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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大多数女人在情绪方面的感受神经和库存积累，也许比大多数男人都要发达和丰富得多。然而每个女人的情绪感受内容，却会因为经历和处境的不同，有天差地别的区分。比如，当凌漪千恩万谢地退出前夏局长寓所的时候，心中是一派忧心忡忡，而作为市委新任副书记夫人的杨玲，近来却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杨玲照理应该感到很满足。近九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终于宣告结束，无疑是应该庆幸的。虽然她和老武之间不是隔着一条浩翰如海的天河，他俩也无须象好多两地分居者那样，等待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时机，但是经常在沪宁线上来来回回地奔走，挤车赶时的感受，并不很美妙。有时遇上他恰好外出开会或下基层检查工作，如果来不及通告，还会白跑一趟。杨翼已经七岁，也需要作父亲的经常出现在孩子的身边，否则她会把爸爸永远当作自己生活中的匆匆过客。还在杨翼埋伏在妈妈肚子里的时期，他俩就已经订好了协议，名“翼”是雷打不动的，因为这是外公的创作成果，意喻翱翔万里，应该予以尊重；姓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与父亲同性就姓武，如果与母亲同性就姓杨。结果是母亲得胜利，父亲好欢欣；因为按老武的原始动议，无论男女，都跟母姓，以满足外公含而不露要使杨氏家族存亡继绝的心愿。杨玲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一是不公平，二是照顾迁就了封建落后意识。而这种意识，无论从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坚持的革命原则来讲，还是按一个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觉悟境界去要求衡量，都是要不得的，对它的讨好迎合是和时代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难获一个现代妻子和母亲的欣赏感激。最后还是上帝作了安排；上帝是男性，因此就不无偏袒地站到了两位男子的一边，派定杨玲生女孩，从而免了好多口舌，使两个大男子欲让武家后代姓杨的意愿得到满足。而最使杨玲许多同事朋友羡慕不止的，是她离开了一房一厅的单套，搬进了著名的东巷。 东巷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聚居地，在顶端呈波形起伏、砌有精致漏窗的高墙后，那些掩映在绿树青藤中的花园式红顶小洋楼，又称“常委楼”，非要达到市委常委一级才有居住的资格。因为有太多的空房间，连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小杨翼，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当然，待她稍大后只要有她的个人心愿和需要，她也可拥有她自己单独的书房，单独的会客厅等。而杨玲的父亲，还是坚持他的清高作派，当年不去石头城，今日当然也不肯屈就“常委楼”，使自己在至朋亲友中克勤克俭树立起来的名节气概，须臾毁于一旦。杨玲理解父亲的清节操守，任劳任怨地接受在东巷和父亲居所之间徒劳往返的不便和麻烦。然而真正使杨玲感到宽慰高兴的，倒并不完全是那现代化和思想汇报时，有了可以使人括目相视的新话题。可是监管人员对他的汇报并不特别感兴趣，无动于衷地在笔记本上记了几排字；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他也没有权利查阅。直到半年之后，有关方面突然宣布，鉴于他表现优秀给他提前摘帽时，才知道那次的巧遇，对他并非一点没有帮助。他以为从此可以象个无事人一样了，但是不然，街道干部们虽然不再把他当敌人看，一般群众对他总是另眼相待的。由居委会介绍安排的就业机会，也总是轮不上他。发狠把原先靠城中心的房子连一些家当一起卖了，还了治老婆肺痨欠下的一屁股债，带着儿子搬迁到以前熟人绝少可能涉足的草鞋浜，依样画葫芦地按着苏北安徽新移民的方式，搭了一个茅草屋，以为从此可以忘掉或抹杀以前的那段历史，神不知鬼不觉地生活下来。却不知，新地方虽然起初没有居委会之类的组织，却很快就在大跃进年代成立健全了起来。而新的居委会，对他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放在心上。然后他就走上了老婆的相似道路，得了慢性溃疡，虽然没有解放初期得肺痨那样致命，原有的经济困难就更为加剧。富有革命同情心和友爱心的居委会干部，对此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却视而不见，始终不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有了儿子的责问，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共产党的天下，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组织得细致严密，滴水不漏。