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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这些气势澎湃、激情洋溢声讨"军内一小撮"的战斗檄文，光用欢欣鼓舞、笑逐颜开的词语来形容奚大雄、曲湘川、王小燕等革联指造反派头头的心情，是不精确、不恰当的。就在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０"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也就是在７月２２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了"文攻武卫"的战斗口号。曾经被武遥等一批革联指内部右倾分子所认为的"极端路线"，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当初不敢"文攻武卫"仓惶逃离锡城市的决策可以暂时不追究，但是"杀回锡城市、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准备工作，却已经热火朝天地准备了好几天。其中包括：由上海工总司协助，去镇江二五二部队拉来了几卡车军火弹药，虽然不足以武装所有的造反派战士，但是把从革联指中所有逃亡在外的几百名转复员军人全部武装起来，却已经足足有余。更重要的，是制定了一个"杀回锡城市老家"的"拂晓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上海工总司将出动三百余辆卡车，并在每辆车子上配上几名"造反队"队员，插上上海工总司的旗号，把革联指的造反派战友，浩浩荡荡地护送回锡城市。整个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锡城市的"军内一小撮"和"九·一九"的坏头头们，敢冒天下之不韪，在毛主席亲自肯定和支持赞扬的上海工总司头上动土吗？谅其没有这个胆！这个计划一得手，革联指就可以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凭着《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的强劲东风，仗着已经到手的"文攻武卫"装备，在家乡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那些"九·一九"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还能在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臭烘烘地散发几天令人掩鼻的臭气呢？！因此，当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联指总部的电话铃声急剧响起，当奚大雄在电话中听到并没有忘恩负义的吴沪江告诉他：工总司的最高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这个计划时，人们完全可以用"欣喜若狂"这个字眼，来描绘电话机旁边的一派欢腾情景！ 是的，家乡的水，是金水；家乡的土，是金土。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日难！在所有看重乡土观念的中国人中，奚大雄相信：没有谁能比得上锡城市的人更看重和眷恋自己的家乡！如果看到了太湖边上那"包孕吴越"的雄浑豪壮，西郊公园里的天鹅湖，简直只能算是一洼大雨之后的积水坑。如果品尝过"迎宾楼"美味的银丝面，那几乎每天早晨都不得不吞咽的上海阳春面汤，几乎就象是喝的洗碗水。而革联指这些逃亡在外的造反派战士，又大都是那些知识浅陋、说起话来"弄堂里拔木头－－－－－直来直去"惯了的粗人。他们也许并不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却经常由着性子耍脾气。他们不懂得或不善于美言，不知道赞美是一种礼貌，它可以使主人领会到客人所存的感恩戴德之心。从西郊公园的天鹅湖，到食堂里和校园外食铺里供应的阳春面，如果客人是善解人意的君子绅士，本来均是讨主人欢心的绝妙话题，可是这支队伍，主要组成成分多为公路野战兵团那些拉板车出身的人士，"石下草"兵团的水手船夫和港务兵团扛包的搬运工，原建筑兵团那些出言放肆粗俗、走高层脚手架如平地、认定育文庆是卖身求荣的泥瓦匠，还有那些三教九流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他们心里本来就有气。在家乡的阵地守得好好的，还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却连向妻儿家小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一声令下就突然背井离乡来到别人的屋檐下。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可是造反派的脾气，却是宁死不低头的！于是三天两头，就有争吵械斗发生。掀翻饭铺桌子的，砸碎食堂窗户玻璃的，把饭碗砸到人家脸孔头顶上去的……诸如此类的冲突摩擦，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成了锡城市造反派发泄寄人篱下怨怒的一种生活习惯。那些混入革命队伍的不肖之徒，趁机在驻地附近从事的偷鸡摸狗、调戏妇女之类的不轨行为。处理这类冲突斗殴事件和伤风败俗行为，一段时间几乎成了革联指总部的头等公务。而最糟糕的是，对外寻衅发泄在受到严格控制后，自己人拔刀相向的"窝里斗"，就取而代之地成了一种新风尚。先是早有武术界门户之见的"四虎队"之间，你死我活般地相互火拼，然后是工人造反派的主力部队和"四虎队"之间不断打斗，接着是"主力军"同红联指的革命小将之间动起了拳头，最后是主力军、红联指内部，这一伙同那一伙人也相互干起来。总而言之，按毛主席老人家的话，大家吃了饭要发热，"杀回老家去"的目标又遥遥无期；多余的精力无从发泄，精神上成天整日处在一种紧张压抑的状态，总得寻找出气孔。