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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京。 出生才三天的凌子风，由母亲抱着，走进了阳光明媚的院子。 母亲抱着凌子风，走出卧室，眉宇间显露出非常满足和得意的神色。这是凌家大宅的第一个男孩子；是报子街41号的主人———这位清王朝考场监考官的长孙。 这一天，报子街41号热闹得像赶集，前来道喜的、送礼、送钱的人，像串龙灯一样地进进出出。一片喜气盈盈，笑语声声。母亲更是乐得抿不拢嘴，一个老实巴交的传统妇人总算是为凌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传宗接代。 凌子风出生地报子街41号，是他祖父的官邸。在报子街上，这41号可称得上是十分有气派的“小皇宫”，左邻右舍们都知道，这41号是晚清“做官人家”住的。 祖父的官邸是一座三进的深宅大院，大门外的两边有两座汉白玉大理石的“上马石”。这两座“上马石”很高很大，是两层的石头阶梯。祖父出门骑马或坐轿车，都要由差人搀扶着，踩在单腿下跪的差人腿上，然后再蹬上马或是坐进轿车里去。 报子街41号的大门又大又高又厚，门上有两只大铜环。来客人叫门就要拍门上的环，来客哪怕是轻轻地拍，门铃也会发出一阵“叮叮咚咚”的悦耳的响声。大门里有一间门房，门房里住着专管开门、关门的男佣。家里来了客人，男佣得先把客人请到外院的客厅，然后男佣再去向祖父上报。外院和里院是严密地隔离的。 进得大门，迎门是一堵很大的雕花砖的“迎客壁”，迎客壁前放着一只很大的荷花缸。这只大荷花缸足足有半个大人高，反正小孩哪怕是踮起脚尖也是看不见里面的金鱼的。看不见金鱼，则是看荷花，从大荷花缸里长出来的两朵红、白大荷花倒是十分迷人的。 大门，也可以说“头道门”，进得大门后，便是“二道门”了。家中的二道门也是大而好看的。它和普通的门不同，不仅宽大，而且漆着绿色的油漆，绿漆上布满了一块块金色的斑点，据说这种斑点称作为“撒金”，是用一种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面上去的，显得富丽、漂亮。进得二门，里院显得很大，满院的砖墁地，只有在两棵垂柳下的地面上显露出一小块泥地。 报子街41号的大宅内，还有三道门，这三道门内却是女佣和马夫住的。 大院子里的垂柳扬花三载，凌子风也长到了三岁。他开始在院子里玩耍起来。他喜欢骑在高高的门槛上，手拿着自己做的鞭儿，嘴里念念有词，他是将高高的门槛当起马来骑了。 凌子风一门心思地蹲在院子里，脸上、手上都沾满了泥。 奶奶给他买回来好多“磕泥模子”———这是一种用泥做的、然后再烧成陶瓷的玩具模子。他将和好的泥，一个个地灌进泥模子里去，很快地一只只形象毕现的小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小水果：鱼、兔、龟、狗、石榴、桃子，还有猪八戒、弥勒佛、判官、月饼……出现在院子里、窗台上。 这是凌子风最为得意的时刻，是他的作品的大展览。他从这种原始的雕塑创作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他的观众是他的长辈们和那些来串门的邻居们。他的童年时代的作品，得到了不少赞扬，后来成为画家的姐姐凌成竹和姐夫李苦禅都夸奖他的小雕塑品是“真正的艺术品”！ 凌子风上小学了，他居然还做了很多小雕塑品上街去卖。 报子街41号虽然是祖父的官邸豪宅，但不是他的私产，是祖父出租金租来住的。听母亲说，祖父在世的时候不爱财，不像有的做官的，在位的时候，挖空心思买房买田，聚资敛财。祖父没有买下一间房子，一块土地，而且还欠下了一些债务。 于是，祖父一离开人世，报子街41号也就很快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豪华。 祖母是一位生活能力很强的女人，祖父死后，报子街41号这个家就是由她主持的。祖母将这座豪宅头道门、二道门内的房子租给了别人，并辞退了家内车夫和女佣，自己一家却搬进了原来由车夫和佣人住的三道门内。 凌子风的活动天地要比先前小多了，他和奶奶住在一起。他依然保持着对雕塑的爱好和热情，依然在小小的院子里，构筑着他对艺术的最初崇拜———雕塑。 搬进了三道门内后，奶奶一再关照孩子们，前面的院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不要到前面去玩，奶奶怕小孙子感到孤独，常常陪着他玩，除了和他一起做泥人外，还带他到街上去买“蛐蛐”（蟋蟀），买回来以后还教他如何喂养，如何识别蟋蟀的好、坏，还常和他一起斗蟋蟀。凌子风斗蟋蟀是不肯认输的，一旦他的蟋蟀被斗输了，就不高兴，非得吵着让奶奶再和他斗个明白不可，直到奶奶的蟋蟀被斗败了为止。奶奶就和他不一样，斗输了，就笑着说：“我输了，我输了！”奶奶是陪着凌子风在玩，小孙子高兴了，她也就高兴了。 祖母一个人主持着这个逐渐衰落的家，并还清了祖父留下来的全部债务。生活压在奶奶身上的一切重担，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凌子风来说，是全然不知的———有关奶奶的这一切，他都是从母亲和女佣“马大大”那里听来的。 在凌子风的眼里，奶奶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但生活的重压已使她喘不过气来了———奶奶终于去世了。她甩下了小孙子而去了；她甩下了报子街41号仅有的一小块小院子而去了；奶奶实在是太累了。 凌子风哭得好伤心啊。 奶奶去世以后，凌子风和她的妈妈一起搬到了外婆那里去住了。外婆住在靠城墙根的西柳树井3号。 外婆家也是有钱人出身。听“马大大”说，他的外公祖籍是河南人，是开“骡马大店”的。这个骡马大店有很大的院子———除了客房外，还有供各地往京城运货的车辆停放的场所、喂养牲口的马圈，以及堆积如山的草料，当然还有供客商吃饭饮酒的地方。 妈妈是这样的大户人家的独生女儿，是有钱的外公的掌上明珠。成天就在家里和小狗、小猫玩，要不就是学学绣花，但就是不识字。外公、外婆将妈妈嫁给做官人家的孩子当媳妇，当然是乐意的。 在晚年凌子风的记忆中，西柳树井3号的外婆家有几棵比房子还高的果树：石榴树、杏树、枣树。每年，每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妈妈、外婆就领着凌子风，在院子里打果子吃，一颗颗果子纷纷打在妈妈、外婆和凌子风的头上，大家嘻笑着、采撷着，只是一会儿的工夫，就装满了一篮子、一铜盆，凌子风捧着一大盆、一大篮的红枣、杏子，有多开心啊。 可是有一天，西柳树井3号的大门口，挂起了一长串、一长串白色的纸钱，在一阵紧一阵的秋风中索索发抖……这是外婆死了。 好人怎么都会死呢？一会儿是祖父、一会儿是祖母，现在又是外婆。 祖母死了，外婆死了，那谁来陪凌子风玩呢？ 凌子风上学了，他有了自己的同学。但他常常逃学，和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爬高高的城墙，多危险啊！要是让家里的人知道了，非得挨一顿揍不可。但他们全然不顾，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下河摸鱼、上树捉“知了”，直到天快黑了，他们才沿着高高的城墙摸上又爬下，坐在高高的城墙上，看着自己一天的战利品：瓶子里装着小鱼；芦苇杆上拴着红蜻蜓、黄蜻蜓，还有一些不知名儿的小花；笼子里的“蛐蛐”总是少不了的。等他坐在高高的城墙上欣赏够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城墙，摸着黑，悄悄地溜进了家门。 母亲是不知道凌子风今天又逃学了，只是见他回来得晚了，身上又是脏巴巴的，少不了几声埋怨。 凌子风老老实实地吃了饭，擦洗了，上了床。 明天，明天去哪儿呢？对了，去那个“哈儿飞戏园”。那个“干爸爸”，明天，他会不会来接凌子风呢？凌子风是很想去那个地方的。 一辆擦得锃亮的黄包车，停在凌子风的家门口。 “马大大”见到非常熟悉的黄包车，朝院子里一声喊：“三儿，接你来了！” “唉，来啦！”凌子风三步并作两步，奔出了堂屋。 这是“干爸爸”差人来接凌子风看戏去的。干爸爸对凌子风喜爱有加，三日两头接凌子风去他的“哈儿飞戏园”看戏…… 连凌子风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他成了人家的干儿子。 这位干爸爸是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名叫“哈儿飞戏园”的老板，这戏园先前是一家武术馆，名叫“奉天会馆”。现在改成了一家演戏的戏园子。 在哈儿飞戏园，少年凌子风最喜欢的是武丑的戏和花脸的戏。他欣赏的是武丑戏的功夫和花脸戏的脸谱。武功演员站在高高摞起的两张八仙桌上，一个斤斗翻下来，轻盈着地，其潇洒利落的动作，犹如一只腾空而下的鹰，令凌子风叹为观止。 除了武功的戏外，凌子风还喜欢画京剧的脸谱，那一张张各具特色的脸谱，在凌子风看来就是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品。 “干儿子”凌子风在“哈儿飞戏园”看戏看上瘾，从此以后，他除了一边在“哈儿飞”看戏外，还常常约小伙伴们一起跑天桥，跑“广和楼”，为了看戏，他还学会了瞒着家长逃学。 每天早晨，妈妈照例会给凌子风一些零花钱，以便让他在肚子饿的时候，买点点心吃吃，妈妈也根本没有理由去怀疑他会逃学。凌子风拿着这些妈妈给的零花钱，加上他平日积蓄的钱，够他去天桥、去前门的广和楼消费一整天了。 早晨，他很听话地背着书包出门了；黄昏，他看完了下午的戏，正好是学校放学的时候，规规矩矩地回到家里，然后就吃晚饭，谁也不会去怀疑他这一天没有去上学。为了看戏，瞒过了妈妈的凌子风，依然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的样子。 凌子风常去天桥、广和楼。在广和楼戏园，他还认识了一个也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这位同学成立了一个戏友组织，名叫“歆石社”，由于歆石社的关系，久而久之，凌子风居然和广和楼的科班“富连成”的那些演员们混熟了，例如科班“世”字辈和“盛”字辈的演员中的叶盛章（富连成科班班主任叶春善的儿子）、袁世海、李盛藻、刘盛莲、裘盛戎等。袁世海还为他画过一幅京剧脸谱的扇面子呢。 在广和楼的一天里，凌子风除了看戏，就是啊呀呀地唱戏，饿了，就在戏园子里的豆腐脑摊上买点馄饨和豆腐脑吃吃。凌子风的嗓门在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唱起戏来也像是那么一回事。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凌子风拜过一个练武术的师傅。每天放学回家之前，他都要去他的师傅那里练拳脚、练大刀。他为什么要去练武术？是他自己要去的，还是他的家人要他去学的？这就不得而知了。抑或是当时旧北京的时尚吧！ 这个武术师傅在凌子风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五十多岁，人很瘦，但他的筋骨奇好，他挑水，从不用扁担，双手一提就上路了，从井边到家门口可以一直不歇脚。 这位武功师傅平日里走街穿巷，担着一个小货担，做些锯碗、补金之类的手艺活，用以糊口。 跟着这位师傅的总共有六个人，都是一些大人，唯有凌子风一人是一个小不丁点的小孩。 白天，师傅去做买卖；晚上，就教他们习武。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气晴朗，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春夏秋冬，练武从不间断。那一年的冬天，天在下雪，他们却光着膀子在那里练呀练的，浑身上下还满是汗水呢！ 凌子风的五位师兄大都住在南城，还有的住在牛街，和凌子风回家不是一路。散伙的时候各走各的。凌子风回家的路要经过西城的太平湖，这个太平湖是一个死水湖，每年夏季下大雨，周边的雨水哗哗地尽往太平湖中流。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周边的老百姓和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往水中跳，方圆几十里，这个太平湖是最为理想的游泳之处了。但也是在这个太平湖里，每年都要淹死几个人。 有人说，太平湖中有“屈死鬼”，每到晚上，太平湖边有“鬼影”闪动。太平湖虽说是在城内，但也是城中最为偏僻的地方，加上在周围的老百姓中有此传说，一到晚上，就很少有人在太平湖边走动了。 有关太平湖的传说，还不止这些。在太平湖的北边，有一株古槐树，这株古槐树两三人还合抱不过来；在这株老槐树边有一口枯井，这口井也是一口充满着古怪传说的恐怖之井。有人说，每到晚上，在这口井中还会传出人的哭声来…… 恐怖的“鬼哭”“鬼影”，太平湖成为可怖之湖。 但每天当凌子风练完武功之后，又是偏偏要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他可要绕一个大圈，走一段很长的冤枉路。 太平湖边的路，凌子风每天走；每天走，却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听到传说中的井中哭声，渐渐地，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几天，凌子风故意地在井边停下脚步，朝井里张望，听听井里到底有没有哭声，结果当然是与传说相反的。 胆子越来越大起来的凌子风，有时还往井里扔扔石头。 凌子风敢于夜走太平湖———况且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在师兄们中间传为美谈，邻里们也大大的夸赞凌子风。 凌子风的母亲则更是得意，逢人便说：“没点胆量谁敢？我这小子真行！” 上中学了，凌子风做起了航空梦———他想有一天，他会驾驶着飞机，飞上犹如海洋般的天空中去。 凌子风的航空梦，多半是受他的中学时代的同学王凯的影响。王凯是他中学时代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位航模爱好者，家里也有许多航空杂志和航空方面的书籍，凌子风常到王凯的家里去，那些花花绿绿的航空杂志也吸引了凌子风，引起了他的兴趣；有的时候家里的杂志还不够看，他俩就结伴到航空署街的“航空公署”去看。 凌子风向王凯提议：由他们自己买些材料来动手做航模飞机。他的提议一出，立即得到了王凯的响应，于是，他俩从街上买来了木头、刀、锯、胶水、沙纸等材料，在王凯的家里“噼里啪啦”地干开了，像一个木工工场，弄得满屋满地的全是木屑与碎木块。 两位中学生的手工真不比专业的差到哪里去，飞机各部位的比例都十分的精确、到位，在飞机的各个应该活动的部位，如螺旋桨、机轮、机尾等，他们都做了活动的关节，做得像真的一样。他们还在机身上涂上了银灰色。 