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按黄军近来的观察，史苏星脑细胞里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那种源源如江河、泊泊如涌泉的主意和念头，有时使他颇惊讶：这个毛丫头的脑瓜里，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政治方略和思想宝藏，以前并没有看到她有如此发挥，如果不是来了文化大革命，给她以施展机会，不知要冥冥沉睡到何年，终年终月不见天日，说不定就会白白霉烂掉，犯下毛主席所指出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的罪孽。袁世清和孙晨菲在红旗兵团的革命声威震慑下，虽然夹着尾巴仓惶出逃，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以史苏星的见解来衡量，原定革命目标的暂时失踪，并不意味着革命可以休息或者终结，而是提醒和告诫红旗团的红卫兵战友们，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就要降临。锡城市跟北京之间的距离虽遥远，使得好多重要的革命消息传到太湖之滨时，总是产生一个时间差，然而革命时针总的转动方向，是不会因为这种时间差而改变的。日新月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心脏胜利地向前推进；这不可能不对延安中学的革命小将和锡城市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产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７月２５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在北大东操场参加万人辩论大会，拥有毛主席革命伴侣身分的江青同志，亲自主持会议。据说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权威理论家康生同志，干脆而又明确地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他还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７月２６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下令撤销工作组。 ７月２７日，江青带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奔赴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向到会革命师生发号召：“甩掉包袱，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上公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史苏星多次研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作者、近年来在全国中高层领导干部中威信日增月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亲临大会作检查：“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在延安时期为陪伴江青骑马而摔伤一只胳膊的周恩来总理，带着对毛主席战略部署了如指掌的自若神情，向到会群众宣布：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对史苏星黄军等热诚传播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为赞赏的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经受过他老人家万丈光芒无数次近距离照射炙烤而并不融化的人民大会堂，接见欢腾雀跃的全体会议代表。 ８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社论好象有意针对史苏星黄军他们前一时期组建红旗团和开斗批大会受压制的情况，忿忿不平地说：“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最初并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压制和攻击。对待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毛主席精辟地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些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这种人我们难道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是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一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背后猛击一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有一些同志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就是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比起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敢闯的革命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只习惯于包办代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他们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他们往往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不知所措，而当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运动拉向后转。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迫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经验已经证明，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要靠那里的群众自己来进行，不能由上级机关来包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上级机关派出联系的人员，都不要有＇钦差大臣＇的派头，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听到一面之辞，就先入为主。要诚诚恳恳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怎样才能实现党的领导？那就要党的各级组织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认真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很错误的。” 以上这些强烈的革命讯号，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传送到黄军的头脑中时，对他的想象力，似乎并不能起到强烈的激活作用。黄军想不通：为何同样的信息一传送到史苏星的头脑里，就好象是她脑子里本来就已经有好多很活跃、很兴奋的革命细胞，两者一相撞，就象生物学课程上所讲的受孕现象那样，精力旺盛的精子和卵子一结合，新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行动计划，就一下孕育而成呱呱坠地了！他不知道史苏星在去苏南工学院了解孙晨菲父亲的情况时，已经跟长征兵团接上了头；因此她提出来的好多计划设想，相当部分是长征勇士作的出谋划策。因而当她在勤务组会议上把战斗方案一摆上桌面，她的同伴就被方案设想之大胆、考虑之慎密、眼光之长远，完全所倾倒。他们全相信：这个计划一旦付之实施，就是在国共两党进行朝代兴替交接时机也显得平平静静、犬马不惊的锡城市，立时就会被搅得天翻地覆，晕头转向！惠湖中学红旗团，噢，如今应叫延安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团，就会象数月之前北大聂元梓在全国一鸣惊人地贴出那张大字报一样，在锡城地区也石破天惊，一鸣惊人！到那时候，还担心延安中学的大部分同学，不争先恐后地倒向红旗团吗？而后情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这种期待和预想。而所以能够使他们如愿以偿，坚定贯彻执行省地市领导会议“坚持原则，坚守阵地，大胆领导，接受考验”方针的市委陆书记，也作出了功不可没的成绩和贡献。 史苏星的第一步行动，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市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前一时期蹿到延安中学“消防灭火”、大放厥词的恭鹏志，去延安中学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向红旗革造团的全体革命战士公开赔礼道歉，并且明确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立即从延安中学滚出去！