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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亭子间走进大别山。红军打了胜仗，众人才晓得一个能人来了，他就是徐向前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党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失败后，就把一批批将才派进大别山。除了党政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军事指挥员有： 徐向前、曾中生、陈昌浩、许继慎、旷继勋、陈赓、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最早走进大别山区的一个。经过是这样的： 1929年3月，徐向前从九龙转入上海后，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人，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客栈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徐向前。五年前，徐向前考黄埔军校时住过这里，两年前，从武汉来上海在这里落过脚。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泰安栈似乎与地下党有关系。老板娘30来岁，打扮得挺俏，一脸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温柔相，普通话倒也流利。她见徐向前这位“回头客”，笑得更甜，点烟倒茶。她从不问客人从哪里来到上海做什么。只是说说上海的气候，讲讲黄浦江的大潮。 徐向前奉命来上海，找党中央。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却没处打听。事实上，纪律规定，不准打听任何一个熟人，除了领导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问几句。他不知道，党中央会安排他做什么。 过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带路，他们又转移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亭子间。三层楼顶，一个小阁楼，只有一个小窗户。 自己烧饭做菜，不得外出。这安排，使徐向前感到在泰安客栈可能暴露了目标，只有进了租界地，才比较保险。外边是印度人当巡警，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得随意闯入租界地。在这“保险”地徐向前住了几天，一块从东江来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区，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小小亭子间闷热难熬，大小便都得坐马桶，对从战场上滚爬过来的军人，这种生活像在监狱一样难受。其他同志从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顾看书、看报。他很希望“交通”像在九龙那样，送一本《牡丹亭》来，可是白色恐怖的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字都不给传。 一天吃过早饭，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由“交通”引进来。说话掩不住广东口音，额头和长相都使人猜出，是广东人。他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见面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徐向前的情况与经历。 “你们最后在海丰那边好苦呀！”杨殷开口就提广东，“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我在第六联队，”徐向前说，“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 “你是黄埔几期？”杨殷问。 “第一期。” 于是他们说起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杨殷是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党中央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军事干部的履历，都写在他心里。虽然和徐向前没见过面，却也知道这是位军事人才。他问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在九龙看过文件，”徐向前笑笑说，“各种决议案都有，包在《牡丹亭》书皮里。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么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股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于是，他们又谈起六大会议精神，谈到六大决议中关于广州暴动的评价。杨殷兴奋地重复着六大决议的一些话：广州起义是伟大的举动，是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是…… 徐向前惊叹他的记忆力和口才，除了略带广东音，每句话都扣人心弦。他稳重、成熟，有久经锻炼的政治敏锐，谈问题有理有据，使徐向前十分敬服。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他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绵延到五台山里五个峰。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是在越秀山；在东江最后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他和山结了缘。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徐向前不多思考地说，“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 “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徐向前说。他在这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杨殷见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的举动，十分高兴，最后连说两声：“再见！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可是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 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永不会见面了。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件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在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旷地英勇就义。 使徐向前更为愤怒的是，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广州起义失败后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高。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当军委秘书。