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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岁末，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多事的一九七六年。继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朱德元帅和毛主席又相继逝世。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也都发生在那个多事之秋。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虽然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屏幕形象已不再是电视播音员的一个选择条件了，但在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广播学院培养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队伍始终处于人员短缺的紧张状态。那时，学校停课闹了革命，广播学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教职员工全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关门大吉了。如此，由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广播学院毕业生补充播音队伍已成空想。 “文革”中，中央电视台播音组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部增设了隶属播音员，专事新闻节目的画外音解说，调进的成员有邢质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刘佳。赵忠祥也调到新闻部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由两位播音员维持工作已成了老播音组经常的现象。开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来，调来了广播学院的教师白钢。不久，沈力去做了《为您服务》专栏的节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钢。彩色电视开播，我又和白钢开始了寻找播音员的工作。从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女播音员以后，过了些日子，白钢就请调去体育部任职编辑，又是只有两个播音员维持工作的局面。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自“文革”以来，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可因为人手紧张，即使到了声带水肿、声带充血、甚至声带出血，大夫要求噤声的地步，都还得高调播音。无论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惫不堪、力不从心。我热爱电视播音员的职业，但从那时起直至请调专题部《人物述林》组获准为止，始终在声带病态的情形下工作，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对我声音状况大加非议和指责的观众来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现，电视机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阳区的信件，内容翔实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态度令我感到其间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着大喊大叫的播音风格，不慷慨激昂的声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对那封来信，我除了无奈，还能怎样？观众怎么能对因“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的紧缺和青黄不接，以及我带病坚持工作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情和体谅？况且，正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说法：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个人顾个人。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够指望那位观众来信充满友善之情，关切我的嗓子何以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声带染疾还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帮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与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阎世伟成了挚友。小阎是诗人和画家严阵的女儿。她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中，她和爸爸最喜欢“灰嗓子”。“小辫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时被他们叫作了“灰嗓子”。小阎的谈话使我感到些许安慰和温暖，但他们却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和所有从“文革”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一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闷和烦躁。我的儿子苗苗出生时，我曾给他取名为“建”，希望他能够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我很快就变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剑”。鲁迅曾写道：中国需要“剑与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国，除了没完没了的破坏性的运动，还能建设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鲁迅所说，来一场“剑与火”，荡涤掉中国社会令人压抑的一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悲痛场面，表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无言的担忧和不安。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逝者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松墙和小树上的是小小的纸花。纪念碑周围也开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干脆带着焊枪，打着写有厂标的横幅，成群结队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车运去，当场焊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再也没人能拿得走。 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圈、一首首诗词和日夜涌动的人群覆盖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心中长久的压抑，犹如火山，终于藉清明节对周总理的悼念，发展到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爆发了也被叫作“四·五运动”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周总理临终前说，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当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象征祖国江河大地的一杯水和一杯土的时候，我就开始一天往天安门广场跑三趟：早上骑车上班前，到了西单路口，我不西拐至电视台，而是东向骑往天安门广场去记住新增诗词的方位；中午，我去观察日益增长的人潮规模，揣摩事态的发展动向；一天的电视播出结束，夜深人静，我再访天安门，逐字逐句品味每首诗词，兴奋不已。 在围观那些诗词的时候，不管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如何请求前面的人们大声朗读那些诗词，无论我如何冲动地想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广场上却始终一声不出。我有个人们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进了许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烦。 虽然我不是个斗士，但一连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一踏进铺着方砖的广场，我的呼吸顿时舒畅起来。广场上的人们，互不相识，但常常会心一笑，无比亲切。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称呼了那么多年的“同志”，可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觉。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门事件”终于遭到了镇压。 不久，有人揭发了我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问话。 那时播音组的负责人是白钢，他是位共产党员，一个很讲义气的汉子。自他从广播学院调到电视台后，与同事关系始终十分融洽。白钢奉命来问我“四·五”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我知道他不过是阳奉阴违地应付上级而已，所以，先采取了“拖”的战术，企图不了了之。白钢也不再追问。 过了一段时间，白钢又来问起此事。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问话了。白钢绝不是个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究竟要向哪位领导回话。白钢竟对我交了底。据我平日的感觉，他得回话的那位老章，对待“四·五运动”的态度，也一定是个阳奉阴违应付上级的人物。 白钢告诉我，我说什么都成，只要给他一个向上面的回话就行了。 位于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距天安门广场仅为大一路公共汽车的二三站之遥，“四·五”期间，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没去过天安门的，大家都特别热衷悼念周总理，影射“四人帮”的诗词。 在那个说了实话就得倒霉的时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说：“电视台在西城，我家住东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从天安门前经过，这能算去了天安门广场吗？谁揭发我在广场上照了相，让他来和我当面对质吧。” 其实，我那时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经天安门广场，但我根本不为自己说了谎话而惭愧丝毫。 当时由“四人帮”把持的官方新闻机构，明文通知新闻工作者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摄影、录像和拍摄新闻照片。为了给“四·五运动”这样一个大事留下一点史料，我确实去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发我的人不敢和我当面对质。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初期那个人家一吓唬就实话实说，越说越给自己找麻烦的“现行反革命”了。我想，万一那位揭发人敢当面死咬我的话，我就搅局，反咬一口，而且，我还要把那个人的“叛徒”嘴脸广而告之，来个“你不仁我也不义”。 为了不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我想了想又推翻了开始的说法。我跟白钢商量：“要不，别那么回话了。你就告诉他们，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压根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我笑了，白钢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钢是怎么替我向上面应付的，反正，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实在没有料到，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仔细想想，当“四人帮”在中国已经混到了层层干部都对他们阳奉阴违的地步，他们想不被“粉碎”都难！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以后，我的嗓子终于发展成了神经性咽炎，连日常生活中说话都很困难了。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来，年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庆祝游行，在“困难时期”被取消了，精简成了游园庆祝活动。“文革”中，虽然延续了“游园”这一做法，只是根据政治需要，主会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里的参与者次次有所不同罢了。一九七六年的“五·一”，会场中坐着的是清一色镇压了清明节“四·五运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个清明期间，我的喜怒哀乐和广场上的百姓一模一样。我是个人啊！我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转枪口去把矛头指向那些可爱的群众？去连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参加那次“五·一”的播音工作。 清明期间，劳累加兴奋，我声带的疾病已从水肿和充血，发展到了声带出血，大夫说必须绝对噤声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止匕。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但是，在那些年里，党支部书记却把去音乐堂向转播车里的导播报告中央首长的行踪，当成了奖励立场坚定者的手段。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党支部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他不应该是个外行。但在那个“党管一切”的年代，在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五十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四月三十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的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文革”十年，我周围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的导演严恭伯伯也挨了整，但我与他始终有来往，保持着父女般的忘年之交。他是南京人，那时他住在长春。他的妻子兰馥馨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是位译制片导演。我叫她兰姨。 小时候，严恭伯伯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总会把我找去，带我看参考电影，请我吃饭，给了我很多关照。我长大了，他老了，变成我对他多加关照了。从三年“困难时期”直至“文革”，东北的副食供应一直比北京紧张得多，细粮更是缺乏。我那时常为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他来北京的时候，用北京的面票买好挂面，送他上火车回长春的时候，把挂面也一起送上去。那时，北京火车站里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东北人，大包小包往回扛的全是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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