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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 高森祥腐败案 高森祥，男，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因腐化堕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一 羊年春夜，我们在深圳国贸大厦周围倘佯。只见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装点着美轮美奂的楼宇，辉映着门前接踵摩肩的人群和大街上的车水马龙。 这一带，无疑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一个缩影，是特区人引以自豪的“深圳速度”的真实写照。的确，在短短的10年里，深圳从一个边题小镇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城市，首先应归于改革开放。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迭起，贪污贿赂等腐败风气，也随之而起。在深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共产党员的侵蚀，较之内地也更为严重。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还是“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面临这种严峻的考验。一些人正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下败下阵来，以至于坠入犯罪深渊的。 设在国贸大厦A区圆厅三楼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分行），原行长高森祥，就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他在担任行长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多次收受贿赂（含物品折价），计港币148万元，人民币63万元。 人们也许要问，高森祥是怎样走向腐败的？翻阅高案厚厚的案卷，可以追寻到这个特大受贿犯的人生轨迹。 以挣大把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奋斗目标——这是他早年的精神支柱。 1941年秋，广东梅县某乡的一户人家，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给这个山区的农民家庭添了几分欢乐。只字不识的户主没过多的奢望，只盼这个取名森祥的宝贝儿子快快长大。1949年，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响彻九州的时候，他已是该读书的懂事少年了。由于家庭的窘迫和作为高家三代单传独子，他过多过早地尝到了贫困的滋味和世态的冷暖。开始上小学，母亲给他缝了一条粗布蓝裤，放学回家，母亲怕把裤子弄脏弄破， 硬要他脱下来，光着屁股去放牛。读中学时，因家里穷，连每月3元钱的膳食费也交不起，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脑海里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要好好读书，挣大把的钱，改变穷苦的命运，光宗耀祖。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支柱，他刻苦读书，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厦门大学经济系。 作为一个普通学生，高森祥的这种想法，在当年并不是奇怪的。 问题在于，当他从厦大毕业，分配到国家测汇总局任科员，1975年申请入党，接着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 他的思想自深处， 并没有放弃他早年的这些“抱负”和夙愿。 高森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希望在工作上干出一番事业，希望与此同时，也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得到改观。他肩负着赡养老小的责任，过着清贫又淡泊的日子。他认为在测汇局工作施展不了自己的才能， 实现不了自己的“宏图大愿” ，便在1979年跳槽进了中国银行综合局计划处。 韶华易逝，转眼已近不惑之年。眼前的现实与少年时的期望值反差太大了。他私下抱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他的视线投到了深圳。 1983年， 对高森祥来说是一个吉祥年。这年1月，他告别了京城，也告别了平淡的生活，来到了百业待兴的深圳特区，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任办公室副主任。或许，命运之神从此对他开始特别的垂青。一天，分行负责人把高森祥找来，请他撰写一篇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不几天《关于中行体制改革的报告》便放在了这位负责人的案头。客观地讲，“报告”只是浅尝辄止，但仍不失为一篇对深圳金融体制改革模式作了初步探讨的好文章。 