是经不起改朝换代所引起的惊恐惧怕，那位已经丧偶的老地主，被亡妻的灵魂所追逐，一命呜呼地逃避了土改运动，却把一个颇有文才、美貌贤惠、整天以泪洗面的儿媳做了顶替者。所幸身边有个逐日出落得花貌月容的女儿作陪伴，这儿媳就把肚中所有的诗礼经文，都灌输给了曾经被老地主视作掌上明珠的小孙女。然而待到高思鸿初小毕业时，因为心灵上受足了素不相识的父亲所带给她的侮辱、欺凌和伤害，她就自作主张地把鸿思改为虹时。王小燕也在地头看到了那个名叫刘洁雯的地主婆，虽然一脸愁苦相，被过多皱纹填充的眉头眼角一移动，却仍然能透出她昔日大家闺女的姿容风韵和神态来。想到高虹时的美妙之处，原来是受了一个地主婆的遗传、感染和熏陶，王小燕就对高虹时的美貌姣好，产生了某种蔑视和嫌恶。 可是不久王小燕就发觉，大部分妇女社员对她的蔑视嫌恶对象，却似乎都抱着一种同情和怜惜；“她爷爷在世时没有作过什么恶，她爹跟这石街没关系。她娘虽然曾经是闻名乡里的大才女，嫁到高家后却从来就是饮声吞气，低头埋首地当个活寡妇。以时宏的灵性和勤快，如果她生在一个好人家，会象你一样进城里的大学当女秀才。”几个情况介绍者，包括妇女队长的女儿高惠娟，都放出一通类似性质的辨护词和感叹号。王小燕现在就在高惠娟家落户，两人同寝一室，几天下来已经亲密得象一对姐妹。小姐妹的态度难免使王小燕受影响，使她动了一丝侧隐之心，想到这“第二次土改”不会把这母女俩当作活靶子打，心中就没有升起一种原来也许会有的失落感。 高长兴照顾马进是读书人，安排他也参加娘子军的队伍。但是他宣告自己身体里流着农民的血，坚持要跟男社员一起挑河泥，动机之一，是要跟农村左右大局的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然他还想借机和高金福建立对话渠道，与昨晚恨无相见之缘的高阿根取得碰头照面的机会。高金福似乎也存着向他有意靠拢之意，午晌时间对上了口，晚上就端着饭碗转悠到马进的住地来。马进知道他有要话相告，为提高速度，就学着高金福的样子，把碗里的稀粥拨动得哗啦啦地响。他的“三同对象”高得兴是队里的“五保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可惜不善言谈，恪守问一句、答半句的交流方式，使得马进对村子里情况的了解，难以深入发展。看到高金福主动来做弥补，高得兴就从吃饭的客堂间知趣地退出去，弯弯的腰背已经隐入过道口，又返身探出一个头对马进说：“吃完自己添。不吃好，要吃饱。” “这农闲季节，乡下都不吃干的。你们下来可是受累了。”高金福用生活话题做先导。 “这乡下的粥，还硬是比城里的好吃。我已经吃了两大碗。”马进消灭掉最后一口，抹抹嘴，摆出一副言归正传的功架来。 高金福朝过道口走过去，瞧了瞧，确信高得兴已经走入屋子后头去了，就转身坐到马进的对面，开口说：“你不是打听那个高阿根吗，别说他本来就干不了挑河泥的活，就是想来干，他今天也来不了。”高金福停了一口气，见马进象听说书一样的被他的开场白引住了神，就接着抖出整段的情节来： “昨晚那娘们不愿报出他的去向来，是因为他被戴洪发关了起来，就在开会前半点钟光景下的手。我也是刚刚摸到了底，说他偷了大队仓库的钥匙，戴洪发在这里回去后，又审了他一阵，下半夜才放出来。” “你们这里的大队干部经常关押人吗？”听说在工作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事，马进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次还真是靠了你们工作组的牌头，这个高阿根才免了皮肉受苦。他可已经不是第一次落在戴洪发的手里了！” “高阿根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可怜命。人倒是苦出身，却一直没有翻过身来。土改后讨了那个从良的婊子，吃着打扮是本行，却从来不肯下田。近四十岁的人了，成日价倒象个刚下轿的新娘子。高阿根又要奉承这女人，又要负担老爹娘，一人担着四张吃食的嘴，要不是合作化，早就到了典房卖地的地步。那老爹娘没能挺过１９６０年。他呢，先得浮肿病，后得肝炎病，再也做不动强劳力活，虽然少了两张嘴，日子却过得越发艰难，全亏生产队经常给他一些补助照顾。人是穷一点，但是从来就没有偷鸡摸狗的名声在外。可是怪了，前两年大队仓库里少了五六十斤豆饼，说是他借在仓库做帮工之机，做了顺手牵羊的勾当。抓到大队里吊起来一顿毒打，死不认帐。去家中一搜，嗨，几十斤豆饼还正藏在床底下。” “几十斤豆饼，犯得着这么狠么？”马进表示不理解。 “奥妙就出在这中间，名义上说是为了杀一儆百；有人却怀疑这是栽赃。就拿这戴洪发丢钥匙的事来说，高阿根前两天又去大队干过活，可姓戴的凭什么，就断定是他拿的呢？嘿，还真奇。据说他招了，最终还让他老婆把一串钥匙送去了。好象他每次去大队干活，都派定会出事情。” 