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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６７年初夏，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热潮，在大学校园和中学校园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可忽略的区别。这种区别，在苏南工学院和锡城市惠湖中学反映得特别明显。也许，这是因为在惠湖中学，有一大帮子以黄军为代表的革命军人子弟的缘故。 一段时间来，每当黄军骑着铮亮的自行车，象一阵旋风似地，“嘀铃铃铃”地冲进校门时，除了有时被传达室那个豁嘴唇的多事老头硬拦住，扫兴地逼着他推车步行之外，自我感觉总是很良好。在六十年代中期，学生能够骑自行车上学的，绝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何况，这是崭新的“永久１３型”，全锰钢的，校园的停车棚里，能够找到第二辆吗？虽然高考入学率的提高，使在惠湖中学上学的为干部子女多了起来，但是，干部也要当到了相当的级别，再加手长一点的，才能拿到“永久１３型”的购买卷。而地方干部中那些能拿到购买卷的，好象也不喜欢让他们的孩子骑着这种“稀有商品”招摇过市地来学校，不自量力地同革军子弟比高下。他们大都缺乏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勋，因此在享受打下江山的胜利果实时，也就难免有些畏畏缩缩，仿佛心中有愧似的，短少坐天下的风光、气度和豪情。特别使黄军感到趾高气扬的，不仅是那“永久１３型”，而是与自己“永久１３型”同在的那种阵势。这阵势是这样组成的：以他的“永久１３型”为龙头，几十辆自行车排成一行，浩浩荡荡地开出部队家属大院，一路铃声一路风，一路威风一路欢闹叫喊。没有哪个行人，无论恭敬还是不恭敬，不向这支带着明显光荣痕迹的自行车队伍，行上他们的注目礼。这光荣痕迹，就是一顶顶头戴的黄军帽，一只只肩头斜背的黄挎包，以及一双双飞快踩动自行车脚蹬的黄球鞋。这样的显赫气势，是绝大多数买得到和买得起“永久１３型”的地方干部子弟，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望其项背的，可以羡慕忌妒而不敢痴心妄想的。当这支车队一阵风地冲上运河大桥时，大桥仿佛在抖动；当它横冲直撞穿过马路街道时，公共汽车得为它停步让道。当它穿过那原始肮脏的草鞋浜，风驰电掣扑向惠湖中学的校门时，那威风，那架势，他们自诩就象长篇小说《平原枪声》中的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然而，心怀忌妒的同学，却把他们比作同一本小说里的“夜袭队”。而由日本皇军走狗组成的“夜袭队”；恰好是敌后武工队的死对头，这就完全颠倒了黑白。这些同学只抓现象，不看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按小说情节，敌后武工队因为条件有限，把装备整队自行车的权利，拱手交给了臭名昭著的“夜袭队”。因此单就外表论，“夜袭队”才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才不三不四地戴着黑色太阳眼镜，耀武扬威地吓唬老百姓。人们这样胡说八道时，有意抹杀了一个根本的事实：正是这支当代“夜袭队”成员的英勇父辈，消灭了“夜袭队”，赶走了日本兵。有一次，虽然自行车队在挟风卷雷般的急速行进中，不小心撞翻了草鞋浜弄堂口的小摊贩，然而这并不是故意的；没有耽搁时间停车道歉，是为了遵守学校校规纪律，做到上课不迟到。可是第二天，阴险的报复者却把“车队”所属自行车的所有轮胎都放了气。黄军及其部下对此恨得牙痒痒，可气学校保卫人员并不将此当作案件来侦查。哼，如果黄军率领之下的真是一支“夜袭队”，即使人赃未获，也是可以冲进草鞋浜，以报复对付报复，一把大火烧它一个半天通红的！正因为是八路军子弟兵的子弟车队，才忍声吞气地不怎么干。是延安还是西安，界线亮得象太阳！怎么可以把黄军打头的自行车队，信口雌黄地比作由汉奸走狗所组成的“夜袭队”呢？ 其实，这也一点不奇怪。在惠湖中学，黄军和他的同伴们经常觉得革命军人子弟受到歧视、排斥和欺压；上述不受惩处的报复行为和恶意诽谤，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它例子还多着呢！例如：在学校共青团、学生会领导层中，竟然没有一个“夜袭队”（看在这个名称听上去很威风的分上，就将错就错地这样称呼吧。）的英雄好汉。在自己班上，黄军仗着自己体育好，又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又有一群同是部队家属大院来的“夜袭队”骨干分子和外围分子当选民，勉强保持了一个体育班委的职务，同那个当学习委员的卖棒冰老头后裔平起平坐，简直是耻辱。他袁世清娘里娘腔的，能够在同学中指挥调动得了一兵一卒吗？而他黄军，在惠湖中学几百号革命军人子弟中，只要登高一呼，就可以风起云涌地得到一片响应和支持！这是什么，这是威望，这是组织能力和号召力！中国革命的胜利，父亲领章上扛的一颗银亮白星，全凭着这个来。记得当年刚转到一家有几个部队合办的“八·一”子弟小学读书时，好多同学一碰到一起时，就热火朝天地争论，争比谁的爸爸领章上有更多的“杠”和更多的星。他沉默不语，朝那些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同学一一打量过来，待把他们父亲领章上的星星杠杠都搞清了，就冷冷地说：“我爸一条杠都没有。星呢，只有一颗。”有人作嗤笑状，但是很快就被更聪明懂事的同学所嗤笑：“傻瓜蛋一个！连这个都不懂，还来比高低。” 进了惠湖中学的部队子女，当然已经成人长大，更懂事理，无需争论不休才能搞清谁的父亲比谁的大。更不会有人不明白：单独一颗星，什么杠都没有，乃比那些领章上杠杠星星繁多的强。凭着他父亲高人一头的少将衔，附带上他那种敢说敢为的强悍性格，黄军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同一类出身同学的头。然而，黄军自己对此是不承认的。他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与其说他是凭着父亲领章上的那颗星，不如说，是凭着他从父亲那里所继承到的果决、勇敢、坚毅、慷慨、豪侠仗义，凭着父亲所传给他的将军血液和气质，才使他在同伴中建立威望、取得领导地位的。然而，去年上边一个电波传下来，他领导威望和地位，却好象一下烟消云散了。虽然残剩着一点点，那却几乎成了一种讽刺和嘲笑，专门勾起他对昔日荣耀声势伤心入骨的回顾和追忆。他的“夜袭队”分崩离析了，他的“龙头”地位，被一个名叫史苏星的黄毛丫头取而代之了。一个篱笆三个桩，英雄全靠好汉帮。当黄军单枪匹马推着那辆“永久１３型”，孤孤单单地走进惠湖中学校门时，昔日浩浩荡荡的车队，一下变成了尾随着他身影的一个陈旧的梦，他感到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 那个使人怨恨交加的女排健将，眼窝凹陷眼睛却很明亮，脸蛋圆而宽，说话声音脆脆的，一个鼻子长得特别挺拔。