他那不光彩的历史，就象他身后的影子，随便他跑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也是甩不掉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学校的联系帮助下，袁世清家总算第一次拿到了地区上发的经济补助。袁世清本能地感觉到，杨老师不仅态度对他仍然很友好，很赏识，而且会对他父亲不光彩的那段历史，亦为他守口如瓶地保守机密。真是又遗憾又可恨，那位地下党不发展父亲参加地下党，而是甜言蜜语地把他拉入了敌对的党派。由此造成的历史后遗症，连无辜的后代也跟着受牵累。尽管他因成绩优异，经常受课堂表扬和期终奖励，处处能得到老师的青徕和偏爱，也受到好多同学的敬重与佩服，每当这位黄军同学恶作剧地把他父子俩不怀好意扯在一起，就使他感到有些心惊肉跳。虽然这种恶意的牵扯，暂时还没有自觉地带上政治色彩，但是近两年来，学校中讲出身讲成分的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浓，使他经常产生一种提心吊胆的恐惧感。黄军是那么热衷于拿他父亲卖棒冰、捡垃圾之类的情况，作为取笑打击他的资料，如果有朝一日被他得知父亲的历史问题，袁世清简直不敢想像，会有何种更加使他脸面扫地的场面，会被这位以侮辱作践他人为乐的专家设计创造出来。因此面对目前这类形式的恶作剧，他觉得还是小难堪，他但愿能够在这类小难堪的伴随下，平平安安地度过自己的中学生时代，然后可以和他的隔桌邻居挥挥手，友好地道一声“再见”，从此永远不再相见。然而，他的同桌好友张本度并不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思。他虽然长得没有黄军那么高大，却矮矮墩墩结实得象个铁秤铊。而且他从初一起，就拜师傅，练武术，又是打砂袋，又是练什么形意拳。那双手握拳时，两个拳面一崭平，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长期击打砂袋的痕迹和证据。他有个姐姐也卖棒冰，因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讥笑卖棒冰，刺伤的就不仅是袁世清，也刺伤了他，和跟他属于同类阶层的所有人。他脸色一沉，气势汹汹地朝黄军走过去。全班同学早就知道他俩之间缺乏友好之情，都紧张起来。独有杨玲此刻看到的，是他没有表情显示的后背脊，因此并没有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之事将要发生。张本度却不管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怎么想，管自一直走到黄军身跟前，凑近他的上身，猛然扬起右拳朝前挥击。黄军的身体急忙躲闪后仰，左臂本能地挡到额头前，由于躲闪得太急太猛，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所处的最后一排课椅和墙壁间又空了两尺多距离，因此背后没有依靠，急忙靠着左手去撑住地面，方才使失去平衡的身体没有完全翻倒在地上。那张本度却只是用那握紧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然后回到自己的头顶上，装模作样地搔了搔痒。旁观者恍然大悟，看到黄军那副惊慌失措的狼狈相，哄堂大笑。那笑声，很扬眉吐气，分明比黄军刚才所制造的那阵笑声更为响亮。而刚才跟着起哄笑的那部分同学，此刻也照笑不误，使黄军心里觉得很恼怒。如果不是因为班主任老师在场，他可能忍不住跟张本度干一架，毕竟，他还从未跟这位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形意拳手正式较量过。他认为，学拳术的人，大都是花拳绣腿那一套。真家实伙干起来，不一定抵得过他跟爸爸警卫员学的擒拿手和“搏克兴”（西洋拳击的谐名）。可是张本度的手并没有碰触到他，众目暌暌之下，先动手的总是缺理。因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只好把张本度这一次可恶的挑衅，恨恨地记在心上。 杨玲看到当时那情景，似乎是受了班上学生笑声的感染，嘴角边也荡起了一丝笑意。这丝笑意分明让黄军瞧见了，由此就对这位班主任老师，产生出一种好长时期都无法消除掉的敌视心理。或许，杨老师是存心这样做的，以借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对黄军做法的反对与批评。恶意嘲弄人，自恃出身高贵，就看不起家境差的同学，这是身为革命军人后代的黄军，应该抱的态度吗？她反感。她也知道，黄军代表了学校里的一批人，他们均来自驻军某部的家属大院里。但是她想不通，按推测：这类同学的家长在参加革命前，大都家庭处境一定也好不了，为何刚刚换了一代人，神气姿态，就跟那些凌辱他们父辈的地主老财一个样了呢？ 以上这些回想，大都是跟草鞋浜有联系的。杨玲对在历史上、工作上、以及因上下班而避不开的交通问题上，自己跟草鞋浜发生的种种联系，心情是复杂的。但是，肯定不是一种使人留恋和陶醉的感觉。