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开国大典是圆满的，精彩的，也是盛况空前、中外瞩目的。开国大 典的过程壮观宏伟，开国大典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亮丽花絮……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 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 围绕开国大典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秘闻。 我们不可能把开国大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述诸笔端，但我们可以采撷开国大典过程中一些精美绚丽的花朵，一些特色鲜明的花朵，一些回味无穷的花朵。 让我们走进如花的历史。 让我们打开开国大典的另一个侧面。 1．刘少奇就开国秘访斯大林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颇有几分怪异。 斯大林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却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 原因何在呢？ 原来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得天下，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所以，斯大林曾经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乐见其成，立即采取了很现实的立场，于1949年5月30日，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惟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了南京。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新政权，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具有非常意义。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鹤立鸡群，号召力很强。同时，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大国。还有苏联与中国接壤的疆域甚为绵长，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争取苏联的帮助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拜会斯大林，就建立新中国等有关问题向他请教，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面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快速到来，也很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沟通。1949年初，苏联方面专门发电邀请毛泽东访苏，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中国建国问题交换意见。后来，斯大林鉴于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开国工作万事纷纭，觉得毛泽东不便出行，便专电请毛泽东留在国内主持大局。 这样，秘密访苏的任务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一行秘密启程，从东北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有时听不得别人意见，有些独断专行。但新中国在特殊的背景下成立，不能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要求对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苏联毕竟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出乎意外，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接待安排和会晤规格层次都很高。 中国同志始料不及，却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特洛夫斯卡姬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招待国外高级领导人的地方。 刘少奇一行稍事休息，便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规格确实很高，斯大林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手问候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 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十分友好。 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研究拟定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具体内容。 王稼祥建议，苏联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的来访，我们应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可考虑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谈话内容基本讲清楚，使苏联同志对中国的情况和想法先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谈时有所依循，不至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立即赞同，点头说好。 于是，代表团的同志分头起草报告，最后由王稼祥统稿。 出访前，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他整理资料，为这次出访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苏联通，因此，报告起草的比较顺利。 不出两天，一份内容翔实的书面报告正式拟出。 报告分四个部分： A．介绍中国革命的国前形势，介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B．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问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C．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D．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斯大林很认真地看了这份报告。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代表团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瓦廖夫。 会议由斯大林主持。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谈话进入正题。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斗争不至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是经验之谈，中国共产党人是接受的。 斯大林接着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个人企业，通过要求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中国建国后基本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他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他特别强调，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显然，他希望苏联驻军仍然留在旅顺。 斯大林虽然滔滔不绝，但讲的很中肯，很有针对性，对中国有实际意义。因此，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直认真听着、记着，没有插话。看着斯大林讲得差不多了，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立即接过话题。中共代表团有备而来，当然要听一下斯大林的总体意见，更要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斯大林讲话一出现停顿，刘少奇马上就说：“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刚才的讲话使我们很受启发。您的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我们还想请您解答几个问题。” 完全是请教的口气。 “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我会尽量回答的。” 斯大林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子。 刘少奇说：“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际局势前景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有哪些？” 这些问题显然常在斯大林的思考之中，但中国必须了解他的看法、他的态度，以便有所应策。斯大林听后微微一笑，又一次侃侃而谈。 斯大林认为，近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从法西斯战争的灾难中摆脱出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只要各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我们应当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个思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文章中有过明确的体现。 斯大林专门谈到了中国。他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校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弱者、穷者强大起来了，就没人敢轻易挑起战端。” 这次会谈决定：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制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具体文件；苏联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和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苏联派电影摄制人员到中国前线帮助拍摄影片；分批选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等。 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 会谈取得了成果，尽欢而散。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建议中国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租让权。 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确于1954年诞生。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吉亚风味的羊肉汤、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 充满情感的话语，感动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斯大林有些激动，连忙说：“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接着又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此时此刻，斯大林可能出自真诚。 