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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天津大发”是哪的？匪徒们用它实施了抢劫，必然留下蛛丝马迹，技术人员仔细勘查。 “天津大发”车牌号为“辽宁31—E0127”，两侧车门上印着“沈阳市个体营业运输·新民·0128”字样。在司机座位的夹层里有一个黑色皮兜，里面装着“营运执照”等手续，还有一张身份证，上面印着“姓名焦双平，性别男，民族汉，出生日期1957．7．29，住址吉林省龙井市向上胡同21—3……”等字样。座位前面的地板革上有大量泥沙。在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串钥匙，经查是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使用的。很明显，匪徒们把它带走，是为了阻止“桑塔纳”司机追赶或跟踪。 技术人员细心检查全车，没有发现什么较大的疑点，只是有一点异常：车厢里，有一根用这辆车的座垫套撕成条状并有连接的布绳，布绳的一端系在车后门的内侧，另一端系于副司机位置后上方的扶手。技术人员分析，这里很可能是捆绑什么人（如该车司机）的地方。 按已有线索查访，找到了开这辆车的主人，是新民市个体出租车司机黄长河（35岁）。黄长河的家属说，黄长河在6月26日早晨6时30分从家里开车出去拉脚，当天就没回来，已经向当地警方报告。 运钞送款车被抢的时间是28日，可是黄长河失踪是在26日，难道他被匪徒控制（或杀害）的时间竟长达两天吗？侦察员感到这一点很不寻常，再三与家属核实黄长河失踪的时间，家属一口咬定，确实是26日，并有警方记录为证。 黄长河现在哪里，他是否已经被害了？如果被害，尸体又在何处？ 直到抢劫案案发9天之后，才有人在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找到了黄长河的尸体。 几天前，下了一场暴雨。于洪区环卫所的工人老张和老邢在于洪乡姚家村的一条公路上干活儿，无意中在路边一片稻田的水线里看见个盆口粗、一人多长的黑东西。走近细看，奇臭难当，原来是具男尸！ 市刑警支队法医在现场勘验尸体，发现尸体被抛弃于稻田水线水中，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膜。尸体头部缠裹着绿色座垫套，颈部系一条安全带。法医鉴定该尸为生前被他人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由于尸体浸泡在脏水中，正值盛夏，发现又较晚，尸体已经周身污秽，高度腐败，爬满了蛆虫。 家属认定，此尸正是失踪已经9天的“天津大发”出租车的司机黄长河。 那天，黄长河哼着小曲擦完车，满面笑容地开车走了；今天，他却变成了这样一具污秽吓人的尸体，被扔进臭水沟里泡了9天，这怎不叫他的亲人们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黄长河尸体的发现，使“6·28”案情更加明朗了。匪徒们先劫车杀人，后抢劫巨款，犯下了弥天大罪。 “天津大发”司机座下的那些沙土得到了解释，是匪徒们在辗转抛尸中踩带上来的。 刑警支队和皇姑分局的公安民警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义愤，对“6·28”杀人抢劫案开展侦查，可是没有进展。显然，匪徒们对这次犯罪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外地劫车，杀害司机，然后进入市区抢劫，延缓了暴露的时间；作案后又迅速弃车而去，逃避追捕。茫茫人海，4名匪徒消融其中，用种种假象遮人耳目，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把他们识别出来是容易的吗？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6·28”运钞取款车抢劫案件发生后，市政府对全市金融机构运送巨额现金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并购买专业运钞车辆，配备经警和保安人员，实行武装押运，有效地防止了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当被害人家属抱着死者的骨灰盒哀哀痛哭的时候，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这伙匪徒却在酒店里吃着佳肴，喝着美酒，恣意挥霍着抢来的不义之财。他们认为，这次抢劫运钞取款车，是他们在到目前为止的犯罪生涯中干得最漂亮的一次。 汪家仁的家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不远，他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向这他称之为“小银行”的地方多看几眼；有时他还走进去，伸长脖子，贪婪地盯视着柜台里那一捆捆高高摞起来的钞票，涎水直流。