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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是个特殊的职业。在我几近一年不会上班的日子里，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度过了少年时代的马将军小院时，我对自己的职业思考了许多。 我清醒地看到，即使一个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已经跻身于名流之列，但假如没有真才实学和实际技能，一旦离开了观众和屏幕，则会像崔健后来在歌中唱的那样：一无所有。 过了而立之年，我已不满足只照本宣科别人的稿件，特别是我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不脱离播音工作便永无痊愈的可能。长久以来，我渴望在审查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尝试电视编导的工作，做些有点人情味的节目。我自己选题采访、自己编导撰稿、自己带队拍摄、自己剪接配乐、自己解说演播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是一个比电视播音员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更多主动权的选择。 说起向电视编导的发展，在我做电视播音员的后期，常找我合作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就支持过我的想法，并给了我一次次的机会。那时，我制作了《哦！少年时代》和《哦！教师》等节目，并得以在他的栏目中播出。 《哦！少年时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为那幻灭了的少年时代的美好理想而采访制作的。 许多观众在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都看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马将军小院的街坊、印尼华侨老杜甚至在海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向往《祖国的花朵》里的孩子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幸福生活”，而在五十年代末期毅然回国就学。当然，在“文革”期间老杜指责我参与过的那部儿童片“欺骗”了他，则不是我能负得了责任的事了。 最早，我计划通过电影《祖国的花朵》的片断去追寻当年的小演员、如今的中年人：科技人员、矿工、教师、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做个专题节目。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既引人深思、又富于人情味的节目。但是，那个年代，电视节目的选题还不似如今这样宽松，加之我本人又介入那部儿童片，为了避嫌，我只好放弃了这一构思。 “文革”结束不久，正值北京市少年宫举行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写了一首诗，作为少年宫初创时第一批老组员的发言，在后来毁于一场大火之中的大殿里，由我、栾景泉、张筠英及瞿弦和集体朗诵。我因此受到启发，把采访对象，改成了在少年宫里度过少年时代的中年人：科技工作者、小学老师、芭蕾舞教员…… 但是，我仍不能忘情于《祖国的花朵》主题歌。凭着记忆，我写出了那首主题歌的全部词曲，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曲作者刘炽叔叔寄了去，希望得到录音带。我打算把它用在《哦！少年时代》里。 “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回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想哭…… “文革”后的长影没有给我回音，我没能得到那首歌的录音带。后来，刘炽提起我给他寄去的歌篇时说：“你比我记得还清楚。” 刘炽叔叔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毫无所知，见面时，也一句没问。那个年月，他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多问只会平添伤感。我猜，他的原稿一定是在那灾难的十年中毁掉了。 我接着制作的另一个专题是《哦！教师》。这个节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跟王元洪等一起到广东和福建拍摄《访东方宾馆》、《访深圳海关》和《福建行》时，我就福州一中的语文教员崔兴成老师的住房问题所作的即兴采访。 平日，崔老师及其也曾是教师的老岳母和大舅子、小姨子共三、四个户口本的三代十几口人，竟只能在那一间属于老岳母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古旧老屋里繁衍生息。 我们的摄像机拍下的那间屋子，摆放着仅以蚊帐作为每户“疆界”的两张大床、一张小床和全屋仅有的一张书桌，还有在房中半空架起的楼板，上面住着大舅子一家三口。 就是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居住条件下，这个教师之家的两代五位教师仍然无怨无悔地为国家培养着后生学子，他们有的还是学校的骨干力量。 在《哦！教师》中，崔兴成在呼吁有关部门关心教师住房问题的时候，对十年“文革”之后的国家仍然充满了谅解与期待。 崔老师对我侃侃而谈。中国教师的奉献精神使我感动万分。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深深的尊敬和同情。 中国电视观众惯于把报纸、电台、电视台当成国家的代言机构。其实，《哦！教师》这类节目，对结束了十年浩劫，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政府和人民之间，不乏沟通和桥梁作用，有益无害。节目播出之后，虽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受到了教师们的欢迎，一些北京的教师们甚至把赞扬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感谢我理解和讲出了他们的困境。但是，当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却对节目给予了严厉的点名批判：“吕大渝利用极端事件挑动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 或许是“文革”之后，人们已经厌倦了大人物一言九鼎祸及百姓的整人方式，当时主持电视台宣传工作的副台长阮若琳几乎没有理会那则批评。她说，节目是经过台领导审看后播出的，便没有再追究我的责任，否则，我可能又会招惹一场无妄之灾。 在亲自动手采制节目的过程中，我熟练地掌握了电视编辑机的声画剪接技术和基本的蒙太奇技巧，为日后正式调往专题部担任《人物述林》组的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做好了业务准备。 就在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之中，我的好朋友、录音师小纬多次到我家探望和劝说，我才结束了近一年的“罢工”生涯，回到电视台上班了。 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新开辟的栏目《人物述林》组主持人的位置曾为许多人向往，首任组长王元洪因为在多年合作中对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了解，又对于逆境中的我十分仗义，他告诉了我热衷那个职位的一些人名，但他斩钉截铁地说，那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只为我一个人留着。王元洪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深怀感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人生的逆境伤害了我，但却使我在阮若琳副台长的首肯下，得到了那份心仪已久的《人物述林》组的工作。