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发问：现在都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他的自我回答是：文化大革命大概需要三年，因为造反派夺权的全面胜利，到１９６９年夏天就差不多了。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建各级党组织，运用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稳定文革造成的既成格局，是他在心中思考筹划的下一个步骤。 远在长江以南的锡城市老百姓，在１０月１３日这天早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图，当然一无所知。那些步行的、乘车的、骑自行车的市民们，在加入苏南工学院大门外那条街道上的上班洪流时，却发现有一辆并不“呜呜”鸣叫警报的红色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进工学院的大门。工学院一大清早失火了吗？哪里是浓烟？哪里窜火苗？为何不拉警报？何以只有一辆消防车孤军上阵？人们好疑惑。可是，他们受工学院的围墙和黑色的铁栅门阻挡，无法象一般火灾发生时那样，为满足他们所具有的强烈好奇心和看火灾的爱好，深入现场搞观摩或调查研究。其实，即使不受铁门高墙阻隔，不惜付出上班迟到代价，他们也无法窥见欣赏到消防车在浓烟烈火中奋勇救灾的壮烈场面。因为在消防车拐进的那个弯道口的不远处，挡着王小燕和曲湘川曾经有过一段非凡经历的小洋楼。而在那条通向小洋楼的道路两头，都已经被市“文攻武卫”战士，加以严密地封锁。土制的钢盔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红缨枪的飘穗在晨风中严肃地飘动。就是无围墙铁门阻隔之难和上班迟到之忧的工学院师生员工，也被挡住去路，无法知道消防车开进小洋楼旁那条被水塔当头拦住的死路作何贵干？他们遥遥聚集在小洋楼前那条林荫道东西尽头的两个丁字路口，听消息灵通者讲解消防车到来之前，先有救护车来往的曲折情节…………（为防剽窃版权，此处作大段情节删略）。 １９６８年的９月７日，是一个应该大喜大庆的日子。代表中共中央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著名社论，社论欢呼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极其壮丽的一幕”，并且指出：“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论还传达了毛主席把在《十六条》中提出的斗、批、改任务进一步具体化的最新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可是，从武遥被张春桥点名之后就似乎噤若寒蝉的马进，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刚被院革会内部列入下一轮“五·一六”学习班的审查名单，却迫不及待地自动跳出来，突然以个人名义，异想天开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自称“经过一番认真的回顾思考”，“形成了一点个人看法”，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他的“个人看法”，大致可以归结如下：鉴于西方民主为垄断资本所操纵控制的反动实质，吸取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从“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主人”的严重教训，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是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伟大尝试，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新曙光。 按他马进个人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体会，感到参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经验，对国家官僚机器和阶层形成有效的群众性监督体系，加强党群关系，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也许是文革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和设想。《人民日报》在６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发表的《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的最新指示精神，强调“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可是，据他所掌握到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状况却十分令人失望。他随之列举了大量事实，对锡城市及其邻近地区普遍存在的“结党营私”、“以人划线”、胡作非为、以权谋私等情况，描绘了一幅极其阴暗的社会图景；并且强调指出：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这些地方所盛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长制式个人独裁统治，基本上代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背离了巴黎公社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动辙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大批干部群众，扣上“反党乱军”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手段之酷烈，程度之深广，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指！如果毛主席党中央对此不采取断然措施，有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胜利成果，产生根本的动摇和怀疑。 假如马进光是用上面这些危言耸听的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玩弄一下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游戏，也许他还不至于落到脑袋开花的悲惨结局。问题是他对造成上述“令人失望局面”的原因，还作出了一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分析。