航模飞机做成了，他们拿到照相馆里去给飞机照了一张相，然后，他俩又骑上自行车到航空署去给署里的官员们看，这些专业的官员们对这两位中学生的创造性劳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们十分惊讶两位年纪小小的中学生居然能做出这么精细逼真的飞机模型来。 制作航模的兴趣，又大大地激发了这两位好友去报考航空学校的决心，凌子风和王凯背着父母去报考了当时在北京招生的杭州天竺航空学校。 王凯的父亲知道了儿子去报考了航空学校，并没有表现出反对的意思，他只是问凌子风：“你的父亲知道你报考航空学校吗？他老人家支持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家父母。”凌子风说。“那你一定得告诉你的父母才对，一定要去告诉他们的。” 凌子风的母亲听后并没表现出反对的意思。 晚饭后，大姐对凌子风说：“妈叫你到西屋去一趟。” 凌子风去了西屋，路经父亲的屋前，只见老人家桌前的台灯亮着，也不跟他说什么。到了西屋，母亲在忙着整理床铺，对凌子风说：“今天你就睡西屋吧，考学校的事，明天早上你爸爸再跟你谈，不早了，你先睡吧。”说完，母亲走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帮儿子关上了门。 凌子风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让他睡在西屋。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好像听见父母俩在低声说话。 天亮了，凌子风从纸窗的破洞处朝外望，他大吃一惊：门被反锁了，呀，他被父亲关了禁闭！ 父亲走了过来，他挟着一只布包，拎着雨伞。他站在门外叫儿子，冷冷地对他说：“我反对你去报考航空学校，航空很危险，净死人。” 凌子风用绝食来抗议父亲的反对。 几天时间过去了，前来招生的天竺航校的人也回去了。凌子风的斗争彻底失败了，他哭得好伤心啊。 从此，凌子风大门也不出，学校里也不去，他怕见着王凯。 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话剧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蓝马，拉凌子风一起参加“美美剧社”的剧艺活动，凌子风就参加了。 “美美剧社”是北京美专的一个学生艺术剧社。 蓝马是这个学生艺术团体的骨干，他又是凌子风在这所学校的同班同学。蓝马画画并不怎么样，但他爱好演戏。照凌子风的话说，“蓝马不好好地画画，但是他演戏却是很好的”。 蓝马在这个学生剧社里是个活跃分子，就像他竭力鼓动石挥参加话剧团体“明日剧社”一样，他也鼓动凌子风一起演戏。凌子风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很看重在“美美剧社”的活动，他说，他日后从事戏剧活动，是从“美美剧社”开始的。 凌子风参加了“美美剧社”的第一次演出。 分配给他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听差的；而蓝马演“老爷”。“听差的”手捧一件衣服给“老爷”送去：“老爷，衣服洗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当凌子风一上场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时，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心里一慌，就连这么简单的一句台词也给彻底忘了。凌子风愣在那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是蓝马有经验，他见凌子风没词了，立即接上去说：“送衣服来啦，放那儿出去吧。” 蓝马一句话，把凌子风给救了。 这是凌子风有生以来第一次演戏。 离开家人的日子确实是太苦了，凌子风常常是没有饭吃。 在美专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三c画会”的美术组织，是由张仃、荆林、陈志高三人组成的。这几位都是他的好友，有时候，他们开一个画展，张仃卖掉两幅画，就可以一起混吃几顿；荆林是山西人，家里有的时候还寄一些钱来，凌子风也可以仰仗着，吃上一两天。但总不能老吃别人的呀！ 没钱了，没吃了，凌子风就去倒别人的“笔筒”。平日里，人家将一二个小钱，丢在笔筒里，时间一长也给忘了，从笔筒里倒出一二个铜板来，就又可以去换几个窝窝头吃了。 在美专四年，凌子风和张仃算是最为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了。 张仃是从东北流亡到北京的学生，也很穷。不知为什么，凌子风就特别喜欢这个平日里剃平头、穿一身蓝布大褂的小个子张仃，也许是凌子风看张仃的画画得特别好吧；张仃对凌子风也有好感。 有一天，在学校的门口，他俩碰到了，张仃就对凌子风说：“凌飞，你的画画得太好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凌子风也有这个想法，“好！”他一口应诺。 说着，两人“扑通”一下都给对方跪下了，算是交了结拜兄弟了，他们的这一举动，倒是引来了好多惊讶与好奇的目光。 一对“穷兄弟”就这样日日夜夜地厮守在一起。起先的时候，他们还租一个月一元的公寓住；一元又显太贵了，付不起了，就租五角钱一个月租金的。这五角钱的房，其实不能算房，而是房屋中间夹道存煤的小棚子，这个长条子的小屋只能放下一个铺位和一个小学课桌，凳子也没有。 简陋的小屋四墙，却是钉满了两位青年画家的创作，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弄得像一个小画室一样。 但是，那个床上的破棉絮却是无论如何也是藏不了拙的，又小又短，还打了补丁，晚上睡觉的时候，腿脚也不能伸直，要不两只脚趾就要裸露在外面。 可是有一天，这一条破旧的棉被也保不住了。当时，在北京的真光电影院里正在上映苏联电影《生路》，凌子风和张仃两人一直盼着想看苏联电影，但是无钱买电影票，两人想来想去，还是床上的这条被子还值点钱，两人狠了狠心，把被子拿到“当铺”里去当了，结果是换了一元钱。 两位青年画家拿着一元钱高高兴兴地去看了《生路》。真是为了艺术竟不顾了生计，至于这天晚上怎么过，这两位年轻人却全然不顾了。 一场电影下来，一元钱还有剩余，将剩余的钱一分为二，于是两人去逛东安市场了。他俩专去字画、古玩店，看看能不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太贵的，买不起；便宜的，又不是自己中意的。最后，两人各自挑了一件心爱的小玩意儿。张仃买了一件“小人打鼓”；凌子风则买了一件“猴爬杆”。 逛完了东安市场，忽然两人觉得肚皮有点饿了，这才想起一天里还没有吃过什么，于是各人买了一只窝窝头填填饥，回去的时候，他们还买了一瓶酱乳腐。 夜晚，在破败的小屋里，两人各自玩着白天刚买回来的小玩意儿。 玩了一会儿，张仃提议说，尝尝酱乳腐的味道，看它味正不正。说穿了，张仃实在想解馋，凌子风说什么也不肯，说是这点酱乳腐要等到明天中午吃窝窝头时才能吃。 张仃无奈，两人只得睡去。没有了被子，只得拿褥子取上来当被子盖，硬硬的木板床，顶在硬硬的背脊上，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半夜里，凌子风一声大喊，一拳朝身边的张仃打去，却打空了，自己倒是一个翻身从床上掉了下来，醒了，原来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张仃在偷酱乳腐吃…… 张仃被凌子风的一声大喊也惊醒了，两人大笑着，抱作一团。 这一对画友一起画画，一起生活，有的时候也一起去拉洋车，去赚钱。凌子风个子高，在前面拉；张仃个子小，在后面推，一拉一推，配合得挺不错，运气好的时候，拉一回就可得五毛钱，吃窝窝头就可混几天。 有一天夜里，凌子风一个人出车，半夜回来，门关着，张仃已经睡得烂熟，凌子风怎么叫也叫不醒他。于是他用煤渣丢，抛了一地，仍然没法叫醒他，凌子风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院子里的一根长竿子伸进窗里去，直往张仃的身上捅，这一着还真灵，张仃一下子被捅醒了，大叫：“有贼！” 张仃一骨碌坐起来，见凌子风还被关在门外。 那年凌子风十七岁，风华正茂，还是一个美专的学生，却莫名其妙地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被判了三年半的徒刑。也许是因为年少之故吧，结果是没有进监狱，他和张仃两人被国民党政府押解到南京，在南京“反省院”呆了十个月，最后找保给放了出来。 凌子风此次入狱完全是因一个美术组织而引起的。 在美专念书的时候，凌子风、张仃、高阳（李划夫）等人组织了一个纯粹专业性质的美术团体———“中国美术家大同盟”。这是一个“左联”团体，也许正是这个团体的“左”的性质，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 同时被抓的还有凌子风的二姐。 作为美专学生的凌子风，当时一不是cp，二不是cy，这牢狱之苦怎么会轮上他呢？ 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左联”的“中国美术家大同盟”是被一个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出卖的。国民党特务根据告密的情报，在凌子风二姐的家里搜出了进步刊物。由此引发了有关人员遭逮捕的命运。 凌子风和张仃等一行人，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地从铁十字胡同押解到前门，再被押解上火车到南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在南京，凌子风一行人进了“反省院”，最后说他“共产党嫌疑”的证据不足，十个月后才重见天日。 南方的天气湿润而暖和。凌子风和他的四位牢友在这南方的石头之城开始了有别于北方的新一轮的流浪生活：白天，他们踯躅在街头；夜晚，他们露宿在鼓楼的草坪上、公园的长凳上。半夜下雨了，他们就躲进鼓楼的门洞里去，深更半夜从门洞里吹进来的风，凛冽刺骨，蜷缩一团的人被冻得瑟瑟发抖。这么大的风就是在夏天也是挺不住的。 睡公园长凳、草坪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运气不好的时候常会遇到巡逻的警察或宪兵，几脚皮靴就把凌子风踢醒了。 白天，有的时候，凌子风和他的朋友就泡在书店里，没钱买书，就躲在里面不出来，上午看不完，下午就接着看；今天看不完，明天就接着看，他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花了四五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的。 凌子风喜爱看的书大致是一些哲学类、政治经济学类的，像尼采的哲学书等，常常会看得入了迷。肚子饿了，就啃啃冷馒头。 遇到实在喜爱的书，偶而偷一二本书的事，也是有的。 四位牢友也不能一直纠缠在一起，先后两人离开了南京，张仃也离开他们去了东北老家，最后只剩下凌子风和毛大哥两人（毛大哥，名毛铎，后任过石家庄市的市委书记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毛大哥在生活上很照顾“凌小弟”，他自己虽然生活也很困苦，但总是吃饭的时候买两只山东馒头，分给凌子风一个，两人一路走，一路啃着冷馒头吃。遇到有自来水管的地方，歪着脑袋“咕嘟咕嘟”地喝上几口。 有一天，凌子风告诉毛大哥，他也要走了。 凌子风要走到哪里去呢？他想去在济南的大姐凌成竹的家。大姐和画家李苦禅是夫妻，也许在她那里还可以学到一些画画的本事哩！ 去山东济南，凌子风身边的路费不够。正巧，一天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位牢友，牢友相见像是见着了久别重逢的朋友。 牢友惊讶地问他：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的？” 凌子风坦率地说： “我想离开南京，可是没有钱买车票。” 牢友十分爽快地说： “我要回北京去，我给你买票，咱俩一起走。明天下午四点，你到下关东站去，在那里等我。” 第二天，这位牢友果真给了凌子风一张去济南的车票。 一路上，两人一直谈得十分投机。临下济南车站的时候，这位牢友还给了凌子风一元钱，作为他回家的车资。 凌子风非常感激这位牢友，时至今日，他还一直惦记着这位人生中萍水相逢的牢友。 从那次分手之后，凌子风一直没有再见到过这位牢友。 姐夫李苦禅的家，在一个名叫“对山里”的地方。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对山里”———不但对面有山，而且对山里的建筑也是一家院门对着一家院门，几十家院落形成了门对门的一条巷子。 时间一长，凌子风认识了门对面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名叫王大化，后来，王大化和凌子风一起到了南京国立剧专念书，又一起在延安生活过，他也是一位文艺方面的活跃分子。 延安时期的著名活报剧《兄妹开荒》，男主角就是王大化。 凌子风和王大化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了好朋友。 两人以“哥”相称，当然稍为年长的凌子风成了王大化的“哥”。 王大化有与凌子风相同的爱好。他们共同喜爱艺术；喜爱美术。王大化擅长木刻，常常刻一些作品给凌子风看；凌子风也十分喜爱木刻，他们常交换作品看，互相提提意见。 两位朋友真诚相待，王大化以有凌子风这样的“哥”为荣。王大化结婚的时候，洞房之夜，他和妻子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凌子风的照片，王大化得意地向他的妻子介绍他的“哥”如何如何，说他的哥的外号叫“疯子”，还说他自己有的时候也有点儿“疯”，而这些都是向他的这个“哥”学的，等等。 其实，在凌子风的眼光中，王大化比自己还要“疯”——— 凌子风清楚地记得，“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的那天晚上，凌子风正在鲁艺后院一排教职员宿舍的平房里看书，忽然平地一声惊雷，从外面传来一阵响过一阵的喊叫声，长号、鞭炮、锣鼓也一齐响了起来，像山洪爆发，像土窑倒塌，凌子风一下子惊呆了。 凌子风站起身向门外走去，还没有等他走到门口，王大化一下子推开门，从外面冲了进来，大叫着：“哥，小日本投降了，鬼子投降了！”说着，一下子撕开了凌子风身上的衬衫，抱倒凌子风，又是叫，又是滚。叫够了，滚够了，又把自己身上的衬衫也一条一条地撕下来，还一把抱起凌子风床上的被子冲出门去。 门外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狂欢的海洋，一个沸腾的人潮。 