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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1945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我发现有一个鞋箱装满了给格莉·劳巴尔的信，对此我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从精心捆好的由许多男人手写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这封信却非常有价值，它清楚地描写了格莉·劳巴尔的处境。另外我还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画的建筑设计草囹，背着绍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火堆旁边靠平台墙壁的地方有一片积雪，在那儿正在缓慢地燃烧着一本DINA4规格的、精装本的备忘录，看上去它像一本过去人们用来记流水帐的旧式帐簿。备忘录上贴了标签，标签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见：“大德意志帝国的设想和建立”，可惜我没有把它捡起来。 阿尔贝特·鲍曼和在飞机轰炸时分娩的夫人住进了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绍布也住在那里。两位先生时而来贝格霍夫，只是为了组织食品和酒的货源，绍布还带着他的女朋友希尔德·马尔策尔维斯基来，她是一位来自柏林这个“大城市”的舞蹈演员。 4月29日星期天，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将不离开柏林。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尔贝特。鲍曼还对元首护卫队的人说：“不要丧失勇气，还有希望。”我自问，还有什么希望。 1945年5月1日，当电台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现了简直不可描述的变化。上萨尔茨堡陷人一片混乱。农庄被贝希特斯加登人抢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开。从施佩尔的住所和曾当作国宾馆的贝希施泰因别墅里，当地人不仅把小件东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发店被抢劫一空。 在地下避弹室我们住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估计她们都是正在搬运集装箱的刑警们的女朋友。这些平时禁顺的刑警和不久前刚刚分配到元首护卫队的党卫军成员以及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委时间举止突然都变了样。 贝格霍夫厨房里的瓦砾已被清理出来。管家米特尔·施特拉塞尔带着满满一卡车东西已经离开了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随他去了。几天来她一直在整理行装，别人根本见不到她。厨师布吕特根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任性起来。对那些指使她干事的人突然表现出一反常态。 倍受爱娃·布劳恩宠爱的苏格兰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为它一见到长统靴就又啃又咬。现在它也悄悄地离开废墟溜走了。过去大家都那么喜欢狗，可现在再也没人理睬这条被娇惯的狗了。这就是目前发生的变化。一种孤独和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知如何是好。 在贝希特斯加登后湖边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为副官团和柏林元首住所里的职员和家属安排好了住处，并为他们准备好了食品。阿尔贝特·鲍曼在这所公寓里也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订好了房间。阿尔贝特·鲍曼开始时催我先搬过去，但我想等到约翰娜·沃尔夫回来后再搬。可是当美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时，他又说；“……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好。大家各显其能，想法解决各自的住处问题更好些。”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既没有交通工具，又由于长期呆在希特勒身边与世隔绝不认识任何人。就这样，我仍然在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弹室里继续住了下来。 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想把贝格霍夫的家具带走。所以我就与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的阿尔贝特·鲍曼取得了联系，以便征求他的意见。借此机会我还向他汇报了刑警队想炸毁地下避弹室内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画集的房间。卵形手榴弹已在地下避弹室门口的箱子里备好。我认为，毁坏这些壁画简直是在发疯。阿尔贝特·鲍曼赞成我的想法，并且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画。 没等贯彻鲍曼的意见，刑警们就把地下避弹室内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破坏了。我曾当场阻止他们不要毁坏爱娃·布劳恩房间里的那件珍贵的瓷器。瓷器上画有一株长有四片叶子的三心花瓣，边上还有爱娃的缩写签名。它是由卡尔·勃兰特教授设计，索菲·施托克绘制的。当我对刑警们的做法表示震惊时，他们对我说：“……凡是有可能表明爱娃·布劳恩存在的东西，都要统统毁掉！”爱娃·布劳恩留在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连衣裙、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拿到平台上烧掉了。连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的像册也都毁掉了。这些警官们甚至对爱娃·布劳恩签过名的图书也不放过，也要把签名的这一页撕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是癫疯之举，然而这显然是绍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们干的。本来，那些珍贵的银器也要统统打烂，但是人们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1945年5月5日，这些东西连同地毯、织花壁毯和壁画一起被装在党卫军的一辆卡车上运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日晚上，费格莱因的副官汉内斯·戈勒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他讲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来一辆卡车把壁画等物品运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弹室爱娃的房间里把珍贵的壁画、一切带有艺术性的贵重物品、爱娃的白银、银项链等物品都集中起来并且吩咐刑警队的人装上了卡车。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画，如博尔多内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毁这些壁画难以从冰雪覆盖的南山坡上运下来。党卫军的人毫不隐讳其不满情绪，此时再也没有纪律可言了。 之后，卡车把这些壁画拉到了萨尔茨堡郊区的阿尔特奥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过奥地利盐场场长，后来被指定负责抢救艺术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后在与宇里埃特·冯·希拉赫聊天时提到：“在美国人到达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来存放在阿尔特奥塞的不可估量的艺术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将放在未来的林茨博物馆里的，这部分主要是19世纪德国画家作的壁画，也有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画家的名画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艺美术品等等。 希特勒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文化的摇篮。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学这些概念都源于那里。他常常满意地表示，他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之行使他得以欣赏那些以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欢意大利的现代画。他认为，这种面过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现派艺术。他认为，这种蜕化了的艺术（希特勒语）是犹太人的作品。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毫无意义的拙劣画，为的是多卖钱，然而他们自己却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画。 德国现代画家中得到他承认的为数不多。但是他经常买画，尽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艺术家们的创作。他说：“我们的现代艺术家都缺乏过去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细致和耐心。”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与基督教迷信联系过于密切。 艺术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对14世纪以前的艺术不感兴趣。他把购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艺术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过艺术商购置的所有壁画都是照章付款的，资金来自由邮电部长奥内佐格发起成立的所谓“邮票基金”。每发行一种带希特勒头像的邮票，都要付给希特勒钱。为庆祝全国党代会召开、艺术展览会开幕、奥地利和苏台德与德国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发行的带希特勒头像的特殊邮票尤其畅销。购买壁画的流水帐由绍布管着，登记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关于建立画廊的计划是庞大的。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小画廊。最好的画廊将建在林茨。希特勒对林茨怀有极大的兴趣。希特勒还计划在这个城市里建一个大型博物馆，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展厅，而且画与画之间的距离不要像卢浮宫里那样挂得那么密，用他的话说：“不要一个影响一个”，而要与源于同一个世纪的家具一起产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馆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时最爱谈及的话题之一。 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党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他和党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 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党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1945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1933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姐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政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政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建城市的问题吗？ 施罗德：谈过。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施罗德：这项工作是由菲克教授开始的，本应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尔接了过去，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任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罗德：不是。另外，吃午饭时还谈及过医学问题。莫雷尔教授当时正从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对此也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希特勒还研究营养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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