其要点为：１〕他竟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对发动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文革前夕中国各阶层各社会集团（特别是对军队系统）的政治立场态度，缺少系统化、定量化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文革运动每一个重大步骤的出马，常常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应急性和偶然性；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某种程度上的前后矛盾性，对导致人们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白热化的派别斗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下令部队介入地方，一忽儿“揪军内一小撮”，一忽儿又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而上面所提到的“结党营私”、“以人划线”、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等后遗症，几乎都同这些由此派生出来的派别斗争，密不可分。与此相联系，高层领导中的个人沉浮，往往代替了政治原则和路线斗争的是否标准，进一步助长了“跟人不跟线”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好多人对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抱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找靠山、随势倒、关系高于一切的恶劣风气，不仅毁掉了一批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而且了毒化我们民族的社会心理，其长远的消极影响，将会在今后几代人的身上逐步表现出来。 ２〕人们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的农业大国，在人民普遍缺乏基本民主训练的情况下，采用“大轰大鸣”的大民主方式，能否达到文革纯洁干部队伍、加强民主监督的目标？马进谦虚地表示：他不想以自己所了解掌握的局部情况，以偏概全地作出没有把握的总体性结论；但是希望党中央能通过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对此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他认为：毛主席匠心独具地提出了“斗私批修”的指示，希望以此提高人民掌握运用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总体素质和水平。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派别、权力和关系决定一切，“斗私批修”的具体实施和效果，就大都流于形式。 马进在信尾十分恳切地表示：受个人认识条件的制约局限性，他的一窥之见很可能失之偏颇。但他真诚地希望毛主席能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气魄，亦发动全党全国人民对刚刚尘埃落定的这场大运动，按照老人家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一场心平静气的大讨论。而且衷心地希望：今后中国不管搞什么大运动，事先都要按毛主席一向强调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民族传统智慧，和文革中一再强调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思想，开展广泛充分的讨论交流，以增加共识，减少避免失误、混乱和人民内部的对立冲突。 最后，马进虽然在他的信中发了好多惊世骇人之言，却仍然难免按当时流行的俗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马进自认为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因此他把自己的信，按正常的渠道，投进了邮局的信箱。可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给信件打邮戳时，一看到“党中央毛主席敬收”的抬头，立即就上交有关部门拆检审查。审查的结果，初步认定全信通篇毒汁四溅，所谓“以人划线”、“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之类的话语，实质上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影射攻击。那些对所谓“跟人不跟线”、找靠山、随势倒、关系高于一切”现象的抨击，实际上是发泄对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不满怨恨。信中所诬蔑攻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则是为受到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惩处的“五·一六”反动分子鸣冤叫屈。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人民“文化程度低”、“缺乏基本民主训练”之类，恰恰反映了这位“为民请命”的英雄，骨子里却对人民群众十分地蔑视和仇视，以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他那些“文革缺乏充分准备”，“运动带有较大随意性、应急性、偶然性、前后矛盾性，导致人们普遍思想混乱和白热化派别斗争”的谬论，更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所作的最放肆、最赤裸裸的否定和攻击！也是为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推卸罪责。马进有关“斗私批修”流于形式的恶毒诬蔑，则是他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罪证！而最后的那两句祝福话，不过是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惯用伎俩。马进虽然在一般市民中知名度远远不及武遥，在市内有关当局的眼里，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这封形为“忧国忧民”、实为诋毁诽谤毛主席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件，立即被送到了实权在握的市革会第一副主任蔡国柱的办公桌上。蔡国柱虽然对信中有关部队介入地方的非议特别愤愤不平，就总体而言，却大喜过望。立即指示市公、检、法把自投罗网的马进逮捕，从重、从严、从速判罪定案。具体办案定案人员心领神会，以雷厉风行速度，判处马进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猖狂诬蔑反对文革和人民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措辞严厉的判决，一送到当时同样由军人主政的省高等人民法院，立即核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２日的锡城市，警报响，摩托欢，大街满，人头攒。行刑前游街示众的浩荡车队，由“隆隆”震响的摩托车和“呜呜”鸣叫着警报的警车开道，耀武扬威地行进在通望苏南工学院的大道上。在离工学院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就是闻名锡城市的枪毙场。在第一辆草绿色的军车上，载着三名五花大绑的枪决犯。车厢两侧，一面是一个自作聪明地用报纸铅印字剪贴拼凑“打倒毛泽东！打倒林彪！刘少奇万岁！”