革命小将限令市委二十四小时内对此作答复。面对这样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要求，见到那样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字眼腔调，当然是在枪林弹雨中跌打滚爬过的老陆波，决计无法接受的。他在听取恭鹏志的紧急汇报时，得知这个口气比黄牛还要大的什么“红旗革造团”，在选举学校文革会的七名领导成员时，只可怜巴巴地选上了一个名额，就轻蔑地撇了撇嘴唇，颇为不屑地说：“不过是一小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嘛，别理那个喳！什么时候我去驻军开会时，跟他们的那些老子打个招呼就行了。越是革命军人的子弟，就越是应该严格要求。” 陆波的这样一种回应态度，虽然不是史苏星所喜欢的，却是她与其他最初策划者们一开始就期盼的。日出日落，二十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９日，这曾经是在锡城市市民头脑中，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一个重大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史苏星和黄军一声令下，早已整装待发的四百多名磨拳擦掌的革命小将，就打着延安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团的鲜红大旗，一路散发着明列“四点严正要求”的传单，斗志昂扬地高呼革命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市中心的闹市区，让大街上那些苟苟营营不见大世面的小市民们，开一开眼界，看一看多数人穿着泛白黄军装的红卫兵队伍，有多英豪，多威武！这队伍，六人一个横列，每人与前后左右的革命战友严格保持三个肩膀宽的距离，以确保整个队伍，把并不十分宽敞的街道，占得满满实实地，显得浩浩荡荡蜿延不绝；这阵式，这架势，使得围观的群众，被老老实实地挤逼到人行道上之后，还对这队伍的雄姿勃勃，啧啧称道，赞不绝口。那些曾经耳闻目睹过由这批“自来红”革命者们到处张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人，着实领教到了什么是纯种“好汉”的堂堂气概和模样。而那些懒于点数又拙于估算的老百姓，看这队伍又宽又长地占了那么多路面，只觉得这红旗团的人马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得就如千军万马从天而降。然而真正使人惊诧不已的，是那些吃了豹子胆才提得出来的“严正要求”和喊得出口的口号。什么“市委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批判”啦，什么“炮打拦路虎，搬掉绊脚石”啦，什么“市委工作组，滚出校园去”啦，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呀，这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吗？共产党的反是可以造的么？很显然，这些红卫兵，跟他们以前所看到的那些热火朝天“破四旧”的红卫兵，唱的不是一出戏！但却并不能够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这正是徒有其名的大中红卫兵，与真家实货的革命造反红卫兵之间的根本分界线。这些市井百姓们，也许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呼声一向欠关心，因此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觉得很兀然；本来很容易触类旁通的事情，却觉得不可思议得心发慌。于是其中就有一批闲空无事的好事者，或者抱着对大胆妄为者的钦佩心，或者抱着一种不怀好意走着瞧的敌视心，或者纯粹抱着不可抑制的强烈好奇心，组成一支不断扩大的陪伴队伍，尾随着革命小将的战斗行列，一起浩浩荡荡地来到市委大院前。 市委大院的门卫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一边挡住史苏星黄军等几个领队者，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大铁门关起来。史苏星不慌不忙转过身，朝后一挥手，四百多人马就“刷啦啦”地一齐在大铁门前的柏油路面上坐下来。外加数百名占据有利树荫位置的跟随旁观者，一下就把市委大院的出入通道严严实实地堵塞住了。这时的门卫才发觉，原先关门挡道的动作是多余的；眼前这些闹事的学生，其实就是带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悠然神态，抱着堵截大门的毒辣用心，来跟中共锡城市市委较量的。铁门重新打开了，正要去宾馆接客人的许洪元和其他两名小车司机，在大院门内一侧把汽车喇叭揿得“嘀嘀”响。而那些抗议静坐的革命小将，也许因为还没有进入短兵相接的严重关头，革命态度并不很严肃，而是嘻皮笑脸地，比划着手势，盛情邀请被堵截得很不耐烦的市委小车司机们，无所畏惧地驱动车轮从他们的血肉之躯上面滚过去。靠着市委门前大马路一端的静坐同伴，也竞相仿效，对着被他们阻挡住的公共汽车司机，发出同样使人无法欣然接受的邀请来。那些被拦断在马路东西两侧排成一字长队的公共汽车司机们，对学生们这样一种阻塞交通的恶作剧行为，有跟部分乘客一样感到义愤填膺的；也有跟另一部分乘客一样，泰然处置地或一睹为快地作起观众来。而这样的场面，在当时流行的电影和戏剧里，是汽车司机们绝难见得到的。作这样一种千载难逢的观摩，不仅不需要掏钱买门票，而且在观摩时期还有公家按上班同等对待付给工资，就难免产生何乐而不为的糊涂思想。然而，尽管这两种人的思想趣味和精神境界有天壤之别，却都没有想到：他们本可以乘早及时调头，让对面车里的乘客各自上这边来换车，把学生们的闹事地点，变成临时的汽车中转站。等到个别有灵性的驾驶员想到这一灵机妙策之时，已为时太晚，公交汽车要想转首掉头，已被接踵而至的几辆运煤卡车和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死死堵住了退路。 此情此境，呆在市委办公楼三楼窗口的陆波，从掀开一条缝隙的窗帘后面，两眼穿过市委大门望出去，虽然不能把全部场面看得很真切，但是对形势发展的严重性质，以及原先的轻视思想和估计不足，却已经有所认识醒悟。十分钟前，他跟驻军军部的电话虽然接通了，但是对方回说驻军主要首长都上军区开会去了。因为调防的关系，陆波以地方党委领导身分担任新来驻军政委的任命，尚未正式批转下来，他跟驻军机关的一般人员又不熟，无可奈何放下电话筒，一面让秘书出外挡阵，一边探听虚实，一边做说服引导工作。同时急电武遥回市委，履行市文革办主任的光荣职责和使命。另外还要求市信访办公室主任时红霞，代为与驻军继续保持沟通联系。考虑到恭鹏志正处在造反学生的攻击炮火之下，陆波有意不让他出面见学生。使得这时惶惶不安地陪在他身旁的恭鹏志，对他在关键时刻对部下表示的关照爱护之心，感动得就差没有丢眼泪。当听说武遥因为跟工学院学生约定今天代表工作组上台作检查而无法脱身时，他就抱着“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一个劲地自告奋勇要出马。“马上召开紧急常委会。”陆波不为所动，沉思片刻后，下令恭鹏志立即发通知。 也许是因为个个皆有多年革命经历的常委同志们，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概念都极其明确，也许是应了“危难生友情”这句老话，这个临时紧急召集的常委会，意见出奇地集中和统一。众常委们众口一辞，面对闹事学生的冲击，必须守住第一条防线。所提要求可以研究探讨，但前提是必须把人先撤回学校去。堵截市委的大门，阻塞市委门口前的公共交通，都是跟十六条精神格格不入的胡闹行为，说不定背后还有坏人操纵；他们很难相信，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娃娃，能够单独制订设计出这样一整套前后连贯、有准备、有步骤、有纲领、有目的的行动方案来。如果让这些闹事者得逞，树立一个坏榜样，今后谁要让市委接受各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要求，都照此办理，堵大门，塞交通，乱发把斗争矛头指向市委的传单和乱呼性质可疑的政治口号，照此办理，不要多长时间，锡城市就恐怕不复再是共产党的天下。因此一致主张先礼后兵，说服劝导在先；如果执迷不悟，就应该本着十六条的精神，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延安中学和其它学校的广大红卫兵小将，来现场一起做“说服劝导”工作，务必在下午四点大批早中班工人上下班交接高峰之前，恢复交通，恢复市委大院门前正常的公共秩序。武遥无法赴会，就在电话里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是所有市委常委中，唯一主张抱谨慎态度的人。他担心一旦把两种抱不同观点想法的学生搞到一起来，可能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局面。而且他提醒陆波注意，据他初步掌握了解到的情况，延安中学的红旗革造团和苏南工学院的长征兵团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而长征兵团的几个主要头头，最近经常到市内各校去串连，甚至涉足工矿企业，显然不再把精力心思完全用于工学院内部的文革运动上。