鲁艺所有的锣鼓都敲响了。人们臂挽着臂，排成一列列的长队，在鲁艺的大院里踩着锣鼓的点子，跳着，唱着，脚步震响着大地…… 突然间，王大化用长杆高擎着燃烧的棉被冲进了人流，世界上最大的火炬在沸腾的人流中跳跃着、飞舞着，人群顿时欢呼起来。 （在北京美专的时候，凌子风的一条被子送去当铺换钱去看了苏联电影；如今这条被子却被人们的热情之火烧了！） 兴奋的人流将鲁艺的院长周扬高高地举起，举到人流的前列，人流环转着，不停地环转着！ 延安的老乡也乐疯了：鲁艺门前的一家面馆老板对着沸腾的人群大叫着：“吃面啊，不要钱！”新市场卖沙果的老乡把一筐筐的沙果倒在地上，一个劲地大喊着“吃沙果了，不要钱！” 山顶上，一簇簇的篝火烧了起来，山上山下，秧歌队舞了起来。在这狂欢的延安之夜，凌子风和王大化疯在一起了。 日本投降后，鲁艺组织了华北工作队和东北工作队。凌子风去了华北，王大化去了东北。此次分别，不幸却成了他与王大化的永别。 王大化在东北乘卡车的时候，由于过早跳车，不幸车祸丧生！ 凌子风渴望从事艺术之心不死。 在济南姐夫李苦禅、大姐凌成竹的家里，他十分留恋北京美专的读书生活，他也很想念那些和他同窗过的同学们。 凌子风在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国立剧专的招生布告，他决意再度南下，去南京！去报考当时在国内享有盛名、一流戏剧名流荟萃的名校。他爱好美术、且在北京美专专门学过美术、雕塑等专业，南京国立戏专也有戏剧美术系，他可以在那里继续得到深造。 南下决心已定，大姐凌成竹和姐夫李苦禅十分赞同凌子风去报考，并给了他五元钱作为盘缠和生活费。 到了南京，凌子风就急急地奔向学校，但令他失望的是，学校的招生已经结束了，考生们已经在翘首盼望着揭榜了。这怎么办？ 凌子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央求校方给予自己一次补考的机会。当时学校的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该校的资深教授。前辈们见凌子风求学心切，又考虑到他是北京美专的毕业生，决定给他单独开了考场。 余上沅、曹禺两位大考官又是提问，又是看凌子风的美术作品，两位大师一致认为：眼前的这位学生是一位“可造之才”，决定给予破格的录取。 凌子风进了剧专的美术系。 入学南京国立剧专是凌子风艺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在此之前凌子风还处在艺术的学习阶段的话，那么，进入国立剧专他不仅有了更为广阔的学习领域，而且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大师们就在他的身边！他可以在大师们的直接教诲下，在艺术的殿堂里得到深造。 凌子风的美术专长在剧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学校里墙报、校刊上的漫画多半出于他的手笔；师生排戏的布景也是出于凌子风之手。令凌子风感到骄傲的、也可以说应该载入他个人艺术史册的是：校长余上沅导演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曹禺的名剧《日出》，其中的舞台美术均是出于凌子风之手。 凌子风的这两剧的创作给他带来了名利双收。仅《日出》一剧的美术布景创作给了凌子风200元的稿酬。这个数字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可观的。凌子风拿出其中的一半给母亲寄去了。其余的给自己作生活费，是很富裕的了。 想起他刚进剧专的时候，经济上是十分拮据的。姐姐给的五元盘缠钱很快就花完了，吃饭也成了问题。幸亏和凌子风同宿舍住的一些同学，如李增援（后参加新四军，著名歌曲《麻雀烧饼》的作者）、胡子（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舞台美术家）、黄若海（电影编剧），还有俞世龙、辛子萍等，对凌子风都很好，知道他没钱吃饭，都给他出主意：让他一起参加吃包饭。 包饭，即四个人一桌，一个月是四元钱。每天总有不来的同学，也就是四个人中总有缺席的人。凌子风就在缺席的一桌中混饭吃。这样，凌子风一连混了好多日子。 凌子风爱热闹，爱说笑话，他到哪一桌，哪一桌上就是笑声不断。时间一长，他吃白食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出来。 老板找到了他。老板对他说：“凌先生，你不包饭不能在这里吃饭。”“我是替别人吃的。”凌子风理直气壮地说。 “先生，什么都有替的，没听说这吃饭有替的。”老板说。 同学们则纷纷替凌子风说话：“他是我们请来吃饭的。” 老板又说：“你们四个人都付了四元钱的包饭费，可他没有付。” 你一句，我一句，同学们竟与老板吵了起来。 从此之后，老板却让人在饭桌边站起了岗，这样凌子风就不能“替吃”了。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同学们对凌子风说，你就在宿舍里呆着，我们给你带回来。果然，同学们一人带两个馒头给他，三个人就是六个馒头。这么多的馒头他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凌子风就将这些馒头放在床底下。 不知怎么搞的，凌子风床底下藏馒头的事给老板发觉了。 一天，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老板派人将这些馒头抬到了教育处，向校方告了凌子风一状。凌子风被叫了出来。 一位戴老花眼镜的萧姓先生指着一大堆的馒头对凌子风嚷道：“没有钱你就不要念书么。”“不念就不念，我早觉得这样念书还不如找活干呢！”凌子风反诘道。 凌子风正要转身离去，杂务主任石蕴华（即杨凡，后任新四军保卫部长，建国初期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却叫住了他：“凌颂强（凌子风年轻时，又叫凌风、凌飞、凌颂强），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凌子风不知是什么事，随着石主任走了。 “你会不会刻钢板蜡纸？”“会。”“你先回去上课，下课后再到我这里来。” 令凌子风所想不到的是，这位好心的杂务处长给了他一个能谋吃饭的差事。石蕴华和校长余上沅商量过，学校讲义由凌子风刻印，每月给他四元工钱，而且已经替他在饭堂里交了四元钱，下一顿的晚饭就可以重新和同学们坐在一起吃了。 凌子风有了活干，也有了吃饭的钱，从此，他和石蕴华成了好朋友。 石头城南京真是个火盆。夏天热得要命。整个学校刻蜡版的任务也是够大的，凌子风白天要上课，刻蜡版的工作只有放到晚上去干。由于天太热，凌子风只得在浴缸里放一盆凉水，在浴缸上横一块木板，就这样，坐在浴缸上将蜡纸刻完。刻完蜡纸接着就是印刷。凌子风将印刷机搬到楼上的走廊里，这样就显得凉快些，但是走廊的灯光特别能招引蚊子，凌子风光着膀子干，身上被蚊子咬起了一块块的红疙瘩，又痛又痒的。凌子风一边在干，一边在想，这一个月四元的工钱也真是不容易挣的。 凌子风是南京国立剧专的一期学生，也算是学生中的老资格了。杂务主任石蕴华先生见他也真是太苦了，很是同情他，经校长批准，在学校的员工名单中，给凌子风造了一个假名字，让他管理演员的仓库，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了，收入也在原来四元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 凌子风候在校门口。 他在等一个人，一位剧专的教授———马彦祥。 马彦祥，一九○七年生于上海，大凌子风十岁，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作品是独幕剧《母亲的遗像》，显示了马彦祥的编剧才能；他的长篇毕业论文是《戏剧概论》，显示了他在戏剧理论方面的修养。 一九三五年九月，马彦祥应聘到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历时两年。他在国立剧专任教期间还不到三十岁，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小马彦祥十岁的凌子风是马彦祥的学生，也是一位血气旺盛的年轻人。就是这一对师生却在学校里打了一架。 凌子风在南京国立剧专的时候，最喜欢听余上沅的课；而最不喜欢的却是马彦祥的。轮到上马彦祥的课，他常常逃学；要不就是在课堂上公开地发生争论和冲突。再有一次，排演话剧，马彦祥批评凌子风迟到，其实凌子风也并没有迟到，凌子风很是不服气。当然，争吵是免不了的。 为此，马彦祥告到了校方，提出要校方开除凌子风。 凌子风怒不可遏，发誓要找马彦祥算帐。于是，凌子风候在校门口，等待着马彦祥的出现。 马彦祥终于出现在校门口，凌子风急步上去一把拉住马彦祥的西服领子，当胸就是一拳。 马彦祥也不示弱，一拍胸脯：“怎么，想打架？打架上夫子庙！” 当然，他们以后也没有去夫子庙。 凌子风与马彦祥虽然在南京国立剧专发生过对抗，但马彦祥对凌子风的才华是十分看重的。几年后，凌子风毕业离开了剧专，到了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师；那个时候，马彦祥参加了救亡演剧一队也到了重镇武汉。 那一天，马彦祥找到了凌子风，一定要凌子风出来帮一个忙。原来，马彦祥搞了一个话剧，叫《古城怒吼》。时间很急，明天就要演出了。但布景还没落实，一直没找到一个理想的美工师，怎么办？马彦祥得知剧专的高材生凌子风也在武汉，于是他心急火燎地找到了凌子风，请他出山，无论如何也出来帮他一把。 马彦祥的要求很高，一天要他拿出四场戏的布景。 凌子风也干脆，说：“好办，拿钱来！”马彦祥也是一个爽快人，说：“钱有的是。”说着，当即给了凌子风1000元钱，临走的时候还丢下一句话，“不够再来拿！” 凌子风拿了钱，立即给马彦祥画了四张草图。马彦祥接过草图一看，便拍板说：“行，就是它！” 凌子风当天就叫来了三个木工，给足加班费，白天连晚上，通宵达旦地干，凌子风本人也扑了上去，四个人一起拼命地干，很快四堂布景就出来了。当第二天这四堂布景出现在马彦祥的面前的时候，马彦祥不得不佩服凌子风的才华。 《狱》是一出独幕剧，也是凌子风在南京国立剧专念书时代的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在四面均是高墙的狱中，一群渴望自由的牢友在呼喊、在挣扎；一缕阳光从高高的小窗里射进来……这是一曲争取自由、渴望自由的呼声。 《狱》也是凌子风所处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从心底发出的呼声；也许就是他本人十个月的狱中生活的写照。 校长余上沅与名教授曹禺对这一出戏很是欣赏。余上沅还想将此剧作为学校的保留节目，供以后公演。而曹禺则认为剧中的哭声如果改为女声的哭声则更为凄凉和更为令人同情。 相反，这一出戏则惊动了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张道藩。 在一个例行的星期一“总理纪念日”早会上，张道藩以这个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全校的师生训话，他出人意外地却拿凌子风来示众： “凌颂强，站出来！” 在密集的同学座位中，凌子风高高的个子站了起来。 “大家都看看他！这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他编的那个《狱》么，这不是一个好剧，但是居然还有人说它好，好在什么地方？他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你们要小心，不要接近他！” 独幕剧《狱》给张道藩要开除凌子风提供了口实。这给校长余上沅出了难题。凌子风是学校里的高材生，这样的学生他是从心底里不愿意开除的，但是不照张道藩的指令做，这不是有意与张作对吗？ 校董事会终于作出了开除凌子风的决定。那天全校的师生都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当校长余上沅宣布开除凌子风的决定后，会场下面开始骚动了起来。 首先是教师王家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反对开除像凌子风这样的好学生，紧接着，他列举了凌子风在平日里的表现：一年四季为全校的师生刻蜡纸、印讲义、编剧本、画舞台布景、制作道具、看管仓库……反正，凌子风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学生，而且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学生，因此，开除这样的学生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王家齐的发言刚过，学生冼群也站出来力陈凌子风的好处，竭力说服校方挽留凌子风。 两位发言一个接一个。忽然，会场上有学生站出来大声喊：“如果校方不收回开除凌子风的成命，我们全体就站在这里不走了！” 这位学生的一声喊，全体师生竟哗啦一下全站了起来。平静的大礼堂里像刮过一场风暴。 凌子风看到这一场面，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大礼堂里的气氛由一个开除凌子风的会，转变成了为凌子风说情的会、评功摆好的会。 本来就不想开除凌子风的开明校长余上沅，这下子有了顺水推舟的口实，他对全体师生说：“开除凌子风是校董事会的决定，我一个人无权改变。”但他表示要把今天的情况带到校董事会上再去讨论。 几天之后，开除的布告换成了处分的布告：留校察看。 青年艺术家到了恋爱的年龄。那年，凌子风21岁；少女18岁。她是一位生在中国的法国少女，她的中国名字叫周帼芳。 周帼芳这个名字是谁为她起的？又为什么姓周名帼芳？凌子风没有去问她。也许，她的这位法国父亲以为周是中国的大姓，而“巾国”之“芳”对女孩子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词吧！ 周帼芳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他长期在中国经商，福建、广州、汕头等地他都拥有洋行；她的一位叔叔也在中国经商。凌子风和周帼芳恋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的叔叔成了周帼芳的监护人。 凌子风与周帼芳相识，是因为他们俩都在南京读书，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学生会、同乐会、游艺会……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活动，使小小的石头城的学生们常有机会聚合在一起。 