刘少奇十分谦虚、十分诚恳地对斯大林说：“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然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7月底，中苏两党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斯大林在会谈中，根据苏联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要动员一切力量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不管过去的底子如何薄，如何不平衡、不配套，但它是国家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恢复了，社会才能稳定，新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如果超越了现阶段的基础，把步子迈得过大，会使比例失调，把国民经济搞乱。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斯大林还指出：经济建设是很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资源、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向中共代表建议：要利用旧社会留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制定一套正确的政策。 上面的两点至关重要，实为经验之谈。如果中国能遵行不异，包括苏联遵行不异，都是一件幸事。然而，中国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动乱；苏联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国家的“雪崩”。 刘少奇全力关心的是中国的建设发展问题，他见斯大林态度如此诚恳，又提出了要求苏联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问题。 斯大林比较爽快，他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当刘少奇回国时，苏联第一批50名专家随他同车来到了中国。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逗留莫斯科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又一次邀请刘少奇到孔策沃别墅做客。 好客的斯大林，亲自领着刘少奇游览了别墅全景。 席间，刘少奇有些激动地说：“斯大林同志，由于国内的工作很忙，我们得赶快回国了。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援，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 斯大林点了点头。饯行之宴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气氛格外亲切和谐。吃着吃着，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便问刘少奇：“你们打算在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按照中央原定的方针如实相告：“目前我们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准备在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听了思索一会儿说：“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你们已解放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解决重大问题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千万不要错过时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的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这个问题大家过去没有考虑过。回到公寓后，刘少奇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问，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这次访苏，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从苏联那里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建设经验。 2．擒拿蠢蠢欲动的特务 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并不平静。 由于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人物中，有下野的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麇集于此。 几方面因素一凑，使得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防好防特、维护治安成了顺利进行开国庆典首当其冲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五多中有四多与治安有关，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有多混乱。各种案件屡屡发生，仅3月份就发生103起之多。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家家门户紧闭。有一天晚上，聂荣臻的警卫员坐着轿车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黑衣骑车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汽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就在这时，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这是一枝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射击者击中了汽车后，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前面那个挡道的骑车人看见射击者跑了，也很快骑着车子溜掉了。 司机和警卫员急忙下车检查，幸亏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凹坑。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到坐在后座的警卫员身上。司机和警卫员没敢多停留，很快离开了此地。这次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车也挨了枪击，时间也是在傍晚。那辆车是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在老地方挨了一枪的。这次子弹是打在钢板上。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有被抓祝聂荣臻是幸运的。 在这段时期，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特别是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他回家看望同学，却被这个同学骗到山洞里打死。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 进城后，华北军区驻在庆王府。对面是辅仁大学操场操场上是一个高射炮阵地，有五六门高射炮。 一天，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找来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交待他独立去完成一个任务。叫他不要走进高炮阵地，只是在墙外步测一下，看看高射炮的位置跟外面的关系。比如：电线杆向南的方位是不是炮位？外角是不是一个炮楼等等。 王文治悄悄去摸了一下。 因为唐延杰反复交待他一定要一个人去，不能派参谋。尽管王文治心里很奇怪，但他没问。 侦察结果很快出来了。操场外面的方位跟操场里面的炮位一致。 唐延杰说：“果然辅仁大学里有特务，他们的报告材料叫我们截获了。” 40年后，王文治回忆起这件事。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特务案的前因后果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安定北平的社会治安，首先要处理散兵游勇。这是一大批人，又有武器，任其流散四方，势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 北平军管会很快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作方案。 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解放军人城后的前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首外拘捕了近千人。但是，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1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也有三四千人。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力争全歼。他对一同进城的公安局领导说：“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 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区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 委员会很快贴出一张布告。 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北平市公安局在1949年共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动案，徐宗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5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为顺利举行开国大典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3．毛泽东说：“我不做皇帝” 开国事务一忙起来，毛泽东的居住地点出现了不方便。 进城之初，毛泽东住香山的双清别墅。由于工作需要，没过多久，毛泽东便开始进城办公了。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十二点多钟返回香山住处。往返浪费的时间太多。 调整住处问题自然摆上了日程。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中南海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及车辆通行。 中南海是一片时而开阔时而曲折却连成一片的淡蓝色水域，曾被称为太液池，后又改名金海，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还特意题写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 过去，中南海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遭囚禁的地方。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将这里作为大总统府，在此筹划复辟阴谋。解放军进入中南海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尚未开化的冰地呈现一片黑紫色，各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都是。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太液池，蓄积着百多年来无人动过的淤泥。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放干污水，抬来电网，捕捞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中南海紫黑的湖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小伙子去挖淤泥，挖了整整3个月。 中南海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为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逃往西安，寝宫成为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一天，仪銮殿燃起大火，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第二年，慈禧回京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改为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叫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此办公。