春风得意马蹄疾。随着高森祥对工作表现出的积极与热情，信任与“官运”便接履而来：1984年6月，升任办公室主任；1986年4月，调中国农业银行分行当副行长；翌年6月，评上高级经济师职称；1988年5月，筹备全国六大专业银行之一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10月，正式出任分行行长（副厅级）。 短短6年，4次高升，他从一个普通科员，会计师，平步青云，升到了副厅级干部，高级经济师。 一般说来，技术职称的升级和行政职务的招升，表明其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德才的长进。但高森祥是个例外。当他当办公室主任时就开始目中无人，并出现过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情况；还因帮助别人的调动工作而收受大量礼物。当上农行深圳分行副行长时， 他以权谋私，为其儿子所在的一家无资信企业贷出了150万元“人情款”。 这表明，随着职务的提高，高森祥的私心也随之增重。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森祥日后堕落成特大受贿犯，并不是偶然的。 金钱，美色开始启动他那贪婪的阀门，糖衣炮弹摧毁了他十分脆弱的防线。 二 中信实业银行是中信公司所属经营国内外业务的综合性银行深圳分行是中信实业银行按照经济区域设立的分支机构，为中外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与港澳及国内外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分行对内实行后、经理负责制，行长也就是总经理，不设副职，职员一律聘用。 高森祥担任分行行长，本来为他在事业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本来他应当为国家多作贡献。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飘飘然，昏昏然起来，逐渐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看成了实现早年夙愿——挣大把钱，改变苦命相，光宗耀祖的手段。事实上，他发迹后要做的也正是这些。清明时节，回家扫墓，就组织厂由5部轿车组成的车队， 前面是银行的押钞警车开道，后面是专门的行李车，一副十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派头。 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主要是对准有职有权的领导干部。就在高森祥将出任深圳分行行长的消息传出的第一天起，各种形式的糖衣炮弹就开始向他瞄准了。 首先向他发射糖衣炮弹的是港商李某。李某是梅县人，1982年离开家乡到香港“捞世界”。1987年才与高森祥相识，在获悉高森祥筹备中信深圳分行后，马上就进行了“感情投资。” 1988年仲夏的一天，李某来到广州市某工商行储蓄所，拿出5000元人民币交给储蓄员小姐，存单户主姓名一栏，却端端正正地写着“高森祥”的字样。 两天以后，深圳酒店某咖啡厅，李某笑脸迎来了高森祥。一阵寒暄，一阵感叹之后，李便将存折递了过来。 几经推让，高森祥最后还是收下了。此次”找资”，数额虽小，但“礼轻情意重”，以至后来高森祥将李某视为知己，稍后还把受贿得来的钱交他保管。港商李某自然也不会吃亏，就这“小礼物”馈赠不久，他就以国内某公司的名义向深圳分行贷款100万元人民巾步港商李某后尘的港商陈某是高森祥的老乡， 1978年申请到香港定居，任某公司董事长。1987年轻人介绍认识了高森祥，一来二往，彼此关系甚好。当他获知高森祥出任深圳分行行长后，他来到高的办公室，对高说：“我知道你经济不宽裕， 这点钱算是我支持你的。”说着掏出一叠厚厚的港币，计1.1万元。 望着这笔钱，高森祥猛地颤抖了一下。是啊！此刻他还真需要钱，因为他已开始拈花问柳，正与“女朋友”孙某酝酿着姘居，而这一切都要钱！他顾不得许多了。 自然，陈某的钱自然也不会是白给的。虽说他在国内并没投资办任何企业，但他却凭着与高的关系，在深圳分行开业的当天，就介绍了同他直接生意往来的内地某经销部，向分行贷款1150万元人民币。 在国内，最先向高森祥施放“炮弹”的是30岁出头的陈某。他高中毕业后到江苏省江阴市做了城建局职工，户口迄今也仍在当地。 后来他辞职南下，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于1988年担任深圳泛信化工有限公司（属北京正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2月，泛信化工有限公司意与深圳某商业发展公司供销经营部联合经营彩电生意。此时，仅以一纸聘书做资本的陈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从何处才能找到钱。 经人介绍，陈某认识了高森祥。几经接触，高森祥对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经理产生了好感。经过派人了解，确定该公司确有彩电生意后，便同意在正信集团担保， 由商业发展公司向深圳分行贷款200万美元。几天后，在深圳房地产大厦川楼办公的陈某，支出办公室其他人员，抓起了话筒，拨通了高森祥的电话，颇为神秘地说：“老总吗，请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豪华皇冠车缓缓从国贸大厦停车场开出，其遗憾，车刚启动就熄火，停在仅百米距离的房地产大厦楼前。 “老总，过年了表示个意思。”陈某随即递上一个“红包”。 高森祥自然明白这个“意思，微微一笑，接过沉甸甸的大“红包”，说：“既然是‘红包’我就收下了，但以后别这样了。”停了一会儿，高森祥又问：“这要不要办什么手续？”“不用”，陈某答。“你们如何出帐？”高森祥仍不放心地追问一句，当被告知将采取开发票或以工人奖金形式冲帐后，高森祥心里坦然了。这是一叠50元面额一张的人民币， 共8000元。“8”则“发”，取个吉利。高森祥喜上眉梢，日后对陈某更加器重，这是后话。 有道是“小洞不补，大洞尺五”。高森祥在被最初发来的几枚外层裹着“人情“或“红包”的“糖衣弹”击中后，心里的天平已大为倾斜。金钱已启开他那贪婪的闸门。从此，钱，成了高森祥“最感兴趣的东西”。他有一次曾十分露骨地对陈某说：“在北京穷怕了，现在不管它什么，就是要钱。”他成了拜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钱的追求已经达到不顾一切，近乎疯狂的程度。 值得玩味的是，高森祥在收受上述人的“馈赠”或“红包”的时候，正是全省在开展以廉洁为主要内容的纪律教育。党中央在《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要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办事，切实做到：“严守法纪，不贪赃枉法；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 然而，这些对高森祥却未有丝毫触动。也许，对中央的这个规定，他压根就没看过。事实上，在他担任深圳分行行长后，已放松了对政治学习。对有关文件，他懒得翻上一翻，常是拿起笔不加思索地在上面签上“已阅，高森祥”几个字，他极少参加党组织生活，不得已参加，也是以领导的身份发点指示，就借故走开，甚至连市里召开的本应由他参加的领导干部会、党的工作会议，他也指定别人代替参加。他不参加普法学习，普法考试试卷也是手下人替他做的。对法的愚昧与无知，使他更加胆大妄为。 犯罪心理学有这样一个命题，人的贪婪欲总是由小到大，由贪少到贪多。如果此间没有被有效地制止，便会更加大胆，以至近乎疯狂。 高森祥正是这种人！ 1989年2月， 为了进一步扩大彩电生意，泛信化工有限公司拟向香港某投资公司借款320万美元， 但对方要求必须有国内银行向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香港某分行（该公司的开户行）提供可撤销的银行担保，总经理陈某再次想到了高森祥。 3月初的一天下午，深圳新都酒店5楼咖啡厅，陈某迎接如约前来商谈担保事宜的高森祥。如果深圳分行不予担保，陈某就无法措到这笔外汇，对此，双方都十分明了。所以，此次约见已近乎一场面对面的“谈判”。 “老总，彩电生意进展顺利，就是还缺乏点资金，只要你能支持，我会报答你的。” “能给多少？” “50—100万港币。” “必须在香港支付。” “我会搞掂（妥贴）的。” 一场交易就这么快速达成了，连传者送来的咖啡还在袅袅冒烟。 3月6日，高森祥让人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深圳分行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某分行的《不可撤销的银行担保书》，并且笔走龙蛇，留下了据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轻快洒脱的签名，不久，陈某顺利得到了这笔货款。 陈某也马上履行自己的谎言， 于4月6日便从泛信化工有限公司的帐户上假冒“空调机款” 的名义，汇出30万美元给公司的股东之一港商A，并吩咐他将美元兑换，把其中100万港元在香港支付给高森祥。同时，陈又叮嘱高森祥到香港找A取钱。尔后不久，高持港澳通行证多次往返去香港找A。A带高到恒生银行自己帐户上先取出20万港币。 高又叫A帮忙将此款存入银行，于是两人一起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银行规定， 存款必须有香港身分证或护照，而此时的高两者皆无，只好用A的身份证存入，但在银行的开户底单上，却由高森祥签下了这位港商的名字。这其中自有奥妙，因为日后必有高所签A的名字才能取到此款。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8月初的一天下午，陈某在办公室接到高森祥亲情的电话，约他5分钟后楼下见一面，这位亲信就对陈说：“请马上准备10万元人民币急用，这事老总知道的。”下班前，高森祥又亲自来到陈的办公室，对陈讲他确实急需一笔钱用，请帮助解决。陈某回答说：“只有港币。” 高说：“本来是要10万元人民币，港币也可以，就给11万吧。”陈点头同意。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陈某用报纸将11万港币包好，送给正坐在轿车里的高森祥。 一年后，关在监狱里的陈某曾这样向检察官陈述当时的心情：“那时正是我向高森祥要求贷款，既然他主动提出要钱，肯定是要给的……真是孝敬都来不及呢。” 就是这样一个陈某，在向高森祥“投资”了港币42万元，人民币8000元，美金5000元之后， 先后从高森祥那里贷得人民币2790万元，美金760万元，担保贷款美金944万元。 高森祥与陈某在新都酒店的咖啡厅“谈判”后因病住进了医院，一住就一个多月。来看他的人自然很多，其中一位广东某公司外联部经理兼宝安县沙井镇某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梁某。此人与高森祥交情甚厚，但在梁某第一次为公司从深圳分行贷款200万元人民币后， 此时的高森祥也毫不客气的要梁某给点“好处”。