加上一个胸、腰、臀、腿都显得圆滚结实的高大身材，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要不是脑后扎着的两条显得威风凛凛的牛角小辫子，很有一点俄罗斯姑娘的气度风采。如果她的身上，不是存在着太多的、似乎是男子才应该具有的英雄气的话，就总体而言她可以算长得相当出色漂亮，爱美之心并不少于别人的黄军，是会从心眼里喜欢上她的。特别是在她奋然跳起挥臂扣球的时候，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猛力扭动时显得弹力强劲的腰肢，和那被绷着深蓝色田径裤的臀部带动起来的滚圆长腿，对营养充足、发育良好、已经步入青春骚动期的黄军，是极具诱惑力的。他想蔑视她，怨恨她，一会儿觉得他这样做的理由比山高，比海深；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点道理都不讲。因为正是她，如今正住在他以前所住过的湖边别墅里。他怀恋那圆形阳台上的青藤竹圈椅，和那竹圈椅上方红白两色的遮阳篷顶。夏日半躺在这竹藤椅里，手里可以心不在焉地捧一份画报杂志，眼睛却可对着波光鳞鳞的万顷碧波作各种遐想，或什么都不想……那别墅旁边绿油油的香樟树，满枝树叶被湖面上滑过来的凉风一扫，“哗啦啦”传出一片带着凉意的喧闹声，常常会使黄军兴头大发，奔到屋里取出闪亮的弹力拉簧器，对着令人爽快的湖风，裸露着布满肌肉疙瘩的上身，“哼哼”作声地猛力提高肌肉的外观形象和内在质量。而如今，那阳台，那别墅，那迷人太湖的鳞鳞波光，连同从那鳞鳞波光上面吹过来的湖风，以及被那风吹得“哗哗”作响的香樟树，都已经被她一家所占据。怨恨之心，在所难免。 可是，这种怨恨的情感和态度，在黄军的心里却不能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保持下去。非但不能保持下去，没有多长时间，反而滋生出一种与之格格不入的对立情绪。他竟对史苏星，暗暗起了一种敬佩之心。一个堂堂六尺男子汉，既然敬佩起一个毛丫头来，这对黄军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不能言诉、也不愿承认的情绪；然而，它是确切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地活动在他的心底里。他发觉，他从父亲那里所继承到的果决、勇敢、坚毅、慷慨、豪侠仗义，他所具备的威望，组织号召力，她几乎一样都不缺；不仅不缺，有些比他还要强。何以见得？答案很简单，连自己都对她敬佩起来了，连他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她的安排指挥，那就只能说明：她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已经青胜于蓝。当然，这种安排指挥是巧妙的，不露痕迹的，没有使被指挥者感到自己是在受指挥；否则，无论是以大名鼎鼎的“夜袭队”队长的身分，还是以他那太过坚强的男子汉、大丈夫心理，黄军都是承受不了的。比如说，他不是受指挥，而是在这位“红星”女排队队长强烈荣誉感和集体精神的感召下，为了维护革命军人子弟的光荣和团结，竟然不惜退出学校篮球队，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那支并不受到校方正式承认的“军旗”篮球队，也成了“红星”女排队与本校女排队和其它学校女排队比赛时，嗓门最宏亮大、精力最冲沛的“啦啦队”队员。他也常常批评自己那种怨恨的蛮横偏狭和不通情理。史苏星占领那座别墅和享受那个阳台的风光，不是她的错；她对自己革军子弟领导地位的取而代之，也不是她的错。真正要查这笔帐，因为涉及到军事机密，肇事者的确切姓名，几乎是无法加以查实的。这个人也许在军委，也许在总参，也许就在军区作战部；是他出了这个调防的馊点子，然后借用哪位高层首长的名义，一个电令把自己父亲统率的军队，背乡离井地调到了风天沙地的大西北。以同样的手段，又一个电令把史苏星父亲所属的部队，欢天喜地地从风天沙地的大西北，调到了素有“鱼米之乡”的太湖之滨。军令如山倒，原来属于黄军统率的子弟兵的子弟们，除了一小部分奉父母之命的高年级同学，继续坚守在惠湖中学等待大学招考外，其余都风尘朴朴地跟随大军寻找新的安家落户和读书上学之所去了。而那些坚守者们，大都是已经升了高二高三年级的，而又自以为成绩上乘极有希望一脚踩进高等学府门槛的对象。黄军设法让自己父母产生同样的期待，又不让这种期待同时蒙蔽自己的心。他知道自己成绩平平，很难挤进只重分数不重人的高等学府中去。但是他那颗留恋江南温柔富贵之乡的心，软弱得跟浩然刚强的将军之气，难以相符相称。将军和将军夫人其实并不是那样容易欺骗的，他们知道儿子那颗软弱的心，并不以戎马边陲的豪情壮志，因为己之所欲就强施予人。结果把大班人马连老带小地一起拉走了，却把儿子孤零零地扔在惠湖中学当“光杆司令”。这笔帐，怎么可以算到史苏星的头上去呢？ 史苏星走进惠湖中学时，不仅也带来她老爹的少将衔，带来了数百名素不相识的革军子弟同学，而且带来了两支实力强劲的球队。这就是如今已在市中学系统赫赫有名的“红星”女子排球队，和“军旗”男子篮球队。这两个队的队员，一进惠湖中学，就跟学校原有的校队矛盾上了。校队的教练和队长态度傲慢而又明确：照单全收是不可能的，少量充实录用可以考虑。这两支球队的兄弟姐妹们，从小就是在一个部队家属营里长大的，彼此之间动作配合之默契，性情脾气之了解，战斗友谊之深厚，怎么能够容忍蛮不讲理的第三者，活生生地把两个有机整体拆散砸碎！于是她们和他们，就以革命军人特有的豪壮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不仅冒天下之不韪，跨班级跨年级地把两支球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公然与受到校方支持的校代表队，分庭抗礼，两军对垒。起初校队对其不屑一顾，他们就采用激将法，诱使校队把他们作为竞赛对手。在第一次女排比赛中，轻敌的校队竟被蹩着一口气的“红星”队打得落花流水。而原先占有优势的男篮校队，因为黄军的“判国投敌”，与“军旗”队变得高低难分，使外界人士搞不清，惠湖中学到底是哪一支球队，算是名副其实的学校代表队？而领导与校队谈判的，指挥跟校队分庭抗礼的，策划游说黄军重返革军子弟营垒的，都是这位史苏星。“我们革军子弟的脚板跺一跺，就要叫惠湖中学的地皮跳三跳！”这样的豪言壮语，黄军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了，很难相信竟会是出于这个黄毛丫头的口！惊骇之余，就不能不深感羞愧：自己当了那么多年的革军子弟的头，却从来就提不出这样一句气壮山河的战斗口号来，不由一下子被折服。面对史苏星“你身上是否仍然流着军人父辈的血”这样的大问题，他蟠然醒悟，义无反顾地投入“军旗”之下当战将。然而更加使黄军没有想到的是，史苏星竟有那样强的说服力和动员力，使人几乎难以置信地说服“军旗”队队长把职位让给了他。他要推辞，觉得这样子抢班夺权，会使惠湖中学其他的新进革军子弟不服气。“你不要杞人忧天，我说的话，没有人会不服气。这不光事关你自己，而是惠湖中学新老革军子弟大团结的一种象征！”史苏星的话，总是那样别开生面，激情昂扬又富有启迪性。