把奚大雄等一帮子"总部老爷"（注：革联指战士对他们头头的尊称）折腾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用葛富林的话来形容："成天忙得屁颠颠的，连撒尿也得在裤裆里留一半！" 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葛富林手下"石下草"兵团的"四大金刚"等一伙人，在一家校园门口的小餐馆里多喝了几杯酒，其中就有一位可算是葛富林铁兄弟的"金刚"，在一名单衣薄衫的年轻女店员的身上，又捏屁股又抓奶子的撒起野来。恰好同室坐着红联指下属组织的张本度等一伙人。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自以为仍然高擎着纯洁的革命大旗，看着石下草蹋败坏锡城市革命造反派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那位冲过驻锡部队机关、蹲过大牢、又在大武斗中见惯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场面的工人造反大哥，哪里把红联指的几个小弟弟放在眼里，横暴地用左手把其貌不扬的张本度当胸一把揪住，怒目圆睁，凶狠地喝道：就是让你们那个王丫头、曲湘川来，也管不了爷的事！你小子是活的不耐烦，竟敢老虎头上来拍苍蝇！来得好，老伯的拳头正发痒，就让你尝尝老伯的拳头！"说完，挥动右手的拳头，对着张本度的脸面就砸上去。那张本度也不抵挡那拳头，在胸口被揪住的一刻起，右手指早已扣进那只揪住他衣领的手掌内侧，左手紧按在自己右手手背上；见对方出手就打，猛喝一声，右腿往后撤退一大步，随之拧胯转腰，朝右下方一个猛转身，只听的"扑通"一声，那位金刚"老伯"立即摔成一个嘴啃泥！金刚"老伯"的同伴一看自己人吃了亏，一齐涌上，拳脚并起，胳膊飞舞。张本度一边的小将们，原是一班习拳练武的师兄师弟，当然不示弱，也一拥而上，顿时拳打脚踢，碗盏横飞，吓得那年轻女店员象一只烧着了尾翅羽毛的小母鸡，狂奔着蹿出店们外，文不对题地连声喊"救命"！幸好这时刻街上有好多闲逛的革联指战士，闻声急闯入，奋不顾身地把双方拦抱住，不允许"亲者痛、仇者快"的场面继续演下去。然后就是革命小将一方，义愤填膺地赶到革联指总部告状。奚大雄接待了张本度一行告状者，立即要葛富林彻查。葛富林第二天交来了小餐馆里征集到的证词，认定"石下草"的兄弟们决无非礼之举，红联指的人是无端寻衅和诬告。奚大雄就把证词摆给红联指的小将看。小将们气得"哇哇"直叫，对奚大雄嚷道："我们同那伙流氓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干吗去诬告他们？"奚大雄纠正道："你们没有证据，就称人家是流氓，不利于造反派队伍内部的团结嘛！"小将们一听奚大雄公然卫护自己的部下，就索性拉下脸来对着奚大雄破口大骂："瘟司令！假造反，真投机！地痞流氓的总头子……"奚大雄被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骂得狼狈不堪，回想他们一上来就显现的那副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架势，心中自忖小将们不象是血口喷人，情知是葛富林做了手脚，只好苦笑着皮肉纹路全扭歪的脸，答应再复查。张本度他们说不必复查，一转身，数分钟之内，就把哭哭啼啼的那位年轻女店员推到了奚大雄的面前。奚大雄不知是因为从眼前这个女店员的遭遇，联想起了他日夜思念的凌漪的类似经历，还是纯粹被红卫兵小将当场揪住了辫子的缘故，气得脸发青，嘴唇发抖，随即再找葛富林。 谁知葛富林这次不仅不否认，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击道："我也重新查了，就这么回事：兄弟们心里闷，喝醉了酒，便有了几个毛手毛脚的动作。怪谁呢？怪我这个做头头的没有耳根！听着别人的意思转，把兄弟们抛家离妻地带到外边来活受罪！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撤职，记过，送班房，都可以！不死不活地窝在这个鬼地方，我早就不想干了！我那位弟兄是＇石下草＇的功臣，为革命造反坐过牢，跟红总跟得铁了心，我不能为了自己保个光鲜名声，就对患难弟兄六亲不认！"奚大雄知道：葛富林这些话，听上去是自责自艾，其实口口声声都在吊自己的颈皮！只好长长地叹口气："罢，罢。我代你向红联指的小将上门赔礼道歉去。今后不准部属再酗酒，再有违令犯事，一律送上海市公安局！"葛富林耸耸肩，回去对着那几个肇事者臭骂一顿。骂完，自己率先犯禁饮了一个酩酊大醉；上的就是那同一个小餐馆。 第二天，红联指就接到下属组织反映有一帮子人开了小差，一查，就是那个跟史苏星同校、使黄军和"石下草"勇士们都尝到厉害的张本度及其一伙！据说他们最后是告到了曲湘川那里。曲湘川对他们说："依你们看该怎么办？人家的总头头都向我们赔礼道歉了，还要怎么着？红联指为此同红总分手吗？让那个抓摸了一下女人身子的浑蛋重新坐牢去吗？是谁专门抓住红总造反派的枝叶末节大做文章的呢？是"九·一九"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你们这样闹个没完没了，跟谁站到一起去了？"显然，那一帮子小将受不了这番话，就不辞而别了。武遥从王小燕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摇着脑袋连连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是人们并没有听明白，他这里所说的严重问题之"严重"，到底是严重在哪个方面？ 现在好，终于有一个可以阻止人们借酒浇愁和胡作非为的、马上就能付诸行动的共同奋斗目标了！于是就立即拟口号，开大会，编队列，作操练。全军上下，士气大振，面貌一新。武遥在动员大会上发出了鼓动人心的号召："……古人说：士别三日，另当刮目相待。我们就要打回老家去，见我们的父老乡亲，在他们的箪壶相迎之前，我们应该显示一种什么样的新风姿、什么样的新印象呢？