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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我认为，希特勒身边除了鲍曼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够行使这一困难的职责。由于工作繁忙，希特勒对日常琐事不可能事必躬亲。为了使自己免招不受欢迎，希特勒兴许有意逃避接触这些事情，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结果所有棘手的事情都落到马丁·鲍曼的头上，他总当替罪羊。部长们和纳粹党区领袖们以及许多人都认为，鲍曼的所作所为是为谋取个人权力。例如我记得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经常对鲍曼说：“鲍曼，请帮忙，让党的区领袖们离我远点。”于是鲍曼便这样做了，掩护了希特勒。纳粹党区领袖们一般都是老战士，认识希特勒的时间比鲍曼长，这是他们引以为得意的。如果希特勒偶尔碰上一位纳粹党区领袖，那么他就会虚情假意地说：“啊……你在这儿。”如果纳粹党区领袖抱怨鲍曼，这时希特勒就装出一副感到意外的模样。希特勒曾说过：“我知道鲍曼野蛮，但是他所干的事都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绝对相信，通过鲍曼，我的命令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在排除一切障碍的情况下得以贯彻。”对于希特勒来讲，马丁·鲍曼是一位比他的前任鲁道夫·赫斯更好、更顺手的下属。希特勒曾谈起过赫斯，他说：“但愿他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接班人，我不知道，令我遗憾的到底是谁，是赫斯呢，还是这个党。”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纳粹党，1923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1924年由于参加先锋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1930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1933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1940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1919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1933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国）去当总领事。1945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1939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首先把这些党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会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他的办公室。 所有政治，即内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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