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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澳门镜湖医院，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何贤从1946年当副主席，1950年任主席，直到去世———整整37年！在任何慈善机构当主席，且一当37年之久，这纪录大概世间少有吧？ “澳门商会也是！”何贤回忆说，“我是1943年在商会任义职，然后做理事，做副会长，做主席，一样是三十几年。我看全世界都没哪个商会主席，做得我这么长。” 澳门商会与镜湖慈善会一样，是与何贤一生关系极其密切的社会团体之一。何贤在他的后半辈生涯中，一直成为声名远播的港澳地区社会活动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着澳门商会这个大舞台，来上演那一幕幕精彩夺目、令人惊叹的人生活剧的…… 澳门商会的全称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11年以前，澳门工商界并无自己的社团，每遇商界之间，或商界与各界之间有纠纷矛盾，需要协调时，就借助镜湖医院，并请澳门各界共同议决。 随着商业的发展，华商日益增多，这种议事方式愈来愈不方便。于是1911年华商萧瀛洲，被推举为首届会长，以同善堂为临时会所。澳门商会从成立之日起，便与内地建立了联系，以“旅澳华商总会”的名义，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内地政治经济风云变幻，都会在商会的一些会议上反映出来，比如值得忆述的历史中，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的立场，就是商会的一场风波，一段话题。 1948年5月的一天，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会会议已足足开了一个上午。偌大的会议厅里烟雾弥漫，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人们不耐烦地频频拿眼睛望着壁钟，大挂钟的指针已指着下午一时，争论仍未结束，会议还不能收场。当时，蒋介石导演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的闹剧正在南京上演，选举“总统”的一幕已经演过，当选人自然也就是这出闹剧的“导演”了。就是在这当儿，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的议题本来是商会本身的日常工作问题，可将近散会时，有两个名叫陈立民和邓成龙的理事突然站起来高声提议：“蒋委员长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这是件大事，我们澳门一方，应该开个庆祝大会，表示祝贺！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会议的人谁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料到有人还会提此“建议”，都不约而同地一时语塞瞠目，愣在了场上……沉默，好一阵子，会场上都是沉默，其实沉默本身已基本表明了人们的态度。以何贤为代表的一群商会理事，当时也还都不了解共产党，但是凭直觉观局势，他们深深知道蒋介石政权不行，快瓦解了，显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一方。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反对开什么庆祝会的。然而直截了当提出反对，那就会授人以柄，所以何贤拐了个弯儿，第一个打破沉默说：“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要花费许多时间筹备呢，草草从事又没大效果，要开就要花大力气！可现在商会工作这么多，忙不过来呀！” “是呀，我看免了吧。”许多理事纷纷附和何贤的意见，会场上一片赞同声。 那时何贤虽然还不是总商会的第一把手，但由于他办了许许多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成绩出色，所以威信与日俱增，他的意见，在商会中有很大影响力。而眼下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之态度，澳门与内地无异，其实也是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抗衡与斗争。 何贤的主张很快占了上风，左右了会场的情绪。那两个亲国民党的商会理事，眼见开庆祝会的提议难以通过，便改变了策略。陈立民发言说，庆祝会不开，可以给蒋总统发一封贺电。这一煽动，立即又使许多原先持反对意见的理事，也觉得言之有理，一时间，谁都不再出声，会议再度出现沉默的局面。 何贤只好转向一直没有表态的会议主席、商会会长刘柏莹。刘柏莹只得含糊其辞地说了句：“我看没什么问题。”说罢，宣布散会。 随后不久，何贤在柯麟等人的帮助下，商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何贤当选为理事长和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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