我们革联指的队伍，不仅要显示出威严雄壮、斗志昂扬的气概，而且要象当年解放大军入城时一样，显现出王者之师的气度和风采，让锡城市的人民从心里感觉到：我们堂堂革联指，决不是九·一九所宣传诬蔑的乌合之众，而是代表了革命，代表了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在起，立即用军训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纪律整顿，作风整顿，做到紧密团结，令行禁止，不辜负锡城市人民对我们的挂念、盼望和期待！"武遥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类似乎有一种本性，当他们自觉正在走向沉沦堕落，或被人视为沉沦堕落的一群时，他们在肆意放纵自己的时候，内心并没有泯灭某一天也想走向崇高的希望，暗暗渴求能够洗刷别人的蔑视，获得被自视高贵者们所独享的尊严。武遥的这些话，正是打中了这些粗人、俗人、贱人们深深潜伏在内心的这种渴念和需求。他们以前，也许从来就没有清晰地自我意识到有这样一种渴求需要。而实际上，在去年刚起来造反的时候，这种需要也许已经充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犯上作乱"的行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满足得到社会注意和尊重的渴求；对那些一向不注意、不尊重、甚至常常蔑视压迫他们的人，他们不能不放过由毛主席所赐给的、史无前例的、可以用一种报复性的攻击大出风头的好机会。在陆波、蔡国柱之类军政要员的眼里，这种心态无疑释放了一种恶，一种对社会破坏性的冲击摧残力！而象武遥这样的党政要员，却以为这种心态代表了一种善，如果善加引导，可以走向崇高，走向辉煌灿烂！至少，武遥的这种信念，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份这一段非常时期，得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自从这个动员大会后，每天天刚蒙蒙亮，这上海西郊大学区的居民，就能从校园的操场围墙内，听到嘹亮的出操口令声，"咚咚咚"的整齐跑步声，斗志昂扬的战歌声。到了白天和傍晚，还有琅琅的读书声从围墙后面翻过来。其实除了念一些《毛主席语录》外，围墙里的人读的并不是什么书，而是按武遥的意见，由红联指和机关革纵的秀才们编写的一些政治学习材料。居民们也极少再看到一拨一拨走出校门闲逛游荡的、惹事生非的、缺少教养的"锡城乡下人"（注：许多上海人习惯把邻市的居民称作"乡下人"）。拾金不昧、搭乘公共车时搀人让座之类的"雷锋精神"，也流星般地时有闪现。如果这些"乡下人"真有事要出动，却都整整齐齐地排成了八人一行的队列，"嚓嚓嚓"地，向街坊行人炫耀他们整齐划一的步伐。特别是在队列转弯的时候，不经过专门队列训练的人，看着那八人一列的横队，纹丝不乱地扫动着一个个笔直的扇面，齐崭崭地改变行走方向，都傻了眼；惹得路边的那些"上海小青头"们（注："锡城乡下人"对校园外那些游荡小青年们的尊称），也半羡半嫉地直嘀咕："戳奶，阁些乡下人一夜之间都变脱了！"这些"小青头"，当然不知道这些成群列队的"乡下人"，在驻沪空军军训代表的全力帮助下，正象当年延安山沟里的"土八路"一样，厉兵秣马，日日操练，随时准备"杀回锡城市"，建立红色革命新政权哩！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眼看就要到了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挥师西征的日辰，工总司总部一个电话打过来，却象晴天一声霹雳，把奚大雄的黑脸膛打得乌焦焦，把近来成日价欢蹦跳跃的王小燕打得病焉焉，把意气风发的曲湘川打得搭拉着脑袋，就象经了霜打的丝瓜滕。在最困难时刻都能谈笑风生的武遥，也哑了口；成天皱着眉头，把自己关进了无穷无尽的苦想殚思中。吴沪江在电话中的声音充满了歉意，指出由于某些原因，上海地区的造反派不便插手兄弟地区的文革运动，工总司无法再向锡城市的造反派战友提供交通工具，更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出动人马护送革联指"杀回老家"去。"真的很抱歉！"吴沪江直打招呼，却并不把上海工总司突然退出"拂晓行动"计划的真实原因说出来，这就更使革联指的众头头们心里蹩闷得慌。其实，当吴沪江被张春桥找去劈头盖脑一顿训的时候，他除了被戴上一顶"违反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帽子之外，也不明了刚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对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负有特殊照应责任的上海"一号首长"，为何对邻近地区造反派的难兄难弟如此薄情寡义？为了维护春桥同志在兄弟地区革命造反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当然不能把枪毙"拂晓行动"计划的决策人物的大名直告奚大雄。他相信，春桥同志一定另有计划安排，可以把江苏地区被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春桥同志是通天的，有通天本事的人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上海地区的文革所以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上海的造反派所以能有今天，无时不刻地都在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这个真理其实是靠不住的。张春桥尽管有通天之路，却远非是无所不能的。恰恰相反，他也每日每时地在揣摩伟大领袖的想法与意图。而在他的感觉中，这个七旬巨人的脑子实在是太活跃了，活跃得使人常常觉得摸不着、猜不透、跟不上。而在这三个"不"字上，除了老毛本人，任何人都可能栽大跟斗！如果按老毛身后的某些情况看，有人甚至争辩说，连他本人也在这三个"不"字上面栽了跟斗。 １９６７年７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告说："７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毛主席一向酷爱游长江。