反动标语的现反分子，一面是一个强奸杀人犯。两颗头皮剃得溜青的光头，两张面如死灰的脸，两双在金黄色的秋阳温煦照拂下紧闭如缝的眼睛，显示出这两名死刑犯，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今天的下场！那种面临末日、绝望无救的悲苦恐惧，使每个大街两旁具有恻隐之心的观望者，在“阶级敌人伤心难受之时、人民大众高兴开心之日”的时刻，外表个个现得兴高采烈，内心却阵阵地发紧发颤。想到活生生的人命，只要经一个扳机轻轻地一扣，就立即化为乌有，物伤其类的本能性伤感，使得这部分生性软弱、敌我不分的人类同胞，觉得老大于心不忍。在这鱼龙混杂的观摩人群中，当然也一定混有尚未暴露的罪犯，正在心惊肉跳地看着自己的同伙接受人民的严厉惩罚。这两类人，或是应该加以改造，或者应该加以打击。总之，都是革命的清除对象和目标。而我当时站在人群中却想：如果这大街两旁少了这两类分子的存在和围观助兴，只留下清一色纯粹看热闹的眼睛和麻木不仁的头脑，这兴师动众的游街，也就变得毫无目的和意义了。而使作者当时最感触动的，当然不是这两个配角型的死犯，而是车厢前端正中站着的马进。他的头皮也泛着光溜的青黑色；他仟瘦的脖颈上，也高高斜插着名字上打着红叉的令箭形判决牌。但是我不知道：在构思酝酿和书写寄出那份信件的时候，他是否预见到了今天的下场？以他的政治智商，我想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明摆的风险。可是面对秋阳金黄色的光，面对工学院门口那些观望者熟悉的脸孔和眼神，他那被剥夺了戴眼镜权利的双眼，却没有象与他同赴黄泉路的伙伴一样，闭成两道由绝望、恐惧和悲苦所构筑的黑色纹路。他的表情，显得安详而宁静。如果不是有一条车下围观者所不易察觉的细麻绳，死死地勒住他的脖颈嗓门，他那不停挣扎扭动的头颅，分明显示出他要想同他所熟悉的学院同事和学生，说上几句最后的告别话。或者，他那扭动的头颈，也许只是在人群中寻找他的妻子、女儿和丈母娘。他深信在这人生给予的最后一个告别机会中，她们是一定会抑制住心头的无限悲痛，强打精神前来为他送行的。也或许，他不过是想透过人群的头颅，看一眼永远使他心头感到亲切留恋的工学院的校门、校牌和校舍。 他那仍然年轻却显得皱纹过多的额头，此刻在想什么？他是否象好多临刑前的垂死者一样，会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每重要的一页，惟恐不及地作一种急速的翻转回顾？他是否想到了自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所遇上的那场幸免于难、现在看来当时受难却能使他今天免于死命的反右运动？他是否会记起他下乡作四清动员报告时的那个土地庙，和那个忍辱负重的石街村民偷偷送上的一捧鸡蛋？他是否回忆起自己对那些刮“经济风”的“二等公民”们，借着马克思的经典说法所作的那个既充满人道主义同情又充满政治谬误的理论辩解？他对“一月革命”中的翻身者所表现的狭隘复仇心理，曾经是何等地失望和反感；而当这些造反派受到枪杆子镇压之时，却又竭尽全力地为之辩解辩护，不惜因此而种下最终置自己于死命的冤仇！作为一名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思考型代表，他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民族命运前途所作的思考与关心，也许比挤拥在这校门口的任何一名年少或年长的知识分子同类，都要深广，都要执着，都要痴迷。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不可能对符合这生活法则的结局，一点都没有预料。事实上，早在他看到自己的师长同学在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难遭罪的时候，在他于土地庙里见到回乡监督劳动的高远时，他就认定：历史的前进，总是需要无数的铺路石作代价的！仅有的区别，就在于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作这铺路石。此时此刻，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属于自觉一类的吧？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显得如此平静，如此安祥？ 然而我想，他也未必能完全预知：为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独特的见解，为了使最高领导能够听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和相应的思考分析，他竟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人生代价！这代价，就是有一颗滚烫的子弹，将要在高速旋转之中，无情地敲碎他那坚硬的头骨，把他太过丰富、太过敏感的思维神经，象一把笤帚插进贴大字报的浆糊桶里，不由分说地乱搅一通，把它们捣成一团血肉模糊的浆糊。从此，他再也不能开口，再也无法为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献上他的哲理思考、独到见解和敢于说真话的无畏勇气。当他刚被收审的时候，他虽然曾从最坏处着想；但是这最坏的着想打算，仅不过是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象他这样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再聪明，也有痴呆的地方。他只想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确实是一片好心。他相信：这封信虽然不一定能抵达毛主席的手中，但是他身边那些拆信看信的人们，一定不难从他那些也许是不无偏颇的词句中，发现一片好心。而他却忽视了：他的自由通信权力，经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并不享受法律字面上的保护。而缺少法律保护的信件，根本就抵达不了它本欲抵达的、可以确保他生命安然无恙的地方。而事实上，如果这封信真能上达天庭的话，如果毛泽东真能读到它的话，尽管英明领袖也许会老大不高兴，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推断判定：他绝少可能会因此而治马进的死罪。以我们对老毛处事为人习惯的了解，相反，他也许甚至会给他以某种程度的赞赏。而在老毛的权力达到这空前绝后的顶峰时期，他手下那批“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吏，却可以高扬他的大旗，随心所欲地杀掉那些他觉得命不该杀的甚至应该得到赏识的不幸者。这种情形存在的本身，无论对老毛，还是对所有对老毛真诚崇拜和无限热爱的中国人，都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和悲哀！也许就凭这一点，已经足以证实马进的“偏颇之见”不无道理。马进如果想到这层意思，应该可以自豪地开颜一笑。 根据我当时的亲眼目睹，他在游街车队开近工学院大门口的时候，苍白的脸上，确实是突然挂起了笑意。然而在这显现的一丝微笑中，与其说是显露了一种自豪之情，还不如说更象是泄露出一种懊恼与后悔。那样一种机械僵直的笑容纹路，在明眼人看来，毕竟不够潇洒，不够自然，而是明显带着强颜欢笑的成分。他明知笑不好，却也不能不笑。因为他终于凭着模模糊糊的视线，在人众中瞥见了他的妻子和岳母。遗憾的是，他却没有能够看到他那已经初懂人事的女儿。他既显得失望，又显得高兴；心中情不自禁地夸奖妻子想得周全：无论如何，为了女儿健康的心理发育成长，为了不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一个永远滴血的创伤，这种缺席殊为必要！