而根据市文革办收集到的情况，北京和上海一些很有来头的红卫兵组织，也已经渗透到本市频繁活动，和工学院长征兵团过从甚密。如果武遥的这些意见和情况通报，是在会议之前抵达，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最终的会议决定。但是，既然是在集体决议已经作出之后跚跚来迟，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已经无法改变大局。 到吃中饭之前，许多学校大中红卫兵总部的电话铃声大作，一道道指令传下去，一支支队伍正在集结。有人胆敢借文化大革命之名围困市委，阻塞交通，而且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公然向共产党在锡城市的心脏部位发动猖狂的进攻，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是延安中学大中红卫兵的领袖们，早就对校园里这批飞扬拔扈的对立者义愤填膺；接到市总部的通知，俞彦立即选拔一批身强力壮的男同学，组成精干队伍，按照市总部“先礼后兵”的指示精神，本着对这批素向蔑视礼义、不知好歹的老同学的日常了解，一上来就作好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思想准备……。 而这时候，在静坐的队伍中，已经有个别包裹在长衣长裤厚布旧军装之内的女学生，因经不起太阳的长时间高温炙烤而中暑昏厥。也有少部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学生，在市委所出动的大批机关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当了使黄军恨不得拔出手枪一枪击毙的临阵脱逃者；可惜毛主席这个红司令尚未考虑给他的红卫兵们配备武器，使黄军英雄无用武之器，与当年年纪轻轻就老是把驳克枪拎在手里的父亲相比，痛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比在国民党专政条件下的革命，难度更高，受到的限制更严格。 史苏星此刻的心情，是又疑惑，又愤慨。她对市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的内部情况，当然不可能了解。即使了解到了，恐怕也不能理解。其实，她对红旗革造团所采取这一行动的政治含义和内涵，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的金字塔型垂直领导结构。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虽然有民主集中制作标榜，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的宣传，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上智下愚，上尊下卑，上行下效；服从上级，尊重权威，人身依附，做驯服工具；谁的权大就听谁的指挥，谁的位高就跟谁跑；这些诸如此类的观念，从上到下，在党内比比皆是，极其普遍。这一套常常用党内民主外衣羞羞答答遮掩起来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当然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发明。苏联的列宁党，仿照列宁党的模式改建的中国国民党，都大同小异。再说远一点，中国自有文字记载起，不论孔孟之道，儒家法家，秦皇汉武，盗贼草寇，生生息息，绵延不绝，天亦不变，道亦不变，从来就是这一套。再往广处看，就是在那些酷好标榜民主自由、上帝面前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社会，其实也是金钱至上，谁最有钱有势，谁就掌握玩弄民主游戏的主导权和制空权。于是就出了一个头生反骨的马克思，断定现存世界不合理，勾勒描绘了一幅世界大同、真正人人平等的新图景。从小在家里就爱好跟专横跋扈的父亲闹别扭、去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又专门犯上作乱把长沙搞得鸡犬不宁的毛泽东，后来去了延安后，在一次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干脆就总结出一条时下被许多红卫兵小将们鼓喧得热火朝天的名言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可是人们似乎忘了斯大林曾说过：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当初毛主席在延安讲“造反有理”，是因为国民党在做统治者。不造这个统治者的反，共产党自己就成不了统治者。共产党一旦自己也成了统治者，还要提倡造反，就思所匪夷，使共产党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首长们，如坠烟雨迷雾中。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就是不执政，即使还在羽毛未丰不得不栖息在延安窑洞里的时候，共产党能容得别人对它造反吗？不要说造反，话说得太刺耳，借着发扬民主之机谩骂几声共产党，也是要叫你脑袋搬家的。那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什么王实味，不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脑袋搬了家的吗？然后是解放初，那个仗着与骨头最硬的革命先驱鲁迅先生有深交的胡风，竟敢斗胆与共产党的文化主管领导闹别扭，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编按语，大名鼎鼎的胡风先生，就不得不为自己头生反骨下黑牢。然而是五八年反右派，几乎就象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殷鉴不远，这些脱了帽子没有脑子的年轻人，怎么就不好好想一想：那些向中共锡城市市委所提的要求，与上述受到历史惩罚的老前辈相比，哪一条够不上严厉惩处的资格和性质？虽然，当今提倡鼓动造反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别忘记，当初提倡鼓励“大鸣大放”的，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党的各级首长，举世公认，一致肯定。然而，也有不公认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毛主席有时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太强烈，１９５７年以来，常常异想天开，心血来潮。比如，发明创造搞“开门整风”，制订害得好多党外人士想入非非的“双百方针”；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大搞根本无视经济规律的“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弄得劳民伤财，民不聊生。而对毛主席这些想入非非的做法及其危害，党内广大中高级的领导干部，通过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早有所闻。只是按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小百姓们至今蒙在鼓里而已。中国的历史挂历翻到了１９６６年，他所亲自主持制定的那个十六条，是否也带有异想天开、心血来潮的成分？市委常委会的各位成员们，当然不会同样异想天开地公开提出这种疑问来；然而口头上的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并不妨碍在心底里的疑虑重重；只要内部意见一致，加上有顶头上司的背后支持，甚至在行动上抵触否定，也未尚不可。除了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武遥之外，到会者似乎都本能地感觉到：这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乘搏击长江风浪之余兴而再次发作的浪漫主义豪情，不仅会象革命小将们所声称的那样，把整个旧世界搅得乱七八糟，而且会把全党革命同志早就驾轻就熟的整套规矩原则，框框条条，打得七零八落，使人无所适从，前程未卜，凶吉难测。人类按其本性，从孩提起就喜欢跟确定的、熟悉的东西打交道，而害怕跟不确定的、不熟悉的东西打交道。这就是为何小孩子一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时就会“哇哇”直哭的原因。因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不熟悉，随时可能绊倒，随时可能撞壁。不怕绊倒、喜欢撞壁的人，通常是会被神智正常的人视为神智不正常的。请站在神智正常的市委常委会多数革命老干部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革命容易吗？不容易！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有熬出头的今天，可以问心无愧地享受品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安坐亲手打下来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当然，享用成果，安坐江山，并不意味着革命意志衰退，忘记天下仍在受苦受难的百姓。