１９６６年的７月，正是文革方兴未艾之际，他也曾横渡过长江，并且话中有话地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些不安本分的"弄潮儿"纷纷起来兴风作浪、革命造反的精神激励。这一次，毛泽东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陪同，奔赴当时两大派群众组织用大刀长矛打得一团火热的武汉三镇。一向足智多谋、以善于停调解纠著称于世的周恩来总理，担心毛主席的安全，于７月１４日晨率先飞抵武汉，为晚上将要抵达武汉的毛主席作了精心安排。无产阶级革命家兼大诗人的毛泽东，原来抱着"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勃勃兴致，一住进景致优雅的武汉东湖宾馆，才发觉这长江是游不成了。武汉由中央文革支持的"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磨刀霍霍，抽弓弩张之势，竟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当年张学良、杨虎城搞西安事变经磨砺而几至炉火纯青的停调劝架本领，加上他在全国人民和武汉对立军民中的崇高威望，想来既然由他的预作安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危应该根本不成问题。可是不，７月２０日下午两点十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贴身口袋里揣着他亲密战友林彪的一封密信，飞临其住所，急告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要搞兵变！密信上还有林彪求江青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想到武汉的东湖宾馆，竟然可能成为西安的华清池，一字不识的老粗陈再道，既然要模仿能够讲上几句洋文的少帅张学良，淡然一笑，觉得几同儿戏，并不放到心上去。然而此刻武汉的大街上，上千辆卡车隆隆滚动，支持陈再道亦为陈再道所支持的百万雄师的触动，比起那封密信，似乎却要强烈得多。 多少年来，毛泽东在党内一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并把它作为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文革开始以来，更是把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人民日报》在７月２１日发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论中，一开头就强调："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接着在７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的社论。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毛泽东同志有个志愿，就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社论还对毛主席打算怎样继续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愿望作了具体阐发："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群众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而此时此刻，几十万名具有"老师"身份的群众，在大街上公开反对他所支持的中央文革，诚心诚意充当"小学生"的毛泽东，站在东湖宾馆玻璃窗的后面，心中也许是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动！ 多少年以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评定毛泽东的晚年作为时，几乎都把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作为他的一大施政特色。这种评判也对也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在那些根本性的原则和信念方面，毛泽东似乎比任何人都执着，那种一以贯之、势不可挡的政治姿态，就好象是一架几百万吨级的压路机，任何要想违背和反抗它的力量，都会在它力重千钧的巨辗下，压得粉身碎骨！而此刻当他站在窗口，遥遥眺望正发出山呼海啸般激愤口号的远方时，他的心境一定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已经看得很清楚：在１９６７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中，他所寄予无限希望的军队，绝大部分并没有站到他的一边。那些在军队支持下的亿万群众，自以为是在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而战，实际上却是随着军队一起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他们在他同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中，只是在形式上接过了他的主张和口号，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却同他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不是吗？你要部队支左，他们却打着支左的旗号偏偏支右！你要他们支持一开始就出来冲击资反路线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却把造反派抓进监狱，在青海、四川等地，甚至枪弹伺候，专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付造反派！