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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何贤不像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套理论武装着头脑。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败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忽听说最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那兑换券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凯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又落空了。1936年，人们甚至已用这种纸币生火，小孩子当花纸玩了。现在，却是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儿看涨！“里面一定有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这一天，他没像往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些贪官污吏刮起的。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元兑换券。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何贤就抓住这次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地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就行。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激烈。可由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1939年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后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何贤逝世时，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至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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