当时凌子风是著名的国立剧专的文艺活动分子；周帼芳在南京汇文中学念书，两个学校的文艺骨干又常常能在一起排戏，凌子风又能给他们充当导演。凌子风和周帼芳就是通过两个学校的文艺交往相识了。担当学生艺术活动导演的凌子风很自然在学生文艺骨干的心目中，是一位才子。 凌子风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他给汇文中学排演《九一八之夜》。这个戏周帼芳没有参加，因为她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不适合演一个中国人。她于是就在一边看他们排演，同学们都看得出，周帼芳在追凌子风，而且是追得很凶，很主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凌子风和周帼芳相识后，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玩：上馆子吃饭、上戏院看戏、上公园、逛马路……两人常在一起，好不开心！ 但这一切的费用开销，全是由周帼芳掏钱，因为她有钱；而凌子风则是穷学生一个！ 周帼芳还送给凌子风一张她自己的肖像照片，底色发黄了，但被涂上了彩色。背面写着：“给亲爱的……”在凌子风看来，这当然是周帼芳送给他的定情物了。 据凌子风的回忆，周帼芳的父亲在庐山有一幢别墅。别墅很美，有花园草坪、有网球场。热恋凌子风的周帼芳曾约凌子风去庐山别墅整整玩了一个星期。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在爱情问题上也很守规矩，一周内，虽然在一起玩，同睡在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拥抱，也没有接吻，真是庐山上的一对纯情少男少女！ 热情的周小姐对前景充满了幻想。她曾动员凌子风与她同去美国，将来再一起回中国，开一家最大的影剧场。 但凌子风似乎对周小姐的这一邀请并没有动心。年轻、热情的凌子风此时有他自己的追求。当时，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她的大姐在延安，她来信鼓励凌子风去延安；二是凌子风年轻的时候看了不少苏联进步的小说，如《母亲》《大学私生活》等，也向往去延安。 在这多种因素之下，凌子风与周帼芳的爱情就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 在凌子风年轻的恋情中，他与杨雨辰的恋爱，应该说，是两人的相互吸引，是一次真正的动心的爱情。但是，一个动心的爱情并不一定是一次成功的爱情。 和杨雨辰相恋是凌子风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恋情。 凌子风爱杨雨辰；杨雨辰也爱凌子风。 他们两人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同班同学。杨雨辰是广东人，一个活泼、开朗的女性，向往进步。据说在广州，她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从广州跑到南京来的。喜好弹琴、唱歌———好动、开朗的个性，也正好和凌子风好动、闲不住的个性相吻合。 由于是同班同学，凌子风和杨雨辰就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机会，杨雨辰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每天早上，她的歌喉就会在校园空旷的场地上、林子里响起，凌子风已经很熟悉小杨的声音了，她的歌声一起，他准知道是杨雨辰又在那里练声了。 杨雨辰也会弹琴。有的时候，两人在一起练，杨雨辰弹琴，凌子风唱歌。 凌子风在他七十八岁的时候，与笔者回忆起这段恋情时说：“我与小杨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常一起出去散步，她挽着我的手臂，冬天走在积雪的马路上，听自己嚓嚓的脚步声，谁也不说话，好听极了，有时到很晚才回到学校。”他深情地回忆说：“有一天，我记得下大雨，我戴了一顶大礼帽，雨一直顺着帽檐滴下来。在这样的雪天和雨天里散步，是很有味道的。” 这是一对青年艺术家富有想象的、浪漫的爱情曲。 他们俩如此的“漫步恋情”，一直维持了两个月的时间。直到有一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南京金陵大学后门的一个坟场，这种漫步式的恋情发展到了高潮——— 杨雨辰停住脚步，回转身来，突然紧紧地抱住了凌子风。 他们有了第一次接吻，一个长长的吻！ 这也是凌子风第一次与女人接吻，这一人生中的最为珍贵的与心爱的女人的爱恋的印痕，令凌子风终身难忘。 凌子风接受了杨雨辰的吻，杨雨辰深情地注视着凌子风，对他说：“我很难过，我不能不告诉你，和你相识之前，我还爱着另外一个人，我爱你，也爱他。”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凌子风半晌说不出话来。这给凌子风的打击太大了，这怎么能接受呢？就在一分钟之前，他还沉浸在爱的沐浴之中，而一分钟之后，却要他接受一个极其冷酷、难以接受的现实。这真是当头一棒，犹如一声响在头顶的大大的霹雳。 突然，他像发疯一样地朝学校方向奔去，杨雨辰则紧紧地在后面追…… 凌子风痛苦极了，他用剪刀绞自己的手臂，任血在手臂上淌着，并且转动着手臂，形成了一个鲜红的血镯子。 那天晚上，凌子风失眠了…… 第二天一早，他什么人也没有说，就去买了北上的火车票，他决定去北京，因为，小杨所爱的那位青年正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要亲自去看看，杨雨辰所爱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凌子风毅然决定去北京，可见他对杨雨辰的感情之深，但从另一面讲，他也是一位有理智的人。他这次上北京的目的，是想看一看，杨雨辰所爱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比自己更强？ 凌子风来到了北京大学，找到了杨雨辰所爱的另外一个人。他正在拉小提琴，而且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也许是琴声唤醒了他，也许是诗净化了他，“小杨爱他没有错，爱得对！我应该离开她，而且是越远越好”！凌子风这样想。 自从在北大找到了“那个人”之后，凌子风决定在他、杨雨辰与“那个人”之间的“三角”旋涡中退出来，“让三个人痛苦，还不如让一个人去痛苦”，这是凌子风见了“那个人”之后的真实思想。想到这一点，凌子风的心底坦荡得多了，自己也显得轻松了许多，他从感情的旋涡中解脱了出来。 一周后，凌子风回到了南京。前后一周，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回到学校后，他却发现杨雨辰不见了。原来，杨雨辰以为凌子风因失恋而不辞而别，杨雨辰也感到没有兴趣再呆在学校里了，因此，她也退学了。 杨雨辰退学后就上北京与他的恋人结婚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那位新婚丈夫结婚才两个月后就得了肺病去世了。 小杨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回南京找过凌子风，那天凌子风正巧外出，杨雨辰在凌子风的宿舍里看到一张法国女郎送给凌子风照片，背面写着：“给亲爱的”，杨雨辰意识到了什么，她悄悄地走了。 还有一次，凌子风在剧场里演出余上沅导演的话剧《威尼斯商人》，他在这一剧中担任主角。在化妆间里，和凌子风同台的一位女演员董佩告诉他：有一位女性给他送来一包东西，这位女性见凌子风不在，放下包就走了。凌子风忙于演出，一时也没有去注意那包东西。等演出完后，凌子风打开包一看，里面全是他所喜欢的东西，如：速写本、2b的铅笔、两瓶炼乳、衬衣、背心、短裤、手绢等等。凌子风看到这些礼物，他全明白了，这些东西全是小杨送的，只有杨雨辰才知道凌子风需要速写本和2b的铅笔，只有小杨才会送给他这些生活用品，除了小杨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凌子风急急地赶出去，奔出门外，妆也没有卸去，身上还穿着“亲王”的威武袍子，一个人在大街上奔跑，他想去找杨雨辰，想和她谈谈分别后的一切，以及他对她的那位北大男友的印象，甚至和她一起交流一下对爱情的看法……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再也见不到杨雨辰了。 凌子风是于“七七事变”之后来到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的。 武汉半年，他的艺术方面的才华几乎都用在了抗日文艺上了。参加了话剧《夜光杯》的演出；在武汉三镇的热闹街头，他还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 在中制厂，凌子风第一次有机会正式接触到了电影———这门年轻的“舶来品”艺术，在武汉的半年里，他先后参与了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影片的拍摄，使他对电影有了强烈的兴趣，从此，也使他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武汉，凌子风、艾青、田间、张仃等一干年轻人，如同所有要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向往进步、向往革命。当时，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北边的苏联，都是青年人所向往的光明之地。凌子风等青年当时不仅想去延安，还想去苏联呢！ 蓝马当时也在武汉，和凌子风在一起，他也被凌子风绘声绘色地叙述圣地的情景所打动，他坚持要和凌子风一起去圣地。 临走那天，凌子风同时给蓝马也买好了去西北的车票。 两人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奔上了车厢。就在火车即将开的时候，蓝马突然说要下车，他不打算去西北了。 凌子风说，你不去，那这张票子不就浪费了吗？ 蓝马说他舍不得在武汉相识的、他所爱的一个女人。 任凌子风怎么劝说，也没有用，蓝马最终还是提起行李下了车，没有去成。 列车载着凌子风等一批青年，一路朝西北方向奔去。他们走一路，宣传抗日一路；他们有的是自己的专长：唱歌、表演、演活报剧。 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了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草原上也进行着抗日的宣传活动：演街头剧、贴抗日招贴画、慰问抗日将士，以及与当地的牧民联欢，教他们唱抗日歌曲等等。这些都是凌子风等一干人的拿手好戏。 有一天，凌子风他们走了一天，宣传了一天，累得坐在蒙古包里休息，突然，远处有一大群马队朝着他们飞奔而来。 “坏了，可能遇到土匪了。” 他们的话音刚落，几十匹马一忽儿包围了蒙古包。 凌子风他们一时弄不懂是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张仃忙叫翻译出去与这些骑士说话。 一忽儿，翻译进来说：“他们要找一位神医。” 神医？哪来的神医？！ 空气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凌子风等人都走出了蒙古包。忽然，马队中的一位骑士指着凌子风说：“就是他！神医！” 骑士话音刚落，一大队的骑士纷纷跳下马，“扑通、扑通”地一齐跪倒在凌子风的面前。这下子凌子风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几天前，凌子风他们一干人在路上遇着了王爷的商队，其中有一匹马的背被驮架磨烂了皮，血红的肉也露了出来。正巧，凌子风身边带着一瓶红汞，他给这匹受了重创的马涂了红汞后，没几天马就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这使王爷兴奋异常，这天，王爷的侍卫长得了病，王爷说什么也要他的属下把神医给找来———这就是这批马队前来的原因。 马队带着凌子风飞一般地向目的地驰去。 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庄园，有假山、有花鸟、有如花的少女捧出在北方少有的南方的鲜果……过了一会，有人将凌子风带进一个更深的院子。他看见一群男女围着一个大胖子，凌子风一看便明白了这位胖子就是患者。这个侍卫长的臂膀肿得像个馒头，凌子风一看，心里有了底了：这不就是脱臼吗，他小时候看见过父亲给人治过，这方法就是用滑石粉涂在患处，但是眼下没有滑石粉怎么办？凌子风用碘酒给侍卫长涂在患处，然后让人将侍卫长按住，凌子风冷不丁地将患者的手臂一拉一推，只听得“咯噔”一声算是完事了。 然后，凌子风把一包“人丹”交给患者，交待他一天吃一包，然后像模像样地走人了。 过了几天，这位侍卫长的病也果真好了。好客的侍卫长说什么也要留凌子风等人吃饭，于是，凌子风带着张仃一行人在王府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凌子风得了一个“蒙古大夫”的雅号。 凌子风等一干人组织的抗日演剧团在草原上的活动，也渐渐地引起了当地国民党党部的注意。于是，他们布置了宪兵队的特务准备抓人。当时国民党驻榆林地区的司令长官石岩华是一位中间人物，是他将国民党宪兵特务要抓人的消息通知凌子风他们，还给了他们每人一笔去延安的钱！ 去延安，是凌子风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的文艺活动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反法西斯的大潮流中，更加活跃了。 凌子风到达延安不久，就与进步女作家丁玲一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凌子风在这个团里任编导委员长，与丁玲一起上前线慰问八路军的官兵们。在晋察冀地区慰问期间，凌子风被吕正操看中，执意要留他在部队里从事文艺工作。 在凌子风看来，吕正操是一位性格开朗、善于言谈的共产党高级将领。他与凌子风十分投缘，常常让通讯员把凌子风从被窝中叫去与他一起聊天，他们一谈有时就是通宵达旦的———他们几乎无所不谈，从普希金谈到巴尔扎克；从莎士比亚谈到罗曼·罗兰……吕正操还常常送一条烟给凌子风作为“慰劳”。 有一天，吕正操问凌子风：“你们能演什么戏？” “你想看什么呢？”凌子风反问道。 “《日出》怎么样？” “行，没问题。” 就这样，一出气势不凡的名剧《日出》，居然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庄隆重地演出了。