买到猎枪后，哥们几个一直想“干大的”。这家“小银行”周围比较僻静，街上行人和车辆不多，那辆运钞取款的白色轿车每天一早就到，很有规律；押款人员通常是两男两女，只有一名“保安”拎根电警棍，鬼知道里面装没装电池……汪家仁反复转着这个念头，萌生了“干这辆运钞车”的恶念。 汪家仁把这个想法向同伙提出来后，得到了他们的赞成。他们或单独一人或两人一起，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观察，一致认定“干这个值，能成”。他们按各人的“专长”作了分工：汪家仁继续“踩点”，孙德林去搞车，汪家礼开车，孙德松配合。他们估计，这次行动有他们两对兄弟4个人就足够了，没找王文绪。 “咱们几个人，各发挥各的长处，能开车的开车（比如我三弟），能打‘前锋’的打‘前锋’（比如孙德林）；我呢，年纪大了，但付得出辛苦，跟踪啦，‘踩点’啦，都行……” 5年后，当汪家仁戴着镣铐面对刑警支队案审处的预审员时，这样不乏自负意味地供述。 的确，在预谋抢劫运钞取款车的那些日子里，汪家仁更加频繁地到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转悠，暗中观察。他的年纪比较大，善于伪装，按照社会犯罪呈现低龄化这个特点说，他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有一定的隐蔽性。 6月26日一早，担负“搞车”任务的孙德林打车来到新民市。他要物色一辆比较好的旁开门、后揭盖的微型面包车，这样的车在抢劫中便于同伙跳上跳下。此刻，他又站在马路边，像“催命阎罗”似的寻觅着司机。工夫不大，黄长河开着一辆“天津大发”迎面跑过来。孙德林笑着挥手一招，就把这位司机送上了黄泉路。 在于洪区北李官屯一个僻静处，孙氏兄弟和汪家哥俩4个人就地取材，用面包车座垫套撕成布条勒死了黄长河，弃尸后把车开到皇姑区。他们在预定抢劫后逃跑的路上“演习”了一次，感觉甚好。当天他们就想干，但为时已晚，那辆运钞车已经来过了。汪家礼几经选择，将“天津大发”“存”放在信用社门市部后面不远的地方。 第二天，即6月27日，匪徒们要在这天动手。清晨，汪家礼心怀忐忑，向那辆“天津大发”走去。昨天劫车杀人的事是否惊动了警方？这辆车能否被人发现？他边走边小心谨慎地观察四周，在确认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后才挨近了“天津大发”。一切都是原样，没有什么变动，他放心地坐进驾驶室。 7时，其余3个也都来了，各就各位。没有一句话，不作一个手势，彼此心照不宣，一切只看眼睛就心领神会了。 包括开车的汪家礼在内，4个人在腰间的皮带上都别着“家伙”。他们已经定好：抢钱时如果没有人反抗、阻拦，就不开枪；反之，就开枪，无论如何也要把钱抢到手。 准备妥当后，汪家礼抬腕看了看表，7时20多分了。他启动“天津大发”，将车开到闽江街，在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北面约20米的地方停下了。在这里，门市部的前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孙德林等3个人在车厢里都已经戴上手套、帽子和面罩（女人丝袜），手握枪柄，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候，几乎听得见彼此心跳的声音。他们尽量把头低下去，以免被外面行人窥视。 坐在驾驶座位上的汪家礼心情更加紧张，握着方向盘的手沁出了汗水。他的责任很重，必须看准时机，快速行动，否则功亏一篑。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从南面开来一辆白色轿车。“就是它！”在汪家礼身后的孙德林低声说了一句。汪家礼的两个眼珠子像要鼓出来了似的，眨也不眨地盯视着那辆车。迎面开来的果然是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在信用社门市部前减慢速度，停下了。看，车门开了，两名押款员下来了……他们走到轿车后面，就要掀开后备箱盖了……孙德林像下命令似地说了声：“开！”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汪家礼这个被同伙们公认驾驶技术最好的人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急得鼻尖沁出了汗珠…… “妈的，怎么搞的？”孙德林看着汪家礼忙乱着的手和脚，咒骂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车就是发动不着。这辆车汪家礼开起来感觉不错，可现在却出现了意外，打不着火。可能是对车还不熟悉，也可能是他太紧张了。