现在好，下班时推着自行车款款出校门，不再需要朝西行，而是面朝东方径直骑行；如果天气晴朗，不下雨，也不下雪，她欣欣然地脚踩“凤凰牌”自行车的踏脚，虽然因走向问题不能面对灿烂东升的太阳，却能背衬一片绚丽的晚霞，而把种种愧疚、尴尬和令人扫兴的场面，远远地抛在自己的身后。 从事业上的成就看，杨玲也没有理由不满足。五八年前走进惠湖中学的校门时，她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低年级教师，惠湖中学在全市中学中，原来教育质量名列最末第几位。而如今，她是教导处高中教改组的组长，惠湖中学的大学入学率，一跃进入全市前三名，成为新排上号的重点中学。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并没有专门搞约会，却老是碰上知遇，见到好人，改行前是老武，改行后是董校长。董校长也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一只空空洞洞的袖管老是晃荡着，常使人觉得他的身体重心有些失衡偏移。“没有知识的军队愚蠢啊，”他对新进的教师，用仅剩的右手指着那只空袖管作现身说法。他的左手臂是给炮弹炸掉的。而那炮弹，却并非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轰炸，却来自自己人的炮口。那一天的战况分外激烈，原来高射炮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一死一伤，临时接任的党员排长一看阵地上的炮弹已近打光，就下令把一批原先封存在坑道里的炮弹搬出来派急用，“通通通”地朝天空中猖獗俯冲扫射的敌机轰上去，击中了就是一道火光一团浓烟，击不中的，火光和浓烟却回到了自己部队和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原来，高射炮里轰出去的，竟是一批不碰不炸的穿甲弹。后勤部发错了货，连长牺牲前一刻没有来得及留遗嘱，指导员抬下阵地时，可能知道弹箱上有文字说明，却估计不到后来挺身而出的接替者，恰好会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而在战斗激烈的当口，除了指挥员，装弹的炮手即使认得字，也不会忽发奇想地来检视一下弹箱上的文字说明。有这样一位因为血的教训而对文化知识特别看重的“丘八”当校长，杨玲要想施展一番的抱负，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杨玲先做了两年初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因为表现突出，第三年就开始担任高中班的班主任。她向董校长提要求，希望能把一个班从高一到高三连续带三年，以利于系统性地总结一些教育经验和做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董校长对她的建议深为赞赏，不仅答应她的请求，而且同时把她负责的那个班，明确列为教育改革试点班。也许从档案材料中，董校长知道这位报社“转业干部”来历不凡；尽管杨玲每逢填表时，从来就只在“丈夫”一栏中，填写“省委宣传部干部”一行字。或许是她离开报社前不同凡响的表现，已经在那些黑字白纸间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而校领导对这“省委宣传部干部”七个字的含义，恐怕也是心领神会，因此个人档案中的有关印记，即令达不到闪闪发光的程度，也必然是正面的，给人留下可以信托可以重用的印象。杨玲果然不负重望，她连任三年班主任的教改试点班，在高考中取得８０％的录取率，不仅在校园内一鸣惊人，而且由于一下使惠湖中学的高考入学率进入先锋行列，杨玲的名字在市中教系统，也变得小有名气了。她成了市劳动模范，和市“人大”代表，靠得是硬当当的考生分数，而不是那位遥在金陵城内的武部长。她不仅为学校增光，也为部长脸上镀金。要问杨玲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她笑而不语。因为这是不可公开的秘密，公开需要有胆略，实行更加需要非凡的勇气。而这种胆略和勇气，也许并不和她的政治命运有很大干系，而直接与董校长相关，需要他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为。而杨玲充其量，不过是当了一个军师参谋，或者在某些场合下，竟可以说是担当了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讹诈要挟角色。这在惠湖中学的教师层中，几乎是不公开的秘密。该校著名的“四大才子”，统统是她在担任那个高中试点班班主任时，不知从哪些七弯八绕的社会角落里搜罗出来，向董校长作推荐保举的。其中那位学富五车的数学老师傅青，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本来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在郊区一个民办初中当民办教师。而可以把枯燥单调的化学反应程式变成栩栩如生形象思维的钟博文，是位好高鹜远、屡考屡败的邻市待业青年；他的名落孙山并不是因为其得分不高，他连考两届，总分都在全市前茅，化学更是名列前三名。就因为他一心要进清华、哈军工这类并不向资本家子女开放的名牌重点，却欠缺一个好出身，就只好在家望洋兴叹。