然而使黄军倾倒的，不仅是史苏星具有这种强烈的革军子弟集体荣誉感、归属感，具有一种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高度自觉的群体意识，而且兼有多数革军子弟所短缺的知识性。在高三①班，开天辟地第一回，在学习成绩上，既然有了和非革军子弟能够势均力敌相对抗的革军子弟优秀生。自从来了史苏星，袁世清和孙晨菲统霸五门主课成绩第一名的一统天下就被打破了。虽然数学第一名还是袁世清，化学和物理第一名的座椅，还是属于孙晨菲，语文和外语第一名的桂冠，却从此光荣地归属到革军子弟的手里。那位孙晨菲，是苏南工学院名教授孙趋的女儿。特别使黄军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数学和物理上，史苏星跟两位第一名的成绩，都只相差一点点，而在语文和外语上，史苏星却把她的竞争对手甩出了一大截。史苏星所带给革军子弟的光荣，不仅是给袁世清这样的草鞋浜子弟以一个下马威，而且对在学习成绩上一向蔑视革军子弟的那些工学院知识分子子女和市委干部子弟以当头一棒：“请猛醒！革军子弟并不似你们所想像的那样，个个都是草包蛋！” 确实如斯言，丘八里面有秀才。史苏星的老爹和黄军大字不识一筐的老爹不一样，他是早期投奔革命的一名大学生，现任新来驻军的军政委。因此在遗传基因上，同样是将军的后代，在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上面，她就比黄军明显高出一头来。以她知识上的雄厚实力和出身上的出类拔萃，惠湖中学的同学和老师们再也不能对革军子弟继续轻视和排斥，史苏星不仅进入了校学生会，而且担任了学校团委组织委员的重任。而真正使黄军对她进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境界，则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底开始的。那时候，锡城市的绝大多数中学生，还傻里傻气、浑浑耗耗地埋在书堆里温书迎考，惠湖中学在史苏星的带动下，已经红红火火地掀起了批判封、资、修和黑帮分子的大热潮。史苏星带着一班革军子弟贴出的大字报，图文并茂，文笔犀利，不仅使好多低年级的同学视为写作范文，连杨玲老师，也在语文课上加以夸奖称道。由市委宣传部季家驹科长率领的工作组一进入惠湖中学，革军子弟仰仗史苏星如椽巨笔出尽风头的大字报，和老是围着这些大字报挤挤攒攒的人头，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和重视。史苏星成了季组长在惠湖中学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没有多久，一批把批判火力从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转向惠湖中学“四家店”的大字报，就石破天惊地把整个校园都震动了！然而，这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史苏星勇敢无畏的笔锋，很快就使人目瞪口呆地指向了董校长。真如一年前史苏星策反黄军退出校男篮队时所说的那样，在革军子弟脚板的跺动下，惠湖中学的大地开始不停地摇晃震动。也许，史苏星的说服动员能力和争取政治支持的才干，是无与伦比的。从兄弟学校传来的消息，凡是借文化大革命之名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的，都被市委进驻的工作组慷慨地赐予了小反党分子和新右派的帽子，和那些黑帮分子一起遭到了批斗。可是，在惠湖中学，史苏星所领导的大胆进攻，不仅没有遭受同样的可悲下场，而且受到了季组长的默许和支持。史苏星审时度势，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全校革军子弟领头，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批判审讨会，把已经被批得声名狼籍的“四大才子”，连同他们仍然具有一定迷惑力的黑后台董耿，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就在这时候，就在惠湖中学革军子弟磨掌擦拳、枕戈待旦的当口，就在革军子弟胸中的革命激情，被夏日的太阳烤烘得熊熊燃烧的时候，又一件使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使惠湖中学已经象在大海波涛中摇晃不停的地皮，变得更加动荡颠簸起来。而这一次，引起人们大吃一惊的肇事者，却不再是史苏星所带领的革军子弟，而是曾经赞扬和赏识过史苏星的杨老师！许多革军子弟，以黄军为带头者，对这位不识好歹的教研组长公然撕毁对联的狂妄举动，心肺要炸裂，怒火高万丈！迄今为止，在季组长的暗示规劝下，尽管他们明知她是“四家店”的拼凑者和黑管家，还是对她执行了网开一面、区别对待的政策。这里面，当然也有史苏星的个人好恶和政治影响力在起作用。而黄军对这位把自己已经压制了两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早就耿耿于怀。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显得粗旷而豪放，但是对于某些关键性的细枝末节，他却有过目不忘的能耐。这也许是从粗中有细的将军父亲身上遗传过来的，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战斗中，只有豪壮而没有细心是要吃亏的。去年杨老师加入同学嘲笑行列的表现，黄军至今记忆犹新；她那嘴角边挂起的那丝深深刺痛他心灵的微笑，生龙活虎地老是蹦跳到他的眼门前。他觉得，以前惠湖中学革军子弟因为学习不硬气而受到种种压制排斥，董校长虽然难逃其咎，这位外表文静的杨教研组长，更是一名心狠手辣的黑主将。因此，他就不管工作组怎样三番五次地打招呼，还是纠合一些革军子弟老部下，毫不留情地贴出了“揪出’四家店’黑管家”的大标语。后来还是听了史苏星不停地劝，反复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光辉战略思想，他才窝着一肚子恼火，把自己刷的标语自己去盖上了。现在好，你不去触动她，她竟放肆地爬到革军子弟的头顶上拉尿拉屎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会”筹备会议上，黄军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必须把姓杨的一起拉到会场上去陪斗！否则就无法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搞文革，杨老师的丈夫是市委工作组的总领导。把杨老师也当作文革的斗争对象，工作组的领导肯定是不会赞成的。我们这样做，是否是摆脱工作组的领导？黄军对这种疑虑嗤之以鼻，道理很简单：“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是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动立场，不管她是什么人，她的后台有多大，她的魔爪有多狠，我们都要把她揪出来，砸个稀巴烂！” 