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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贤在澳门被誉为“华人澳督”或“影子内阁”，决不是虚言妄语。因为澳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澳门政府无法解决时，往往“点将”求助何贤。每一次，何贤都是积极参与并把事情办妥。 何贤平生，曾经力挽五次对澳门社会民生影响很大的风险。何贤晚年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澳门有过四次大风险，用他的话说：“抗战时两次，之后又有过两次。” 所谓“抗战时代”那两次是指1943年春节前夕，日本特务机关林立的澳门，因其陆、海军特务机关内哄而趁机封锁澳门的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本没有得到最高当局封锁澳门的命令，而只是想将事件嫁祸于澳门“西洋政府”；而那个特务头子又听何贤说他们一行仅代表澳门居民，为了便于下台，免致自己打自己嘴巴，便推出一个特殊人物———在日特机关工作的汉奸黄公杰作为代表，或者叫“替罪羊”，让黄某与何贤等人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久日本陆军就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偏偏第二次，又是同这个黄公杰有关，这次他不是充当替罪羊，却成了惹事的“狼”。 原来，在这之后，这个日特机关代表黄公杰，在东亚酒店长期包房办公，作为日军统治澳门的代理人。黄某虽是澳门人，但以何贤的推断“大概是为日本人当密探”，所以狂放无羁，甚至连葡警也不放在眼中。有一次，他的手下为了争先坐三轮车，殴打了澳门葡警，又掀起一场争斗风波。“西洋警察”不甘心受日本汉奸的欺侮，立即召集葡警队，把黄某长住的东亚酒店团团包围了。 黄公杰忙调动他的那帮特务，持械对葡警进行反包围，并立即去电日本陆军队，于是日本人又运来了几车手榴弹。双方枪口对着枪口，大眼瞪着小眼，一场火并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澳门政府派经济局长罗保博士受命火速解决此事。可是罗保乃葡国人，包围在最外层的日本特务们，一见是西洋人士，也不管你是谁，坚决挡住不许进入东亚酒店，所以罗保再有影响力，也是无济于事。于是罗保只好找到何贤，劳烦“贤哥”出马！何贤为了澳门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马上赶到了东亚。双方人马见是何贤，便都让他进入酒店，何贤对双方申明利害后，再拍拍这边，哄哄那边，好生劝说了一阵…… 双方无话可辩，就都给何贤面子，也趁机赶忙下台，撤走了武装人员，平息了这场小题大作的“恶霸”风波，是“贤哥”出面调停，澳门居民才又免了一场枪祸。 除了这两次外，何贤所说“之后又有过两次”的历险，是指1952年发生的拱北关闸事件，和1966年发生的“12·3事件”。这后两次历险情形，因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故这两个事件在后面再详述。 现在，说一说何贤未强调的那“第五次”历险。这一次按时间顺序，应在“四大风险”事件的中间，时间是1949年冬天。 1949年冬，蒋家王朝彻底崩溃，新中国建立，蒋介石逃到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李及兰部队向万山群岛大撤退时，有的官兵不愿随队伍南逃，便逃到澳门，在公海抢劫来往商船和渔船。此外，他们还经常在澳门抢劫、杀人，丢放炸弹，扰乱民生，危及百姓。 结果形势愈来愈不妙。有一次，一天之内，他们竟在不同街道爆响了四枚炸弹，其中有一枚就在何贤寓所附近爆炸！当时何贤的一个老朋友也遭到歹徒袭击，但上天保佑，侥幸大难不死。何贤心急如焚，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尽管澳门小岛上有七十多个天主教堂，上帝恐也保佑不了澳门。说不定，教堂也遭爆炸和袭击，求上帝，求观音，没用。人呀，还得自己想法子保护自己，救自己。何贤为了安全，除却加强保安员的队伍外，他想出一个法子，就是以高价暗中收购流入市面的私藏武器，以免不法之徒利用这些枪械破坏社会治安。何贤把重金收购的一批批武器弹药，送交澳门警方。此举果然奏效，深得有关人士赞许，澳门的治安也渐渐稳定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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