死后，他的灵堂也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决议同样在这里通过。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为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以修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 怀仁堂修缮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任科长。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但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他们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又开始进行布置怀仁堂的工作。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批复同意。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按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院里的大门、二门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喜气洋洋。 在政协筹备会开会期间，住在香山的毛泽东感到来回跑路很耽误时间，想换个地方祝叶剑英建议毛泽东进中南海，他不同意。 叶剑英正式写了个报告，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可是几天后，没有一点动静，叶剑英便专门跑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去催。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说。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便直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 而周恩来则希望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是很好的屏障。 “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周恩来找朱总司令商量，俩人取得了共识。 最后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只得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得另寻地方。这样，周恩来往到了中南海最西北角的西花厅。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27年。 周恩来在西花厅也一直住到去世。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就是踏着这些小草，走向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庆典的。 4．“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这些纪元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中国传统的道理，囿于民族历史的道理，仍然是划地为牢的道理。中国应当走向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世界。因此，纪元问题也应适应世界潮流，不应再以“天朝上国”自立门号。 工作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展开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年的只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比较好。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年了。 于是，形成方案上报。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专门提到了纪元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认为“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传统常常是不可抗拒的”。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情绪十分热烈。毛泽东同意公元纪年，也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5．谁为开国大典留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国大典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埃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开国时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历历在目。是谁摄录了开国大典的伟大瞬间？是谁拍照了开国大典的不朽辉煌？ 在为时不长的记录片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样，没有找到为共和国诞生录像者的名字。据说参加摄录的有中国艺术家，也有苏联的同志。所以没有属下名字，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还不大习惯突出个人。 在数不清的历史照片中，我们找到了为共和国诞生摄影的记者的名字，她叫侯波。现今所能见到的开国大典的照片，主要出自她闪动的快门中。 自1949年起，侯波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领导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侯波也一直处在兴奋之中。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的小米长大的”，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万万个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激动！特别是千年盛典的拍照工作由她承担，在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良机面前，侯波振奋异常。 庆典的准备工作是紧张的。 战争尚未结束，北京解放不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也朴素大方，八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背景的确是很不错的。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广场上奏起了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血”染的五星红旗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切，都在侯波的镜头里闪过。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了一个个快门，抢拍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中央领导多数不喜欢上镜头，侯波的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忙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她，别紧张，小心一点。 总理的关怀，使侯波激动极了，她无比兴奋地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难忘的情节。 在侯波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为了取到最好的镜头，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毛主席的嘴是张着的，周围站着其他领导人。 40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 6．礼炮为何鸣28响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椎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为何要鸣28响呢？ 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毛泽东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毛泽东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喊。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7．苏联顾问建议：最后一项议程放礼花 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仪程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 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 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 8．首创“实况转播”名词 10月1日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部转播当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典实况。 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 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 要把开国大典现场的真实音响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全国各地，首先应该给这次转播起个名字，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考虑一下，他们俩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实况转播”。为此，梅益和温济泽为汉语又创造了一个词。这个业务名词是为开国大典创造的，它形象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至今沿用下来。 开国大典的音响工作，由傅英豪负责，使用的机器功率为250瓦，仅是后来机器的1／4。这套设备以后被当破烂卖掉了。 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通讯兵部的前身军委三局协助施工完成。 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成功地保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男士齐越，女士丁一岚。 开国大典过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当时播音稿是如何写成和决定的。 负责实况转播的编辑记者是三位小伙子，准备工作很简单，他们以为转播实况不就是把现场的所有音响全播出去吗？所以，他们事先没准备什么播音稿，而且，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规定一条纪律，播音员要严格照稿子念，不能擅自更改。这样，稿件不多，播音员又不能即兴讲，自然讲的就少了。 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播音员还是好多时候没词儿。飞机声、坦克声、马蹄声、军乐声，甚至刷刷的脚步声，都给人雄浑壮阔的联想。但是，人们毕竟不满足，毕竟希望把现场介绍得越多越细越好。因为关于开国大典，人们什么都想知道。 这是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中的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好的开端。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