筹备会议是在下午一点开始的。因为早晨黄军来校时带来了三份从北京寄过来的重要政治传单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会议又增加了史苏星提出的一项临时议程：商讨把惠湖中学所有的革军子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红旗战斗兵团”。理由很简单，随着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形式，把革命大批判的火力更好地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同时，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严肃的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对内对外，对敌对友，产生一个统一的声音，形成统一的行动计划和步骤，确保革命目标的实现。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受了北京来信的提示和启发。北京好多中学的革军子弟和革干子弟既然已经建立了“红卫兵”、红旗兵这样的革命组织，惠湖中学的同一辈革命后代，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按兵不动。一上午在革军子弟骨干分子中飞快传阅、传阅后使他们眼界大开热血沸腾的，是清华大学附中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革军革干子弟组织，所写的在北京学生中广为传抄的三份大字报，内容如下：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两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造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什么太狂妄了，什么太粗暴了，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缪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旦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者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喏喏，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里，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把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稿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６月２４日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７月４日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浑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要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向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７月２７日 与会者们受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传单的感染和鼓动，对史苏星的提议，一致表示热烈的响应和坚决的支持；并根据她的建议，酝酿产生了五名以她和黄军为首的“勤务组”成员候选人名单。这个组织领导核心所以叫做“勤务组”，是根据史苏星随身所带《毛主席语录》１４８页上“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最高指示所作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将把这一名单，提交出席明天批判大会的所有革军子弟表决，如果获得５０％以上的支持票，即告通过。如果某一候选人支持票不满５０％，其候选人资格就自动作废，并在会场上提名产生新的替补候选人，进行当场表决。 会议开了四个多小时，开会者就议程中的其它一切问题，都达成了共识。就是在对杨玲撕对联的行为如何作出反应上，争论不休，无法达成统一。眼看着天色已经暗下来，大家最后把眼睛，都转向了始终不作明确表态的史苏星，从大家期待的表情看，显然是希望由她最后作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史苏星的想法很矛盾，内心的思想斗争，其实比桌面上唇枪舌剑的争论还要激烈，还更使她的感情和理智受到苦苦折磨。她对持有斗批杨老师主张的同学，心情想法都很了解，于是就能明显感受到某种差距来。对于黄军认为杨老师对革军子弟抱有偏见的说法，她凭着自己的切身体验，很难苟同。她知道杨老师对她就很看重，很赞赏。只要成绩好，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她都看重，都赞赏。史苏星来惠湖中学短短一年多，她在同学中的威望，包括在一部分非革军子弟同学中，威信升得怎么快和怎么高，那么毫无争议地成为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核心干部，都是和杨老师在各种场合所作的夸奖称赞分不开的。就凭这一点，说她在学校有意压抑革军子弟的政治地位，是说不通的。从心底里讲，史苏星对杨老师抱有尊敬而感激的心情。 然而，从总体实际情况看，革军子弟在惠湖中学，确实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史苏星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军子弟校级学生干部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使她感到荣耀和庆幸，反而使她感到心情压抑和担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看来很公正，其实，它是站在维护那些有条件取得好分数的幸运者一边的。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以及那一小部分从郊区农村来的农民子弟，除了班上象袁世清那样的个别情况，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即使天资才分与工学院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的子女不相上下，在诸多客观条件方面，却绝对处于无法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上。