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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庆东返上海后，我曾去过苏州，最早的记忆便留在了那里。 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对苏州最初的印象，只是铅灰色的天空、潮湿泥泞的碎石小路、阊门祖居油漆剥落的大门、身后黑洞洞的厅堂、门前穿梭而过的挑夫和站在门口看街景的无聊的我。 近四十年后，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编导，为拍摄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我才有机会重返苏州。东道主带我们参观了苏州园林。那秀丽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虽然和我幼儿时期对苏州的印象大相径庭，但我相信那都是真实的苏州。 离开大后方重庆，我家在上海虹口天同路寿荫坊四十三号安顿下来。 那座房子的大门是黑色的，门里是个被上海人称为天井的极小的院子。天井的右边有棵琵琶树。房子是个两层的建筑。一进小楼，一层是客厅，穿过客厅右前方的房门便是灶间，灶间有个后门。楼梯夹在客厅与灶间当中，上楼右手是灶间上面的亭子间，左手是客厅上面的一间大卧房。 父亲的伯父和伯母，被孩子们叫作“阿爹”和“好婆”，这是江浙人对祖父和祖母的称呼。他们无儿无女，一直由我父母赡养到终老。最受“好婆”宠爱的大弟跟“好婆”和“阿爹”住在亭子间，我和大哥、二哥跟母亲住在大卧房。 抗战刚刚胜利便去美国进修的父亲，一九四六年冬天才回来。从我记事起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父亲似乎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不是很多。 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底，我从两岁长到五岁。在上海寿荫坊居住的日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多童年的欢乐。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又打了四年。寿荫坊房子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米字形的白纸条。长大了我才明白，这是怕玻璃碎片横飞时伤了人。 那时，能买到大米似乎是家里的一件大事，而米饭又都是有霉味的，还尽是砂子和稗子，所以，天天看见“好婆”在窗下的红木饭桌上拣米。每天都有来要饭的叫化子敲门。 北方的冬天，即使外面冰天雪地，可一进到屋子里，因为有火炉、火炕或火墙，总还是暖和的。而江南的冬天则阴冷潮湿，屋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晚上，只能靠个黄铜的“汤婆子”或热水袋暖暖手脚。 不过，对江南难熬的冬天，我是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领教。那次是电视台专题部的摄制小组去常熟采访，正值严冬，工厂领导盛情地请我们吃“大盘子”，刚出锅的热炒，一端上桌子就成了冷盘，我浑身发着抖吃完了那顿冰凉的午餐。晚上，在招待所里，我把一屋子六张空铺上又冷又潮的棉被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直到早上仍手脚冰凉。 内战时期的上海，能升得起炭盆的家庭就算得上家道小康了。那年月，大人常讲马路上又冻死了人，所以，每次上街，只要看见斜靠在路边的人，我都以为是冻死的“倒卧”，害怕极了。 但是，童年总有童年的欢乐。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因为暴雨成灾，马路上和弄堂里都变成了“河”。娘姨把我和二哥放到大木盆里，推着我们去上学，像坐船一样。中午，她还用一格摞着一格的手提铝饭盒给我和二哥去送饭。 放学回家，我光着脚丫到弄堂里去淌水。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脚下的水看上去似大海，像天高一样深，我生怕“掉”进去，既紧张又刺激。弄堂里有一个坑，但发大水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我“噗通”一下掉了进去，着实吓了一大跳，又弄湿了裙子，怕回家挨骂，只好跑到弄堂尽头一个高高的废墟上，坐在那里晒太阳，晒干了衣服才敢回家。 早年，在上海霞飞路黄陂路口有一家红叶照相馆。那是我的小叔叔和父亲出资开设的，解决了我的堂姑、三阿爹、阿爹的就业问题，也帮助了父亲一个陷于困顿的老朋友的家计。 我的一张手工着色、被卷了头发、像个小大人似的大照片陈列在红叶的橱窗里。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的照片，更不会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拍的了。每当我被带到红叶去玩的时候，总会有人间那是不是我的照片。和生人说话的感觉很新鲜，又都问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很高兴去红叶，而且，总是在橱窗前晃来晃去的，活像如今服装表演时伸展台上的模特。 离开上海后，我便淡忘了红叶照相馆。 