梁也自然求之不得这样做，因为这就意味着以后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高手中贷到巨款。这次他得知高森祥住院，就和一位同事带上水果补品匆匆赶来“探望”。途中，他沉思着该再给高送点其它什么。 当他得知同事身上有一本5万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时，坦然放心了。探望过后，这本存折混在礼物中留在了高的病榻之上。高对此举大为欣赏，礼物也收下，藏在其中的“秘密”也没“外露”。 8月， 高森祥再次住院半个多月。其间，梁某又两次到病房探望，带的礼物已是现金，第一次2万元，第二次3万元。 高森祥出院后不久，与情妇孙某闹翻。孙某索要6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并扬言，若不同意便要告发高森祥。高亲自找到梁某要他“帮忙”。梁某深知这“帮忙”意味着什么。经过梁的一番讨价还价，孙某同意向高索要的钱可降到了30万元。为了能继续得到只有高森祥方能批准的深圳分行贷款，梁某向一个朋友一次借23万元， 亲手送到孙某的住宅。几天后，高找到孙某，从她手中又要回2万元，作为交换条件，高答应让一港商作经济担保帮助孙某去澳大利亚学习。 古语云： 来而不往非礼也。高森祥从这个梁某身上明收暗索港币33。5万元，人民币51。 93万元。作为回报，经高批准，梁某从1989年1月至1990年6月，先后8次向深圳分行贷到人民币3100万元。 这是怎样的肮脏交易！ 随着高森祥钱包的急速膨胀，其索要手段也随之越发肆无忌惮。 按银行信贷规则，贷款要遵循“贷前三查，贷后监督”的程序。由信贷员对要求贷款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资信”调查，然后将结果上报信贷部领导，最后一道程序才是由行长签字批贷。高森祥并不是不明白这些，而且深圳分行里的一些制度还都是经他之手制订的。然而，为了自己权钱交易方便，他就一手遮天。谁与他好，谁能给他钱，他就直接向信贷员发出指示：某某是我的朋友，请给他贷款。以后凡是要找他高森祥贷款的，无一例外，要先交“钱”，后发“贷。” 1990年夏， 深圳某公司决定向深圳分行贷款100万元。该公司经理找到了高森祥。 “有无好处？”高单刀直入。 “5万元人民币怎么样？” “就这么办吧。” 该公司一手交钱一手取贷，出手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相隔不到月余， 仍是这家公司，想再次贷款400万元时，高要20万元的“好处费”。公司忍痛应承。然而事隔数日，公司并未见任何款项划入，经查询，方知高森祥是个不见兔子不撤鹰的老手。 对于高森祥的这套贷款“政策”，若说完全没有例外那也不全对，也有例外的时候，那要看贷款对象是谁了。 深圳某单位为了得到高森祥的贷款，可谓别出心裁，选了个美女杨某作为贷款员。年方25岁的杨某1990年3月才刚从武汉来到特区，在该单位打临时工。 5月的一天， 杨某奉命到深圳分行找高森祥贷款，一经洽谈，高已是对她有些着迷了。在她办理了手续正要走出大门时，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拦住了她；“老总想请你吃饭。”似乎是盛情难却，杨某钻进了高的轿车。一顿丰盛晚宴之后，高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金项链递给杨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杨某话虽这么说，可两只纤手已经伸过去接了，并立即挂在脖子上，又顺势撒娇说：“我们单位的贷款能不能快点批？” 以后高对杨某百般尽心，杨某自然心里明白。不久，杨某便投进了这位足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的怀抱，进而成为高的情妇。 以贷，可以捞到大把的钱，以贷，还可以谋到色。高森祥如愿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6月开始到1990年7月案发为止，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高先后收受10多人的巨额贿赂，而经高批准，深圳分行这几年间的贷款数却是：人民币8580万元，港币700万元，美元1750万元，担保贷款944万美金。其中到期未还的， 据初步估计折合人民币高达l亿元之多。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在这个腐败分子身上，还有一丝一毫放牛娃的影子吗！ 三 高森祥“发”了，他实现了有大把钱的夙愿。然而可悲的是，他同时却把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彻底抛弃了，把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外活动中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也丢弃了。他成了社会主义大厦里的蚊虫，干部队伍中的败类。 过去。他曾经光着屁股放牛。现在，光是2000多元一套的高档西服就有10套之多；高级皮鞋多达8双，其中有一双价值4000元以上。他的一只钻戒就值3万多港币。甚至连手表，也都显出他“暴富”者的气派。一块劳力士价格5万元。 过去， 他曾经连每月3元的膳食费也交不起。现在，却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山珍海味，他都吃不出滋味。