整个舞台和道具都是临时搭建的，也只能是因地制宜了。由于设备简陋，换布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整出戏演了个通宵，一直到天亮才结束，人山人海的军民观众兴致勃勃地一直到戏演完还是意犹未尽。 《日出》的演出成功，给凌子风增加了信心。 在晋察冀分区，凌子风为边区的军民先后排了话剧《不死的老人》、《菱姑》、《反正》、《人间地狱》、《祖国三部曲》和苏联话剧《母亲》等。 凌子风在这些话剧的演出中，总是一个多面手，常常是编剧、导演、演员兼美工。他学什么像什么，学一行，像一行。有一次，他在苏联话剧《母亲》中饰演一个俄国青年，聂荣臻司令员也去看了他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聂荣臻找到了凌子风，拍着他的肩膀说：“哎呀，你怎么演得那么像外国人，真像，真像！” 在那个时候，凌子风还编过一个独幕话剧，名叫《哈娜寇》，获得了晋察冀边区的“鲁迅文学奖”。 还有一次，凌子风将聂司令员本人演得活灵活现的，居然把日夜与聂荣臻生活、战斗在一起的吕正操也给蒙住了。 那是一个万人活报剧，编导者给这个活报剧起了个名字：《跟着聂司令前进》，这活报剧的演出地点就在大山沟里。而这出活报剧的组织者以及主角的扮演者正是凌子风本人。他饰演的聂司令员穿着军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且用“油鼻灰”把自己化妆得活脱脱地像聂荣臻司令员。 一支浩浩荡荡的军民队伍从山沟野地里开了过来，领头的正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司令员。 “老聂！”有人朝大马上的聂司令员叫了一声。 叫老聂者，正是老聂的老战友吕正操。 大马走近了，吕正操纳闷了：“你？你是谁呀？” “我是凌子风。”凌子风这才有礼貌地跳下大马。 “啊呀，我以为是老聂呢，你怎么演得这么像啊！”吕正操称赞道。 凌子风这下子却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1941年，凌子风活跃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作为一名抗日文艺战士，除了日常的演出外，还要对付敌人的干扰。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之夜，日寇分11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司令部。 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凌子风所在的剧社。敌情就是命令。火线剧社，火速行动！火线剧社的演员们火速整理好行装，搭上道具、服装、布景等，与大队人马一齐向滹沱河方向转移。 大队人马上路了，可是凌子风却一时走不了，因为，剧社里的一位作曲同志正在发疟疾，正需要送他去附近的村庄里去坚壁一下。作为剧社社长的凌子风，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雪依然夹着狂风肆虐着，数里之外，一片白茫芒…… 凌子风飞身上马。战情急，战友病，凌子风心急如焚，只是一个心思朝着前方的村庄飞奔。 突然，“轰”的一声，凌子风连人带马一下子掉进了几丈深的井里———原来，由于连绵不断的大雪，这井口早被茫茫的雪覆盖了。 一瞬时，人、马、泥、石、雪，像地震，像雪崩，一齐滚到了井底。 临近死亡，生灵的求生愿望更加迫切，无论是人还是马。 此时此刻，那匹跟随凌子风走南闯北的马，变得空前的疯狂与激烈起来，井水淹没了马与人，马匹仰着脖子长鸣，四只马蹄拼命地在井里踩踏着，强悍的马将凌子风踩到了井底，凌子风也是拼命地挣扎着，他拉着马腿朝上攀着、攀着，可是当他的头一露出水面，又被粗壮的马匹挤到了水底……这短短几分钟的生死搏斗，却似乎经历了几个月、几年的漫长光景。 “完了，我这下子可要死了！”凌子风想到了死。 “凌社长，凌社长！”忽然，井上传来了声音，这是他的战友们来救他了。 忙乱中，他的战友从腿上解下绑带，从井口上丢了下来。但这绑带又能起什么作用？凌子风这么一个大个儿，加上浑身上下被井水浸湿了的棉衣，少说也得有二百来斤重，这细细的绑带拉不了凌子风。 “绳子，要绳子！”凌子风对着井口大叫着。 很快地，一条长长的绳子从井口上甩了下来。 凌子风用胳膊揽过绳子，用牙咬住，便叫井上的人往上拉。 “不行，牙要被拉掉的。” “叫你拉，你就拉！”在这节骨眼上，凌子风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大声骂着。 井上的人一齐用力，把两百来斤重的凌子风从井下拉了上来。 浑身上下湿透的凌子风，一出井，便被冻成冰板一般，他的战友们一齐将他湿透了的衣裤扒了下来，凌子风一丝不挂地冻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很快给凌子风换上了干衣裤。 一条命给保住了。 在延安鲁艺，凌子风与石联星订婚了，不久，凌子风奉命去了张家口。 他此行的任务是去办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紧随着而去的是石联星———很快地，他们在张家口宣布结婚了。结婚仪式简朴而庄重；气氛热烈而愉快。 主婚人是鲁艺的院长周扬。结婚仪式上来了不少人：沙可夫、艾青等学院的一大帮教师，好不热闹，他们还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据说还是公家掏的钱呐！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凌子风处在新婚的欢悦之中。 石联星带来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名叫梅子———系石联星和她的前夫、一位红军的参谋长所生。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石联星的第一次婚礼是与朱德、康克清的婚礼同时举行的。 凌子风非常喜爱孩子，他视梅子为自己的掌上明珠，他拆了自己的军大衣替梅子做兜兜、做裤子、做棉袄，梅子的羊皮大衣也是凌子风自己动手剪裁、缝制的。行军的时候，凌子风还为女儿找了一匹小马驹，总是跟着他的坐骑后面。 这一对父女的坐骑是行军中的一道风景线。 石联星，大凌子风3岁。1932年赴江西瑞金，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红军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任教，并参加红军俱乐部、工农剧社。1937年后在抗敌演剧八队、二队、新中国剧社演出话剧《家破人亡》、《妇女三部曲》、《国家至上》、《大地回春》、《大雷雨》等。1945年赴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延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华北联大戏剧系任教。1949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赵一曼》，于1950年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演员奖。后转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195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训练班学习。1959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曾导演过《渔人之家》、《红岩》等剧。 石联星的经历，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经历；在艺术上她是一个好演员，她的成名作《赵一曼》，在一代青少年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她与凌子风的个人感情方面，却不大协调，性格合不来。 石联星去世后，她的骨灰被放进了八宝山。在石联星病重的时候，是凌子风为她在国内找了最好的医生，但最终因她的不治之症，好医生也无法挽回她的生命。在她临终的时候，石联星在凌子风的耳边说了两句话：听党的话，养好孩子！ 在大理石骨灰盒上，是凌子风一笔一划地刻上了“石联星”三个字，表达了凌子风对自己几十年的妻子的亲情。 在延安，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人。 毛泽东大凌子风整整二十岁。作为前线摄影队队长的凌子风有资格向中共的最高首长报告前线的情况，有资格给当时中共的最高首长们拍摄照片。 当时的中央首脑们都是住在山沟沟的窑洞里的。 在拍《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时候，有一天是休息天，凌子风和妻子石联星，还有女儿梅子，从住地延安北门外的“小便沟”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那一天，毛泽东还留他全家吃了饭，毛泽东和凌子风围着火盆，坐在窑洞里的矮凳上，和凌子风谈了好长时间。 1947年8月的一天，凌子风接受了中央给他的拍摄毛泽东照片的任务。抗战结束了，中国革命进入了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那时的中央指挥部在延安地区的佳县的朱官寨。 为了拍成毛泽东的照片，凌子风和门岗商量好，只要是白天，毛泽东一俟走出窑洞，请他朝凌子风住的院子里，丢一块石子过来，这是信号。凌子风就跑出来给毛泽东拍照。 那天，小石子丢了过来，凌子风即刻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毛泽东见凌子风给他拍照，就问他：“凌子风同志，你怎么不演戏了？” 毛泽东曾看过凌子风演的话剧《眼光放远一点》和《前线》，凌子风分别在里面演“老大”和“戈尔洛夫”。 凌子风答道：“戏还是要演的，目前拍照是工作需要。” 毛泽东见凌子风对着他不停在拍，就说：“拍一张就行了，拍那么多做什么？” 凌子风说：“我的技术不行，多拍一点可以选择好的。” 他指着照相机说：“这照相也是满有学问的呢！”拍照时，毛泽东还不断地问他照相机的构造。 在延安，凌子风为毛泽东拍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著名的《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地图》，就是凌子风拍的。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还有一次他趁中央首长外出散步的时候，跟着去拍照。 毛泽东看着山上因干旱不长的谷子对凌子风说： “你看，庄稼不好，谷子都退化了，像草……” 在山包上，毛泽东又问凌子风：“你知道包谷有多少个名字？” 接着，凌子风和毛泽东一起掰着手指点数起来：包谷、老玉米、棒子、珍珠米、玉蜀黍…… 毛泽东指着山下的一条小河说：“这条小河叫织女河，一定会有个故事的，凌子风同志，你知道不知道？” 凌子风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要问问老乡，他们一定知道。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毛泽东爱吃南瓜，而且不放什么佐料，他说南瓜本身是甜的，不需要放什么。 凌子风说他离开延安以后，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他为毛泽东拍的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收进了新闻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中去了。 似乎是阴差阳错，凌子风是从学习美术、雕刻起家，最后却干上了导演这一行，而且在导演艺术领域成了中国电影界的一员大家。诚然，和他的众多杰出的电影作品相比，他在美术、雕刻方面的作品，几乎是微不足道，也称不上有什么传世的作品留下来。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在雕刻方面却有了一件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枚毛泽东的像章。 中共“七大”是在中国革命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区各根据地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都在积极地准备向党的“七大”献礼。凌子风也在想用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向党的“七大”献礼，最后他决定用自己的才智，向“七大”献一枚毛泽东的像章———在中国，当时还没有毛泽东的像章呢。 凌子风雕刻的毛泽东像章，是用苹果刀在砚台上刻制的。底稿刻在砚台上之后，第二天，他上街买来了锡制香炉，将锡熔化后将它灌注进翻砂模具里，结果成功地翻制出了第一批毛泽东的像章。这批像章送给“七大”主席团成员每人一个。 中国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在“七大”的出现，引起了与会者们强烈的兴趣，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凌子风，请凌子风将他的底稿拿出来给他看看，他反复观看，爱不释手，问他能不能给他。凌子风当场将底稿送给了周恩来。 1945年，凌子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上的分配，凌子风在解放前夕，更多地接触了电影。 周恩来与陆定一找他，要他组织西北电影工学队赴东北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去学习电影艺术。于是，凌子风着手组织陈默、钟敬之、成荫、苏云等一干人，由凌子风牵头准备奔赴东北。 一干人到了石家庄，凌子风的妻子石联星却临产了。无奈，他就留在石家庄工作了。 凌子风的第一部电影《中华儿女》，拍摄于1949年。拍摄完成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因此，它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故事片。 