马进回想起昨晚社员会上高金福和戴洪发对嘴的情况，以及那个胡翠丽，自己老公被戴洪发绑了却还老用眼睛勾他的情景，突然明白，高金福是针对戴洪发来散布怀疑的种子的，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中，马进却觉得自己缺乏大侦探的联想力和逻辑推理力。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戴支书在这方面有问题吗？” “风言风语倒不少，要看工作队有没有决心查。你知道吗，人们都叫阿根那个婆娘潘金莲。” “这次运动主题是清经济和清政治，生活作风不是重点。但是如果牵涉到欺压吊打贫下中农的话，这就变成政治问题了。” “奸污地富反坏分子家属也算政治问题吧？” “这要分主动和被动，”马进想起毛主席说的“几包香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不必说了”的话，觉得这种类情况挺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是高金福的问话，却勾起了他的警觉：“戴洪发还有这方面的事吗？” “多了，在西塘下大队，这是公开的秘密。你说，现在提抓阶级斗争，那些屁股上有屎的人，战战兢兢过日子，躲都躲不及，有几个胆敢主动勾引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我们戴支书工作有魄力，这没有话讲，就是好色。而且他有经验，专挑那些挺不起腰杆的户头。他不怕那些人去告发，上边相信共产党干部，还是相信你地富反坏分子的话？我琢磨着你昨天说的那些新提法，叫什么来着？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是不是可以治一治这号人？如果治不了，今天就算我没来，白说。我还要在这块地方混下去。要是能治，我好歹也是个党员，不能没有原则性。” 到底是党员，当过兵，有一点政治敏感和觉悟，马进不由把高金福重新打量了一眼，回答说：“关键要看有没有证据。” “昨天开会，你注意到那个脸颊上带条伤疤的人吗？高远，今天挑泥没有来，本来也是你们城里人，反右后从报社贬回老家来。因为是高长兴的亲侄子，也不受大苦。可是后来呢，和北队的一个地主婆好上了，于是就惹祸了。那伤疤是怎么留下来的？伤疤里面证据多着呢！” “这件事我要查一下再说。你觉得石街两个生产队队长的情况怎么样？”情况不摸底，马进觉得不好轻易表态，就把话题扯开了。 高金福摇摇头：“我看没有啥，西塘下的问题主要在大队一级。生产队一级，当队长要靠大家选。经济上，大家眼睛都盯得紧着呢！不比是工厂里；你多拿了，就是拿了大家的。”他对马进转换的话题显然不感兴趣，又聊了一通无关紧要的话，怏怏告辞了。 高金福走了以后，马进把全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碰头会，交流一下情况，布置下一步的步骤。散会时，已经将近十一点半。仰天躺在高得兴为他打的地铺上，因为稻草垫得厚，马进觉得背后软软的；想到高金福反映的那些情况，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背下的稻草，都爬到他的脑子里去似的。高远那里即使有证据，用右派分子的话，可以扳倒共产党的支书吗？因此在碰头会上，他没有通报这方面的情况，只是笼统地要求大家在清查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时，同时要注意收集对大队干部的意见和反映。 第二天中午收工时，高金福指给马进看靠在土地庙门口晒太阳的高阿根。只见他面黄肌瘦，倨偻的腰背象大虾般地弓曲着，双手插拢在乌黑油亮的棉袄袖管里，眯缝着被挤压在皱纹中的眼睛愣愣地看太阳。那模样，看上去倒可以做他婆娘的爹了。晚上碰到朱坤兴和王小燕，马进告诉了高阿根被大队支书关押的事，关照他俩要注意收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马进这一工作组所领导的三个生产队（原先四个并掉一个）的四清工作，据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进展缓慢。至少，这是在工作队全体会议上，季队长所作的评判。按照毛主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指示精神，这三个队中，应该起码有一个队属于“三类队”，即问题严重的队。可是现在都变成了“一类队”或“两类队”，即好的和比较好的队，这就违反了毛主席所作的基本估计。和农民搞“三同”、天天吃三顿稀饭的朱坤兴，本来心中就有情绪，“没有蚤子也要硬抓一个吗？”他同样用毛主席的话，不客气地加以回击。王小燕立即运用斯大林的话，加入支持行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她觉得季队长的评判不仅官僚武断，缺乏工作领导水平，而且是对工学院师生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革命干劲的公然蔑视和否定。