恰恰相反，人类对物质享受的欲望和要求是无止境的。这就需要人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建设经济，少说狂话，屏弃空想，按规律办事，切切实实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是现在好，要搞把党内走资派作为斗争重点的什么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方式、程序、内容、对象、时间、地点、要求……，种种要点和方针原则，都不再靠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层层传达，层层执行，都不再按共产党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老规矩办理。荒唐吗？一群乳臭未干的中学娃娃，既然可以凭着道听途说的中央首长讲话或报刊杂志文章，来对一级地方党委发号施令！谁个革命，谁个不革命，怎样才算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怎样不算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既然不管级别职位高低，手中权力大小，革命资历深浅，人人都能不知天高地厚作评述，个个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八月份的《红旗杂志》发文章，号召“七亿人民都当批评家”，这样一哄而上的搞批评，能够保证批评的质量水平和正面效果吗？更有甚者，同一期《红旗杂志》还公然鼓吹要在中国仿效完善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如果按文章所介绍的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一系列原则来实行，“一切领导者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在众目暌暌之下进行活动，……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罢免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剥夺”。当选者“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资产阶级国家议员和高级官员所享有的一切特权”，等等之类，如果都照这些原则来办理，中国的七亿老百姓全按着自己的喜怒爱憎，一不称心就随心所欲地把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同志罢免掉，一高兴就把毫无革命资历经验或不受革命老同志信任的无名小辈选上去，中国今后会是一付什么情景呢？自己冒九死一生危险建立起来的革命功绩，还有什么价值和用处呢？即使中国的巴黎公社选民们对自己高抬贵手，不对自己行使“不可剥夺”的罢免权，按照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不就象五六年“对私改造”那样对自己同志也搞起经济剥夺来了吗？ 所有以上这些可以模模糊糊感觉得到却不能清晰表达的想法，或者可以清清楚楚认识到却在任何公开政治场合都难以启齿的深重忧虑，与市常委们经历相似地位相似的史苏星父亲，也许会非常地容易沟通理解和取得同感，但是对思想仍然相对单纯的史苏星来说，要揣度明白这些想法念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想法念头所支配的政治态度，实在是太困难太复杂了一点。无论是同一位阴阳怪气的市委秘书，还是跟她在驻军家属大院见过两面的时红霞，纠缠磨菇了老半天时间，却一概没有进展。终于意识到：对红旗革造团提出的政治要求，市委根本就抱蔑视的态度。她与她的同伙们对此觉得百思不解：奇怪十六条的精神讲得这样明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谈得那么透彻，为何这些市委老爷却会如此漠然处置，冥顽不灵？他们太天真，太稚嫩，思想方式太过直线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对市委的革命老前辈来说，是不是理睬和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不在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符合十六条和有关报刊文章的精神，而是事关由谁来掌握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和解释权，认可不认可七亿老百姓可以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引下，跳过重重叠叠的行政官僚层次，实行人人平等地议政参政这样一种极具浪漫主义和空想色彩的新尝试。这样一种新尝试，连同《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所披露的毛泽东的新想法，也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创造设计出来的一种最大胆、最离奇、也是最最不能使现存当权者所理解接受的乌托邦。如果这样一种乌托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打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名义，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取得成功的话，人类的历史就要改写；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发生大改变。因为这是出生在中国湖南韶山冲里一名富有诗人气质的农民儿子，为世界上落后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所设计创造的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苏联东欧集团社会发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毛泽东的具体蓝图是：“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鱼），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 《人民日报》在这篇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所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不无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日子，跟毛泽东８月５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仅仅相隔四天。 ８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特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史苏星显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红旗革造团今天所发起的这一行动，就象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到处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乃是毛泽东整个大胆设计构思和具体实施部署中的一着棋。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深谋远虑、对自身切身政治经济利益有清醒认识的市委首长们，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否则的话，他们也许会举措更谨慎，对武遥的告诫和保留意见更重视。不管怎么说，史苏星既然已经感到：市委不会按十六条精神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最新指示，来接受他们所提出的绝对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的革命要求，她就不得不作最坏打算，准备打阵地战，打持久战。至于有些人中途退出革命行列，大浪淘沙，是不足为奇的。倒是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带草帽，也没有带水壶和干粮，即使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也无法长期抗衡，坚持到底。因此她在跟勤务组成员火线会议上提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主动动员这部分同学赶回家去，把物品备齐了，重新投入战斗。