他每次的餐费开销都多达百元， 乃至千元以上，有次竟达1万元之多。 鬼才知道他吃了些什么！？后来高森祥曾这么忏悔自己：“一桌酒席所花费的钱，就等于吃掉了四年大学时的助学金，就等于吃掉在北京时我一、二年的工资呀！” 有了钱，高森祥就进一步寻找刺激。尽管他已包养了3名情妇，但仍嫌不足。 一天，在香港的高森祥笑眯眯地来到某港商家。 “老友，去开开眼界怎么样，湾仔有间‘无上装’酒吧，女服务员是……” 港商一听，很是惊奇，久居香港的他竟是如此孤陋寡闻，这位内地的银行行长对香港的娱乐行业竟了如指掌。 两人循址找去。然而酒吧保安员却以没有“无上装”协会会员证拒绝他们入内。 打听清楚之后， 高森祥毫不犹豫， 立即申请加入“无上装”协会，要求成为“无上装”协会一员。 香港一流夜总会大富豪酒家，通常是港澳或国外一些公子哥儿们消遣娱乐的地方。它的收费不同，是以每刻钟计费的。高森祥却是这里的常客。 一次，高来到了大富豪酒家。已与他面熟的“妈咪”（鸨母之类）赶忙叫来几个靓妹作陪。一贯见腥就沾的他，此次却个个不中意。“妈咪”又拿来一册“美女照”：“请老板随便挑一个吧。”高没有翻它，而是用手向舞台一指说：“我就要她。” 这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女。 一曲作罢，歌女果然随妈咪来到高的面前。高将她带到自己下榻的酒店。一杯酒下肚，高便直截了当地要求共享云雨之欢。 然而歌女身价很高，不肯轻易“委身”。高森祥无奈，只得出了3000元港币送走了她。第二天天刚暗下来，高又来到这家夜总会。此次是天随人愿，不知高花了多大代价，竟将歌女带到“朋友”某港商的住宅，在卧室里鬼混了半个小时，送走歌女时，高又送她3000元港币。 澳门葡京大赌场。这真是一个无钱莫过来的地方，高森祥在几个“保镖”前呼后拥之下前来寻求刺激。没多大工夫，犹如肉包子打狗，几万港元便有去无回。然而，高森祥却极为开心，没有半点痛惜。并且相许，下次再来。 四 就是这样一个腐败透顶的高森祥，在这期间——1989年至1990年，竟连续两年被深圳分行的党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真是一个无比辛辣的讽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呢？在深圳分行里，高森祥大搞任人唯亲，分行和各支行干部职工中，他的老乡占了三分之一，而且每个部门特别是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是绝对服从他的亲信。分行内部风气很差，许多中层干部和职工经常接受贷款户邀请到外面吃喝、按摩。在25名中层干部中，有12人有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行为，其中3人被检察机关逮捕，2人取保候审。这自然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深圳分行与上级主管部门关系没有理顺。名义上，深圳分行上有总行领导，但怎奈“山高皇帝远”；业务上，也曾明确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负责协调与稽查；党组织关系归属驻深工委。然而，多头管理却造出了多家不管的空白地带。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权力没有监督就必然走向腐败。 高森祥偷偷办了一本多米尼加护照。 他想到了退路， 然而，对他来说，已是“美梦醒来已是黑夜了”。 高森祥贪婪所得之财，大量用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连了解其中内情的港商也不顺眼，尤其是他在嫖女人方面的种种丑态，太有失身分，因而劝高要有所收敛。 “老总啊，你老这样做未免太不像话吧，你有没有后怕？” “没事，没有什么可怕，我检察院有人，市委也有人。” “如果真出了事，不管谁出面也保不了你呀”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交谈。尽管此时的高森祥嘴里仍十分强硬，但内心着实有点虚。 他想到了退路。这退路，当然不是去投案自首，而是外逃。 要外逃，首先要解决的是弄张护照。他盘算着应让谁去办。挑来挑去，最后，他选中了港商陈某。 这陈某在深圳分行正式开张之前的1988年9月就曾“关照”过高1.1万港元，以后几乎每月都有最少l万港币的进贡。当然，从此以后，虽然陈某在内地并未办企业，但他介绍别人向高贷款次次都能批准，并且高还经常指令代款的单位要转借部分款给陈某使用。 1990年5月上旬，高森祥开门见山向陈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过几天，陈某通过另一港商B花费14万元港币给高办理了一个多米尼加护照。当高在香港接过护照时，他着实美滋滋地高兴了好一阵子。回到深圳，作为回报，他在批给深圳某公司的450万美元贷款中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这家公司从中转借150万美元给港商陈某使用。这家公司照办了。 高森祥一阵忙乎之后， 觉得该是清点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的时候了。5月23日，在香港逗留的高森祥拜访自己的“管家”李某。 从1989年8月23日高森祥首次将赃款16万元港币交给李某保管之后， 李某便成了高的“管家”。以后高森祥每次交予他的钱物，李某都详细的记在一个红色记事本里，连每次支出情况也同记在一起。 当李某知道高的来愈之后，便拿出记事本，高森祥也顺便拿出一张便笺，在朦胧的光线下，两人做起了简单的加减运算。