他看到自己两位亲人的身边，站着许多他以前的前长征兵团的学生，他的心中，是否应该能为此感到一丝欣慰？在这生离死别之际，由于没有眼镜的帮助，他无从分辨他亲人脸上的表情。由于没有镜子的关系，他也看不到自己脸上的表情。然而，至少他能明辨自己此刻的心情。也许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才突然理解领悟到：什么是生死离别的真正滋味！这种滋味揪打着他的心灵，一定是使他起了一种心如刀绞的感觉。而他的那种笑容，如果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催化出来的，就不可能不僵直，不可能不带有强颜欢笑的成分。试想：如果是我们自己死到临头，我们能做到百分之一百地笑容可掬，视死如归吗？事实上，当时好多根本没有身命之虞的旁观者，都做不到保持一种开朗自然、安之若泰的心情。当游街示众的车队一离开工学院校门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岳母，首先就双双晕倒在她们身边学生们的臂弯里。而那些经历过文革风浪锤打的大学生，或者亲眼看到过马老师那封信的抄印件，或者听说过信的具体内容。虽然他们凭着自己前所未有的成熟和独立思考头脑，并不觉得马老师信上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有些说法如果细加推敲，似乎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可是，他们却根本无法接受这是一封“恶毒攻击”的反革命信件。他们一向为自己在文革中所表现的敢于怀疑权威、敢于独立思考而自豪。在他们的眼中，马老师不过是把这种他们所引以为自豪的怀疑思考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有了文革后期的诸多痛苦体验和失望，他们的怀疑思考能力，正开始渐渐向更高的层次提升。他们已经常常在向自己提出类似马老师提出的疑问。当然，以正统的观念看，马老师对毛主席本人也提出质疑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如果对各级党委领导不能质疑的正统观念可以破除，为什么就不能对党的最高领导同样质疑？事实上，他们知道最高领导作过好多提倡听反调、提倡独立思考的诚恳表示。马老师不过是在身体力行这些最高指示而已，何罪之有？他们在内心，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无法把他们所崇敬的哲学老师，与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上等号！他们把眼泪强咽进肚里，认定这是掌握市革会大权的“丘八”们，对怀恨在心的工学院造反派，所作的一种最无法无天、最肆无忌惮的公报私仇！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直接承受这种残忍报复的后果，虽然他们自己的性命安然无恙，他们的外表和心情，却比失去生命前一刻的马老师，还要别扭和伤痛。那天中饭和晚饭后的学院食堂里，到处是触目可见的剩饭残汤和咬过几口的馒头，就是一个明证。而这个清晨所突然发生的事件，更是昭明彰著，显示了一股暗中奔涌的悲痛和愤怒！ 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终于被消防车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地粉碎了。工学院的化学实验室，立即成了追查这一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可是，专案组人员很快就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实验室从来就不进高浓度的硫酸液。如果王小燕此刻身在校园，她是可以排上头等嫌疑对象的。可惜，从６８年初春时分起，她就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有传言说，她在参加一个全国性“炮打张春桥”秘密聚会遭到搜捕时，她父亲以前的另一个老战友帮助她逃离了险境。如今，她已漂洋过海，在菲律宾参加了新人民军的游击队，一如既往地贯彻实践自己的理念和信仰。也有人说，她已经被菲共游击队枪毙；因为菲共暗中接受中共的“革命援助”，对后期掌管这一行的张春桥言听计从。总之，王小燕是无法给革命人民提供活生生的靶子了。院革会领导面对破案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并不消沉气馁，而是把不利当有利，将挫折当动力，借着这一充分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典型事例，乘机在工学院内部，进一步掀起了大张旗鼓整肃阶级敌人的高潮。 与王小燕合伙流蹿徐州从事颠覆锡城市革命委员会罪恶活动的奚大雄，在《人民日报》有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发表后，就以卧轨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间。对于他的死，有各种不同的解说版本。有的说，他并不是自尽，而是在与徐州市的造反派发生内哄时，被人打死后为逃避责任，拖到铁轨上伪造自杀假象。有的说，送他上西天的人，实际上是锡城市公革会派出的特工人员。这种说法，特别受那类侦探小说爱好者的青睐。也有人说：奚大雄确实是自杀。党中央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他陷于极度的悲观、绝望和痛苦之中。从革命的理智和党性原则出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不能违背党中央的意思，硬坚持锡城市以及同锡城市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的江苏地区，却是“一片白”的现实。从感情上及其流离失所的自我政治处境出发，他又怎么也接受不了这“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残酷结论。他把头颅交付给铁轨，仿佛希望撞碎他脑壳的飞转车轮，能够带他去见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解答他的困惑，清除他的苦恼。然而，按照最终回锡自首投案的金阿二的交待：导致奚大雄自杀的主要原因，却是非政治性的。在他臂膀被车轮轧得血肉模糊的一只手里，仍然握着他妻子留给他的那份绝命书。那张皱巴巴的纸头，原先似乎前后浸印过夫妻两人的斑斑泪痕，此刻却溅着丈夫星星点点的肉浆，上面写着：“大雄，当你看到这种纸头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不要以为我是用自己的死，来发泄对你的怨恨和谴责。不是的，我永远感激你带给我的那份关怀、尊重、疼爱和欢乐。是我自己不好，我不应该忘乎所以，对生话抱有太多的期待和希望。当这些希望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时，我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女人似乎永远是弱者，而我则更是弱者中的弱者。玉芳是对的：我既没有充分的资格，又没有合适的能力，帮你照顾好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因此，我不得不与你永远告别。请转告我对玉芳的真诚祝愿。凌漪１９６８年５月４日凌晨留”金阿二知道：凌漪在奚大雄登上火车去徐州那个凌晨所留的这封绝命书，是在她吞食安眠药自杀身亡后的一个多星期后，才经过辗转周折传递到奚大雄的手里。