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几个押款员拎着装巨款的兜子走进了门市部。 由于发生了这个意外，抢劫行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即27日这天付诸实施，使这个案子往后“延”了一天。这就解开了为什么抢劫案件在被害司机黄长河失踪两天后才发生的“谜”。 第三天，即28日一早，这伙不死心的匪徒再次在原地等候着机会。 是不是还使用这辆“天津大发”？会不会有危险呢？他们为此讨论过，最后认为，出租车司机失踪从报告到警方立案侦查，一般总要有个过程的，不致于这么快就被发现。作案心切，他们决定还用这辆车。 时光不能倒流，否则，我们会在事前提醒那家信用社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和那几位押款员：你们应该留心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在你们送款的时候，连续几天都在门市部附近停放着那么一辆面包车？车里坐着的是些什么人？……这也许是苛求了，但是，对掌管着国家巨额资金的人来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应该比一般人多一分警觉吗？ 这一次，这伙匪徒抓住了机会，当那辆“桑塔纳”停下，押款员（两男一女）打开后备箱时，只见汪家礼驾驶“天津大发”箭一般地开到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越过“桑塔纳”，停下，一打轮，形成了车尾对车尾。 孙德林第一个从侧门跳下来，手端猎枪飞跑几步，从前面挡住两个手拎一大一小巨款兜子的押款员，厉声喝道：“不许动！抢劫！我就是要钱！……你们回头看看……” 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跳下车，3名匪徒站成一个“品”字，将押款员们围住。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面对如同自天而降的匪徒的枪口，押款员们惊呆了；出于职业本能，那个手拿电警棍的“保安”要动，另一个也用手在身上摸什么东西，孙德林全都看在眼里，晃了晃枪威胁道：“你们不要乱来！动，我就开枪了！……”汪家仁和孙德松如同饿虎扑食，动作敏捷地拎起了兜子。 “你们先走！”孙德林说，继续用枪逼住那几个人。 这时，汪家礼也端着枪下了车。因为他开车需要良好的视线，不能戴面罩，临时用嘴叼着一张纸，遮一下脸。他抢下“桑塔纳”司机手中的一串钥匙，扔到“天津大发”副驾驶座位上，“天津大发”没有“桑塔纳”跑得快，他怕那个司机开车追赶或跟踪。夺下车钥匙，“桑塔纳”就成了“死车”。 孙德林见抢劫得手，同伙们都上了车，就倒退着走向“天津大发”，也上了车。汪家礼迅速起动，只见那车像来时一样快，飞也似地向南开去，逃离现场。他们穿了几个胡同，车上的人摘下面罩和帽子。跑了大约一分钟后，就把“天津大发”扔了，骑上两辆早已放在那里备用的自行车（两人共乘一辆），来到了汪家仁的家。 当夜，这4个人都做了个好梦，因为第二天是他们分赃的日子。他们已经数过了，这次抢了近30万元。 这一犯罪团伙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凡是抢劫来的财物，一律按参加行动的人数均分。 抢来的金银首饰，他们扒堆平分；如果数量不太均匀，就做几个纸团，凭各人运气抓阄。后来，王文绪还拿来一架天平。有一次，4个人共同参与一次入室抢劫，事后在平均分完了赃款后，还有一条金项链没办法分。他们商议后一致同意，把这条金项链剁成4截，每人得到一份。 表面看，他们做得都很“公平”，没有因为分赃不均而闹过意见。但实际上，对这伙极端自私而又贪婪的匪徒来说，在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孙德林不是说过，“干这个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吗？ 犯罪同伙暗中潜伏着的龃龉和矛盾，正是由孙德林引起来的。 那一次入室抢劫，孙德林走进卧室，将女主人用绳子捆绑起来。汪家礼进来看了看，卧室相当豪华。他感到孙德林对付一个浑身颤抖着的女人绰绰有余，就到别的房间去了。抢劫临近尾声时，孙德林拎着一个小皮箱子走过来，汪家礼问：“里面装的啥？”孙德林说：“不知道。”汪家礼很好奇，用刀别，也没把小皮箱别开。汪家礼估量里面不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带着它也是累赘，就说：“别要了。”孙德林斜了他一眼，讥嘲说：“你知道啥？啥也不懂。”撤退时，负责开车的汪家礼没见到孙德林。他不敢多等，载着汪家仁和王文绪跑了，直奔王文绪家。他们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孙德林才匆匆来到。