结果算出：高交给李某保管的计有港币100万元，人民币14万元。高森祥将这两笔数写在便笺的后面，李某接着写上了“90.5.23， 的字样。100多万元，应该说这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而高森祥却仍嫌不足。他加紧了贪婪的索取。港商李某的那本记事簿上，又留下了一串数字：6月4日，入港币3粒（李某将“万”写作“粒”，下同）；6月27日，入港币3粒；6月3O日， 入港币4粒，人民币13粒；7月5日，入港币5粒；7月16日，入港币6粒；7月22日，入港币1.2粒，人民币1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时隔不久，这红色记事本和5月23日的那张便笺，竟成了记载高森祥受贿可耻历史的最有力罪证。 护照有了， 钱也大把了。高森祥决定先用这本护照“演习”一下。7月初，他在深圳向上文提及的港商陈某提出要买机票到国外旅游，陈某当即拿出5000元港币。几天后，高来到香港，持护照准备与那位帮忙办理护照的港商B夫妇一同前往泰国、新加坡现光游览。临走前，在陈某家里，陈再次拿出8万元港币做此次游玩的费用。7月15日， 高森祥一趟风光之后回到香港。16日，又拜访了港商陈某，并对他说：“虽然多米尼加护照已办好，但要有居住权，仍。需要一笔款。”意思相当清楚，向陈某要钱。陈又拿出20万港元并和高一起到恒生银行某分行。高用自己的护照将这20万港币存入。 接着又打电话给“管家”李某，要他到陈某家来，将护照交给李某保管。 7月23日， 陈某因经济犯罪检察机关逮捕。24日高森祥从香港回到深圳，闻讯害怕自己受贿之事由此败露，便急忙将陈某干1990年1月下旬送他1万元“红包”上缴到银行办公室， 并吩咐经手人将收到的缴款时间写成2月，以造成他一收到陈某的“红包”贿赂便立即上缴的假象。与此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便迅速通过港商李某购买了8月2日从广州到前往某国的飞机票。 8月1日下午5时，东躲西藏的高森祥在广州东山宾馆落入了法网。 五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森祥走完了从共产党员到腐败分子，从副厅级行长到死囚的可悲而又可耻的历程。反差太强烈了，蜕变太疾速了！然而，这都是事实。人们常说，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起和平演变的考验。高森祥是经不住这些考验的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 从这个犯罪分子在历史的耻辱柱前留下的歪斜身影中，人们自然联想到很多…… “这一年来，我变了。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自己的官做大了，没有人监督了；因而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想钱多了，认为现在有钱有势，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就这样，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逐渐淡泊，最后被资产阶级俘虏了。” 这是高森祥被捕后不久的铁窗下说的一席话。从前面勾勒的他的蜕变过程来看，这段忏悔虽不深刻，可还是比较客观。遗憾的是，对于自己，这种认识是太晚了。但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它对于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仍不失为一种警示。 高森祥利用手中权力， 在他担任行长的两年中，共受贿148万港元和人民币63万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法律将他送上了断头台，他是去了应去的地方，但给人们留下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森祥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固然有外界的因素，掌握贷款权，有从四面八方瞄准他的“糖衣炮弹”，加之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因素，他始终想挣大钱，改变命运，光宗耀祖。一旦有了外界条件，自然去实现“宏图大志”了。 高森祥为什么在两年内就能受贿那么多钱呢？好像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是高森祥私人银行一样，任意贿受贿无人过问，明目张胆地先收“好处费”，后贷款，看不到监督单位和监督的力量，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导致他步入可悲的下场。 高森祥为什么在当上行长后，就去吃喝嫖赌呢？那是因为手中有了权，用权换得钱，“富贵思淫欲”。如果说，高森祥只是中了“美人计”，那未免有些偏颇，许多是他找上门去寻花问柳，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腐败分子，是一个“五毒俱全”的蛀虫。他的确是死有余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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