这些日子里，这一组的同志除朱坤兴有些牢骚外，都任劳任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劳累后，每晚访家问户，谈心讨论，不到十一二点钟上不了床。王小燕本来就是下定了和新生南霸天、黄世仁作殊死博斗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斗争的。其本心，又何尝不想在自己手上，亲自抓几条大鱼出来呢？可是这三个队，除了有一些小帐目上的来去，和有人揭发前几年高胜泉曾利用城里一家运输公司的汽车，搞过蔬菜长途贩运外，确实没有发现其它情况。群众没有大的意见，客观上是因为，大伙儿守着的一个锅里面本来就货色不多；如果谁还想昧着良心在锅里捞一把，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很难逃得过众人的眼。加上三个队的民主选举制度一直运行得比较正常，选出的队长当然也就比较公道和得人心。马进内心赞同手下人对季家驹所作的反驳，但是觉得当面顶撞这位从市委组织部来的科长，会使人家觉得，是自己在背后鼓励和怂恿，于是就诚恳地提出：对队领导的批评，应该虚怀若谷，摆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欢迎。同时认为要摘掉右倾主义的帽子，看来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把矛头转向生产大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位曾经颇得他好感的戴洪发。毛主席所担心的另外“三分之一”，可能就反映在这位大队党支书的身上。因为马进听曲湘川与何为民的汇报，在其它两个队，也有戴洪发到处搞女人的反映。他决定找高阿根好好谈一谈，把他受戴洪发吊打关押的真实原因，彻底查清楚。 马进在生产队的养猪圈里，找到了面黄肌瘦的高阿根。见到工作组的人找他，高阿根起初有些惊慌。在听马进谈明来意后，他就蹲到在猪圈旁边的稻草堆前，耷拉着脑袋，半晌不吭声。马进反复开导，他好象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散神的目光定定地，望着猪栏里靠在墙角打盹的一只瘦黑猪，就是不作声；那眼圈，却变得渐渐红起来。就这样愣了两三分钟光景，终于抹了抹眼角，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唉，就怪自己这号命！要不是靠了共产党，我这把骨头，恐怕也早就被野狗叼走了。其它不顺心的事，也就不去多想了。人只要咽得下气，万事也就不扰心。好死不如恶活，鸡子不能跟石块去撞。唉，你叫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马进见他已经张了口，就愈加不肯放松。除了各种各样的开导和激励话，再三强调：对他说出的实情，会百分之一百地加以保密，决不使他为难。就这样苦口婆心，反反复复地做工作，终于铁树开花、枯枝发芽，使高阿根把吞在肚里的苦水，吐一句咽半句地倒了出来。 原来，戴洪发当上党支书不久，就和高阿根的老婆有了勾搭。朱坤兴之所以受毒打，是因为他在察觉奸情后，平生第一次打了他老婆。戴洪发为了给姘妇出气，就商定时间，把几十斤豆饼弄到了高阿根家的床底下。然后以此为藉口，对他大打出手。随后又施之以小恩小惠，包括把大队的各种轻松零活包给他做。就这样软硬兼施，终于摧毁了他那狭隘的大男子主义和夫权思想。这次高阿根交出的钥匙圈，其实是戴洪发脱下裤子撂在朱坤兴家的床头时，滑落在床底下没察觉。被朱坤兴捡到后，戴洪发担心会成为他手中的把柄，在“四清”开始后成为一条祸根。于是就连夜突袭，连吓带哄，迫使高阿根交出了钥匙圈。马进掌握到了第一手资料，虽然满心喜欢，一走出猪场的门，就立即泄了气。只要高阿根不敢站出来公开作证，一切就几乎等于零；而他既然还担保为高阿根绝对保密。只要他信守这一诺言，就意味着：在戴洪发的拒不承认面前，他将无计可施。 于是，他就想到，必须同高远也好好谈一次。多点进攻，全面开花，也许能够冲出一个缺口来。这样在跟高远的关系上，就不能再和王小燕打埋伏，因为他需要她一起参加这次谈话。他想，高远也许不仅能提供重要情况，还可能帮助出主意，促使高阿根挺起腰杆来。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了，我打听到他是复旦的毕业生。”王小燕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好象对马进突然找她谈高远早有思想准备。 “你知道他脸上伤疤的来历吗？”马进接着问。 “我知道，那是他跟高虹时的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时，被戴洪发带人去从被窝里掏出来之后，从小阁楼上推下楼梯时撞破了脸。”王小燕显然并不觉得，这件事属于“四清”范围。 “咱俩一起找他谈一谈好吗？听说戴洪发跟那个地主婆也有关系。” “是吗？”王小燕似乎闻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看她那样子倒挺老实，既然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干部！” “调查研究后再作结论吧。”马进淡淡地说。 在高远栖身的那个低矮阴暗的阁楼上，高远坐在被褥凌乱的床沿上，猛抽着香烟，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 “高远，小王是我的学生。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是咱老同学叙旧一样，随便说好了。”马进知道，王小燕对这个摘帽右派分子并没有特别的恶感，就给高远吃定心丸。 “我晓得，”高远终于开了口：“可是，你知道戴洪发的来头吗？只要钱壮还在公社书记位子上，没人能够动得了他。” “公社书记算什么？”王小燕一撇嘴。 “他本人也许不算什么，但是书记背后还有书记，他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高远冷冷地回答说。对于这一点，他自认为有切身体会。对面前这个乳臭未干的丫头，他佩服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是，也为她将来也许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他觉得，这种代价是可以预期的。 “跟你实说吧，小王是烈士子女，她父亲生前跟我们省里的领导熟得很。如果戴洪发确实有问题，一个公社书记保不了他。”马进对老同学内心的想法洞若观火，提醒他不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高远抬起头，眼睛从洋瓶底厚的眼镜片后，朝王小燕重新探视打量了一番，又静了一阵子，开口说：“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再给你们答复。”说完就站起身，明显是下逐客令。 马进了解高远的脾气，只好和王小燕退出，耐性去等待。但是四五天时间过去了，却毫无动静。每当马进或王小燕有机会和他照面时，他都躲躲闪闪，竭力回避。王小燕对此心中不免忿忿，觉得往好处说，这是辜负了工作组对他的信任；从坏处讲，则是对工作组的蔑视对抗，对运动设置阻力。马进劝她沉住气，提倡理解万岁：“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是把社教当作反右，把咱当作那位后来当了省委派的蹲点干部了。” 到了第六天，王小燕恰好和高虹时派在一起种山芋苗。清明已过，万象更新。绿油油的麦子，欣欣喜喜地迎着温柔的春风，波涌起伏。双翼闪着蓝光、胸脯泛着银白的春燕，在黄灿灿的阳光下，欢快地翻上飞下，还不时以清脆的叫声，欢欣鼓舞地划破早晨凉湿的空气。高虹时已经卸去了臃肿的冬衣，贴身裹在窈窕身肢上的胭脂红毛线衣，虽然已经褪色，在蓝天白云和绿色麦浪的衬托下，却仍显得的娇艳鲜亮。她的脸色是苍白的，好象是由于营养不良，又好象是缺少睡眠之故。但是那种苍白，不仅没有削减她的美丽，反而使她更加显得楚楚动人，娓娓娜娜，似乎是专门引发人们不可遏制的惜玉怜香之意的。 王小燕是个性情豪爽、胸襟宽广的新型女性，她在别的女孩子面前，体验最频繁的感情，不是悲天悯人，就是轻蔑藐视，忌妒两字，是排除在她的情感辞典之外。但是此刻，她却不能不承认，面对身边的这位“落难公主”，自己的心里起了一种隐约的嫉羡。然而她安慰自己，这种嫉羡发生在一颗高贵心灵里的时候，并不带有卑劣的成分，而是真正的美，必然会触发的一种健康而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她能感觉的，高虹时的眼神也不时停留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一种谦卑的、敬慕的、类似古代女佣侍奉女王所常用的那种眼光。而且她甚至不敢直视自己，每当感觉到她注视的眼光时，王小燕坦然相迎，对方的眼光却象老鼠一样，惊慌地躲避奔走。这使王小燕感到一种满足，觉得自己回报以一点有限的嫉羡，不过是一种礼尚往来、平等待人的表现。然而，当这种由窥视和捕捉所构成的眼光交流游戏，随着太阳的冉冉升高，从游击战变成持久战的时候，王小燕的好奇心，就逐步转换为一种猜测，一种期待。她以女孩子特有的敏感，意识到高虹时也许有心里话要对她倾诉，只是还在经历心灵的搏斗挣扎。