首先从可供学习支配的时间上，前一类同学往往要抽出一大部分时间，帮助家里干家务，想方设法帮助家里挣生活费用；而班上那几个市郊来的农村同学，放学后顺着铁路走回家时，要费时费力地一路上寻割青草，装满背上的箩筐，以保证家中饲养的兔羊之类，不会因为他们专心致志的学习而挨饿。更不要说，那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手头有那么多的参考书，好多课堂上的高难度题目，老师还未开始讲解，他们早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步的解法。他们的家里都好象开着图书馆，而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等价交流和互通有无，更是使那些既买不起、又借不到这类参考书籍的同学，在课堂上碰到老师提问时，显得那么冥顽不灵，呆头呆脑，因而时常得忍受某些嘴巴刻薄的先生所放出的冷嘲热讽。而那些搬用参考书上的现成解答，轻而易举换取老师一片赞扬声的同学，又常常是显得那么沾沾自喜，趾高气扬。 而对大多数革军子弟来说，也许是其父辈，并没有遗传给他们读书人的基因细胞，也许是其家庭，并没有象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家庭那样，对他们在读书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和很高的期望，光凭学习成绩来论短长，就很难体现出他们真正的长处和优势。他们和新中国一同诞生，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他们的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终于为无产阶级打下了江山。对于这个江山在下一辈会落得什么人手里，他们中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带头人物，例如就象她史苏星这一类精神领袖们，有着本能的敏感，本能的关注，本能地抱有一种革命成果捍卫者的立场。而在他们眼里，现存的教育制度，实际上会使这无产阶级的江山，不是通过血与火的拼战，而是通过考场上的竞争，重新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党在各种场合下，宣传鼓励又红又专的道路。而在很多情况下，“红”只是一种掩饰，一面招牌，一块遮羞布，而“专”才是实质，才是根本，“专家治国”，“专家治厂”的说法，经常可以听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当作口头禅一样地挂在嘴上。那些思想很“红”、特别热衷于学雷锋、做好事的同学，如果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强人意，有几个人能成为“三好学生”，欢天喜地把印着烫金字体的奖状揣回家去？而那些认为学习雷锋做好事会挤占他们宝贵学习时间的所谓高材生，只要他们和老师同学保持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一俊遮百丑，取“三好学生”的奖状，易如囊中探物。如果说，这类荣誉性的奖赏还仅仅起到鼓励某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作用，而依据分数高低，决定一个人能否跨进大学门槛的做法，就更加后患无穷。因为这就是意味着：那些只关心自己个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而不关心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人，那些家庭可以为其提供优越学习环境和读书条件的人，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子女，那些拿大笔定息的大大小小“吸血鬼”的后代，那些在政治上已失去了一切，而在知识上仍具有一定优势的形形色色家庭中的后继者，会比革命军人和工农的子弟，有更大的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被党和人民培养成各种治国治政治企业的专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而那一小部分有幸挤入这一专家行列的干部子弟，也将因为兴趣和利益上的一致，被他们的大多数伙伴所同化。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以这样一种软刀子割头不觉痛的方式，得而复失！ 特别使史苏星感到震惊、荒谬和反感的是，惠湖中学为了提高高考录取率，竟然以学雷锋、做好事为号召，在迎考期间把应考生都集中在学校，然后组织低年级的同学为他们送饭打菜、洗衣扫地，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而市教育局的领导，甚至堂堂市长，都公然赞扬提倡这种做法。一段时间来，史苏星从她在外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里，先后得到了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和与王海容的谈话抄件。毛主席说：“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学的？只听讲课能否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践中去学习。”还指出：“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青年去争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就不一定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连举人也没有考取的人才有真才实学。唐朝两个最伟大的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师后面跑。……注入式连资产阶级也反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的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学校应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毛主席的这些话，使史苏星的耳朵孔倍感亲切，觉得必须对学校现行的教育路线来一个彻底的批判。而现在，杨老师显然成了把这一批判引向深入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拦路虎和绊脚石不扫除，革军子弟在惠湖中学通过革命大批判建立起来的声势和影响就无法保持，一部分情绪激烈的伙伴，也会对她的领导作用提出疑问。