第二件事，眼看着市委交替派出来的那位秘书和“时阿姨”一边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一边出动许多机关工作人员进入静坐同学中搞分化瓦解，就派人赶回学校，增印了大批中央文革领导人就工作组问题传达毛主席所作指示的传单，不仅在静坐现场向围观群众广泛散发，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持，而且以毒攻毒，塞到每个市委劝说人员的手中。这后一招确实灵光。那些心眼多、头脑复杂的机关工作人员，平时也有阅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习惯，对党中央的最新精神和动态变化，也颇有所闻，一读这些传单，凭自身判断能力，觉得并不象子虚乌有的空穴来风，劝说的劲头，顿时下降。个别人甚至趁同事不备之机，窃窃私语地向红卫兵小将深入打听内情细则。 就在市委劝说干部面临自身军心动摇的不利前景时，大中红卫兵的各路人马，已经纷纷围集到市委大院的门口，把死皮赖脸占据着大院门口那一大片丁字形柏油路面的异端红卫兵，团团围住。红卫兵小将们跟红卫兵小将门打交道，当然不会套用机关干部那种婆婆妈妈的劝导方式，而是摆开阵势，里三层，外三层，组成了队形密集的包围圈；还把市委当初提供用来大造“破四旧”革命声势的两辆宣传车，也调集到包围圈的旁边，开足宣传马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攻心。“延安中学受少数别有用心者蒙蔽利用的同学们，当你们堵截市委大门，阻塞交通，给政府工作和市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和困难的时候，当不少工厂企业因为其工人不能准时上班接班而面临停产的威胁时，你们是否问过自己，你们在干什么？是在推动文化大革命呢，还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希望你们自觉遵循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立即撤离现场，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有延安中学红旗革造团的一小撮头头，承担全部的责任！只要你们马上撤出现场，我们将既往不究，共同团结在一起，搞好锡城市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锡城市有革命责任心的市民们，各位在现场围观的同志们，希望你们积极配合我们一起做说服教育工作，动员参与静坐闹事的学生们，随同你们一起尽快离开现场。市委大院的门口已经非常拥挤，这门口的干道连接我市的两个工业区。如果静坐的学生不赶快撤出，不断增加的围观人群不立即散去，就会造成难以预计的严重局面！”“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们……” 宣传车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反复重播着同一个主题。然而，那种威胁警告性的语调，却不仅没有对静坐者的队伍产生它所希望的效果，反而起了某种刺激挑斗作用。被大中红卫兵团团围困起来的一张张脸孔，不复再有嘻皮笑脸的神情；而是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原来在逐步减小的人数，不再减少；加上那些回家拿物品的重新返队者，反而有所回升。以自尊心极强的革军子弟为骨干的静坐者们，绝对无法接受自己是“被人蒙蔽利用”的愚妄判断和恶意中伤。他们中的口才横溢者，此刻已放弃对围观群众作宣传演讲，因为他们已经有些嘶哑的喉咙，绝对无法跟高音喇叭作抗衡竞争。除了史苏星黄军等几个领头者聚在圆圈核心紧张低声地讨论形势对策外，所有的静坐者们都紧闭嘴唇，以一种殉道者的冷然和沉默表情，冷峻地环视着四周那些腰园膀粗、虎视耽耽的清一色的男性大中红卫兵，准备迎接一场恶斗。尽管他们暂时还无法确切预见想象这场恶斗的行式、规模和性质，但几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周围正在逐步增长加大的压力和紧张气氛。头头们紧张研究讨论的第一个结果，带有保密的性质，不保密无法执行；并且决定刻不容缓立即付诸实行。二是把身体结实强壮的男生，调移到静坐圈子的外围，面朝不断向前挤迫的对手，手挽手地组成两道人墙。第三是立即草拟了一份抗议书，要求直接递交给市委书记陆波，对市委拒不接受红旗革造团的严正革命要求提出强烈抗议，并对市委调集大批人马围困静坐者和企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局面，提出严正的警告，明确指出市委必须对此承担一切责任！最后，为鼓舞激励士气，决定由几个学生头头轮流，每隔十五分钟，率领大家高声背诵五遍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这样的语录背诵声浪首次在市委大院门口回响震荡起来的时候，不仅使静坐者们士气大振，使已经被包围者队伍排斥到几十米之外的围观群众，突然观赏到了一个小小的情节发展高潮，而且由于声波在高温空气中传导率特高的关系，也传到了被窗玻璃和遮阳窗帘双重阻隔的市委主办公楼里，使陆波的心情，变得分外烦躁不安。他看一眼那个具有装饰性质的古色古香的壁钟的指针，离工人上下班高峰时间只差两个钟点不到的时间，可是，如果闹事学生坚持不退，原计划在三点钟必须采取的行动，却不得不推迟；作为一个组织指挥者，他刚刚突然意识到一大疏忽，即使以最快速度加以补救，至少又要耽搁半到一个小时。另一方面，陆波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向省委作一请示为妥。与省委第一书记电话没有直接接通，只能转告扼要，等待回复。灯不点不亮，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此刻几乎已经可以断定，似乎被鬼迷了心窍的闹事学生，不会乖乖撤离现场。然而真要采取行动，他心中却不免犹豫踌躇。一旦让维护市委领导权威的大中红卫兵动起手来，对方会不抗拒吗？又会抗拒到什么程度？大中红卫兵在遭到武力攻击时，能够按要求那样做到尽力克制吗？冲突流血是在所难免的呢，还是可以避免的？这些问题不停地困扰烦搅着陆波的心绪，思想上感受到了十几年以来，极少经受体验到的精神压力。他突然回想起由陈老总发明、老上级转达的那句“好自为之”的文革赠言；只有在这一刻光景，他才好象一下明白了它的含意和分量。他觉得额头和背心，都有些微微冒汗，就检查空调所定的降温刻度；发觉与平时没有两样，从而意识到自己沉不住气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干扰身体分泌系统正常运作的程度，就怒不可遏，开始对自己的孬种模样作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训斥：“怎么回事？你身经百战，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风大浪没有见识经历过？现在几乎就是在阴沟里行船。阴沟里行船还怕翻底吗？还犯得上额头冒汗吗？哼，真还好意思，不仅额头冒，竟然连后背心连带着一起冒，是算得上身经百战的一付英雄样了！” 陆波的头脑经过这样一通严厉的自我批评和热讽冷嘲，心里顿时觉得坚定果敢起来，看看时间已经三点出头，就打电话询问忙于策划和四下安排布置的恭鹏志，新召集的专门用于对付闹事女生的女红卫兵小将队伍，是否已经到位？如果万事已经具备，就不等省委的明确指示，马上准备动手。为了确保干净利落，避免动作纠缠和引起暴力冲突，还是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老套套，以三对一，力求双臂一架起，就使其脚跟离地，毫无挣扎抵抗之力。然后统统塞进那些被他们阻挡住的公共汽车里，送回延安中学严加看管教育。战斗命令尚未发完，办公桌上直通省委的红机子，就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老首长回电，对锡城市市委的果断和集中优势人力速决速战避免暴力冲突的方案，颇以为然。对任何阻碍交通、影响生产、搞乱搞垮地方一级党组织领导的企图，都要针锋相对地予以有力还击。同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意做好分化瓦解和团结教育工作，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有了上级的全力支持和肯定，陆波斗志倍增，对武遥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来的胆怯动摇，内心更为不屑。他放下红色电话筒，向恭鹏志发出最后指令，然后对身边的随从人员一晃首：“走，上顶楼去，可以眼观四方。” 陆波这边一声令下，市委大门外边顿时龙腾虎跃。宣传车高音喇叭中，响起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壮毛主席语录歌，“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这种宣传攻势的配合下，大中红卫兵的精兵强将首先攻击静坐者的外围防线，一拥而上，拉的拉，抓的抓，抱的抱，三五成群地把红旗革造团的外圈防卫人员，连推带搡地架入歇息等待已久的公共汽车里。其余静坐者们立即起立，惊慌失措之际，又想解救被绑架同伴，又担心自己也身陷重围，犹犹豫豫之中，好多发觉自己的胳膊身体也已经被人抓住架住，浑身虽然仍然可以奋力拼搏挣扎，却因寡不敌众，脚跟身不由主地离开了地面，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我控制权。史苏星一见情势危急，连声高呼：“同学们快聚到一起！快聚到一起围成圈！不要被他们冲散！不要被冲散！……”那些在乱作一团中尚未成为公共汽车强迫性乘客的静坐示威者们，听到呼喊就急忙收缩后退，百多个人臂肘挽着臂肘，紧紧纠聚在一起。