她就借着递给高虹时一捧山芋秧苗之机，亲昵地用一只胳膊挽住她的腰肢，柔声说道：“歇工时我俩一起走，好吗？你今天看上去真漂亮！真的，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漂亮。” 高虹时这时苍白的瓜子脸上，蓦然腾起了一片红晕。她能以自己的心灵体味感受到，这一赞扬是真诚的。而她本来期待的，是一种嫉妒，一种讥讽。不要说是在一个高贵的女大学生面前，就是偶尔上锡城市，站在那些商店柜台女营业员的面前，她也总是能够感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气概，和鄙夷不屑的目光。她知道这种作派是硬装出来的，因为她们中间极少有人，能够真正与自己所媲美。她们就用对乡下佬的蔑视，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失衡。可是眼前这个城里姑娘，不仅长得端庄大方，给队里好多人留下了热情爽直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她可能会是自己命运中的惟一救星。自从上星期高远叔借夜幕掩护溜进她的家，跟她娘躲在房里悄悄商量了大半夜之后，自从她娘向她转告了高远叔的想法和建议，她就几乎整夜整夜地失眠。她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中，筋疲力尽地搏斗和挣扎。恐惧，羞辱，愤恨，哀怨，一面是对新生活抱有一丝不灭的希望，另一面是对可能惹起的报复惩罚和毁灭性打击，极度地恐慌。今天，恰好和王小燕分在一起干活，天赐良机，时不再来；她几次都觉得，自己的嘴巴已经嗫嚅移动，却没有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来。想到在分分秒秒的流失中，自己就要失去一个难得的机会，她对自己的怯懦和犹豫，感到恐慌和绝望。蓦然听到王小燕首次用那么亲昵的眼神和口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就一下觉得自己变得坚定起来，尽管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她还是点了点头。 在歇工回村的路途中，她俩有意走得很慢，远远地落在其他人的后头。当经过一个芦苇丛生的池塘边，她俩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彼此会心地对望了一眼，就折入小茎，面对漂满浮萍的池塘，背靠长满油绿新叶桑树林的掩隐，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那芦苇被暖暖的春风一吹，就吵着，闹着，哗啦哗啦地响成一片。夕阳在那弯弯垂向池塘一边的叶尖顶上，撒下一片亮闪闪的金光。当芦苇随风响起一阵一阵喧哗吵闹的时候，那金光就在芦苇丛的顶端，抖动着，跳跃着，得意洋洋地起伏翻动。池塘水是清彻的，在池塘边上蓝幽幽的水草丛中，可以看到黑黝黝的小蝌蚪，摇着一曲一曲摆动的尾巴，成群结队地，仿佛在举行盛大的庆典，热热闹闹地一边集会，一边游行。 高虹时默不作声地坐着，两眼定定地注视着水里的小蝌蚪，仿佛困惑这些小生命，何以会有这么多自己所缺少的喜悦和欢乐！王小燕把左手勾在她的肩头上，用右手握住她的双手，全神贯注地看着她黯然神伤的双眼。那眼睛哀怨，忧伤，逐渐湿润的眼眶，使长长的腱毛变得分外黑亮；黑亮中，渐渐地，泛出一种闪光来。那闪光，在扩散，亮晶晶的，水汪汪的，如果那是一种欣喜，一种激动，一定会是分外地娇媚。然而不是的，这是晶莹的泪水，默默地在涌动。慢慢地，王小燕觉得高虹时的肩头，开始微微地颤动起来，终于，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无声无息地在滚落。高虹时用牙齿咬紧嘴唇，仿佛认为这样做，就能制止泪水不听指挥的流淌，但是她失败了。一滴，两滴，王小燕感到自己的手背上，有高虹时脸上滴落下来的泪水，凉凉地在滚动。王小燕把左手移到自己口袋里去掏手绢，可是没有。她开始慌乱，因为在她的生活中，还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慌乱中，她就开始笨拙地行动，把自己的右手权当手绢，在高虹时的脸蛋上，无济于事地移来抹去，一边用低微而又很是焦急的声音，重重复复地念叨着：“别哭，别哭，哦，别哭了，有什么难过尽管对我说……”。高虹时执住她的手，用抽噎的声调续不成声地说：“我……我不想哭，可是……忍……忍不住。”说完，一头扎到王小燕的怀里，反而失声痛哭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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