汪家礼暗想，他一定是先回家一趟，“卸”了“货”，然后才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汪家礼听孙德林无意中说，他有美元，要换人民币，就想：“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抢到过美元，那么，他是从哪弄来的美元呢？那天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回来？是不是在那家豪华的卧室里翻出了美元（据说那个女主人刚从国外回来），自己独吞了？” 汪家礼把这个怀疑对汪家仁说了，汪家仁也有同感。汪家仁和王文绪关系好，就对王文绪也说了，引起王文绪很大反感，联想到他平时总和孙德林意见不一发生争吵，就忿忿不平地说：“那天孙德林为什么非要那个小皮箱子不可？肯定有鬼。我们几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这个，他却对我们来这一手，太不够意思了！” 不过，怀疑归怀疑，他们在明面上谁也没向孙德林提出来。那原因明摆着：一方面，这个团伙需要孙德林，他在团伙中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他们几个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伤了谁也不好，即使有意见也要维持，就像当年的造反派王文绪后来在接受审讯时顺嘴说出来的那样：“我们几个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抢劫运钞取款车，获得赃款29．8万元。其中除了整捆的大票外，还有一兜子里装的是许多用纸捆成卷的硬币，一枚印章。他们4个人将大份分完后，把那些硬币存放在汪家仁家了。临走时，孙德林再三叮嘱汪家仁：“花钱的时候悠着点，小心别露了！”汪家仁连连点头：“你就放心吧，我连这个还不懂吗！” 几天后，孙德林再次来到汪家仁的家，问起那些没有分劈的硬币，汪家仁不紧不忙地从隐蔽处拿出一些钞票，往床上一放，说：“都在这了。” 孙德林一愣：“那些硬币呢？” 汪家仁说：“我把它们都换成整钱了，不然，那些零钱怎么花！” “在哪换的？” “一个小商店。” 一股怒气直冲孙德林脑际，指着汪家仁骂道：“你他妈的简直是猪脑子！找死啊？” “这……”汪家仁有些惶惑。 “上回泉园小区老中医家那个事，要不是你记错了暗号，把‘漏水’说成了‘挺好’，咱们能白去一趟吗！” 被揭了短处，汪家仁有点无地自容。 这时，汪家礼脸上也不好看。不过，他认为孙德林对二哥的斥责是有道理的，应该的。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他把刀都丢了，不知忘在哪里。5个人性命悠关啊！不能不谨慎从事。一次，他们在抢劫中得到一只名贵的“劳力士”金表，价值十几万元。可是这只手表太“扎眼”了，他们不能戴，不能卖，也不能留，于是毫不可惜，硬是把表砸碎了。汪家礼平时也看不惯二哥那种脑子笨、动作慢的劲儿，见孙德林发了火，也埋怨了他。 经众人这么一说，汪家仁明白自己疏忽大意了。是啊，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哪来那么多卷硬币呢？那纸卷上还盖着银行点钞员的小方戳呢！倘若有人由此产生怀疑，向公安机关举报了我……想到这里，他惊出一身冷汗，赶忙认错，才把孙德林的怒气平息了一些。 这伙匪徒，包括汪家仁在内，个个都狡猾诡诈。说汪家仁脑子笨，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与孙德林和汪家礼相比，他确实承认自己反应迟钝，别人没有冤枉他。是天生不如三弟他们，还是年纪大不中用了？他也说不清。特别是，每当一想起那次被人骗了的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暗暗责骂自己脑子笨。 汪家仁和汪家礼在一次抢劫中，得到一枚很大的镶蓝宝石的金戒指，价值不菲。“兄弟明算帐”。虽然他们是亲哥俩，但分劈赃款也要讲“公平”的。两人一合计，把那枚宝石戒指一分为二，让金银工匠改成两枚，每枚仍有20多克重。改头换面之后，汪家仁就把它戴在手上了。 这天，汪家仁骑着摩托车来到中街。那车有点毛病，他在一家配件商店买了零件，就地借用商店的工具，自己动手修理起来。 正修间，走来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低着头在汪家仁前后左右走来走去，像在寻找什么。起初汪家仁只顾修车，没注意他；后来见他愁容满面，焦急万分，唉声连连，就停下手问：“哎，你找什么呀？” 男青年站下了，懊恼地说：“我丢了一个小东西。大爷，你看见没有？” “什么小东西？” “一个金戒指，24K的。”男青年把嘴附在汪家仁耳边，边说边揉搓着一根手指，“戒指有点大，我可能在逛商店的时候把它甩丢了。大爷，你要是帮我找到它，定有重谢！” 汪家仁听了，向周围地面扫了几眼。