也有性子大发不听呼唤者，以黄军为典型代表，面对扑上前来的人群，嘴里恶狠狠地操爷骂娘，发狂地舞动着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光秃秃的“红旗革造团”团旗的旗竿，左冲右突，顿时使好几名夏日衣衫单薄的大中红卫兵身上带伤，脸上挂彩。有一个人的鼻孔被黄军呼呼挥舞的旗杆尖挑破了，嗷嗷直叫，捂着血肉模糊的脸孔，瘁然回奔。 这边攻击者的队伍里，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由熟人熟眼的张本度带头，率领几个彪形大汉，奋不顾身直扑黄军。张本度此刻的心里，早就憋着了一股劲。他那本来就微微鼓凸的眼睛，此刻瞟在黄军身上，血红红的，喷射着渴求报仇的灼热火光。他今天早晨才从神态哀伤的杨老师那里得到惊人的消息，从这一刻起，他就认定黄军是残害生死好友袁世清及其女友孙晨菲生命的罪魁祸首！听杨老师说，那两个遍体嶙伤、蓬头诟面、紧紧搂抱在一起的尸首，是在中越边境附近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面，被一名壮族猎人发见的。经过法医验尸解剖，发现两人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的痕迹，似乎提示他俩是因深山迷路绝水断食而死的。但是从袁世清的臂部腿部骨折和孙晨菲大面积的腰背内出血看，以及从两人被坚硬物品抽打得皮开肉绽和斑斑血痕作判断，又不能排除横遭暴虐失血过度而死亡的可能。然而又是谁，在这人迹罕见的荒山野林中，对两朵刚刚绽开无限渴求和向往的青春蓓蕾，如此令人发指地肆虐暴行，横加摧残，把两个鲜如朝霞初升的年轻生命，残忍无比地扼杀掐灭在无边无际的沉沉黑暗荒芜中？与几乎被抽打烂的两个胳膊肩头的伤痕成反照，孙晨菲全身唯一保持肌肤完整的部位，是两个娇小圆润的乳峰。显然她在如雨鞭打的时候，用双臂死死护住了自己的胸脯。她的处女膜，也是完整的。这不仅证明一对青春少男少女的爱情，是那么至死不渝地纯洁和古朴，也证实，天良丧尽惨无人道的施暴恶魔，又并不是那种被兽欲所驱使的流氓土匪。而且据当地猎民反映，自从解放后大军进山剿匪后，附近一带山岭里，就再也见不到土匪的踪影。当地边防站和公安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袁世清因儿子的逃避而幸免一斗的父亲，孙晨菲那位因形势急转直下而威风扫地被关进“牛棚”的教授父亲，更无从知道女儿的噩耗。而与袁世清情同手足和把孙晨菲视为未来弟媳妇的张本度，完全不关心上述这套牺牲者的遇难细节和推测分析。他只认定一条：是红旗革造团那几个密谋整治袁世清和孙晨菲的头目，迫使他俩不得不做出投笔从戎离乡去国的荒唐之举。张本度还始终认为：如果不是黄军为了图谋报复，红旗革造团也不见得会作出要拿袁世清和孙晨菲开刀的决定！他也知道：正因为史苏星与袁世清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黄军才把袁世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从而终于迫使袁世清带着孙晨菲走上了死于非命的绝路。因此，冤有头，债有主，他不能不把全部的仇恨，集中在眼前这个正在张牙舞爪的恶魔的身上。只见他勇往直前，依仗着训练有素的拳脚功夫，对逼上来的旗杆尖端左闪右躲，突然间一个箭步，扑跃到黄军身前，偏斜着身子插出右腿，套到黄军的右腿后面，然后右肘贴近他的身腰，按形意拳谱精要，劲起于脚跟，形于腰脊，敛气蓄势，猛地拧胯转腰，大吼一声中，用肘尖朝左奋力横击，一下把黄军仰天掀翻在地。然后抬起右足，正待对他的腰腹处猛力踹去，以一解雪心头之恨，其余人早就一拥而上，遏制住他过度使用武力的企图和黄军的反抗图谋，扛头抬脚地把黄军全身擒住，就往公共汽车方向搬运。黄军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种情形场合下，败跌在早就想同其一比高下的同班同学手下，而且发觉对方的眼神里，竟然会对他表现出如此深仇大恨，恼怒万分，就在众人手中拼命地辗转反侧，挣扎怒骂不止。此时此刻，他既不知道袁世清孙晨菲死于非命的消息，也不检点自身脱离集体大逞个人英雄主义必然遭此下场的因果关系。类似黄军那样因为好勇斗狠或自恃身强力壮引发起的冲突扭打，还有十几起，连同对史苏星临时集结起来的“集体堡垒”的轮番冲击，使得现场一片混乱。而在此之前，大中红卫兵作为主动进攻者，在“拆散”对方的人墙时，虽然难免毛手毛脚，对被擒者的踢打抓挠，还是按上头的指示精神，保持相当克制的姿态。在黄军大打出手负隅顽抗之后，也就把宣传喇叭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声声呼喊，听成了“要武斗、不要文斗”的战斗号召。在双方一片混战之中，俞彦把披头散发挤在红旗革造团人团核心中的史苏星，指给市总部的指挥者看，告诉他这个毛丫头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但是因为她此刻被她的同伙围护在“堡垒”中央，只有把这“堡垒”冲散，才可能马到手擒，捉拿归案。可是，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公共汽车不是标准型的囚车，那些塞进去的闹事者有手有腿，因为受到了粗暴的绑架性质的待遇，个个变得狂暴不已，加上有一起被俘的黄军作指挥，就立即开辟出了一条第二战线。“囚车”的看守者可以守住前后车门，却守不住满车都是的窗户，因此不甘就此罢手认输的免费乘车者们，就纷纷跳窗而下，使大中红卫兵到手的革命果实得而复失，不得不从事重复性劳动，再次进行围堵追捕，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真革命小将的优势兵力，使得本以为人力济济、挥洒有余的大中红卫兵队伍，立时感到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之感横加逼迫。加上气候闷热，肢体不动还泊泊冒汗，几番大汗淋漓的搏斗之后，攻击的体力亦明显下降，使得随后组织起来的对假革命小将反动堡垒的冲击，一次比一次显得力度不足，气势有限，久攻不克，反反复复不能奏效。 陆波此时此刻挺立在四层楼顶有围栏的阳台上，比数小时之前呆在三楼办公室内，更加踞高临下，对情形也就观察得更为清楚明晰。遥遥望去，不仅可以看到成团成堆相互扭打的人群，使他原先所期待所指望的特殊“和平解决”方式，变成泡影，而且一心要求得的速决速战效果的解决进程，也分明陷入了胶着状态。正在陆波觉得无比烦燥之时，却见马路远处东西两侧红旗翻动，约有上千人马向市委门口席卷而来。陆波方才刚刚批评部下轻敌，人数准备不足，蓦然见到有生力军涌入，大喜过望，对自己所作批评的主观武断不由心生悔意。但见得那增援队伍飞快推进，神速穿插，转眼之间已经进入战斗现场。只听到人群中顿时欢声雷动，那些原先控制在公共汽车里的人，也纷纷蹿出车窗车门，好象是突然变得无人看管似的。这时陆波方才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期待落空，正要派人查明真象，恭鹏志早已气喘吁吁赶到屋顶上，张惶失措地报告，新来队伍有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打头，并纠集了另外几个跟大中红卫兵作对的中学学生组织，前来为延安中学红旗革造团解围助阵！陆波闻言没有象恭鹏志那样惊慌失色，只是沉默着，脸色变得很铁板。恭鹏志见他不作声，就接着报告说：“武副书记正在来市委的路上。他那里检查一结束，就离开了苏南工学院。”见他仍然不吭声，又接着说：“刚才收到市货运公司崔经理打到你办公室去的电话，说市委门口的静坐学生把他们去港口运煤的直通线路堵死了，现在要远兜远转，使计划难以按时完成。问市委是不是需要派些工人来，把胡闹的学生轰走？ “哦，”陆波心头一动，想不到这位只在电话里交谈过却从未见过面的基层领导，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动提出这样一种很有全局观念的建议来。他抬腕看了看手表，神情十分严峻地沉思了一会，声音低沉地对恭鹏志说：“好吧，看来工人老大哥不出场，这局面还真收拾不了。看看其它单位是否也能派一点，不要再形成胶着状态。” 史苏星为了激励苦苦支撑的伙伴，早已把只要挺住就会有援军出现的说法，一遍一遍地重复。然而相当一部分听众，因不知内中底细，对此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待到援军果然从天而降，不由欢腾雀跃，欣喜欲狂；那些女同学们，不顾自己满身盐斑，汗臭扑鼻，和素不相识的救援者们，一个劲地拉住对方的手拼命摇晃，不是用苍白的语言而是用行动，倾泻心中无限的感激之情。而黄军则领着一班刚刚重获自由的男同学，狼腾虎突，把在慌乱中仍想负隅顽抗的一群大中红卫兵团团围住。只听的他领头一声高喊，红旗团的勇士们齐声号令：“一二三！”“咚！”一个大中红卫兵在四肢徒劳的挣扎舞动中，被扔入了水波不兴的护城河河水中。“一二三！”又一个被扔进水中，激起飞溅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烁发光，给死水一潭的护城河，增添无限的生气和活力。 苏南工学院的大学生们，自然不屑于这种野蛮行径。他们比中学生更有头脑，更有心计，也更有章法。他们抵达市委门口的弟一个行动，就是在曲湘川的指挥下，集中几百号人一阵猛攻，占领了停在市委大门外西侧的那辆大中红卫兵的宣传车。于是，那高音喇叭里的宣传调子，就立即翻了个身。首先是宣读近十个革命学生组织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市委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倒行逆施，坚决支持声援延安中学红旗团的革命行动。随后是反反覆覆地播送《北京快讯》、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两报一刊”文章等，为造反学生鼓劲打气，对退守到东侧那辆宣传车周围的大中红卫兵施加心理压力和思想影响，争取围观群众的舆论同情和支持。