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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个纸条，写着“找毛泽东”，他四外奔波，寻找，寻找…… 人生的旅途，不是笔直的一条道。往往走着，走着，不是眼前突然出个叉路口，就是迎来狂风暴雨。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极不平凡的。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 武汉三镇，处在风声鹤唳之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令人不解。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因为他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青人好奇的名字。后来，通过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徐向前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山西的学生。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 徐向前揣着“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正看反看只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这叫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使徐向前揣摸了几个白天和夜晚。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在九江。听说，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一向与共产党人交好，兴许到了九江，会知道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到了九江二方面军司令部。张发奎果然不反共，任命徐向前为司令部参谋。徐向前找到黄埔的几位老同学，从旁暗暗打听着毛泽东这个人。老同学当然都晓得毛泽东的大名，可是，谁也说不出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摸不清张发奎到底政治态度如何，又是他手下的一名小参谋人员，不敢贸然向这位司令官打听毛泽东。他每天细心读报，想从报纸上看国民党、共产党的活动，找出毛泽东的影踪。 参谋随司令部长官转，徐向前新到职，不知是对他不信任，还是没人过问他的工作，他每天吃饱饭屋里屋外走走，不参不谋。司令部好像没有他的事。他从报纸上、从长官们谈话中，得到一些消息： ——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到了郑州，与冯玉祥谈判…… ——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会谈…… ——冯、蒋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军费二百万元给冯玉祥…… ——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并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驻武汉的第35军军长何键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 ——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分裂…… 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感到吃惊。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一个个竟是这样的嘴脸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司令部的军官们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 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和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其他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出入的人盘查加紧。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嘴都吸苦了。 夜晚仍像白天一样闷热。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他没落坐，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映，大家纷纷走出。实际上，许多人心中不平静。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烟抽。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 虽然张发奎不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 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徐向前不安，说道： “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睡吧，睡吧！” “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徐向前说。“你不愁呀？” “愁？我愁个屁！”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睡觉，睡觉。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 徐向前不语。他不知这位说的是不是真话，从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彼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谁都不知谁的身份。 “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 “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船顺江而上，四等舱里乱哄哄，找不到座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 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 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逃犯！逃到哪里去呢？ 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然而，一登上码头，他心里就凉了。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纠纠的工人纠察队。 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梁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 路经两湖书院附近。徐向前远远窥视，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如今大门紧闭，不见有人出入。他想，即便里边有人，也决非同志。不能多停留，又离去。 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能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 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 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军人的警觉性，使他懂得了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入眼中。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嘛！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他去找这个毛泽东呢！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从党史资料中才看到，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笔者1983年一次和徐向前元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曾向他提问： “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武汉，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元帅笑道，“我想不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徐帅没说。笔者分析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的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笔者把自己的分析讲给徐帅听，他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笔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帅一笑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又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 徐向前像失去母亲的幼儿。他决心去上海。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这次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店家是北方人，只知开客栈赚钱，从不管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事。徐向前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十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一天，他突然在街上碰到了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讲了这几个月的经历，又问李楚白： “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 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 “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儿，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中国的革命，到了彻底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 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咬叮得人心都发麻。可是，这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行动，徐向前热衷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他像入党宣誓似地、郑重地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那位同志握住徐向前的手，使劲一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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