他真希望把那枚丢失的金戒指找到，做件好事。可是，满地的工具和零件都是铁，没有金，就遗憾地说：“这里没有，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吧！” 那个青年失望地长叹一声，走开了。 工夫不大，又有一个男青年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汪家仁修理摩托车。忽然，他弯下腰，低低叫了一声，从汪家仁脚边捡起一个什么东西。汪家仁好奇地凑近一看，乖乖，一枚黄灿灿的金戒指！他暗暗纳闷儿，自己老眼昏花了怎么的，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呢？他抬腿向远处张望说：“哎，刚才那个小伙子哪去了？” “嘘———大爷，别吵吵……”捡戒指的青年悄声说，“这是咱爷俩捡的，不能给他。大爷，这个咱爷俩分，发笔小财。你看，分量不轻呢！” 汪家仁细看那枚金戒指，比自己手上的重多了。他的贪婪劲儿上来了，说：“可这……怎么分呢？” 青年想了想笑道：“这好办。东西是在你身边捡的，你要多得。这样吧，我把这个大戒指给你，你把手上那个小的给我，行不行？” 这样的好处到哪找去？“行，就照你的办！”汪家仁没有多想，接过那枚戒指，把手上的戒指撸下来，交给青年。青年笑嘻嘻地挥了挥手：“大爷，拜拜！”急匆匆走了。 汪家仁觉着占了个大便宜，修完车，喜滋滋地回家了。汪家礼来后，见他手上换了个大戒指，问他哪来的，他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汪家礼一听，拍着大腿说：“完了完了，你上当了！” 汪家仁问：“我怎么上当了？” “那俩小子是骗子，合伙骗你呢。你上了人家设下的圈套！” 汪家仁听了，似信非信。几天后，他把那枚戒指拿去作鉴定。果然，戒指并不是金的，而是个一文不值的铜圈儿。汪家仁一气之下把它扔了。黑吃黑，老劫匪被小骗子“忽悠”了。 且说6月28日运钞取款车在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前被抢后，消息迅速传开，街谈巷议，被王文绪听见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那几个同伙，问：“华山信用社那个案子是你们干的不？为什么不找我参加呢？” 孙德林板着脸，瞥了一眼王文绪，嘴角露出不易被觉察的笑。他素与王文绪不和，此刻很想“刺”他几句，可是再看看汪家哥俩，鉴于他们和王文绪的关系，还有自己以前和王文绪共同干的那些案子，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对王文绪的质问，那几个人的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给王文绪来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他没事时自己慢慢琢磨去。 王文绪早已从那几个人的冷漠态度中意识到了什么，心里憋着一股火，说：“要说不是你们干的，我不信。我现在挺‘渴’的，虽然没参加，也得给我点钱啊！” 王文绪的要求在这个犯罪团伙中是没有先例的。抢来的钱4个人早就分完了，一个并未参与行动的人却来伸手，谁能给他呢！ 话不投机，钱没要到，王文绪垂头丧气地走了。 事后，汪家哥俩和孙氏兄弟都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从安全方面考虑，得抓紧解决王文绪的问题。 以孙德林残暴的性情说，杀死王文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想到，如果那样做，很可能把警察引向团伙和自身。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个家伙“踹”掉。 孙德林想，要“踹”掉王文绪，得做好汪家哥俩的工作。于是，他找个机会，提起话头，对他们说：“老王这个人不行，他早晚得给我们惹事。忘了他上回干的那件事了？” 在一次由汪家哥俩、孙德林和王文绪共同参加的入室抢劫中，得到不少金首饰。事后，4个人扒堆均分了。当时他们约定：作案后“风”紧，必须小心。各人分得的金首饰如果处理，就一齐去处理，找个妥当的地方，不能单独行动，以免“露”了。对这一约定，汪家哥俩和孙德林都恪守无违，后来他们一起将金首饰统一拿到一家个体首饰加工店，改制成了戒指和项链。可是，在此之前，王文绪却独自一人把分到的金首饰卖掉了。这事没瞒住，另外几个人知道后很生气。 “这小子有钱就胡造，”孙德林又说，“他大手大脚吃喝嫖赌，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虽然汪家哥俩也大把大把地花钱挥霍不义之财，可他们听了孙德林的话后也很担心。再说，王文绪和孙德林总吵架，他们好像两头不能拴在一个槽子吃草的驴，关系弄得很僵，长此下去不是个事。 汪家礼问：“大哥，依你之见？” “不要他了！”孙德林答得干脆。 