这部片子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华儿女》原名叫《八女投江》，是一个著名的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故事。它发生在1931年。 这个故事对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凌子风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了解战争的残酷性，也了解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更了解中国人民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概。 凌子风在影片中，用实景拍摄（村庄燃烧、真枪实弹等等），更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与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当影片完成在全国上映时，受到了全国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影片获得了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以及文化部1949—1950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影片大奖的作品，为初创的新中国电影事业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五十年代初，战争的硝烟还刚刚从人们的身边飘荡过去，而在边远地区和沿海的小岛上，枪炮声还不时地传进人们的耳鼓中来…… 这几年里，他马不停蹄地拍摄了《中华儿女》、《深山里的菊花》、《光荣人家》、《春风吹到诺敏河》等影片，但他的心里很想拍一些更具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在那些民间传说中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去想象、去发挥他的长期由于战争风云而难以施展的浪漫主义的天性。 那个时候，他很想拍《阿诗玛》、《孔雀公主》，为了将他拍摄神话故事的理想付诸实现，他四次去云南体验生活，还请了著名诗人公刘编写了文学剧本。但是紧接着在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中，公刘被打成了右派，拍电影之事也只得搁浅。 他又想到了重操旧业，想重新拿起画笔当一名画家。 当时的河北有一家艺术师范学院，凌子风就想到那里去。另一方面，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多，但片子的任务少，他想到了河北电影厂去拍片的机会肯定要比在北京的机会多。于是，他应邀去了河北电影制片厂。 当时的河北，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正在走红的当儿，凌子风也很喜欢这部厚实的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大革命前后，发生在我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广大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生活，对于凌子风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从那个社会来的，他从1938年到1943年就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农村，在这块土地上斗争、学习、生活。 神话故事拍不成，于是，他就决定拍摄现实生活题材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凌子风从事电影以来，第一部改自于长篇小说的影片。小说的容量大，改编有一定的难度，对凌子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小说《红旗谱》是一部大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该舍弃什么，该保留什么，确是一件难下手的事。电影要两个小时把事情讲完，这对我是一次考验。我选小说中的朱老忠作为主线，在这条主线上来作取舍。和他有关系的就保留，没关系的就删掉，精益求精。电影较之兄弟艺术作品更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经过改编的东西，会出现某些地方接不上茬，这就需要重新组织结构。另外，根据电影的需要要有补充，补充进来的东西，又必须是小说里的人物的东西，使人看了相信它是原小说中的，这就要既忠于原著，又要忠于观众与读者。” 电影的改编，更是电影导演的再创作。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与复杂的。《红旗谱》的拍摄，前前后后经历了两年时间，这体现了凌子风的精心。 六十年代初，凌子风完成了他的精心之作《红旗谱》，从电影艺术的角度，从社会反映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这给凌子风坚实地从事电影事业陡增了百倍的信心。 《红旗谱》的成功同时也给了凌子风以启示，这就是：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只有精心才能出好作品。五十年代，他拍了几部影片，除了《中华儿女》有些社会影响外，其他的几部作品却影响寥寥。如果说，在凌子风初上银幕时，只是想多拍几部影片，作为“作业”，作为“练习簿”，那么，从《红旗谱》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飞跃。他要努力多拍几部好影片出来。 从《红旗谱》以后的五六年时间内，他一直在寻找好的题材，寻找着在银幕上再次突破的机会。 可惜，“天不随人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这场“革命”的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令凌子风始料未及。 “文化大革命”中，凌子风先被关在“牛棚”里，每天重复着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活儿：运煤、拔草、掏粪坑…… 后来，造反派准许凌子风可以回家去住了，可以暂时不住在“牛棚”里了，那时候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给占了，老婆与孩子也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于是，他就住到母亲那里去，一个月十二元的生活费。这十二元的生活费怎么过日子？他和母亲只有靠省吃俭用，吃酱菜、吃窝窝头来艰难度日。 在那些日子里，他天天跑到北京西四牌楼大街边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里去，他和那里的修车老师傅们早就成了老朋友，他到那里帮着他们一起修车（这一行是凌子风的拿手好戏），车铺里的老师傅们没等到他来，就早早地买好了猪头肉，买好了酒，等他来一起吃。 从早到晚，凌子风成了西四牌楼大街边车铺里的一员普普通通的修车工、老师傅。凌子风也有一手好手艺，他也没白吃工人们的猪头肉，他帮他们修车也十分在行，一天下来修十多辆车没问题。有一次，来了一辆摩托车，他帮着折腾了好半天，终于给弄好了，给车铺挣了十来元钱，工人师傅们也很高兴。他们也知道凌子风一个月才十二元的生活费，吃饭从来也不要他掏一分钱，每天晚上还要请他上馆子喝酒，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是西四的“沙锅居”和“同和居”。 那些远离了牛棚的日子，凌子风从内心里感到舒畅。 他傻傻地想：如果说，有一天他不干电影这一行了，他就来干修车这一行。就在这里，在这他熟悉的北京大街上，在西四牌楼这一带，有他童年的影子，有他少年时期的笑声；也有他姥姥、奶奶生活的影子。这北京城，这老街，是能够养活他的，他的日子是会很好过的———对于这一点，凌子风十分自信。 凌子风从“牛棚”出来不久，就与其他演员、导演们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位于北京大兴县黄村的天堂河农场。在天堂河农场，一呆就是长长的五年！离开干校后，又回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因为回到厂里以后，他也并没有自由。每天依然要到厂里去画圈“报到”，还要常接受厂里导演室支部的批判。除此之外，就是每天一张报纸，从头看到尾，感到十分无聊。 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了要求工作的请求。他总算有运气，当时上面正有一部引进的翻译片的任务交给北影。于是厂里把译制《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任务交给了老导演凌子风。 闲了这么多年的凌子风终于有了再次释放能量的机会，他整天泡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熟悉影片的故事、人物对口型、指导年轻人……像过去他拍摄自己的许多影片一样，他倾其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不分白天黑夜，常常是忘了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他是十分珍惜这么一个工作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每一个导演都能得到的。 影片导演完成了，而他的名字却不能出现在银幕上。当然导演的报酬也不可能有的。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工作完了，凌子风又回到了那一间要填写“到”的房子里去了。又是一张报纸，从头到尾地看；又是开不完的会：检讨、批判；批判、检讨…… 他想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他去拍片，他会像以往一样，不管是什么片，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好本子还是不太好的本子，只要是片子，他都会去拍。他要工作，他要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与“自由”。 他像申请获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工作一样，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导演室的负责人提出：我能不能拍片？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上面的回答是：可以。 这一下，凌子风又来劲了。他试着到处去寻觅本子。正巧，他的一位朋友与李四光的女儿合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李四光》。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说实在的，科学家的领域，凌子风并不熟悉，但凌子风想从那一间受禁锢、受窒息的屋子里逃出来，重新过一种“人”（不要说艺术家）的生活，所以他是很看重《李四光》这个本子的。他称《李四光》是他的“救命的本子”，而拍摄完成的电影《李四光》，则是他的“解放片”。 他开始从令他厌恶的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走进了李四光的家里，和李四光的女儿一起讨论剧本；看李四光一生的照片，开始熟悉李四光从学生时代起，到他做共和国部长的生活历程；他带着他的副手重新走进了大自然，离开北京，到外省去采景；他又开始走进了演员们的中间，重新操起物色电影中角色的旧业…… 总之，拿凌子风自己的话说，他又“活”了，又成了“人”了，又做起了“艺术家”的梦了———他重新获得了人的尊严与自由。 经过十年“文革”的经历，凌子风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他过去一系列的急功近利式的创作，已与他近期的思考不相吻合了。他如果再要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话，就决计不能再走旧式的老路了，他决定从老舍的小说中寻找他的新的创作素材。 这就是《骆驼祥子》。祥子由谁来演？这位祥子要有典型的北方人的特点：朴实、憨厚；而且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这样的一位角色，一时在凌子风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谱。男主角的选择好坏，这对未来的影片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干脆向社会公开征聘。凌子风想出了这一绝招。 于是一份公开的“寻人启事”，通过《北京晚报》向全国发出了： 寻人——— “骆驼祥子”你在哪里？ 老舍先生的名著早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十几个国家都有《骆驼祥子》的译本。最近北影厂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同志已经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筹备把这部具有北京特色的、描写二十年代人力车夫遭遇的故事拍摄成宽银幕黑白故事片。 为拍好这部影片必须物色一名骆驼祥子的扮演者。导演希望祥子的外貌类似照片中的祥子：身高在一点七六米左右，年龄在二十一二岁为宜，体格健壮有力，性格憨厚寡言。目前导演、副导演为了寻找理想的祥子正走访各文艺团体，希望通过各种渠道的热心者的推荐，最终能寻找到理想的扮演者，早日投入摄制。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同志，或者哪位同志发现周围有这样的同志，可到北影厂找凌子风同志或李唐同志联系。 