从此他发觉奚大雄就经常变得精神恍惚，（反）革命斗志一落千丈。因此按金阿二亲眼目睹奚大雄自杀现场的情景作推测：他自寻短见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召唤。作为一个工人造反派，奚大雄不会具有那些知识分子造反派才具有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显然，他只是向老婆学习看齐，不甘落后地去追赶他老婆的脚步了。金阿二所提供的情况也许更为接近实际；但是，他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市货运公司，奚大雄一心要想打倒的崔志中成了公司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干部，而原党委书记邱铭却成了“走资派”。这样一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显然是奚大雄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和接受的！ 同王小燕曾经有过深厚革命情谊的曲湘川，自从在《长征战报》上发表了他那篇揭发批判武遥的大作之后，两个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但是这种裂痕在开始阶段，并不具有使两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的性质。尽管由于父亲的关系，王小燕对自己的武遥叔叔有情独锺，有着特殊的敬爱和尊重，在毛主席所倚重的张春桥公开判处武遥政治死刑的大前提下，曲湘川在兵团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同王小燕所作的个别意见交换，所持的立场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有一段时间，王小燕甚至确实认为自己是以个人感情代替了革命原则，并为自己不能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象曲湘川、朱兆平等一样，向旧省、市委用来破坏捣乱锡城市文革运动的大黑手武遥猛烈开火而羞惭不安。她同一向视为兄长的曲湘川之间的彻底破裂，是从在市革会门口的一次奇怪遭遇开始的。 那天在市革会小礼堂听完蔡国柱的报告后，王小燕刚走出离原市委现市革会大院不到一百米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北京牌军用吉普车从身后追上来，“嘎”地一声在她身边刹住车，一个相貌威武英俊的年轻军人，摇下车窗叫住她，彬彬有礼的请她带个纸条给曲湘川。王小燕很诧异：一是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位不佩红领章的年轻军人，而人家却认识她。二是她认得这辆北京吉普车乃是杜军长的专用车，虽然其性能并比不上蔡国柱所坐的苏制“嘎斯６９”，却因为这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所乘的车型，坐上它，就获得了某种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因此整个驻锡部队就此一辆。面前这个年轻军人既然可以动用杜军长的座车来追赶她，说明他的来头不小。第三是她步出市革会大院时，见到曲湘川正同育文庆黄军等在院中的花圃前闲聊；而这辆小车显然就是从大院里开出来的。 “曲湘川就在大院里，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他呢？”王小燕惊异地发问。 对方却微笑着回答说：“你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谁叫你是他的亲密革命战友呢？你有责任帮助他。”说完对司机一挥手，那北京吉普就一下蹿得无影无踪了。 王小燕听对方的回答得很奇怪，就按他的要求打开纸条看；一看就大吃一惊！那样一个彬彬有礼的托讯者，却留给人几乎不能相信的潦草字体和流氓型的威胁口气：“姓曲的：如果你还敢围着姚美珠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昔子杰。” 傍晚在工学院食堂里，王小燕碰见曲湘川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把纸条交给了他，然后歪着头颈静观其变。曲湘川打开叠成“Ｘ”形的纸条一看，似乎大惊失色，却竭力稳住神情和语调，对她故作惊奇地问：“你从哪里搞来这莫名其妙的纸条？昔子杰，谁是昔子杰？” 王小燕冷冷地回答道：“我想，你该去问那个使唐延言发疯的姚美珠吧？至少，你认识她。这个纸条，可是我从杜军长的北京牌吉普车上收到的，来头可不小。怎么回事？革命革出了头，有闲空同公子哥儿比试起追女人的本事来了？别忘了，你可是有了妻室的堂堂市革会副主任啊！” 曲湘川赌咒发誓地否认。王小燕不作定论，含笑而别。然后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使曲湘川在王小燕面前不攻自破，无地自容…………（为防盗版侵权，此处作大段情节删略）。 到了１９６９年春，曲湘川终因斩不断同姚美珠藕断丝连的关系，被前来探亲的结发妻子撞破；再加上昔子杰背后趁机兴风作浪，颇得蔡国柱欢心的他被连贬三级，一头栽到市郊当了一个公社革委会的主任。上任第一周，他就接待了一名意想不到的来客。这位惶恐不安的来访者，不是别人，却是三年前他在下乡四清时认识的高虹时。故人重逢，接待的态度自然是分外地热情。可是言归正传后，会见的气氛，就变得十分地沉闷起来。曲湘川在官场上混了这一段时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变化之一就是学会抽香烟。此时此刻，高虹时反映的情况这么棘手，对着熟人又不好意思说一通推诿敷衍的话，就一个劲地猛抽香烟，直把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弄得烟雾腾腾，竟使得高虹时一下忽发联想：在她丈夫葬身火海的铁甲车内，刚开始时，一定也是这般烟雾缭绕、呛人眼鼻的吧？由于起了这种使人感伤的联想，于是鼻子就发酸，伤怀死者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滴下来。曲湘川对朱坤兴惨死在自己学院门口的大武斗中的消息，自然是感到非常地遗憾和痛心！可是，他怀疑高虹时此刻洒的眼泪，也同被戴洪发在清队中乱棒打死的高远有关。原属自己一派的锡山县农民造反军司令高金福因猖狂反党乱军，现在正关押受审。妄图“右派翻天”的高远充当他的狗头军师，被重新上台的戴洪发抓住把柄“秋后算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曲湘川已经同反党乱军分子划清了界线，又刚刚在男女问题上栽了跟斗，而且现在他也不再似当年下乡搞四清时那样血气方刚，头脑简单，当然不便支持高虹时与戴洪发继续对抗。无计可施地闷头思索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就埋头给黄军写了一封短信，严严密密地封了口，然后把信交给高虹时，语气坚定而沉着地安慰她：“你就去找这个黄军。他过去是九·一九的头头，现在是市革会委员兼群众工作部负责人。你丈夫既是九·一九的核心组成员，又是九·一九的烈士，他对你的困难处境，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高虹时千恩万谢地告别了曲湘川，就到市革会群工组找黄军。已经同史苏星暗中敲定了革命伴侣关系的黄军，见了烈士的遗孀，读了曲湘川道明历史原委的信件，果然态度热情。