汪家礼和汪家仁互相看了一眼。 “现在有了我三弟，咱们4个人就足够了。”孙德林说。 汪家哥俩没有说什么，陷入了沉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曾是当初这几个人结伙走“黑道”时的誓言，如果现在把王文绪一脚踢开，不仅不“义”，也很棘手。 汪家礼说：“大哥，咱们人数确实够用了，可要想把他弄走也很难办，弄不好，他会不会……” “这事我想了，咱们可以商量个比较妥当的方法。”孙德林说，“咱们就说是……”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汪家哥俩和孙德林约王文绪到铁西区新开河边碰头，并叮嘱他带上猎枪，骑自行车去。王文绪接到通知很高兴，心想：几个哥们儿毕竟没有忘记我，又要合干一把了。只是他对到河边碰头有些疑惑，因为以前每次行动从没去过那个地方。 月通光下，河岸边阒无人迹，黑黝黝的河面上一闪一闪的，显得深不可测，神秘而又恐怖。 当王文绪来到约定的地点时，另外3个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孙德林和汪家礼是骑自行车去的，汪家仁蹬去一辆“倒骑驴”。引起王文绪注意而又感到纳闷儿的是，那辆“倒骑驴”的车板上放着一个家用石油液化气罐。 略作寒暄之后，孙德林向汪家礼递了个眼色，汪家礼对王文绪说：“大哥，咱们哥几个出生入死干了几回，也算是生死弟兄了。怎奈现在形势太紧，风险越来越大，我们都想洗手不干了，不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王文绪感到意外，只好敷衍：“我没啥想法。” “咱几个哥们儿一场，好聚好散……” 王文绪还在纳闷儿，汪家礼转身走到“倒骑驴”前，扳倒液化气罐，卸下底部一片早已弄掉的圆形钢片，从罐里取出来3支猎枪。王文绪认出，这是他们3个人用以抢劫的家伙。孙德林和汪家仁也走过去，3个人手法熟练，“唏里哗啦”，连拆带卸，将3支猎枪拆得零零碎碎，然后手一扬，噗、噗、噗……远远扔进了河里。 王文绪呆呆地注视着这一切，愣住了。 孙德林走到王文绪身边，皮笑肉不笑地说：“老王，从今往后，咱们哥几个就金盆洗手，弃恶从善啦。万一出了事，谁也别连累谁，也别再提华山信用社的事！”说到最后几个字，孙德林目露凶光，叫王文绪的心猛地一颤。 汪家仁见气氛不对，赶紧过来说：“大哥，我们都土埋半截了，也该歇手了。钱这个东西嘛，多有多花，少有少花，没有不花。咱们如果再干，难免有一天‘掉脚’，到那时候后悔可就晚啦！” 汪家礼又说：“大哥，咱们虽然散了伙，往后还是哥们儿，有了困难要互相帮助……” 对于面前看到的情景，以及那几个人说的话，王文绪感到突兀，困惑，曾经有过“他们是在演戏”的一闪念；可是，当他看见他们把那几支历经千辛万苦、冒着危险才买来的猎枪统统扔进河里后，就不能不相信，他们真的不想干了。这种情况下，自己还等什么呢？王文绪也从腰间抽出自己那支猎枪，七拆八卸，一甩手扔进河里…… 就这样，王文绪被几个哥们儿巧妙地“踹”出了犯罪团伙。 “踹”不“踹”王文绪，汪家哥俩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没有了王文绪，他的位置由年轻的孙德松顶替，这样不仅可以变成两对同胞兄弟联手结盟，而且也使这个团伙变得“年轻”化了（王文绪比汪家仁还年长5个月）。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他们最后下了决心，与孙德林合“演”了河边上的“戏”。 孙德林除了对汪家哥俩列举的那些“踹王”理由外，他内心还深藏着不能告人的秘密。 孙德林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始作俑者，在一次次抢劫犯罪中心毒手狠，残暴至极。落网后他自己也坦率承认，自己“确实是滥杀无辜”，“血腥味太大”；然而，他也相信“善恶终有报”，对法律的惩罚心存恐惧。他有个未对人言的时间表：40岁“收山”，放下屠刀。以抢劫运钞车为契机，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收山”的时候了。 与汪家哥俩在抢劫中发生意见分歧，是孙德林萌生“收山”之念的另一个原因。他的主张是，要干就干“大”的，见好就收，蜇伏一段，用抢来的钱开个饭店什么的，后半生也有个依靠。干的时候务必周密思考，注意隐蔽，“踩点”的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弄个“脸熟”。可是那两个姓汪的却不然，他们没钱就干，连连作案，也不管干的对象钱多钱少，只要能弄到钱就行。特别是汪老二，压根儿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倘若将来大家有个好歹，十有八九要坏在他身上。汪老三呢，别看在研究行动计划的时候他总要比比划划地白话一通，最后还得按自己的干。总而言之，这两个人他都越来越看不顺眼了。 为三弟孙德松担心，也是孙德林的一个考虑。