此后，又使我走上了完全不是我预料之中的生活道路。中国人常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冥冥之中，人的福祸是否都有个定数？我说不清楚。 一九八四年春天，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曾带队跟随国际航线江平的机组去美国和英国采访，我们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也在全国专题节目评选中获了奖。在那次赴美拍摄的时候，我结识了美国女作家包柏漪。 包柏漪当时的管家龙姐是印尼归国华侨，电影女导演张暖听中学的同学。我赴美时受托给龙姐捎去一点中药的时候，包柏漪在她纽约的家中招待了我。我们相谈甚欢。谈得较多的是“文革”。她是位作家，比较关心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记得她问起我在广播局的批斗大会上，挨打了没有？广播局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武斗的情况井不多见。我告诉她台下的人只是对我喊口号，没有打过我。造反派如果动手打一个二十岁才出头的女孩子，可能也会不得人心。她还问我，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说，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浅蓝的确良短袖衬衫、深蓝人造棉裙子和一双白色塑料凉鞋。虽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仍不愿低头弯腰过于狼狈。我想的只是台风要好，不要“三轴平行”。因为我站得挺胸收腹，目光平视，台下便有人为了“痛打落水狗”，喊口号叫我“低头”。当然，在那种被动的处境之下，众人硬坚持要我低头弯腰的话，我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只把视线降低了一点，台下的人们竟然就放过了我。我猜，大多数人对我还是有恻隐之心的。我开玩笑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能容纳千人的广播剧场舞台上，我已经沦落到了挨斗的地步，想的竟还是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面对的好似仍是我的电视观众。包柏漪听得哈哈大笑。 包柏漪随上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婿洛德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龙姐的电话，包柏漪要请我去吃晚饭。说实话，“文革”刚刚过去，我对这种单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赴宴的举动，仍心有余悸，十分矛盾。不接受邀请的话，实在失礼。如坦诚地说出我的顾虑，又恐怕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虽从未回绝过任何类似的盛情邀请，但内心却始终忐忑不安，担心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 洛德任内，包柏漪在中国文化界颇为活跃。她经常在大使馆里举行招待文艺界人士的电影茶会。 那次晚饭之后，我又应邀去参加过一次包柏漪的电影茶会。在茶会上见到的还有英若诚、宋丹丹等很多人。女作家张欣欣也去了。那时，张欣欣正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记者童宁合作电视报告文学，拍的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在包柏漪的电影茶会上，张欣欣问起了我的遭遇。她说：“你好好想想，究竟得罪了谁？”她还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当然不是现在。” 一代名优阮玲玉曾在自杀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名句。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虽然如始终关心我的一位台领导和我广播学院的一位同窗好友判断的那样，鉴于我的个性和经历过“文革”遭批斗的锻炼，我不至于寻短，但总让那些流言蜚语像影子一样跟随着的日子实在令人厌倦。 当年，在我人生极度低潮的时候，曾有一位作家朋友也劝慰过我。他说：世界上的人分成议论别人的和被人议论的两种人：有成就的被人议论，没成就的议论别人。他开玩笑说，美国人为了出名是不择手段的，而我身上的中国色彩太浓了，所以才会那么在乎别人的议论。虽然他的劝慰并不能令我释怀，但他说，在中国，为右派分子平反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现在，你又不能指证出造谣的人，根本别指望有谁能为你辟谣。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这很实在的话语我是听进去了。 美国大使馆的那次茶会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张欣欣的建议。但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开放了许多，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那些个别政工干部及顶头上司以手中的职权嫉贤妒能，甚至以干预百姓私生活为己任的作风早已没了市场。 当我远离了故土，在不惑之年又从零开始了艰难起步的时候，人生道路上往日的恩怨得失，那些粥少增多的红眼嫉妒，那些我是你非的鸡毛蒜皮，那些婆婆妈妈的飞短流长，早如过眼云烟，从喧嚣归于平静，无足轻重。 日前，北京市侨办的两位领导干部造访华盛顿，作为大华盛顿地区北京同乡会理事会的成员，在欢送他们的晚宴上，我听到了国内关于“六八人”的说法。 那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们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过后出生，躲过了饥馑的年代；“文革”中盛行“知识无用论”的时候，他们还是学龄前儿童；中学毕业，他们恰逢恢复高考；该走进社会了，他们又赶上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的好时光。刚近不惑之年，他们当中的精英，已经成了社会的脊梁。 我没有“六八人”的福分。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的停滞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电视事业无法发展。在我青春鼎盛的年代，纵有无限才智和激情，也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氛围，使我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精神重于物质的向往，但“文革”中人性的暴戾，使一切美好情感的生存环境都荡然无存，使只能在人世上走一遭的人们，感情生活极度贫血和残缺。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到北京，听说曾在美国流行的小说《廊桥遗梦》在大陆中年人中畅销并引起了强烈共鸣。我深深理解这一社会现象的含意，理解我同代人感情的期望。失落和生不逢时的苦衷。 午夜梦回，我偶然也会以平静的哲学心态，使思绪回到远去了的岁月，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解剖自己。 虽然，我和我的同龄人没有“六八人”的福分，但我仍为他们的幸运感到欣慰。毕竟，社会在进步，后来人终于能够比我们有个更富裕、更能施展才华、更充满人性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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