“我跟你丈夫挺熟，以前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很爽快地对高虹时说：“其实你直接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全力帮你。那个姓戴的既然现在还想整治你，简直混帐透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种人重新上台！我现在就帮你联系，尽快帮你把户口转到市郊来，他就鞭长莫及，只能对你干瞪眼了！” “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户口问题。当初我跟朱坤兴结婚后，管转户口的部门瘫痪了，没来得及办。”高虹时一边诉说，一边觉得这位年轻领导办事地道，不仅懂得抓住关键问题，而且古道热肠，细致周到。交谈中不仅问寒问暖，还主动给她留了电话，并且不兴欺哄，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工作难度告诉她：因为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和同邻县的地区关系，需要耐心和时间。但有他黄军在，至少对方是不敢如他们扬言的那样，派人来把她绑回原籍去的！高虹时心中得到无限地宽慰，一想到在清队中死于戴洪发手下人乱棒之下的高远叔，和仍然生话在戴洪发淫威之下的母亲，感激和感伤的眼泪，再次刷刷流淌到了她那张美丽动人的瓜子脸上。黄军在以前“九·一九”召开的“烈士追悼大会”上，已经见过高虹时的出众风采，脑海里留下过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当时她那副楚楚动人的哀伤状，使许多与会的“九·一九”战友，内心都为朱坤兴烈士艳福既深且短的命运，大为感慨和遗憾！此刻高虹时那乌黑的杏桃眼和白嫩的脸腮，重新挂起晶莹剔透的泪珠，就象露打梨花，雨洗玉兰，把个血气方刚、热肠如火的黄军，两眼痴痴呆呆地瞪直了，半晌才突然回过神。内心不无羞惭地走出门去，不厌其烦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新毛巾，硬塞给烈士遗孀擦眼泪。 从那天起，黄军就经常通知高虹时去见他，通报进展情况，了解锡山县西塘公社西塘下生产大队革委会的最新动向。高虹时碰到这样一个年轻的热心人，就象又碰上了当年那些下乡四清的大学生，原先走进市革会大院时所存的心理隔膜和距离，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每一次的会见和问长问短，不但使她惶恐不安的心恢复了镇定，而且竟好象还给了她单调沉闷的生话，增添了一种寄托和希望。可是，就在据说她的户口问题接近解决的尾声阶段，她按约定去见黄军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一个晴天霹雳，几乎把她炸瞢。黄军万分遗憾地告诉她，刚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她的户口不仅不能转进市郊婆家，而且要服从原籍生产大队革委会的领导，尽快返回老家“抓革命，促生产”。 “为什么？”高虹时问话的声音，几乎带上了哭的调子。 “我也不清楚。说是根据内部掌握的政策。”黄军耸了耸肩。 “他们没向你说清那是什么内部政策吗？你可是代表市革会去找他们的呀！”高虹时在突然的打击面前，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她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思辨头脑。 黄军被问住了。怎么跟她说呢？内中的实情，他实在觉得难以说得出口。事实上，作为蔡国柱老实听话的亲信而调到市公安局当革委会主任的育文庆，一开始也确实是用“内部政策”来搪塞他的。他当时就反击：“哎，我说育老兄，不看咱们当年一起革命造反的情分，就看我现在是代表市革会群工组为人民办事的分上，你也给把这个内部政策给兄弟亮一亮吧！” 育文庆被他将军将住。顿了半晌，才推心置腹向他露底牌：“跟你实话实说吧，这可是史苏星的主意。” “史苏星？”黄军颇惊讶：“她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帮着那个土皇帝欺负人呢？” “我怎么知道？有闲将我的军，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你俩之间，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吗？”育文庆语带双关地敲他。作为原“九·一九”高层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育文庆对他同史苏星的关系，自然了如指掌。 聪明的黄军立即回过神来。他记得上星期在约见高虹时的当口上，向来不上群工部打搅他工作的史苏星，却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而当时因为天气热，看到烈士遗孀在烈日奔波下之后，汗水不仅黏湿了她的乌黑鬓发，也黏湿了她半透明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黄军为显示党对来访群众的体贴关怀，给她打了一盆温热的洗脸擦汗水。如今担任市革会副主任要职的史大忙人，这天撞进门来后，却游哉悠哉地坐到高虹时的身边，同昔日战友的未亡人，从年龄、个人问题前景打算，到家庭、孩子的情况等，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了十多分钟。第二天两人幽会，史苏星就夸奖黄军在工作态度上有巨大的长进，那种对来访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体贴备至的精神，使她深受触动和感动。黄军以装聋作哑的态度，欣然接受上级领导的表扬称赞，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把未婚妻同高虹时作细细比较。是的，高虹时虽然已没有她所具有的那种青春活力和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却有那种少妇型的娴静、圆熟和温柔的风韵。在黄军的眼里，史苏星那个俄罗斯型的的脸容和身材，虽然是富有吸引力的，却无法同烈士遗孀那张巧夺天工的瓜子脸相匹敌。而更重要的是，他在高虹时的面前，可以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而她所射出的那种感恩戴德的美丽眼神，使他觉得乃是人间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享受和乐趣。而当他和史苏星在一起的时候，位置就完全被颠倒。史苏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他流露居高临下的态度，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不作自我批评。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是：他可不是高虹时，因此并不习惯对居高临下者感恩戴德。史苏星作为一个极聪明、极敏感、极有办法和能力的女子，当然不会对黄军的内心世界置若罔闻，毫无体察。凭着这种体察，她稍会动一下小手腕，就把黄军借职权便利见异思迁、想入非非的错误倾向，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责任、爱情与权力相交织的复杂微妙游戏，黄军是无法向高虹时坦诚相告的。面对着烈士遗孀眼泪汪汪的焦灼脸容，他沉吟半晌，最终心生妙计，力主高虹时直接去找蔡国柱。