她所引荐的物理教师苏顿，能把物理原理讲解得使学生如痴如迷，可是却缺乏洁身自好的做人品德，在邻近一所中学和一名高年级女学生搞得沸沸扬扬，触怒了学生家长，几乎到了革职回家的严重地步，杨玲借董校长的独臂之力，授以援救之手。苏顿心中自然感恩戴德，几乎是以校为家，日日夜夜为临考的应届生加班加点，巩固印象，加强记忆，使全市物理高考第一名的状元，石破天惊地诞生在惠湖中学。陈驰华是“四大才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执教英语之鞭，早年乃留学美国史丹佛大学，据说抗战后期曾充任过驻华美军的翻译。以上四位老兄高超的才智、扎实的治学功底和忘我的工作干劲，自然是有目共睹。他们为使惠湖中学扬眉吐气而立下的丰功伟绩，亦使同事们心悦诚服。然而他们的来历背景，除了那位仿效牛顿之名的物理教育天才已有风流名声在外，属于仅有杨玲、董校长和个别人事干部之间严守的一级机密。而杨玲所教的语文一课，如果行功论赏，应该是“五分天下而有其一”。可恨有深厚历史功底的大男子主义，即使在素有开明之称的教育界，也仍然有称王称霸的幽灵在游荡，因此言只提“才子”，而不及“才女”。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忿忿不平的指控，就强烈地带有污陷不实之味道。由于性别上被分水岭所阻隔，如把杨玲归入同一辉煌群体，无论以“五大才子”之名，或是以“五大才女”名号统一以冠之，都有名不副实的难处。如果尊重事实，改称“四大才子一大才女”，或“一才女四俊才”，均显拗口；可见非之不欲，实为不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即使不论举荐之功，杨玲也在“四大才子”之上。因为高中毕业班共有四个班，其余三个班同样有“四大才子”执教，高考录取率虽然明显上升，却远远不及杨玲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可见她是发挥了类似恒星的作用，而“四大才子”则更象围绕其旋转的四大行星。因此就在初战告捷之年，杨玲就被提升为教学处高中教改组组长，并仍然兼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杨玲对自己所得到的声誉既有得意之处，也有愧疚之意。她觉得自己是享尽了胜利换来的花团锦簇，而董校长却一开始，就为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只要“四大才子”还在惠湖中学存在一天，他就要继续为此承担一天风险。对于这一点，她开始时知之甚少，体会肤浅；尽管老武在和她交换单位里的工作情况时，用隐隐约约的语言提醒过她。但是语言的力量总是苍白的，她更相信事实。事实是令人鼓舞的，与老武的智者之虑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俞市长曾来校参加过高三年级的毕业庆典，为学校作过“百尺竿头、更进一丈”的题词。为了使思想保守、胆小怕事的原校党支部书记心血管负担不要过于沉重，上级领导就把他调离原岗位，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职工疗养院担任院长，以使他早期的心脏病症得到及时休养生息；而董校长则成为全市教育系统唯一存在的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但是如果带着黑暗的有色眼镜看问题，这样的职务安排，却似乎是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到时候不要主次不分一起报销”的消极防御战略。 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武官拜十三级，杨玲屈居行政二十三级。如果一级算一层楼，不用毛估，而采取先减后乘的精确计算，老武的眼光可以比夫人远出一万里。这一距离，相当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五分之二，地球自转行程的八分之一。它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是直到老武来锡城市市委走马上任之后，武夫人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切烦恼、不满、困惑、忿懑，也都由此而来。 老武向夫人透露过，省委书记找他谈话时曾暗示过：调他去锡城市，省委有让他接班的考虑和意图，要他熟悉情况，搞好团结。先带个市委副书记的帽子头去，具体分工接受市委常委讨论决定，待条件成熟时正式宣布接班。武遥兴冲冲地参加第一个常委会时，因为都是熟人，一点没有拘束的感觉。陆书记在５７年一起参加处理罢工事件时就是市委书记，俞市长是那时是市委常委兼工交办主任。尤其是跟俞市长，当时虽然意见分歧得利害，不打不相识，后来却几乎成了莫逆之交。南京与锡城市之间，你来我往，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俩总是要相聚一下的。