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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名人都出书了。 吕大渝也是名人，只是应了“花无千日红”这句话，红得早了一点儿，后来又移居异国他乡，所以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就不知道她了。 1961年，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时候，吕大渝就是播音员了。我写的稿子，不是沈力、赵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机会挺多。 那时，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赛着追她。她呢，好像没心没肺，人没到笑声先到。末了，在圈里谁也没得逞，但是谁也没得罪谁。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天天都有大量的报道。我是报道组的副领队兼撰稿人。吕大渝是抛头露面的播音员和采访人。 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条白色的短裙，正在东京的街头进行报道。眨眼的工夫，围上来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妇女惊讶道：“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另一位说：“啊，这是真的东方美人吧！” 这样看来，中国小伙子和日本妇女的审美情趣还相当接近。大渝的美在当时就得到了“国际认证”。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许多倒霉的事都落到了这个美人的身上。 一会儿在团小组做检查了。 一会儿在“文革”中挨斗了。 一会儿“通缉”了。 一会儿出车祸了。 反正，这事那事，总得出点什么事。我想，在这本书里，她肯定都说了。 大渝是一位个性相当鲜明的女性，爱表态，好打抱不平，急了，竟然也会喷出“他妈的”这三个通俗而不雅的字眼来。 这种性格既可爱也可恨。 她的人生走向就是由这种“可爱”与“可恨”所决定的。 这本书，我不曾阅读，只是看了看目录。我相信，她会一如既往，“实话实说”。 我问，你于吗要写这本书？ 大渝说，我碰到的人和事都不算多，也并不想为了个人的恩怨去写一本书。我的真正动机是，在我的同代人当中，我并非才华横溢，亦没多大学问，但有着我们同代人共同的特点：有理想、有事业心、肯努力工作。每个人在这人世上只能走一遭，回首往事，我们原本应该活得更好，更有贡献和尊严。但我们的坎坷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个人无力挣脱大时代的局限。我写出这些，只是希望今后的人们能够活得更清醒，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物欲多于理想，如果人们不自觉的话，等年轻的一代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往事，不又会有许多遗憾吗？ 我认真地乐了，“这就好。”我相信，大渝的往事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有趣的信息。 陈汉元 1999年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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