而大中红卫兵的宣传喇叭，连同喇叭前众多不知疲倦的嘴巴，也不甘示弱，开足马力揭露红旗团文革开始以来的各种胡作非为，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两方面声嚣尘上，那“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声浪大会战，持续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不仅对围观革命群众的耳膜，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判断辨别能力，都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和高难度的摔打磨炼。人们的耳朵，好不容易对共产党天下这种各执一词、相互诋毁的喇叭大战有所适应，那西边的喇叭声却突然中断，仿佛想歇息一口气，仿佛在琢磨沉思着一个更险恶、更有杀伤力的宣传攻势。 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短暂的沉默，包含有何等重大的政治涵义！它是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前的屏息敛气，是更凶更猛的暴风骤雨来临前的沉闷静寂，是锡城市市的文革运动将要翻开新一页历史篇章前的沉思默想。在这短程沉寂之后，随即响起了一阵急促而持续的呼唤，听起来不过是一个极简单扼要的会议通知：“请每个参与这次声援行动的学生组织，赶快选派一名代表来车上开会，有重大事情急需商量，有重大事情急需商量！……”这声音，这呼喊，它对所有现场人士的生活或命运将要产生的影响力量，不管他们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不管他们有所意识或一无所知，都将是势不可挡！而此刻绝大多数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下午四点钟以后的太阳，虽然已经朝西移低了一大截，热力光亮，却一点不减弱。被阻塞的交通高峰期人流，和新增的闻讯而来的“观光者”，把市委门口那个三角形地带及其四周围，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唯一流动着的，是跟大马路并行的那条护城河，河水对岸上的火热气氛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管自托着串流不息的农船、挂机船和一字长蛇形的轮队往前走。船上的人们，或者学着河水的样子显得很冷漠，或者引颈翘首，对自己不能加入岸上围观者的行列觉得很懊恼；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挤在人堆中，受汗臭屁臭的熏蒸就近观察，跟站在船头一边领略阵阵清爽河风一边远眺作比较，还是后者更惬意更合算。 这时候在发出呼喊声音的宣传车上，王小燕、曲湘川、史苏星，还有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年轻人，加上颇有实力影响的市一中“八·一八兵团”的代表雷竞天，已经围成了一个小圈。那个戴黑边眼镜者，就是李辉康中学时的同学郭贤，一身兼有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南下战斗队骨干和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锡城市联络站代表的双重身份。他脸色白皙，身材单薄，过早显现皱纹的额头里，仿佛老是在沉思默想。那种老事成重沉默寡言的模样，会使人以为：他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答题时，会是一个喃喃不知所对的文弱内向书生。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这催动各位学生领袖向车子集中的呼唤，出自他的深思熟虑和提议，如果你能从他那紧抿的厚嘴唇边，看出那嘴角所隐含的坚毅，你就会猜到他在锡城市当前和今后的文革运动中所扮演的不同寻常的角色。他似乎比在场的任何学生领袖，都想得深，看得远。他知道：眼前造反学生所暂时取得的优势和胜利，虽然已经使部分学生头头有点自我陶醉，却瞬息易变；就总体力量对比而言，这种优势和胜利就象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可能在一根头发丝的一触之下，就顷刻破灭消散。因此，他要按北京总部的意图，借这各路英雄的临时聚合之机，促成一种联合，以便同受到市委背后支持的大中红卫兵分庭抗礼，最终取而代之。 郭贤的提议，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团结就是力量，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这个简单道理，早在他们念小学时就已经深深灌输到脑子里去了。接着就是起名，都同意“锡城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这个名称。所以用毛泽东主义这一前称，是因为考虑到毛泽东既然已经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仍然把他老人家的整套想法念头只称作“思想”而不称作“主义”，就使我们对红司令的无限虔敬和崇拜，打了折扣。大家都对这种折扣反感，因此断然决定发扬革命首创精神，让毛泽东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在中国东南角的地平线上。会议一开头就很顺利，大家在起名称问题上没有斤斤计较，更没有人想把自己组织的名称，一字半音地塞到新的组织名称中去。可见革命小将刚刚兴起的时候，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之类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使有，也微乎其微，或者不敢轻易暴露。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虽然出自西方，却并不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在里面，我们不妨借来一用。但是一借用就发觉上当，还来不及为这好开头高兴上两分钟，就碰上大难题，即使大敌仍然当前，即使后面有更为重要紧迫的问题急需讨论决断，大家却在名额问题上喋喋不休地开始争论，使会议陷入僵局；新生婴孩刚刚在娘肚外露出一个头盖，就变得不进不退，生死未卜。按照郭贤的最初提议，一个组织出一人，不要一哄而上；一是考虑到还要扩充发展，二是有些够格的组织一时通知联系不上；如果一上来就把核心组搞得人头济济，人满为患，后起者就会望而生畏，拂袖而去。史苏星表示赞同，但认为同时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比如苏南工学院造反早，“北上控告”的行动震聩发聋，影响巨大，就应该多一个名额。与会者大都年轻稚嫩，天真单纯，觉得史苏星言之有理；加上苏南工学院一开始就有两个人与会，这建议其实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就一致通过同意。却没有想到，史苏星这是话中有话，预作圈套。她这是用几何学的方式，画了两个对等角；她为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争取特殊化待遇所摆的理由，其实也是为红旗团设的。她当然不会明打明说，只是口口声声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对红卫兵战友们既然已经打破了一次绝对平均主义，却同时又留下一个死角，觉得万思不得其解，死钉着要苏南工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作开导。曲湘川王小燕已经欠下了史苏星的人情，当然不好意思独当老大，而不允许第二者也享受同等待遇。而其他小弟弟小妹妹一经发现史苏星饱藏祸心，对红旗团自以为是想充当中学红卫兵老大的狼子野心，觉得很难给以方便。具有催生婆和仲裁人地位的郭贤，久久沉吟不语。平心而论，就以红旗团今天率先向市委发难的不凡表现和气魄胆略，多一个代表名额似乎也不为过。但是其他中学的代表都起而反对，又使他不便与多数人不合。而红旗团那种强烈的”自来红“思想，前一阵在市里铺天盖地到处张贴的那付宣传”血统论“概念对联的做法，也使他不无反感。尤其是刚才在市委谈判桌上，武遥副书记当面指责红旗团要对他们学校两个同学的死亡承担部分的责任，以及对方高音喇叭里对此所作的大肆渲染，更使一起参加谈判的市一中代表，对红旗团的革命先进性提出极大疑问。最后还是曲湘川出面提议：总不能老是争论不休，市委的老爷们还在等大家的最后答复。能不能由从中央文革身边来的“首都三司”代表，最后作个裁决。各人都以为然，觉得无论以郭贤所具的身份，还是凭他所留给大家的印象，都由资格当此重任。郭贤恭敬不如从命，舔了舔在苏南夏天并不怎么缺乏水分的嘴唇，开口说道：“刚才大家对红旗团的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都赞成。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多次强调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对，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革大军，反而给走资派以可乘之机。