在他心目中，孙德松与自己完全不同，是个好弟弟。他孝敬父母，年轻有为，无论亲人还是单位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只是后来由于妻子闹离婚，他心情郁闷，无心工作，拉他入伙时，他就破罐子破摔，也干起了杀人抢劫的“营生”。为此，孙德林总是感到不安：如果案子犯了，连累了弟弟，那就是他害的，他愧对家里的亲人们。 与孙德林不同的是，汪家哥俩犯罪欲望强烈。如果孙德林劝他们“收山”，肯定不行。于是，孙德林表面上是在处处为犯罪团伙着想，出谋献策，暗中却在实施着“踹”掉王文绪的计划，同时作着干几次“大”的之后，在40岁前“收山”的准备。 如果单是为了“踹”掉王文绪而扔掉4支猎枪，那代价岂不是太大了，汪家哥俩能同意吗？ 事实毕竟是，汪家哥俩竟然同意把猎枪扔掉，而且这么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汪家哥俩一直念念不忘的是，要弄到真正的军用手枪。为了区别于猎枪，他们把手枪叫作“强兵器”。抢劫运钞车成功，他们每人分得一大笔赃款，有了买手枪的钱，买枪欲念随之越来越强烈了。猎枪虽然也可以用于作案，但它又大又笨，不便于携带。于是，他们想在作案工具上来个“更新换代”，用刚刚到手的赃款买手枪。孙德林提出“踹”掉王文绪的建议后，他们就借此来了个顺水推舟，把已经完成“使命”的猎枪献出来，充当了“演”这场“戏”必不可少的“道具”。 在预审员面前，汪家仁说：“我们干‘事’弄到钱后，就花天酒地，什么事也不想。”又说：“干我们这行，有今天没明天的，抢点钱就花了，填补一下自己（精神上）的空虚。” 抢劫运钞车得手，汪家仁分得7万多元，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又有了寻欢作乐的钱。 汪家仁离不开的，一个是酒，一个是女人。 汪家仁爱喝酒。虽然每次喝得不多，一天却要至少喝三回，甚至喝四五回。以前，他在沈阳东站货场蹬“倒骑驴”拉脚，干一天活儿很累，回家后喝点酒解解乏。自从上了孙德林、汪家礼的贼船，干起杀人抢劫的勾当后，酒又成了他缓解作案后的紧张心理，麻醉自己的东西。 抢了那么多钱，喝酒是喝不光的，汪家仁最大的“消费”是出去找女人。 这个犯罪团伙的5个人都离了婚，唯有汪家仁续了弦，后老伴为他生了一个很不错的儿子。饱暖思淫欲，人老心不老，生就一颗花花心的汪家仁怎么能看得上已经满脸皱纹的老伴，自从变成匪，干上杀人越货这一行后，他往往一夜之间便成为巨富，为了寻求刺激，就嫖暗娼，直到把钱花光了为止。为这个，连汪家礼也数落过他。 这天，汪家仁被那笔赃款烧得呆不住，又想出去走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他刮了胡子，换上一套新衣裳，揣起几千元钱，跨上摩托车开走了。 汪家仁有个本能，像只狗似的会闻味，知道哪家酒店、娱乐厅里有他需要的那种女人。 汪家仁正骑着，一辆“佳美”轿车从身边飞驶而过。车轮辗过一个水洼，泥水飞溅，弄脏了汪家仁一只裤腿。汪家仁懊恼地骂了一句，跟着“佳美”跑起来。“佳美”开到娱乐宫门前停下了。车门开处，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男子挺胸凸肚地走了进去。汪家仁一见，也停了车，暗骂：不用你小子显摆，你能来，我也能来！他放好车，也走了进去。 汪家仁寻欢作乐，一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既感到新鲜有趣，也不会让人弄个脸熟。这家娱乐宫是他头一次来。进了门，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小舞池里，彩灯旋转，乐曲悠扬，一对对红男绿女勾肩搭背，跳着“联系步”，看得汪家仁心里直痒痒。但他不喜好这个，急着找小姐。 在包房里，汪家仁点了个身材高挑的小姐来陪他。 “小姐，叫啥名呀？” “大哥，你叫我小敏好了。” “哪来的？” “开原。” “多大了？” “22。” “坐吧，坐吧。”汪家仁伸手拉过小敏，“这里就咱俩，客气啥，嘻嘻嘻……”汪家仁笑着，拽起小敏的手揉搓着。 小敏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老头子，一阵恶心。这人白脸，秃顶，看上去慈眉善目的，没想到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正经，先“宰”他点钱再说。小敏说：“大哥，我给您点几样菜好吗？” “好，好。你爱吃啥就点啥，大哥有钱。” “你喝啤酒还是白酒？” “白酒，白酒。” 酒菜上来了，汪家仁一只手搂着小敏，一只手举起酒杯，一扬脖，“吱———”干了，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叫了声：“爽！” “大哥真逗。”小敏微笑着迎合，递过去一本歌单，“您唱个什么歌？” “好，我唱。