当会议转入讨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武遥亮出了那份不伦不类的大字报，其他的市委常委不约而同地起立，围成一圈，或扫视，或诵读，大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阵势。然后是从北戴河疗养院匆匆赶回主持“一班人”会议的陆书记，参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锡城市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和特点，一是建议不失时机地向本市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早派早主动；二是成立一个专门协调指挥各工作组工作的文革领导办公室，就由武遥同志总负责。所有工作组中，去苏南工学院的最关紧要，按各地的情况看，大学的文革是龙头。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龙头，使之走向正确轨道，发挥其对全局示范指导性作用。虽然苏工是国家轻工业部部属单位，和本市是平级，但是中央有指示，各地高等院校的文革归地方领导。所以工作组要有武遥同志亲自带队，把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尽快地处理好。然后是作表决。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毛主席强调书记在党委“一班人”中的“班长”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原则出入与分歧，班内的“战士”是不会和“班长”在会上公然唱反调的。即使有不满，关系融洽的，会后交换意见。不怎么融洽的，或在背后嘀咕，或在行动上消极抵抗。武遥下车伊始，和陆书记的关系融不融洽，还有待时日检验，因此这一条就对不上号。至于原则上有无出入分歧，就更谈不上。陆书记讲的话，头头是道，都是经过一路深思熟虑之后，简明扼要地开的金口。武遥至少暂时尚未接班的思想意图，更不愿意让可能会被接班的候选对象，感到咄咄逼人之意。因此慨然应允，心里明白揽此重任，完全是承担新形势、新情况之下所出现的新工作、新任务，不和在座各位的管辖范围交叉重叠，没有越庖代疽之嫌，对立足未稳的自己，最适合不过。而当时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动议人还是附议人，也都是这么真诚地认为的。因此均无异议，但是也没有采取鼓掌通过的形式，因为这是核心会议，光靠心领神会的眼神、微笑，或颌首点头，便可以相互沟通确认；而不是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呼隆会议，必须依靠响亮的掌声，和明显的手掌挥动幅度加以认可。 老武走马上任，市委派惠湖中学的工作组也接锺而至。杨玲似乎有了第二次在武首长手下“混饭吃”的感觉。工作组进校第一天，就毫不含糊地显露出替代董校长领导职权的架势，明确宣布：从此校内各项重要决定，均要通过工作组讨论研究。然后就四下寻找学生和教职员工谈话，谈话内容不仅对教导处封锁，也对董校长董支书封锁。于是杨玲在夜晚上床睡觉前，就当真用“在他手下混饭吃”之类的话跟老武开玩笑。但明眼的旁观者一轧苗头，就知道她有笑里藏刀的味道。当然这“刀”不是对着自己丈夫的，而显然是对着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的。对孩子她爹，充其量只是表现一点牢骚，一点不满，一点抱怨，一点缺乏理解力所产生的困惑。当时她尚未意识到，十三级干部和廿三级干部在形势判断上，存在着一万里的差距；然而对学校里新来的工作组，也就是自己丈夫的部属，她却是近乎本能地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武遥以笑对笑，也只是淡淡地回之一笑。然而，这后一种笑和前一种笑比，在本质上却有天差地别；后者不过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应付，是在对工学院错综复杂情况苦思冥想之际，碰到外界干扰时所作出的一种懈怠性的反应。武遥开始重蹈许多丈夫的覆辙——一经和自己妻子的距离拉近，朝夕相处，他们就以爱理不理的懈怠之心，折磨妻子敏感脆弱的感受神经。幸好杨玲不是女流中的脆弱之辈，自从老武那次请王小燕上门闲谈，自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进驻苏南工学院，她已看出丈夫心中似乎有着更深的困惑和烦恼，她不应该再用自己无关宏旨的感受，去搔扰他的思路。她给他沏了一杯茶，退出书房时脚步轻蹑，这是大家闺秀的风范，从小受母亲对父亲做法的耳濡目渲。父亲中年丧妻，终生不再重娶，而只是在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对着母亲的遗像喃喃有词。杨玲从母亲的如水温柔中，感受到了比钢还要坚韧的力量，即使母亲的灵魂和肉体都已经烟消云散，这股力量还是牢牢地捆缚着曾经被她征服过的男人。对照母亲，杨玲开始对自己的某些言行感到后悔和羞惭，奇怪自己何以缺乏自制，竟然象女儿在父母面前一样，对丈夫表现出一种与自己身分和年龄所不相称的任性和撒娇？她努力寻找理由，对自己所作的这种自我谴责进行反驳。但是又觉得这种反驳，强词夺理的成分居多。 