尽管大中兵前一时期在鼓吹谭立夫路线时，比谁都起劲，市委老爷们已经抓住红旗团的失误做文章。因此，我建议红旗团一回去，就组织力量，在全市贴上一批、老子英雄儿继承、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挽回影响。不如此做，、红联指＇就无法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红旗团应该多一个名额。红旗团确实对推进锡城市的文革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大家还不会象今天这样紧紧地聚集到一起来。我们对此必须认可。不认可这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郭贤左右开弓，面面俱到，不仅搬出了中央领导的意思，也揭露批判了对立面的可恶行径，更指出了下一步“红联指”需要克服的障碍，不能不使大家心悦诚服，一致接受他的仲裁。 然后，就转入下一个议题：是不是在市委接受部分所提要求的情况下，立即撤离现场？还是坚持斗争到底，不达全部目标，决不罢休？武遥代表市委所接受的条件包括：承认红旗团和声援学生今天所采取的是革命行动；对他们拟议中将要成立的全市性学生组织，给予同大中红卫兵一视同仁的待遇；市文革办对各校工作组的情况分门别类加以排队，问题严重者责令其自我检讨。没有接受的要求有：责令恭鹏志到惠湖中学接受批斗；立即全部撤销工作组；大中红卫兵对今天采取的“野蛮挑衅行动”公开赔礼道歉。在这一重大表决案上，郭贤发觉自己成了绝对的孤立者。他在下午出门后的路上，听到一辆运煤卡车对着他“嘀嘀嘀”地直按喇吧。抬头一望，原来是昔日老同学李辉康在招呼他。李辉康把车子靠到路旁边，问他是不是去市委门口。接着警告他：公司里正在集合队伍，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据说是去市委保卫党的领导。李辉康估计会对闹事学生动用武力，知道他也去市委，必然跟静坐学生有关系，劝他动员学生退一退，好汉不吃眼前亏。第二个通报同样使他很惊讶：奚大雄昨天被大中红卫兵打折了腿，已经送进医院里。 郭贤在思想上，对文革运动中的矛盾对抗虽然有准备，但并未想到会有如此激烈，使武力暴力也一起参加进来。要让学生去跟工人作抵挡，那是以卵击石，下场必定很惨。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集合到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个个斗志正旺。那些新官上任、刚扛上“红联指”核心组成员头衔的各校头头们，都极其渴望在一场新的恶斗中建功立业，树立声威；因此众口一词：市委的提案，即使我们接受，同学们也不会答应。如果人民需要以鲜血来唤醒，同学们会觉得自己的鲜血恰好可以派用场。这些学生头头的回答，也许并不是硬找借口。按当时的现场气氛看，如果把这一动议交给全体同学来表决，郭贤相信同学们会立即要求撤换”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马上就会有一批斗志更激昂的革命新秀，按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对右倾投降派取而代之。郭贤不处在受人撤换罢免的优越位置，因此可以独执己见，不受后顾之忧的牵制。在所有的其他与会者中，他从曲湘川的脸神和沉默态度去判断，知道只有他是唯一的知音。可是，他受手下人激进情绪的民主制约，同样不敢轻举妄动。郭贤感到一种深长的悲哀袭上心头。这种悲哀并不产生于他对同伴们的失望，而是对整个现代民主精神本身所包含的相互矛盾之处，感到一种困窘，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巴黎公社的社员为什么要选举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带路人？是为了能够带领他们识破迷障缪误，绕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之路。如果这些带路人只是跟随群众的思想情绪，让他们的喜怒爱憎左右自己的政治选择和决断，他们实际上是背叛了选民们的信托。但是反过来的推导同样成立：如果人民一旦选举了他们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们因此而自以为是，渺视民众，为所欲为，处处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视民心民意如垃圾粪土，一切要有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来决断，民主就不复存在。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让最广大民众享受和实践民主的伟大尝试，可是在一开始，他就那么强烈、那么鲜明地感受到了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局限缺陷，人们是否可以最终找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来呢？这种争辩过程中的短暂沉思，使他几乎忘却了他目前所处的角色处境。直到真有人大声提议把问题交全体同学表决，才把他骤然惊醒。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他同所有的与会者都明白，表决的结果，必然是他的意见被否决。他只能感谢提议者为照顾他的面子，才没有以与会者的绝对多数，当众使他下不了台。于是他不得不明智地撤回他的意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然后侧头朝东西两侧的远处眺望，只见横跨护城河的东西两座桥梁上，黑压压的工人队伍正在朝这边开过来。阳光照射在队伍的人头上，亮晃晃的，一闪一闪在跳动。他把眼神收回来，觉得周围很燥热，好象一点微风都没有，可是那高处的梧桐树叶，却分明在颤颤地作抖动。护城河的远处，响起一声长长的汽笛呜咽声；一点没有风，那汽笛声并不是靠风的传播，而是随着河水的一股腥味飘过来的；他的心里不由一阵发紧。但是此刻心里发紧的，并不仅仅是他。 隔了一堵高墙，市委四楼会议厅里，大部分市委常委都聚集在圆弧形的窗口前。“他们拒绝了，他们拒绝了……。”陆波来回踱着步，嘴里不断重复着这一串字，突然站停在武遥面前，“这不奇怪，一点不奇怪。它可以使我们丢掉一厢情愿的愿望，去除幻想，明白我们的对手，是怎样地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的目的是在乱中夺取共产党的江山！我们不能让，一寸都不能让！否则不仅会给我们的对手以一个错误的信号，而且也会给我们的人民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不做败家子，坚决不！” 武遥知道陆波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他，训斥他。他的心里象铅一样沉重。董校长所受到的野蛮等待，孙趋女儿和杨玲班上另一个学生的死讯，还有死者留给杨玲的那封信……，这一切都使他对惠湖中学的红旗团充满了厌恶之心。在刚才的谈判会上，他首先严厉地批驳了市委挑动武斗、大中红卫兵对红旗团大打出手的说法，指出大中红卫兵开始时只是劝说和架离同学出现场，没有动一拳，没有踹一脚。是红旗团的人，首先用旗杆挑破了一个大中红卫兵的脸，后来又把两个同学扔下河；使那个气焰嚣张的高大女将无言以对。然后让恭鹏志读两个死难同学写给他妻子的信。那信一读，不仅使其他学生谈判代表垂下了头，就连那个一口否认红旗团有责任的史苏星，也一度变得哑口无言。在谈判结束的时候，武遥好象觉得开始时的愤慨心情，不知怎么减少了不少。这也许是因为在学生的谈判代表者中，有使他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王小燕；他对死难老战友的感情，是无法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完全湮灭的。而这些充满革命激情却尽做傻事的年轻人，从本质上讲，他以为跟二十年前的自己属于同一类。他没有理由对他们太苛求。在送谈判学生出会议厅的时候，他对走在最后的郭贤说：“你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我们搞革命，要对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负责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工具或牺牲品。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牺牲品。我们有责任尽量把这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是不是？”他说完，分明看到这个外表腼腆实质却颇具影响力的“首都三司”代表点了点头。可是显而易见，郭贤对他的同伴所能发挥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象他所期待的那样高；就象他自己一样，他也无法影响身边的大多数市委常委们。他不去看陆波的脸，也不去看窗外的情景，两只眼睛，只是扫视着一张张摆满了会议桌的“请战书”，“请愿书”，“决心书”。它们来自市里各个工矿企业，反映代表了锡城市三十万产业工人对近千名闹事学生的愤怒、谴责和声讨。想到这个文明古城正无可阻挡地朝着野蛮和暴力的深渊滑下去，心中的无可奈何与悲凉，象爪子一样扼住了他的胸腔……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