一九五六年，中国进行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造之势，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纷纷向党“表忠心”，“自愿”公私合营，还敲锣打鼓，高举彩旗，在大街小巷游行。我见到这次轰轰烈烈的场面时，已经定居在北京了。 父亲后来说，一九五零年初，他曾考虑让红叶停止营业，但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力图整顿经济上的烂摊子，不准关张造成失业。 我家定居北京后，小叔叔来找父亲提及过红叶的事。我听说，他们决定将全部资产送给职工，由一位沈姓职员负责经营。我猜，这一定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那次运动前不久的事。 我的那张大照片，早年曾在北京家中挂了好一阵子，后来在装箱托人带往美国时，连箱子一起丢失了。 我的求学生涯，是到上海一年后开始的。三岁那年冬天，我被母亲送进了幼儿园。 在那所幼儿园里，小孩子们每天都不给脱去厚厚的棉袍，就让在地铺上睡很长时间的午觉，睡不着也得硬躺着，一出声音就会被老师“吼”。老师则扎堆在一旁大声聊天。我觉得老师很不喜欢我，因为常常在她们聊得正欢的时候我要“坐马桶”。老师很不耐烦，给我穿裤子的时候，像提着口袋想往里多塞些东西似的使劲地“蹾”。每次要“坐马桶”，我非得憋到忍无可忍时才敢说。我觉得自己总要“坐马桶”是很不“乖”的事。我怕极了老师那恶狠狠的训斥和又推又搡的动作。 十五年后，我已去了电视台，有一个春节，全家团聚，父亲调侃我：虽然我现在“人模狗样、头头是道”的，可小时候，连“早”和“晚”都分不清。每次他和母亲去幼儿园接我，我嫌接得太晚，想表达的是：“叫你早点来，早点来，你偏要晚点来。”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话却是：“叫你晚点来，晚点来，你偏要早点来。”这时我才说出当年“坐马桶”的不快。母亲说：“家里那时不是没有人带你，送你去幼儿园原来为的是让你好玩，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送你去了。” 母亲大概感到我在幼儿园很不快乐，所以没有多久便给我退了学。我“失学”在家，“自由”了好一阵子。在热水瓶盖里种西瓜、往乌龟背上敲钉子、蹲在泡菜坛子边吃泡菜，我常常是二哥的好伙伴。 更有甚者，我还和二哥一起，趁着阿爹睡觉时，到他的钱夹子里去“拿”钱买棒棒糖。阿爹睡在亭子间，他总是把自己的长衫盖在被子上，而钱夹子就放在长衫的口袋里。是二哥先发现这个吃棒棒糖的“资金来源”的。前两次，都是二哥动手，我在旁边“观战”，然后同享“胜利果实”。第三天晚上，我去“独立作案”了，可刚一伸手，就被装睡的阿爹逮了个正着。他也不是个富人，可能接连两天发现钱夹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有所短缺，于是便计擒小贼。 虽然母亲对两个学龄前“小贼”未加丝毫挞伐和训斥，但却想到是该送我和二哥进学校的时候了。那时，小学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中国的歇后语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瞎玩，莫如让我跟二哥一起去上学，跟得上班就学点东西，跟不上班，只当换个玩的地方就是了。于是，我一度成了二哥的同班同学。那年，我快五岁了。 其实，二哥小时候绝少有特别出格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小孩都是“机灵鬼”，但二哥并没这份福气。他七个月早产，出生时不过三斤，放在暖箱里才得以成活。初生的二哥被父母叫作“三斤子”。长大成人后，二哥之所以是四个兄弟中个子最高的，完全是由于母亲注意到他先天不足，对他格外照顾所致。母亲曾让当时在美国进修的父亲给他寄回不少大钙片和含钙的“大力果奶粉”。正因为吃了太多的钙，他的骨头特别硬。小时候，从来不打孩子的母亲常说：“我可不愿意打大蜀，打了他我的手疼。”但是，二哥的智力毕竟还是受到了早产的影响。 对二哥来讲，“功课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二哥成长的过程中，我“抢尽风头”，虽然没有我的任何错误，但长大以后，总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 我和比我大两岁八个月的二哥同班，自然令他感到很没面子，放学回家，便天天向母亲告状，说我什么都不懂，上课还乱动。 对那段学生生涯，我只记得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学校里也不会人满为患。我们教室后面的两、三排空位子，都成了我的地盘。上课时，我常在空位子上窜来窜去，挺自在的。现在想想，我该是班上最矮的，理应坐在第一排，何故把我放在最后面？或许母亲是这样对老师要求的？可能老师也没把我当回事？没准二哥告的状基本属实？ 总之，那段学生生涯的烙印是，我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的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那段学生生涯的收获是：我对国语注音字母一窍不通，似乎从来没学过，而这正是那个年级该学的。现在，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美国办的中文学校，仍然使用国语注音字母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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