这一不同寻常的“寻人启事”，在报上公布以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前后一百多天的寻人日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足足有一千多封。有毛遂自荐的，也有替别人推荐的。 更有不少年轻人径直跑到了北影厂凌子风的家里找凌子风。有一天，凌子风的家门口一阵子的门铃声，老导演出外一开门，一位小伙子口中叫道：“祥子来也！”一边冲进门来，凌子风大吃一惊。少顷，小伙子便又是唱又是跳地表演给凌子风看，反复说自己怎么会表演，爱好电影事业等等。当然，这位“自说自话”的小伙子最终也没有能演上祥子。 在登报征询“祥子”的日子里，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时成为“祥子”的集中地，各色人等都跑到厂里来了：厂长办公室、党委、工会，甚至连财务科都成了来人们的征询之地。正常的工作也几乎被打乱了。 凌子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副导演在厂大门口放一张桌子，上面拉一条横幅，作为“祥子登记处”。副导演及接待人员每天都要接待不少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青年同志，有的还是全家来送“祥子”的。他们表示，只要他们的儿子能演上祥子，全家愿意参加剧组的义务服务。 尽管来登记的人不少，但令人中意的却一直没有出现。 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无人中的。祥子，祥子，你在哪里？ 这时候，有人向凌子风导演推荐了电影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张丰毅，来人向凌导推荐说，此位学生外貌酷似报纸上的那位祥子，而且他本人学的正是表演，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凌子风于是约来人去找张丰毅。不巧，张丰毅正被香港凤凰电影公司借去拍一部武打片《塞外夺宝》，拍片中不小心受了伤。与医院联系后说，没问题，小张的伤可在一个月后痊愈。 一个月后，张丰毅来到了北京，剧组立马找来给他试片。化妆师马上给小张理了一个光头。凌导对他说，你能不能把衣服脱了？ 张丰毅毫不犹豫地说：“行！”一下子将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一个光着膀子的憨厚的小伙子站立在大伙的面前。 剧组的同仁们乐了。凌子风暗暗叫好。 接着就是试片。样片出来了，挺不错。凌子风告诉副导演，让他给张丰毅量体裁衣，祥子就是他了！凌子风给祥子上的第一课，就是让他在北影大院里学拉洋车。 张丰毅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也能吃苦。他每天拉着一部洋车，在北影厂的大门口“接客”。无论是谁，只要肯坐他的车，他都愿意为大家效劳。他是在熟悉旧中国拉洋车人的感受。他也知道凌子风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导演，拉洋车不在行决计不让他上镜头的。 就这样，在电影开拍之前，张丰毅在电影厂的门口足足拉了近一个月的洋车。为了试试张丰毅的“功夫”，凌子风亲自去坐了他的车，给他纠正了一些动作，凌子风在旧北京是拉过洋车的，他是在年轻的时候以这种把式混过饭吃，算得上是一个行家。 一个老行家试试新手的功夫，算是考试。张丰毅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考察”，“老车夫”终于给“新车夫”下了通行证。 张丰毅在拍《骆驼祥子》的时候，还是一名电影学院的三年级学生，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中国的影坛上，他也算得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明星了。回过头去看看过去的脚印，应该说《驼骆祥子》这部片子是张丰毅从影以来的一部力作，也为他以后奠定在中国新时期影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好导演，可以培植一个好演员；一部好影片，也可以出一名好演员。对于斯琴高娃来说，凌子风就是这样一个好导演；同样，《骆驼祥子》对于她来说，也是一部好影片。一个好导演，一部好影片，成就了斯琴高娃这样的一位好演员。反过来说，一个好演员，也会令一部影片增色。 “虎妞”之选的难度，在影片的筹备期间，也不亚于“祥子”之选。 在“虎妞”认定斯琴高娃之前，凌子风并不认识她。还是在拍摄《骆驼祥子》前三年，凌子风的一位弹钢琴的朋友介绍过斯琴高娃，说她是一位蒙古族的演员，能歌善舞，颇有天赋。再者，凌子风在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中见过她的表演。斯琴高娃的玉贞确实令影界人士刮目相看。 就此寥寥印象，对于斯琴高娃的表演究竟如何，凌子风并没有多少把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斯琴高娃是一位好演员，而且在中国新时期的青年演员群中，是一位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凌子风的音乐朋友给了他一大摞斯琴高娃的照片。作为导演的凌子风于是就从这位女性的角度，来比照他的未来影片中女主人公。慢慢的，虎妞与斯琴高娃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凌子风开始给斯琴高娃介绍老北京；还特地为她介绍了一位北京鼓书艺人，教她京话、京腔，给她讲老北京的过去与北京人的生活习性。斯琴高娃的悟性很高，她也很是好学。 “她极认真学，刻苦练，而且在她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聪明，善于捕捉角色需要的东西……蒙古人的性格，使她在创造人物时放得开，有真情，这都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十分可贵的素质。”凌子风对笔者这样评价斯琴高娃。 凌子风之所以认定斯琴高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还在于她作为一名职业演员有很强的可塑性。一个好演员一定不只具有本色特征，只会表演只符合她（他）本身性格的角色，而一定能够展现多种角色的人物性格，而斯琴高娃就是具备了这样条件的一名出色的演员。 因此，斯琴高娃的第一个出色的银幕形象：玉贞的善良、温柔，十分富有女人味，丝毫没有减少凌子风对斯琴高娃去完成另一个银幕形象虎妞的信心。相反，他从斯琴高娃的表演中，也从她的素日为人的性格中，认为，她是能够胜任虎妞这一角色的。 事实证明，斯琴高娃扮演的玉贞与虎妞，成了她整个银幕形象的两个性格各异的高峰。而虎妞则几乎成了斯琴高娃的另一个善意的代名词，是她所塑造的所有银幕形象中最为成功与出色的。 电影《骆驼祥子》，对男女演员来说，是一块表演艺术上的丰碑；同样，对导演凌子风来说，也是一块个人创作史上的丰碑。中国电影界给了《骆驼祥子》以最高的荣誉。在1983年度的“金鸡奖”的评审会上，它获得了最多（三项）奖项：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道具奖。 凌子风年上七旬，他的创作力越发旺盛。这位被电影界美誉为“凌疯子”与“拼命三郎”的人，连连获得中国电影界的最高奖。继《骆驼祥子》后，凌子风又拍了《边城》，真是好片迭出，好评如潮。正当他的事业向着他的顶峰攀登的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他的发妻石联星去世了，孩子们又长大成人，成了家，也不在一起生活。 他成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人世界”。 凌子风的这“一人世界”并没有持续很久，一年多后，他的“一人世界”，又变成了“两人世界”———一个小凌子风二十四岁的中年女子韩兰芳，在凌子风最为孤独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 这一段晚年之恋的故事说起来有点浪漫，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天意吧。 他们两人的最早相识，就是在北影厂的工作室。 那个时候，凌子风在做影片《骆驼祥子》的后期制作；而韩兰芳也在北影厂的工作室里做她的影片《精变》的后期制作。 韩兰芳生于1941年，山东青岛人，早年毕业于山东师院外文系，与凌子风相识的时候，她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任编剧、导演。这位文静的中年女子长得清秀，身材颀长，白皙的瓜子脸上，常常挂着甜甜的笑容，你看着她的形象，并与她作着交谈，令人时时会想起她的家乡青岛。 韩兰芳不幸的是中年丧夫，几乎与凌子风同时，她也成了“一人世界”，身边还有一位可爱的四岁小女菲菲。 韩兰芳与她的爱人同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他们俩当时正在拍摄一部以《聊斋》的故事改编的电影《精变》，不幸的是，正当电影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她的爱人却不幸猝死。所留下的拍摄任务全都压在韩兰芳一个女子身上。 困难与压力可想而知。 《精变》的后期制作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室里，正在这个时候，凌子风也在做他的新片的后期制作。 几乎是每天，凌子风总可以在剪辑室里看到臂挽黑纱的母女俩。 母亲在里面做片子，女儿在外边的走廊上玩；母亲几乎是噙着悲痛的泪水，咬紧着牙关在完成着她和她的丈夫用心血凝成的作品。而女儿却一点也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她像成了一个无人照看的孩子。 凌子风是一个喜欢孩子的老人，他每天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在玩耍，常去逗她玩。时间长了，小菲菲也喜欢上了这一位长着“八字”胡子的老伯伯。这一老一小谁也不会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会结成亲密无间的父女关系。 凌子风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艺术家，他十分同情这位女导演所经历的不幸的遭遇，也感动于这位女导演不寻常的毅力与事业心。 从同情到感动，也从同情渐渐地发展成爱情。“爱情是事业的合流”。凌子风在对韩兰芳的爱情关系发展上，也是遵循着他对爱情的一贯的主张。 而最终能打动韩兰芳心的，也是凌子风对她的事业的支持。 韩兰芳的《精变》终于完成了。她和她的丈夫用生命换来的作品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这对韩兰芳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 那天，在北影厂的小放映间里坐满了来自于中国电影界的领导与各路专家们。与往常一样先看片子，小放映间里的空气，对韩兰芳来说，像静止了一般，她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在跳。 影片放完了，小放映间的灯亮了。韩兰芳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等待着专家与领导们的“审判”。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谁也没有出来打头炮。也许是在古装片有所创新的问题上，大家一时也吃不准该说些什么。 静场，难堪的静场。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种难堪的静场是十分可怕的。批评，不怕。激烈的争论对一部片子来说，也许对创作者更为有利。但是，冷场，意味着什么呢？ 韩兰芳的脸开始发烫了，她有点坐立不安了…… “我来说！”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小放映间的沉寂。人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只见凌子风慢悠悠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人们自然是熟悉他的———凌子风具有丰富的电影工作经验与卓著的创作成就，无疑，他的发言将会有一定的权威性。 凌子风从《精变》的样式、艺术上追求与探索，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以他在这些天中的所见所闻，对韩兰芳在创作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作了动情的赞扬。 凌子风的发言，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瞬时掀起了波澜，座谈会的空气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韩兰芳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她感激凌子风对她的爱人以及整个创作组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感激凌子风给《精变》的座谈会带来了福音。 艺术上的知音、支撑，最能融化一颗已经冷却了的心。 韩兰芳对早已熟知大名的凌子风增添了新的敬意。 韩兰芳的影片通过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凌子风的妻子石联星同志住在医院里，韩兰芳去医院看望了石大姐，向她表示了凌子风对她事业支持的感激之情，也衷心祝愿石大姐早日康复出院。 但是，石联星此时患的是绝症。不久，她告别了人世。 岁月的页码，一下子翻过了五个春秋。 石联星去世了，凌子风的人生旅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凌子风晚年丧妻，韩兰芳中年丧夫，天底下又多了两个孤独的人。两颗孤独的心也从此开始靠拢…… 凌子风丧妻之后，在他的众多的朋友圈中，不乏为他找新的配偶的、热心的牵线搭桥之人。在这些众多的“红娘”中，还有部长夫人。被介绍的女子中，多是有身份、有知识之人。 