从那一个夜晚起始，杨玲就尽量克制自己，不用一个小小教导处高中组组长的小烦恼，去冲击干扰一个市委付书记、锡城市文化大革命总指挥的大烦恼。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在他这个总指挥所属部下的领导下，杨玲觉得自己的神经和心态，已经逐渐濒临自我爆炸的边缘。她倒真希望自己是颗穿甲弹，只有在遭受猛烈撞击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可是每天走进那个校门，见到那些曾经使人那么心旷神怡的花花草草，都被充满着变质墨汁恶臭的大字报，掩盖得严严实实，心里就气闷。那些军队干部的子女，除少数人之外，学习方面不怎么样，干起革命来，却好象具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学校的教室走廊之间，分布最广的是玻璃窗，造成贴大字报的可用面积相当有限。然而这些革命小将发挥革命想像力和创造力，沿着冬青树丛在花圃上空，拉起了好多绳索，然而就象晾晒衣服一样，把大字报上端糊贴（也许应该说是挂贴）在绳索上。那些平素在夏日阳光下显得生气勃勃的绿叶红花，如今被这些围廊式的大字报遮盖得密不透风。而多数大字报的内容，紧扣一个主题：谁专了惠湖中学这块教育阵地的政？校党支部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开始时还是指指戳戳，躲躲闪闪。然后就是矛头一挥，直指杨玲早已惴惴不安、呼吸日益紧迫窒闷的心口。 “分数挂帅的要害是打击红五类子女！”这分明是罗织罪名，向杨玲近十年来呕心沥血的努力进行公开的讨伐。 “看＇四大才子＇丑恶真相！砸烂惠湖中学的＇四家店＇！”四大才子的档案，只有工作组才能调阅。与前面的讨伐遥相呼应，后面开始对具体的对象大打出手。杨玲终于清楚意识到，一个多月来气势汹汹、尘嚣甚上的攻势，原来有工作组躲在幕后发动，杨玲的心口不由自主地紧缩。 “揪出＇四家店＇的黑后台！”学生们借用了北京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帽子，毫不犹豫地套在“四大才子”头上。而锋芒所向，已经凶险地直逼大包大揽的董校长。此时此刻，杨玲才总算领悟和信服丈夫的先见之明。然而，她同时也更加信服起自己来。她一下回想起工作组刚来时，她在家里跟老武所开的那句话中有刺的玩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撒娇，并不是任性，而是一种第六感官的直觉和悟性，使她在下意识中感觉到：威胁和危险正在向惠湖中学迫近，而她，她那些与之同甘共苦齐心协力的同事，她所尊敬和深深感激的学校领导，即将被一股什么力量打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她惶恐，困惑，同时也感到震怒，感到激忿。当她走进教导处高中组的办公室时，她在门口停止了脚步。她看到了新贴在门框上的一幅对联： “庙小阴风盛，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个黑窝”。 面对这种公然的人身污辱，杨玲脸色气得煞白。教导处高中组的办公室特大，是有原来一个会议室改用的。这也是杨玲的发明首创，她让以“四大才子”为首的骨干教师，加上几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全部集中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有情况就随时能沟通，大家之间的合作、配合和工作感情，也愈加融洽。现在这副对联，分明已经把手指点着了她的鼻子尖。她看到办公桌位于靠门口的傅青和苏顿两位，双双正襟危坐，一听到她的脚步声，脸孔都已经扭向她，认真地注意观察她的神态和反应。室内另外几位老师，或站或坐，本来似乎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这时候也都收住了口，一齐屏息敛气地，加入了观察者的行列。杨玲仿佛早就预期到，终有一天会有这样一种场合和场面；在门口停住脚步，略一思索，毅然决然地伸出手，竟然“哗啦哗啦”地几下，就把那对联撕个粉碎。目睹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她的同事显得很吃惊，但是又觉得这种冲动性的行为，也符合她的个性，符合她的地位，符合在场各位逐步变得忍无可忍的心情。但是他们感到震惊，惶恐。从共产党建国，迄今为止一切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无法帮助他们把握局势，明辨方向，预测未来，减轻惶惑。他们大脑半球皮质上刻下的深深沟痕，毫不含糊地提示警告他们：单位一级的领导是代表共产党的，进驻单位的工作组，也是代表共产党的，两者从来就穿联挡裤。事实上，从其它学校传来的消息表明，这些记忆沟痕中的储存，仍然基本适用于对当今形势的观察分析——许多中学的工作组，是和校党支部协同作战的。但是在惠湖中学，情况却显然有些例外，董校长显然已经被架空，这么多“资产阶级专了惠湖中学政”的指控，分明是把矛头对准了他。而“四大才子”的丑恶背景终于昭示天下，也是工作组向学生提供的炮弹。学生门已经很明显地把董校长放在“四家店”黑后台的金交椅上。然而，光有“黑后台”而没有总管家，这个店铺的门面是支撑不起来的。