“你们在追悼会上见过面，还一起在烈士遗像面前合过影，当初你丈夫还是他亲自选中的核心组成员。对，找他去，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 高虹时受了黄军的启发鼓励，觉得阳光灿烂，柳暗花明。仗着有黄军派出的一名工作人员作陪同，毫不犹豫地直上那圆弧形的楼梯，去原市委办公大楼的第三层找蔡国柱。可惜，出席过党“九大”的蔡国柱现在权倾一时，万务缠身，并不是随时可以见人的市革会头号人物。而原任市革会主任的杜军长，已经带着威名赫赫的“常胜之军”，去了乌苏里江畔的反修第一线执行其本职工作。在外间屋子里，现任市革会办公室主任的包裕民，抱歉地告白：“蔡主任工作繁忙，有事可跟我说。”高虹时颇感失望之际，仍然坚持要面见蔡主任本人。也许是高虹时求神心切，心诚则灵；也许，是靠丈夫在天之灵的护佑，蔡国柱不迟不晚，偏偏在这时候正好从里间办公室踱出来，一眼看到高虹时，立即就认出她来。热情地打招呼，关切地作问候，不嫌忙累地把她邀请到办公室内间作细谈。高虹时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严格遵循黄军的吩咐，略去戴洪发图谋报复的复杂政治背景不提，只把她在转户口问题上面临的阻难，就事论事地向新生红色政权的代表人物作倾诉。“什么内部政策？借了内部两个字，就可以什么交待也不给，一句话就置人于死地？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衙门作风，看来还并不是换上几个新生力量，就能解决问题。”蔡副主任带着愤慨，随即给育文庆打电话。自不必说，阻难立即迎刃而解。更使高虹时受宠若惊的是，这个不忘死难烈士革命贡献的市革会首长，竟一定要包主任派一辆小车，风风光光地把她送回朱坤兴烈士的故居。 在这篇小说里所有出身有问题的主要角色中，高虹时也许是一名唯一的幸运者。在蔡国柱的亲自干预下，她的转户口问题不仅得到了顺利解决落实；而且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党的“九大精神”不断深入人心之际，“九大”代表的夫人时红霞亲自下公社找曲湘川，说明她年老体衰，在文革中被奚大雄那伙人打伤的身子又多病多灾，三天两头歇病假，还是操劳不了那个家。为了让老蔡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确保他每天都能精力充沛、无所牵挂地投入革命，有关方面已经决定，要曲湘川通知文革烈士遗孀高虹时上她家去当帮佣；并列入市革会勤杂人员名单发工资。 高虹时在蔡国柱的家，一呆就是五年。直到在１９７４春，蔡国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劫难逃地成为与林彪黑线有牵连的清洗对象，高虹时的名字，才从市革会勤杂人员的工资名单上去掉了。在这五年中，虽然人生难免会有舒心一时或别扭一时的事情发生，就总体而言，高虹时的生话是风平浪静的。其中值得一提的舒心事，是她的母亲在蔡国柱无远不届的政治影响力下，终于摘掉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主婆”帽子。而使高虹时至今还心感愧疚别扭的是：在蔡国柱夫人的亲自陪同下，她去医院做了一次颜面无光的人工流产手术。当然，那是在她的身形尚未使公公婆婆和外人看出异样的时候。在那种年月里，小百姓家的寡妇如果莫名其妙地大了肚子，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的人民医院，也不会随随便便接纳你。如果正好搭上一个什么运动，很可能还会演变成一种阶级斗争的迹象，弄不好连人命案子都会闹出来！因此，市革会主任夫人的陪同，是殊关紧要的。她那张平板的严肃脸盘，虽然被过早来临的“妇女更年期”搞的象结了蜘蛛网似的皱纹密布，却是一张到处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其实，高虹时大可不必为此心存别扭愧疚；她出这种纰漏，是情有可原的。在穷凶极恶的小权势面前都无法抵挡的事，在和蔼可亲的大权势面前，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 在１９７４年春夏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靠近市中心的城中公园里，又如火如荼地竖起了一排排的大字报专栏。大字报的内容，主要分成三类：一是揭发蔡国柱卖身投靠林彪，在锡城市为其大兴土木建造特殊的“地下行宫”。二是结合批判孔老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克己复礼”路线，愤怒声讨蔡国柱借揪五·一六”之名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这类血泪控诉大字报的作者，清一色的都是原革联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借着这一机会，为那些至今仍然身陷牢笼的“反复辟委员会”成员翻案。第三类大字报，政治和理论水平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借古喻今，文采飞扬地提醒人们：目前军政合一，各大军区如果拥兵自重，会造成了中国政治格局“尾大不掉”严峻局面！作者呼吁人们认清军阀割据、“骄兵悍将向长安”的现实危险，从弘扬法家“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推进“批林批孔”斗争。这类大字报危言耸听，文字火力富有凝重的历史感，作者多是史苏星领导下的宣传口子中原“九·一九”的那班文人秀才。历史向前推进了六、七时间，他们喜剧性地同以前以“反军乱军”为能事的革联指老人马，遥相呼应地结成了“反军倒蔡”的统一战线。令人费解的是：把这两帮子昔日冤家对头联结在一起的一个奇怪政治主旋律，却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所合伙反对的、全国性的“军人专政”局面，难道不正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大胜利成果吗？与此相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大成果是：令人憎厌痛恨的“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肆无忌惮地席卷全国；文革本意上要加以监督制约的权力，反而变得更加为所欲为！七亿人民跟着老毛头破血流地折腾了大半天，却折腾出这样一种结果来，心中的怨恨和失望伤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如果平心而论，文革的后果和产物并不一概都是消极的。由于在哪怕是最偏远的穷乡僻壤都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毛泽东个人所深恶痛绝的、在前“城市老爷卫生部”英明领导下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医生只为全国百分之十人士服务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举世瞻目的改善；对于这一点，好多即使把文革看作是一场东方式德国纳粹运动的西方人士，都不得不加以承认或赞扬。而锡城市的大部分市民，除了象本作者那样在农村有一大帮“泥腿子”亲戚的人，对这种改善的好处益处既无法感同身受，就难免对它的深刻含意抱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锡城人对待有关要警惕“藩镇割据”的呼吁上。兴许是吸取了文革后的事实教训，觉得“尾大”还是“头大”似乎都与己无关，谁当老大对小百姓来说都差不多；因此他们仅对第二类有关“五·一六”问题的大字报，表示出较多的关心。