却把原先维护资反路线的保守派重新扶植起来，给他们批上革命造反派的外衣，用他们来压制打击真正的造反派。他对那些从长征、抗战期间就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昔日穷娃娃、今日手执重权的将军们，内心感到极度地失望。他强颜欢笑地对据说抱有谋反企图的陈再道将军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什么了不得！只要你把屁股转过来，我就让造反派不仅不反对你，还要拥护支持你。"可是这位将军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刚一转身，他的手下人却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把他所器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绑架了起来。一个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本能性地站在同情帮工、穷人、乞丐的母亲一边，同冷酷专制的父亲作对斗争的富农儿子，一个从走出韶山冲起，就把自己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与人民苦难福址息息相连的事业的革命家，此刻却蓦然间痛苦地发现：他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殚思苦想所作出的非凡设想和大胆实践，既不为他一手缔造创建的军队所支持，也不为全体人民真正理解接受！也许受各种时代因素的制约，他不可能超越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方面的阈限，去思考和发现他所制定的那套旨在维护革命纯洁性的战略步骤，为何贯彻实行起来会如此步履艰维，阻力重重，既不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所认同，也不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真正理解接受？也许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势态，也不允许毛泽东去作这种静心净气的深层思考。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每时每刻都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进行。而根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６７年八月份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这种生死搏斗的关键是："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取消坚持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的最集中的代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现实的斗争是如此严峻，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向何处去，毛泽东必须暂时撇开学究式的苦思冥想，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回答：是人民错了吗？还是自己需要修改调整？如果他真正信奉自己向全党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如果他心口如一地实践他公开声明过的在群众面前"继续当一个小学生"的愿望，那要修正的，就必然应该是他自己，而不应该是几百万人民子弟兵，以及跟子弟兵站在一起的亿万人民群众。国内外好多评论家们，都喜欢把毛泽东比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君王。说来也可怜，在文革的一些重大转折关头，其实他都当了民众的尾巴；用他自己的话来作注解，则是当了群众的小学生。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份，上海数万名不守本分的工人，在国棉十七厂保卫科人员王洪文等的带领下，发起成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委一查有关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现明明白白规定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就明确采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政策"；随之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中断铁路运输二十小时的"安亭事件"。中央文革的张春桥等以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为理由，宣布承认上海市工总司为革命群众组织，并声称他们卧轨拦车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革命行动。