可爱的、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觉悟的革命小将，是不可能会不考虑到、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极浅显的道理。那么，谁是这个总管家呢？答案就更为浅显明直，这就是新任市委副书记、工作组总指挥武遥的夫人杨玲！在大学和小学教师之间，中学教师的智商、识见，对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虽然不居顶峰，但是也不在山脚根底下。与一般的工农老粗相比，他们的敏锐和才识，更是显得洋洋可观。因此，在这个社会上，允许有大部分公民暂时地感到迷乱或不知所以，他们却理应和大学教师们，组成一个令人骄傲的少数派，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头脑。可是不，惠湖中学的这一群人之师表，此时此刻，却显得比任何人都迷乱、惊恐和无所适从。无论从原则还是从社会常识出发，接受上级领导的校党支书和工作组既然可以代表党，代表上级实施这一领导的武副书记当然更可以代表党。而他的爱人，除非与他在思想和感情上势不两立、婚姻关系处于土崩瓦解之势，按推理，当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党的领导。我们在此运用了“反映”两字，而舍弃“代表”之说，是极有分寸感和经得起推敲质疑的。可是，尽管杨玲与她丈夫的亲密无间，使许多对夫妻羡慕不已、黯自神伤；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切，却并不能防止她堂而皇之地成了一个“王八”成群的黑窝之头。是谁，在背后用一只强有力的无形之手，将她一把推上这一很难使人羡慕的宝座？是她自己丈夫吗？这样揣测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迹近荒谬。面对杨玲这一瞬间似乎失去理智控制的冲动之举，黑窝的成员们，茫然无措地注视着他们的“黑头”，举着一只手，徒劳无益地朝上方空抓两下，却是功亏一篑，够不上那条“一个黑窝”的横批，就气急败坏地叫喊：“给我拿张椅子来，给我拿张椅子来！”他们好象都显得迷茫而木然，好象是在袖手旁观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但是眼神却都凝重而严峻，绝对没有看好看的意思。从他们又迷茫又严肃的表情来分析，他们也许是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沉思估摸中：杨玲在这一瞬间采取的行动，不仅对杨玲，而且对自己，对这一整个黑窝乃至整个惠湖中学，是祸是福？是吉是凶？ 杨玲的呼喊未能引起同事们的响应，却招惹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学生。他们嘁嘁喳喳，表情各异，莫衷一是。然而在他们的脸上，显然看不到惊恐或麻木的神色，而是有同情，有激忿。同情者中，有人积极响应杨老师的号召，挤开挡在门口的其他老师，从办公室里面拖出一张靠背椅，以弥补杨玲身不够高、手不够长的缺陷。于是围观的学生中，就有恶狠狠的眼睛钉着这位助人为乐的同学。这位助人为乐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一向腼腆的袁世清。他此刻可能是记起了杨老师对他所施舍过的恩惠，和其它种种使他敬佩感激之处，因此他不管一部分同学的竖眉瞪眼，大无畏地伸出援助之手。然而此刻的杨玲，并不注意是谁终于响应了她的呼吁，接过椅子就站上去，干脆利索地完成了自己的未竟事业。她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在瞬间中所作出的举动，纯属感情冲动。这一个多月来，她对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工作组架空校方领导，并且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黑帮之名，在背后煽动学生把火烧向她的同事和董校长，早就强烈不满。但是，尽管她是一个极具个人主见的女人，在身为共产党大官的丈夫面前，她恪守传统意义上的妇道，遵守她父亲所灌输的、为世上当政者的贤妻们所确立的那套规范，绝不想以个人好恶，影响左右丈夫的主观判断和决断。她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但是在丈夫面前，无论是在背后为他的部属褒扬邀功，还是加以贬谪指责，都是令人厌恶的为妇之道。如果她跟老武在性别和夫妻名分上的关系能够颠倒一下，但是职位仍然保持原状，也许她就不必如此压抑自己。直言直语，本来就是男人家应有的特征。如果一个党委书记正好是女性，这位女性的丈夫经常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所有中国史书作者即使起死回魂，恐怕也决不会有哪一位会对此评头论足，横加指谪责备。然而这种人为的颠倒是不可能的，杨玲必须尊重现实。虽然老武百忙之中多次询问过她学校里的运动情况，她在简短扼要的回答中，总是只摆事实，避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好恶和是否判断。