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的同志，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大别山区春色正浓，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除了他们扮作商人很像，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一路上，何玉琳不断向徐向前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高峰耸立，雄伟多姿，山山相连，天台山、木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诸峰，拥抱着大别山主峰。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等齐名。董必武、陈潭秋等一代革命家，是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人。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1923年大别山下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发展为共产党支部，领导农民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等县都有人投奔武汉成为农讲所的学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共产党员，最先组织农民自卫军武力反抗。1927年11月，黄安、麻城数万农民举行起义，于14日攻占黄安城，活捉伪县长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了黄安工农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 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黄麻起义，震动了南京、上海、武汉，影响大别山区纵横几百里。 它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 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剩下一部分部队，最后走上井冈山；秋收起义打了败仗，毛泽东收拾余部，最先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尔后又发展、壮大，从井冈山走下来，发展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红军——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的鄂东军，占领黄安城仅21天，在反革命军队围攻下，弃城突围。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仁志牺牲，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殉职。从黄安突围出来的革命军战士，最后只集合到72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等几位忠诚革命的将领，率领着这70余人，奔向了木兰山。他们虽然不足百人，雄心不灭，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徐向前是位谦逊的人。他讲起初期中国革命历史，从来都是把自己摆在“小卒”地位。从50年代，笔者第一次接触徐向前，直至80年代，许多次相见和谈话，提到大别山区从他口里说出来的仍总是：“我刚到鄂豫皖是新兵！”在他晚年写成的《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话：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徐向前初到大别山，部队确实很土。村庄都是破旧的草屋，人们衣不掩体。红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外表没多少差别。 没有军服，有的人也没有枪。农村比不上广东的东江，队伍比不上广州起义的红军。徐向前又和当年刚到广东一样，语言又成了交往中的大难题。他原想，湖北人讲话会比广东话好懂，哪知一进大别山区，仍是个不会本地话的“外乡佬”。最先会见他的，是鄂东北中共特委书记徐朋仁。这位年龄26岁的黄安人，从1926年就领导农民运动，他当过教员，读书识理，讲话有条有理，算是文人呢。他首先欢迎徐向前，接着介绍情况，最后说特委决定徐向前暂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并说司令员吴光浩牺牲了，但至今没把这消息传出去。 吴光浩，是威震大别山区的赤色英雄。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不曾见过他。听徐朋仁说，他从黄埔军校出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当过连长、营长，黄麻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任鄂东军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在黄安、麻城地区只要提起吴光浩大名，连五岁的娃娃都会知道。由于他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游击一直是工农革命军的首领，深受部队信赖，他牺牲的消息若传下去，军心士气会大受影响，说不定有人会马上拉出去找敌人拚命。地主、豪绅和民团，都怕吴光浩，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敌人也会乘机兴风作浪。徐向前完全理解。 这时红三十一师，号称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都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的衣裤，脚登草鞋或打着赤脚。徐向前高兴而来，面对现实，心中不禁有些发凉。又是一次临危受命啊！一年前，在东江大山里，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替师长，收拾残局，最后几乎全师覆没，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现在，吴光浩同志刚牺牲，对外、对下层还保守着秘密，又让他来顶替指挥。当副司令也好，副师长也罢，为革命事业，名义他不计较，可是这局面怎么坚持？ 幸得师党代表戴克敏是个热心人。他只有23岁，黄安本乡本土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他住过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领导过黄麻起义，当过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的党代表，算是经过风雨的人。他对吴光浩战死极为伤心。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正牌军人一来，戴克敏高兴得孩子似的。从早到晚，陪着徐向前说话，介绍部队的情况。徐向前对他的话听懂大半，能揣摸几分。两个人说不通了，就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如人名、地名、难懂的词。 开头几天，戴克敏陪着徐向前到几个大队转。只向大队的干部介绍了这位新来的副师长，向下说是中央新调来的同志，叫“余立仁”。 徐向前到红三十一师不久，6月底，赶上了“李罗会剿”。 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师两个团3000多人，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1600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只好“避强击弱”，率领着一部分红军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吴光浩师长早在一个月前就牺牲了，他们来了位新师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大别山施展军事才干的“头一把火”，烧毁了“李罗会剿”。