事情吵到毛泽东的面前，老毛一听是群众自发性地起来造反，同上海市委作对，就好象又恢复起了１９２６年在湖南农运期间大叫"痞子运动"好得很的劲头，就全然不顾有关中央文件精神，在１１月１６日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之后，作了一个典型性的甘当群众尾巴的裁决："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再如，创上海市"一月革命风暴"之先的上海市十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所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以及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签发的《紧急通告》，张春桥、王洪文开初都很不以为然，可是老毛读到了这两个文件，似乎觉得又可以创造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范，又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赞扬，又是为《人民日报》写《编者按》，又是领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贺电；在群众面前，真可以算得上活脱活现一个恭敬虔诚的小学生。 只是，按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解释，群众是分层次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组织和带头作用，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喜欢发明创造、另搞一套的毛泽东，却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群众中有那么一拨子人聚集成一股足够的势头和能量，不管那是一群乌合之众、社会渣滓，还是一批对刘邓路线嘴上批得响、心中爱得深的党团员骨干，他都会拜为自己的先生，从中认真学习积极吸取政治营养，作为自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如今，面对武汉三镇犹如炸药桶就要爆炸般的政治局势，毛泽东沉吟良久，说出了一句政治涵义不同寻常的话。这句话，不仅决定了中国前途命运，也直接影响到本书众多主人公的前途命运。其长远后果，不仅他自己都没有能够完全看清楚，世界上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至今似乎都未能对此作出充分的评估。 毛泽东感慨良深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不能团结起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是他明知故问，以掩饰他在亿万军民强大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让和认输的念头。简而言之，这原因就是：这亿万军民并不认为他们站错了什么队，也根本不买中央文革要他们重新站队的帐！即使是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他亲自开了口，自恃有百万群众性"雄师"支持的将军也不听！作为一个坚信"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这种个人力量难以扭转的势态，除了顺应占中国人口一半之众的民心和重权在握的军心之外，除了把他那朝令夕改、翻云覆雨的施政特色作一个大发挥之外，他还能作出什么其它选择呢？因此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就把继续按着他老想法上蹿下跳、不遗余力的王力、关锋，一言九鼎地定为妄图"毁我长城"的"小爬虫"，丢卒保车地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抛出来。这是他的高明伟大之处，还是他受了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恐吓而举止失措呢？抑或，两者都不是，他只是不愿看到有更多重兵在握的将军，象陈再道司令员一样发犟撒野。周恩来的劝慰调解本领呢，又只对国民党的宋美玲、宋子文和张学良之辈有效用，对自己党内的将军们，却似乎兜不转。在千军万马中素来沉得住气、稳得住劲的林彪同志呢，又老是手忙脚乱地派亲信大员送有人要谋反的急件密信。把他的生命安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李进（注：江青别名）同志呢，到了关键时刻又一点都没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度，见一封密信签一个名。照此办理，还要不要搞革命？只怕是连吃饭睡觉都搞不成了，枉论革命！因此，就必须借对"小爬虫"的痛斥，抚天下众将军之心。不然的话，南京军区揪许世友"许再道"，济南军区揪杨得志"杨再道"，福州军区揪韩先楚"韩再道"……，军无宁心，国无宁日，尽让刘少奇、邓小平在一旁看笑话，还要不要收场，是不是该收场了呢？怎么才能收场？长江水无法游，武昌鱼没得吃，伟大舵手不能不心乱如麻，说出同１９６６年年底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而在那一次，他当着庆贺他生日的中央文革各位要员说：让我们为１９６７年的全面内战而干杯！惊得在座者个个目瞪口呆。 毛泽东极少作违心之事，而这一次在武汉，他最终却还是接受了各方劝告，恋恋不舍地连夜辞别了怒涛翻卷的长江，赶到东海之滨闻污浊黄浦江水的熏臭去了。驾驶着在惊涛骇浪中一着不慎就可能倾覆的航船，伟大舵手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还是心涛起伏，比掀动扑打那航船的惊涛骇浪翻腾得还要厉害？那段时期紧随舵手左右的张春桥，一定独具慧眼，有他自己独特的观察体会。他用手指轻轻一点，就把革联指和上海工总司某些头头苦心合谋的"拂晓行动"计划，有如气球水泡一般戳得粉身碎骨，是否就是对这一观察体会的实际运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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