而老武总是“唔唔”地点着头，嘴上虽然不置可否，脸上却显示出不以为异的表情。 “把有那么多污点的人集中在一起加以重用，还冠之以‘四大才子’的帽子，看来是有一点问题。提高大学升学率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为此不择手段，不讲政治。”这其实是老武的一贯立场，前两天夫妻在枕头边再次谈到惠湖中学的文革情况时，他终于作了这样一个表态。老武的这种见解和态度，不仅隐隐显露了他们夫妻之间在政治问题上所出现的第一个重大裂痕，而且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不该有的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至少，杨玲是这样认为的。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是正常的，她并不因此而对老武无可置疑的思想领导地位，产生怀疑和动摇。使她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恰恰是后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学校工作组的人为什么要拿“四大才子”开刀呢？学生们异乎寻常地把矛头指向校领导，而工作组既然不闻不问，这无论是与“反右”时的情况对照，还是与其它学校的情形相比，都是耐人寻味的。学生们下面抓“黑干将”，上面要揪“黑后台”，就差没有明确点名要整她这个承上启下的“黑管家”了。而今天，公然把这样一副对联贴到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框上，没有学校工作组的纵容支持，谁敢想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如果上头没有人支持工作组，工作组又怎么敢把由她这位市文革办主任夫人一手创建的、曾经受到过俞市长亲自嘉许表扬的先进教育集体，打成“一个黑窝”呢？杨玲觉得，太多迷蒙不清的烟雾，不仅笼罩在她的四周，而且连老武，似乎也被罩在这种迷雾的阴影中了。她意欲通过这一果敢之举，逼迫学校工作组作出回应，以便迅速找到一种确定性，一种明确性。她不想重复九年前的途径——那次是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向老武告状；也不想用在枕头旁边的叽叽咕咕的舌头，动员老武对惠湖中学的运动作出干预。那样做既不明智，也不见得会有效。作为一个处在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妻子，要提醒象武遥这样的丈夫，对发生在这一圈子之内的可能情况提高警戒，作出估量和预防，不仅绝对地不适宜，而且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程度，甚至可以危及他俩的婚姻关系。不管怎么说，她知道自己是和一个原则性特强、党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职业革命家生活在一起。这个革命家不会容忍夫妻间的温情来干扰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损害他所信奉的革命原则。而猜疑党委一班人中有人想从自己妻子的身上打破缺口，达到最终陷害他的目的，无疑是对这种神圣的革命事业和革命原则的讽刺嘲弄；如果做人妻的要作这样的挑唆者，她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杨玲心明如镜，不愧为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就如战国时代那位身带浩然之气的石击秦王的壮士，突然跃身而起，把巨石砰然掷向对方。对方不可能不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负面的，那时，最终她的丈夫也就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正面的，那就证实自己不过是捕风捉影，经历一场虚惊。这样她就可以象在五七年一样有惊无险，完壁无损。而只要能够保全自己的完壁无损，杨玲觉得自己竖起的教育红旗就不会倒落，她就仍然有机会可以帮助拯救保护她的同伴，以及她所尊敬的那位“独臂将军”。高中部教务组在这段日子里，就象被一阵飓风卷入波峰浪谷中里嘀嘀打转的一叶孤舟，掀天的暴风巨浪，可以使小舟随时倾覆，舟上人的生死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机。而此时作为掌舵者的杨玲，却毅然决然地扯起了满蓬风帆，或者借着一阵狂飙猛然冲出漩涡，或者被巨风一举掀入海底；这就是她在撕对联前一刹那所抱定的念头。这时候，当她撕完那副可恶的对联，她突然间注意到了那几双恶狠狠瞪视着袁世清的眼睛；于是，她也把自己咄咄逼人的眼光，挑战性地射向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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