因此，为大局计，为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天然接班人的政治地位，从学校时期起就得到根本改善，看来她只能牺牲对杨老师的个人好感和尊敬。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正如有些同学所提出的，把杨老师也拉上“斗鬼台”，工作组会赞成支持吗？显然不可能，季组长不会用自己的乌纱帽，来跟自己顶头上司的夫人开玩笑。想到这一点，史苏星心里就有些悲哀。这些身为革命领导者的成年人，尽管受党更长时间的教育培养和信用，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岗位，然而真正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一事当前，先为革命利益考虑，而不是为自己打小算盘，似乎并不多；革命由此就大大增添了难度。外界师生们总以为，史苏星同季组长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彼此之间，一定有很多相互默契和沟通，否则她就不可能从工作组那里，得到有关“四大才子”的背景资料，更不敢胆大包天地把矛头指向董校长。然而在实际上，史苏星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所想像的要松散。季组长是经常找她谈话，但那是向她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各类政治情况，她说得多，季组长开口的时间少。这也许是地方机关干部的一种领导技巧，动机无非是两种：一是叫你猜不着，摸不透，使你具有莫测高深之感，你才会尊敬他。二是言多必失，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地说漏了嘴，一旦捅出纰漏来，他这个工作组长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三个原因是史苏星所猜不到的。 季组长从第一次跟她交谈的时候，就想起了社教工作组队里的那位王小燕。两人都有响当当、硬梆梆的政治出身背景，都自以为对革命有着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现在，又同样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正确地界定和寻找一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史苏星的大字报文章尽管给他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接触作者的实际谈吐和思想，他就觉得自己所找的依靠对象，并不很合适。他想找市委大院里那班领导干部子女，可是暗示的话题一触及董校长，他就发觉这些执掌团委和学生会大权的学生领导骨干，一点没有积极性，他们是董校长所提拔重用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对把火烧到自己庇护者的身上感兴趣。他也并不知道市文革办恭副主任为何指示他查董校长用人路线的复杂政治背景。更不晓得，市委干部子弟的抵制态度，同俞市长儿子俞彦在背后发挥的作用有关系。无可奈何，季家驹在不得已之际，最终还是选择史苏星，作为忠实贯彻执行上级意图的作战工具。然而他成竹在胸，对症下药，决心用人之所长，制人之所短。作为一个革命经历不是太长、却已经具有丰富革命（特别是工作组）经验的机关干部，他吸取了跟王小燕打交道的经验，既不象太上皇那样地对革命小将的所作所为瞎批评，也不把自己和和谐谐地混同于他们中间的一个小年轻，而是威而不露，含而不发，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在关键问题上不得不表态或亮相时，则尽可能采用不动声色的做法和风格。例如，奉恭副主任的提示，要查批一下惠湖中学“四大才子”的来历和董校长的用人路线时，他就领着史苏星他们几个同学学习了一遍有关的《人民日报》社论文章，然而就让手下人把四位老兄的档案材料抛给史苏星他们，然后是正式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主席有关中学文革怎么搞的一段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他自信这样做，是天衣无缝，无瑕可击。如果恰好碰上这个史苏星和王小燕一样好斗，又一样好钻牛角尖，他早就有备无患。你要跟我争论斗嘴吗？这可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市委文革办公室哪个领导瞎指挥。你这是跟《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过不去，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和英明部署唱对台戏。这，就是史苏星和学校工作组领导之间关系的真实图景。旁观者不清，双方当局者，也并不是都看得很清楚。这就对惠湖中学而后的时局发展，产生了始所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而人们不仅对以后的这种变化，毫无先见之明和预测能力，就是对眼门前发生的事情，也如堕云海迷雾之中，提出好多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问题来。 在一部分市委干部子女中，主要是那几位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学生领袖们，就经常当面责问史苏星，把矛头指向董校长，是不是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市委领导？人所皆知，董校长的工作，是受到市委领导多次表扬和肯定的。俞市长“百尺竿头、更上一丈”的题词，就是明证！俞市长的儿子学生会主席俞彦，公开宣称：批判董校长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史苏星面对内部外部的疑问和压力，沉着冷静地回应道：工作组是市委派来的，市委的领导是通过整体，而不是通过某个个人来体现的。既然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当然也意味着市委支持这样的革命行动。怎么能说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共锡城市委呢？史苏星的逻辑推理是严密的，无瑕可击的。可是现在又把市委工作组主管领导的夫人扯上了，除非武副书记个人也表示支持这样做，季组长亲自到会支持这样做，原来雄辩的逻辑法则，一下就会变得漏洞百出。尽管在战略方向上，史苏星坚信自己的正确性，但是在战术运用上，冒跟工作组摊牌的风险，是否值得或明智？