让我想想……”汪家仁用手一拍脑门儿，“哎，对了，有没有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伴随着音乐，汪家仁眯起小眼睛看着屏幕，扯起破锣似的嗓子，对着麦克风唱起来：“……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来呀来喝酒呀，不醉不罢休……” 汪家仁唱得高兴，走到桌边，拿起一杯酒，又干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在汪家仁看来，这支歌唱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对酒当歌，及时行乐，有钱就花，花光再劫。 一天，他骑着摩托车从火化场门前经过，见门脸上一副对联很有趣，就停下来细看。那副对联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坎坷，苦辣酸咸；横批：谁都得来。汪家仁站在那里细细品味，很有感慨。他想：自从干了“没本的生意”，钱来得容易了，但也常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梦见“干活儿”时掉“脚”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啊，钱抢得快花得也快，有今天没明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反正人活一世最终是个死，还是活一天快活一天吧！ 那一夜，汪家仁在娱乐宫过得挺高兴，随手甩给小敏1000元钱。这钱他不心疼，反正花光了再去抢…… 汪家仁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老伴躺在床上压根儿没睡，听见窗外传来摩托车的声响，爬起来给他开了门。 汪家仁的家是楼房，屋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台旧冰箱、一台旧电视机，没有更值钱的东西。那些抢来的钱，都让他胡造了，没攒下。 “又去耍了？”老伴问。 “嗯。”汪家仁懒得回答，用鼻子哼了一声。 汪家仁每次在外面嫖娼回来，都欺骗老伴说，和朋友打麻将去了。 “输没输？” “没输。嘘———小点声，别弄醒了儿子。” 汪家仁很喜欢儿子，他是个独生子。汪家仁对儿子要求很严，学习上也抓得很紧。他允许男学生到家看儿子，不允许女学生来。他对儿子说：“你还小，尽量和女孩子少接触，不然会影响你的前途。”他希望儿子将来学法律，这年头干法律的挺吃香。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不能误了孩子，得让他学好，长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老伴围着汪家仁嘟囔着说：“家里买菜没钱了，你还总是打麻将。” “给，给，”汪家仁从怀里抽出两张百元票，递给老伴，“我也没多少钱了，先给你这些花着。” 汪家仁对酒店、娱乐宫的小姐们出手阔绰，高兴了一次给过几千元，可是他对家里的老伴却很吝啬。一是给多了怕露，再是老伴哪能和那些小姐比？他在外面要面子，钱给足了小姐们才能好好地侍候着。平时他只抽“三塔”、“吉庆”烟，在家里也无非喝点小酒而已，没有别的花销，老伴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外面一掷千金。 一觉醒来，旭日临窗。汪家仁睁眼一看，时候不早了，老伴在厨房里忙着，儿子还没去上学。他边穿衣服边喊儿子：“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上学？” 儿子走了过来：“自行车坏了，打半天也鼓不起来。” “哎，那是扎带了。”汪家仁说着从衣兜里抽出两张10元票，“给，打车去，别迟到了！” 儿子揣起钱，拿起书包匆匆下了楼。 汪家仁急忙穿上拖鞋，走上阳台。他看见，儿子并没有打车，而是向公共汽车站跑去了。他点点头，笑了笑。 晚上，汪家仁“踩点”回来，把儿子叫过来，问：“早晨上学，打车花了多少钱？” “我没打车，花5角钱坐公共汽车去的。你给我的钱，我想攒着买书。” “那，下车还有一段路呢？” “我跑去的。” “没晚？” “没晚。” 汪家仁点点头，放心了。儿子从小就挺懂事，是个好孩子，长大一定错不了。 在外面频频干着杀人不眨眼的罪恶勾当，他是个恶魔；在家里谆谆教诲儿子学好上进，他是个严父。这对汪家仁来说，不是很矛盾吗？ “不矛盾。”汪家仁在回答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侃侃而谈，“儿子是儿子，我是我。‘养不教，父之过。’儿子学好学坏，我有责任。我决不让儿子走我的路。” 的确，汪家仁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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