因为这跟他们的亲友、同事或自身，或多或少有一些直接间接的关联。除此之外，他们牢骚更盛、埋怨更多的，却是当权者们肆无忌惮“走后门”的十二级歪风。他们一向相信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如今却几乎觉得这是一种存心欺骗糊弄！可是一向非常看重保持中国革命纯洁性的毛泽东，此刻却令人费解地为老百姓痛恨的“走后门”辩护说：“后门里进来的有好人，前门里进来的也有坏人。”这样一种诡辩说法，违背了文革要监督制约权力的初衷，回避了“走后门”不合共产党“不拿权力作交易”原则的实质，却在现象问题上兜圈子。因此江青按他丈夫“七、八年再来一次”理论搞的“放火烧荒”，只是把蔡国柱这样的人拉下了马，却并没有能够轰轰烈烈地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烧成“第二次文革”的燎原大火。 对蔡国柱来说，就如他当初的冒升和春风得意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一样，他的下台，也并不孤独。陪着他一起革职下台的政治失意者，那时候在全国范围有一大批，几乎都是各地支左军代表出身的实权人物。这批人的前途和命运，包括地方上所有与林彪毫无牵连但仍然无一例外被请回军营的各级军方代表，其实早在１９７０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决定了。在那个被毛泽东称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庐山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军方人士，开始时都一致热烈拥护国防部长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尽管多数响应者如今都认为他们不过是受了蒙蔽，如果人们尊重历史事实的提示，就不能不怀疑在这些人的中间，是否有人心里其实很明白：如果国防部林部长真能如愿以偿地当上林主席，那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充任军代表的司令、军长、师长、团长等，名正言顺、一劳永逸地兼上一顶省长（书记）、市长（书记）、局长（书记）的帽子，也必然会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自然延伸。也许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按毛泽东所作的反应来看，似乎至少他是朝这个“小人的方向”去揣度和预防的。一个最为基本却常常为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历史事实是：从林彪倒台起，军队在各级地方政权中的影响力，就每况愈下，急剧消退。到了“批林批孔”的后期，似乎是响应政治嗅觉特灵的史苏星摩下一班文人秀才所造的“削藩”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合谋作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重大决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所有在地方任职的军方要员，都不得不把促使他们把那套军人作风刮遍全国的执政大权，恋恋不舍地重新交还给了以前的地方干部。 在锡城市，接任蔡国柱市革会主任位子的，是德高望重的老市长俞迁。原市委书记老陆波已经病故。返家休养的武遥，神志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与他朝夕相伴的杨玲，经常带着女儿杨翼上教堂作礼拜。精明强干的原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则取代武遥在锡城市当了介乎于第二到第三号人物位置的市委副书记。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雷竞天，被蔡国柱在“五·一六”学习班里关了好几年，后来赶到苏北农村去“练红心”。七八年返城后考上大学，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如今在中国一家开放度颇高的社会科学刊物当编辑。在这个世俗主义风靡世界、几乎人人都相信惟有个人主义能把人类带向灿烂明天的时代，他似乎是一名仍然执着于当年为国为民为理想初衷的幸存者。我出国前他有一次曾经对我说过：“我虽然曾为自己的做人信念付出过惨重代价，但却永远是一名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他；因为前年他妻子终于离他而去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谢绝了一家大公司总经理职位的聘请。不久前，作者在通信中同他讨论文革话题时，他对我说：“就其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残酷的斗争手段而言，纳粹运动和文革确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就实质性的民族动机、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取向来看，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学者老是哀叹中华民族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也许，他们应该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上，先为中国人作一个善于自我反省的榜样。文革的根本教训，也许是蔑视、仇恨和对抗不能解决问题，靠伟人的宏图大略更靠不住；中国人应该从每个小学生起，就注重培养相互尊重、理解、关怀、宽容、妥协和合作的国民精神。” 雷编辑尽管空有一堆高洁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独到的见地，却似乎也逃不了有狭隘的民族自尊心理在其内心弄神作鬼；于是在前半段话中，竟然用反唇相讥的态度来傲慢无理地对待恨铁不成钢的西方国际友人。抱着这样一种历史的重负和一味护短的鄙陋心态，怎么能够轻装上阵、精神抖擞地走向下一个世纪去呢？哎，丑陋的中国人！我又遗憾，又为之害羞。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到底是人民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如今，从走俏世界的美国亨廷顿之精英统治理论，到中国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莫言的《丰乳凸臀》，似乎还是林彪赢了。当中国百姓以为自己真被当成了一帮群氓阿斗或“石下草”却又忿忿不平的时候，类似文革的悲剧，会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再次重演呢？而在整个人类地球村上，贵族和贱民之间已争斗了几个世纪的大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终止？要知道，布什总统同萨达姆总统玩起武斗来的时候，使用的可不是“九匪”和“革匪”手中的长矛和古巴刀啊！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稿于多伦多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