她被内心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所煎熬，圆圆的额头上，在皱起眉毛的压迫推挤下，显现出几道和她年龄不甚相称的皱纹来。大智大勇如史苏星，她照理是不应该让革命伙伴们感到失望的，可是，她最后却站起身来，厚颜无耻地对着大家说：“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吧。杨玲的事，让我今晚好好想一想，明天早上再决定。”黄军对这种首次碰到的议而不决的情况，感到失望和埋怨。如果是在战场上，总攻命令马上就要发布了，却还定不下哪个椐点打，哪个椐点不打，那不仅是闹笑话，而且是要付出人命代价的。脑子里想到这一层，他对长于出谋划策的军政委之女儿的佩服之心，就突然间被对用兵果决的父亲的无限思念所代替。幸好他此刻，对史苏星的内心活动并不全部知情，否则他会更加忿忿不平的。史苏星在终于决定用拖延之计来对付自己的革命同伴时，其实也是想到了她的爹。他去军区开五天会，屈指算来，今天应该回家了。自从投入学校文革运动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史苏星想到应该向爸爸讨教咨询一下。强将手下无弱兵。史苏星象赏识她的班主任老师杨玲一样，是个有主见、有决断的女性。如果不是觉得事关重大，她是不会向任何人讨援兵求主意的！ 惠湖中学的大饭厅兼大礼堂，是终日声音喧闹的，即使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过它的门前时，仍然能听到轰轰隆隆的不宁静。这声音，并不是它自己产生的，而是从隔壁墙头上，从紧靠学校的建新机械厂里传过来的。然而，今天这声音，震天吼地的，却分明不是那工厂机器的隆隆声。隔壁邻居的生产噪音仍然存在着，那墙根下长满青苔的围墙，也并不能抵挡那噪音的侵略进犯；而是那四、五百个吼叫战斗口号的嗓门，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机器噪音，铺天盖地地压住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调换上面，她一下就能那么清晰地感受到师生之间仍然残存的一丝情谊。这种隐藏着的脉脉温情，面对巨大革命风暴的狂吹猛打，虽然已经岌岌可危，并且不得不采取藏头露尾的鬼崇行径，也不知道还能存活多长时间，却使她的心头，蓦然间升起了一种无限的宽慰。这时她再举眼去找史苏星，却发现在自己眼里突然间变得可亲可爱起来的学生，已经转身走向门口。于是，她就一声不响，拾起“四家店总管家”的显赫封号，乖乖地套上了自己的头颈，动作举止，就象一个非常听话的大孩子，显得极其温良驯顺。 一个小时之后，杨玲和自己的上司及下属，就被一大群学生簇拥着，以一种怪里怪气的队列形式，带进了大礼堂，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推上了大会的主席台。她并不知道，在她没有进入这个礼堂前，这里刚刚发生过一件史无前例的不寻常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可以产生出两种完全对立的不同见解：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党组织领导的公然抗拒和挑战；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批新中国的第二代公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毫不客气地享用起新中国宪法所明确赋予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来。这些公民并不觉得工作组季组长的意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更权威。不管工作组的领导怎样阻拦和恐吓，天要下雨娘要嫁，在“红星”和“军旗”两支球队的名称各取一字的“红旗战斗兵团”，还是在一片战斗口号声中“呱呱”坠地了！不知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还是觉得跟原先已经挂上的批判大会的横幅标语有矛盾，会场上并没有同时挂出“红旗战斗兵团成立大会”大横幅，因此就使杨玲和她的同伴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跟一群散乱无章的乌合之众打交道。此时此刻的史苏星，神气活现地占据着主席台中央的那张讲台，一看就知道，她正扮演大会主席的角色。然而杨玲并没有认识到：她这个大会主席的角色，是具有硬梆梆的法理依据的。经过十几分钟前全体开会者的一个集体表决，她以“惠湖中学红旗战斗兵团”勤务组组长的身分，正式成为了这一大群革命红后代的领头人。杨玲也不知道，季家驹本来还打算来会场，说上几句带有引导性质的开场白，就因为听说与会者们仍是一意孤行地把非法组织成立了起来，他如果一出场，就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承认。于是就拒不到会作发言，这恐怕是引起主席台上几位学生领袖毛细血管很充血的主要原因。当然，杨玲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她的注意力，集中用于观察分析这个批判大会的斗争目标和方向。一大通慷慨激昂的发言听下来，杨玲明显感觉到，大会的主要矛头对准了董校长。然而这种形势刚形成，一个脸孔陌生的女同学，雄赳赳地走上讲台来，矛头一转，却愤怒揭发起苏顿攻击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黑言论：“……他竟然讥笑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保护公社羊群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是无知，是愚蠢，是得不偿失，是不尊重人的价值。苏顿，你这样大放厥词，矛头指向谁？说！是谁无知？是谁愚蠢？是谁不尊重人的价值？”“说！快说！……”台上台下响成一片。 苏顿额头上面一片汗，心里对自己缺乏前思后想就那么莽里莽撞地鼓吹人道主义思想很懊悔，但是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缺乏应付这类群众运动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唯恐自己认了罪，一套上纲上线的自我谴责言词，就会一字不漏地装进档案袋里，变成巨石把他永世不得翻身地压在十八层地狱里，就装聋作哑地，横下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岂不知，革命小将对他的抗拒撒赖，早就有准备。连明确指令吩咐都不需要，黄军一个眼色做出来，就有几张长条板凳，“哗啦啦”地拖到主席台上。其中有一张，示范性地直接安置到苏顿的身跟前。“跪上去！跪上去！”控制他左右臂膀的两位学生连声喊。苏顿明白知道抗拒是徒劳的，只能把缺乏足够皮下脂肪保护的膝盖，乖乖地移动到涂着滑溜黑漆的板凳凳面上。