也有不少主动追求大导演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法国文化商人；也有香港的女老板。还有一些女子都向凌子风表示过爱慕之情———尽管此时的凌子风已年近七十，但是，爱情似乎并不以年龄为限的。 对于这些追求者，凌子风均没有动心，他以一颗平常的心静而待之。 一个倾心于事业的人，钱，在他的生命天平上并不占有主要的位置。相反，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寻找在艺术上、精神上的共鸣点，则是比什么都重要。 在他看来，在他周围众多的女子中，韩兰芳无疑是他理想中合适的人选，她有强烈的事业心且有顽强的毅力。他意识到：韩兰芳不仅可以成为他晚年理想的伴侣，还可以成为他在事业上的有力的助手与合作者。 方向一旦确定，凌子风便使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追”势。他逢人便说他爱上中国新闻社的编剧韩兰芳。在北京，在上海，在电影界，在他的朋友圈中，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知道了凌子风的“新恋”消息。而且目标指向十分明确。 有一次，朋友们都聚集在凌子风的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凌子风的“婚事”，也巧，正在此时，韩兰芳来到了凌子风的家。凌子风毫不含糊地将韩兰芳当众介绍给大伙，说她就是他的新的“那个”，弄得韩兰芳很害羞。 而凌子风则在一边哈哈哈地大笑不已，朋友们也乐不可支。 另有一天，一位外地的朋友托人给韩兰芳送来了一包礼品。内中有一件是给凌子风的，韩兰芳抽空给凌子风送去了。 坐定之后，凌子风望着细汗淋淋的韩兰芳打心眼里喜欢。于是，他大胆地向韩兰芳提出：“咱们结婚吧！” 对于凌子风的这一突然袭击，韩兰芳一时语塞。虽然，此时的韩兰芳也从心里喜欢凌子风这样的一位事业型的男子汉，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来这么一个“突袭”！ 她心里在说：凌子风啊，凌子风，你这个可爱又可亲、有一颗不老的童心的好老头，你的攻势也实在太猛了些，让我怎么答复你呢？还是让我好好地回去想一想吧。 第二天，韩兰芳向领导请了一个20天的长假，她借口去看外景，实则是想暂时躲避一下凌子风过于猛烈的爱情攻势。 韩兰芳面临着第二次的人生重大选择，她不得不作慎重的考虑。因为，她的失偶———而且是在事业上非常合拍的爱人，对一个女子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一度她曾发誓不再嫁人了，如今，她要改变这一“誓言”，确要作一番认认真真的、慎重的思量。 她去了上海。在上海，她却同样感受到了凌子风的炽热的“爱”的势头。 一天，韩兰芳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她见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听说凌子风要结婚了？对象是你们单位的，是吗？” 韩兰芳听了，竟一时无言以对，脸上飘过一阵红云。朋友见状也明白了几分。 韩兰芳又去了重庆。在重庆市组织人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凌子风的姐姐，逢人便把韩兰芳介绍给她的同事们：“这是我的弟媳妇，凌子风的未婚妻。”又弄得韩兰芳很不好意思。 韩兰芳本想出去躲风，不料“风”却越演越烈。看来，这股势头猛烈的风是躲也躲不了，避也避不开了。 请假20天，韩兰芳只在外地过了12天，便回到了北京———她的心是被一根无形的爱的丝线牵回来的。而这根线的另一头牵线人，便是凌子风。 韩兰芳回来的那天，凌子风去机场接她。 凌子风是凭着“导演”这张面孔，机场的小姐让他径自进了候机大厅。 自动滑梯载着从重庆飞来的贵客在缓缓地滑行。韩兰芳提着旅行袋从滑梯上下来，突然，她的眼睛一亮，一位穿着米黄色的大衣，手持鲜花的高个子男人孤零零地在大厅里迎接她，是他，他来了！ 浮现在韩兰芳脑海中的第一个信号便是：“从此，又有人来接我了！” 一股暖流涌向脑门，她的眼睛湿润了…… 几天之后，凌子风和韩兰芳双双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登记结婚的手续。 一进街道办事处的大门，凌子风便大声地嚷开了：“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在哪儿登记？” 韩兰芳在一旁用手肘碰碰他：“别嚷，轻点！” 但凌子风还是一个劲地大声嚷嚷。 其实，他是用高分贝的叫嚷声来掩饰他自己慌乱的心绪与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尽管，他已70高龄，但他那颗艺术家的心还年轻…… “爱情是事业的合流。”凌子风再一次实现了年轻时代的誓言。 他与韩兰芳的结合，给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对凌子风而言，他在创作上有了一个好帮手；而对韩兰芳而言，她在创作上则有了一个好的引路人与一个极好的指导。 拿凌子风的戏话说，他从此开起了“夫妻老婆店”。一个搞文字创作，另一个则依旧做他的导演。 韩兰芳也重新燃起了她的创作的激情，她接连创作了大型电影剧本：《徐霞客》、《春桃》与《狂》等。这三部作品，除了《徐霞客》因种种原因尚未搬上电影银幕外，《春桃》与《狂》均由凌子风执导搬上了银幕，而且，都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凌子风是一位性格外向，豁达，爱开玩笑的人，“夫妻老婆店”，即是他在晚年与爱妻合作的戏称。 作为“夫妻老婆店”，凌子风夫妇俩的第一部“开张”的合作戏，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题材的戏，叫《马铁腿外传》。但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拿凌子风的话总结说，由于剧本的基础较差。朋友们开玩笑说，这部戏是他们的“婚礼急就章”，难免有所闪失。就像生意场上开店，店刚开张，就要求赚大钱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见凌子风夫妇新婚后即在很短的四十几天的时间内拍出了《马铁腿外传》，都恭贺他俩：“早生贵子！” 而夫妻俩却无不诙谐地称： “生了一个丑子！” “夫妻老婆店”第一桩成功的携手，则是他们俩合作的电影《春桃》了。 《春桃》是韩兰芳根据许地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基础很是扎实。影片中再由我国两位大牌男女明星姜文与刘晓庆担纲，在导演凌子风的指挥下，一班子人服从导演的意图安排，把电影《春桃》拍得有声有色，一举夺得了1988年、1989年的四个大奖： 1988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电影奖；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度的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与最佳女主角奖。 《春桃》的成功，使夫妻俩看到了合作的广阔的前景，使刚开张的“夫妻老婆店”有了起色，有了资本，使他们经营下一部电影《狂》有了信心。 电影《狂》改编自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狂》片名原出自编剧、凌子风的太太韩兰芳。但他们又觉得原小说名对于电影来说又不太合适。那么，改一个什么名呢？有一天太太突然对凌子风说：“狂，狂怎么样？” 老头一听，“狂？好一个狂！狂乱的时代，狂男狂女，你狂，我狂，大家都狂太好了，正合吾意也！”凌子风说，“那真是一个狂乱的时代呢，中国闹义和团，义和团刀枪不入，你外国人洋枪洋炮，我都不怕，正是一些个狂人。” 凌子风拍《狂》的时候，已有75岁高龄，同行们都佩服他那过于旺盛的精力和不服老的劲头。许多和他同摄制组的年轻人，都感叹于他的体力：看外景、爬山、过河，真谓是老当益壮。 凌导演本人常在人前夸耀他自己的身体，说是一位医生说的：他是七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心脏。从精神的角度来看，他确是童心未泯，一颗热爱电影事业的心一直在热烈地跳动。 在《春桃》获得极大成功的鼓舞下，凌子风的“狂”劲一发而不可收。1991年春天，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摄制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四川省的合江地区。 凌子风把剧组的男女演员们安顿在城里的招待所里，自己却与夫人一起住进了条件很差的尧巴镇。 尧巴镇，一个丘陵地带的小镇。千百年来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靠着山，傍着水，人们在那个十分闭塞的僻远地区生息着、繁衍着，一条小小的长街，房屋都是古老的明清建筑。凌子风之所以选择这个僻远的地方，正是因为它古朴的民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狂》片才能显示出四川古朴的地方风味与特色。镇政府为了照顾凌子风的生活，让出了镇里稍为好一些的房子———信用社的楼上，让他与夫人住，但也是十分艰苦，用水都很不方便，有时候晚上还停电。但凌子风已经感觉不错了。 有人问他，招待所的条件好多了，为什么不与演员们住在一起？ 凌子风说，住在招待所条件是好多了，但这样不利于拍戏，每天一早就要往镇上赶，晚上还忙着赶回来，多不方便。住在尧巴，生活条件是差了好多，但对工作是有利多了。 一段时间，凌子风接连几天的工作，看景，选群众演员，累了，身体不好，他就把氧气瓶带在身边。他不得不常常使用它，以缓解由于年老体弱带来的身体不适与过度的劳累。夫人韩兰芳，也成了他的生活顾问，一刻也不离凌子风。 一度，凌子风由于肺气肿，住进了合江的地方医院，摄制组的同仁们也着实为“老头子”的身体担忧，毕竟是一位75岁高龄的人了。可他在医院里没住上几天，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又急着要出院了。第二天就直奔外景地。 合江地区的领导还专门为他派了一名医生，随他一起拍摄。 《狂》片摄制完成后，在香港举办了首映式。香港影界的名流，凌子风的同行好友均出席了盛大的首映式，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凌子风的晚年三梦，是指他梦寐以求想拍的三部片子：《天桥》、《李白》、《弘一法师》。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三部片子能够有朝一日化为他的现实。 三梦之中，《天桥》算是排行第一，也是老头做得时间最为长久、用心良苦的一个梦。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扩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天桥已经荡然无存，这一自清末以来，一直是民间艺人献艺献技的“杂八地”，早已成为历史的旧迹。在老北京的心目中，天桥一直是他们的心仪所在，是他们常常眷念的地方。 凌子风的“天桥”梦，不仅是指拍一部长达五十集的电视片、一部电影、一部天桥专题片，他还想在北京的市郊重建一个“天桥”。 凌子风梦想重建的天桥，在北京的近郊———靠近北京机场的顺义县天竺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地皮、谈资金、打报告。他理想中的天桥不是布置式的天桥，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天桥。在这里，将有一万多名职工在天桥里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饮食业、有服务业，也有各色各样的艺人……在街道上有旧式的有轨电车，有五星、四星级不等的中国四合院式的宾馆。要让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一下飞机就想参观“北京第一镇”，并在那里住下。当然，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观看凌子风的作品《天桥》。 凌子风说，《天桥》的影片可以向世界各国介绍，文献资料片可以提供给各国大学的图书馆，以学习天桥历史之用。 凌子风晚年的第二梦，是想把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李白搬上银幕。李白，才华横溢，性格豪爽，凌子风深为崇敬。他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类同李白，拍李白的传记片也是为了抒发他个人的情怀。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第三个梦，则是他渴望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搬上电影。李叔同是我国清末民初的一个大艺术教育家，早年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绘画，他的才华涉及多方面：音乐、戏剧、教育等等。而且，他个人的历史富有极强烈的传奇色彩。这诸多方面是吸引他想拍李叔同传记片的起因。 凌子风说，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三个梦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他这一辈子的电影生涯也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凌子风还表示，他将与夫人韩兰芳继续开“夫妻老婆店”，来拍摄这三部片子，如同成功地拍了《春桃》与《狂》一样。 他对韩兰芳关爱备至。他说韩兰芳是“集传统与现代美德”于一身之女人，此类女人现在很为稀有了，用老头的话儿说，“绝版”了。 在凌子风的一生中，艺术的高峰是在他的晚年，他的爱情生活，也是晚年体现得最为完美。在韩兰芳身上，充分实现了他青年时代对于爱情的追求。“什么是爱情？”正如他在回答父亲的问话时所答的那样：“爱情是事业的合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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