那板凳条是狭长的，硬梆梆地比他的膝盖还要硬，加上挂在脖子上的大木牌受万有引力的吸引，使他再次痛苦地感受到了压强原理对他的无情嬉弄和折磨。允许他悠闲从容考虑回答的客观条件一经安排好，杨玲言词确凿地听到史苏星说：“慢慢地想，什么时候想出了使群众满意的回答，什么时候再下来。”说完，就似乎对他不再感兴趣，扭过头，对着董校长喝道：“苏顿是你的大伙计，你的敲门砖。对于他的这番话，我们很想知道你这个大老板的高见？” 董校长显然没有料到矛头一下又会转回到他的身上，是为之辨解？还是同声谴责？他脑子里犹豫不决地紧张思索着，权衡估量两种不同反应可能对自己和苏顿造成的后果。尽管他经历过朝鲜战场上，美军飞机狂轰滥炸和自己人发射的装甲炮弹哗哗地倾斜到自己头顶上的大世面，却也象苏顿一样，对这样子的批斗场面和咄咄逼人的责问，毫无应付的经验和办法。如果再来一次文革这样的大运动，无论是政治性很强的董校长，还是对政治知之甚少的苏顿，一定会同批判者们同仇敌忾地进行自我大批判，批判的格调可以更严厉，更尖锐，坏话说尽，毒词用光，使革命小将再也找不到更为革命的言词来发挥。当批判高潮进入这种无话可说的最高境界时，斗争的高潮，也就必不可免地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惜他们当时缺悟性，死头死脑地过于严肃和认真。面对那些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在玩什么历史游戏的年轻人，竟然正儿八经地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历史审判者。想到自己是在跟历史审判者们打交道，一言一词如果要跟历史连在一起，“一言九鼎”，“驷马难追”，“覆水难收”……，各种各样的相关成语和词条，就象乱柴一般地堵住了他们的喉咙口。可是眼前这些胸怀革命大志的革军子弟，并不把这种沉默式的审慎态度理解为对他们的极度抬举和看重，反而当作一种极度的轻侮和蔑视，于是就暴怒，就发狂，就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狠狠回击对手的轻侮和蔑视。他们迫令董耿也跪到长条凳上去。可是，董校长曾经是军人，如今是党员，他有军人的高傲和党员的坚定性，他不跪！无论那是一条长板凳，还是一条红地毯！于是，遭受到轻侮和蔑视的年轻心灵就更震怒，更发狂。四五双手都同时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担任现场指挥的黄军，也怒不可遏地用脚去蹬他那不肯弯曲的腿弯。就在这种手忙脚乱的奋力搏斗中，突然间，那张长条凳子翻倒了，刚才一刹那间被勉强按上凳子的董校长，“咚”地一声沉重地仆倒在地板上，鲜血的血，从他那被凳脚磕破的额头，泊泊地流出来。两个仍然抓着他手臂的学生，神情显得慌张起来。第三个比较冷静的搏斗参与者低声问黄军：“送校医室去吧？”黄军显得也缺乏思想准备，就把脸空转向了史苏星。史苏星朝那流血的额头扫视了一眼，迟疑了一下，断然说道：“不，叫校医带上药箱来会场！”她的声调很冷静。因为她知道，如果这出戏的主角一离开，整部戏就无法继续朝下演。作为这场搏斗的旁观者，尽管她对这突然其来发生的事故同样没有思想准备，她的表情，却比任何在场的同胞都要沉着冷静。她从裤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扔给黄军说：“先用这个堵一下他伤口的血。”然后把话筒举到嘴唇边，充满感情地对台下纷纷站立起来观察台上情形的同学们说：“同学们，董耿拒绝回答我们的提问，蹬倒了长板凳，自作自受地跌破了脸，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就应该把这大会马上停下来？” “不！”台下齐声协力一起喊。 “是不是应该把他送进医务室？” “不！”又是一声喊。 “是不是我们应该向他陪一个礼、道一声歉？” “不！” “他应该不应该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 “应该！” …… 杨玲此时再也无法忍受了！眼看着自己的同事和领导遭受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体罚，她突然感到：史苏星对她的那种特殊优待照顾，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和嘲笑！“我来回答！”她不顾一切地高声喊叫起来。 全场人的目光，一下都齐刷刷地转到了她身上。闹哄哄的大礼堂里，突然变得静寂起来，使人们可以重新听到隔壁机械厂传过来的隆隆马达声。史苏星用颇感突兀的眼神朝她盯了一眼，稍顿了顿，开口道：“你说吧。” “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因此，苏老师的话虽然有毛病，却也存在着很大的合理性。”杨玲抱定引火烧身的决心，口吻极其平静地说完了这段话。 台下人听了这段话，身边带有小红书的，觉得杨老师引用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好耳熟，就“哗哗”地翻起《毛主席语录》来。而大部分与会者，因为当时《毛主席语录》尚未公开发行，就只能偏过头去，从已经拥有这种锐利武器的同伴手中分享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在已经找到这段语录的人丛中，响起了一片七张八嘴的讨论声。 史苏星看到一个严肃的斗批会，一下子被杨玲转变成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心得讨论会，弟一次对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动起肝火来：“你这是断章取意，歪曲毛主席语录的精神！”史苏星高声叫起来，声调一点不比杨老师方才一刻叫得低。 杨玲用嘲讽的眼光瞧着自己学生首次显露的歇斯底里的样子，嘴唇动了动，真要反驳，却停住了口。她看到会场门口匆匆走进来一大群人。在这群人里面，有俞市长的儿子俞彦和其他一些学生干部，有她班里的学生袁世清、张本度和孙晨菲等。而匆匆走在头里的，是刚才派去叫校医的那位学生，身后跟着身背药箱的学校医生。在医生的后面，稍稍隔了一段距离，却是一张她在老武书房里见到过的脸。陪伴着这张脸的，是工作组的季组长，和另外两位工作组的同志。这一大群人一拥而入，其中一小部分直奔主席台，其余的，则散向会场的四方。主席台下原来的人和新来的人，都把目光好奇而急切地盯着主席台；他们都已意识到，一幕已经上演了一个多小时的闹剧，就要进入一个五分钟以前还根本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她扭头去看董校长的额头，只看到史苏星的那块白手绢，血糊糊的，已经变成了一块红手绢。 “上头终于出面了！”杨玲心里暗叫起来；她以为：自己有意激化矛盾的做法已经见成效。却并不知道，惠湖中学学生成立非法组织的事，比起她因撕掉对联而被押上批判台的情况，也许更加唤起上级领导的关切和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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