战士高兴，群众称快，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夺麦收。徐向前和战士们一块下地，帮助百姓割麦。 人们听说徐司令是从大地方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认定他会写会算，会带兵打仗，只怕不会干庄稼活。哪知这位新长官，拿起镰刀，腰一猫，唰唰几下，一个麦杆就捆起来了。他一边挥镰割麦，一边说说笑笑，动作像老农一样熟练。党代表戴克敏更加从心里对新司令敬重起来。他在一次会上说：“革命军人要能文能武，能工能民，像我们徐司令一样！” 麦收刚过不几天，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军队，发起了“鄂豫会剿”。这位刘将军，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该称他“老师”。他不但教徐向前等人伍生学战术，还和徐向前等一块东征打过仗。此人是纯而又纯的“黄埔系”，蒋介石的亲信。任过团长、师长、军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率军攻打过武昌城、南昌城。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缩编，第一军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为师长，并兼任徐（州）海（州）“剿共司令”。这位黄埔的老教官，此时还不曾想到，他当年的学生徐象谦跑来大别山，成了他的对手。在刘峙统一指挥下，复斗寅的十三师从鄂西奔鄂东；李克帮部和河南的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五六师由东而西行动，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第一步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第二步分区“清乡”、“搜剿”。 历史发展往往是“学生要比先生强”，不然，历史会倒退或停止不前。徐向前面对他“老师”刘峙的部署，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在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个地方，抓住战机，突然吃掉敌人一部，然后跳出外线。这时活动在豫南的红三十二师跳过鄂东北来，两支红军会合后，互相配合行动，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红军转圈圈。红军和百姓如鱼在水中游，白军行动如鱼离开水。刘峙的指挥部，看到的一份报告有这样的一些话：“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人声、枪声彻夜不绝……军队每到一处，宿营无地，问路无人……” 徐向前和他那支小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游动了两个多月，把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的拖垮。最后刘峙只得草草收兵。所谓的“鄂豫会剿”，就此完结。这是徐向前这个学生第一次打败“老师”刘峙。 10月初，第三次“会剿”又来了。兴许刘峙认为“杀鸡”不必用“牛刀”，对付小小的红军用不着兴师动众。这次由驻河南信阳的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由驻湖北的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突飞猛进，速战速决。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徐夏会剿”。 “会剿”敌人南路来得快。侦察报告：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一合计，决定在天台山铁子岗一带竹林树丛中埋伏，打它个出奇不备。哪晓得枪一响，敌人不是四五百，而是两个团。徐向前一看要吃大亏，遂命令部队撤退转移。命令刚发出，部队“放羊”了。 初到大别山的徐向前，行军走在前，打仗在前头，退却压后阵。他的许多部下、部将，一说到他的指挥特点，第一句就是：“他，指挥靠前！哪里紧张在哪里！”这次战斗他一个人指挥着撤退，敌人反击上来，部队溃散，他失踪了。党代表戴克敏半天找不见徐向前，心急又恼火，大骂警卫员：“饭桶！熊包！丢了师长，要杀你的头！” 司令部（师部）的人，个个心急。吴光浩师长牺牲的消息刚刚公布，大家心里窝着悲伤的怒火未息，新来的徐师长又失踪了，大家心急火焚。戴克敏正派人分路去找，急听一声大叫： “回来了！回来了！” 只见徐向前一瘸一拐走来。浑身泥土，样子甚是狼狈。他一见大家，先问：“同志们都安全吗？” 戴克敏转怒为喜，忙说：“我的妈，你把大家吓死了！怎么回事？” 徐向前平静地说：“就是那回事，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后边没人了，跳到路边树丛一个坑里藏了起来，敌人走过去，我从树丛爬出来，才发现脚崴了，还好嘛，没大事。”他说得轻松、平淡，镇静自若的态度，使党代表和在场的人都惊奇了。 这次伏击战，使徐向前忧喜参半。忧的是，这支队伍应变能力太差，突然遇到敌人，只会跑，不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喜的是，这支队伍溃而不散，跑乱了，又能按行军前规定的集合点，三三两两找来。徐向前想起从前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北进山东、河北，大部队一被打散，犹如一把沙子撒向河里，再捞不起来了。这就是两种军队的本质。可是，仗到底怎么打好呢？他每天苦思冥想，找干部们交谈，兵怎么带，游击战怎么打，总得有些规程，有些新的办法。 一天，部队驻在一个村上，中午快开饭时，司令部又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徐向前师长又失踪了！ 党代表戴克敏跳着脚训斥警卫员。警卫员小吴委屈地哭。 师长总训他每天追着屁股转，叫他平时没事学学文化，少跟师长转。他服从了师长的命令，如今师长丢失，他警卫员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大家四面出击，村里村外、各个大队、中队寻找徐师长。找了许久，谁都说没见师长。戴克敏真急了，他倒不是怕师长丢了，是要有急事和他商量。警卫员每家每户跑。他知道师长喜欢串串门，找当地老乡说说话；又爱转到村边山头，看看地形。 小吴找到村边一个没人住的独立家屋，看见徐向前师长正倚着门框静坐，低着头，纳袜底，手边还放着那个总是随身带的本本。 “首长，开饭啦！”小吴找到了徐向前，欣喜地叫着。 “唔！”徐向前应了一声，不抬头，还在做针线活。 “首长呀，党代表找你呀！”小警卫员不提大家寻找师长，他知道若是说了，师长准会发火，说“大惊小怪”。这几乎是徐向前的习惯口头语。 师长找到了，警卫员连忙跑回司令部，向党代表交差。这小鬼和戴克敏从小一个村，有理也敢向他争几句，他见到党代表，装出大刺刺的样子说：“师长怎么会丢呀，他不会开小差，这里也不会有土匪绑票，他……” “他在什么地方？”党代表一看小老乡那神情，就知道师长找见了。 徐向前走来了。一边围上桌吃饭，一边和党代表说说笑笑。他今天一个人躲在那小屋里，想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游击战和队伍整顿的事。党代表却只认为他躲起来做针线活哩。 由此，戴克敏想到徐向前向他说过，去考黄埔之前，在家结了婚，不到二年妻子死了，从那儿他再没找女人，已经六年多了，缝缝补补全学会了，只是还没学会生孩子。 谈完工作，戴克敏突然开口：“师长，给你找个老婆吧。” “好啊！”徐向前知道党代表爱开玩笑，叹声说，“咳！我们这些人，天天枪子下爬，谁肯跟你当寡妇哟！” 话是半玩笑，半真情。徐向前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当少校队长，有几位妙龄的军校女学员，试探着向他讨好，开始他认为自己家中妻子才病死不久，不愿考虑这个问题。“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他和军校的女生们纷纷各奔他方。广州起义失败、东江艰难的斗争环境，军中虽有若干女同志，那时谁还顾得上个人婚姻大事。大事是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今，来鄂东北不到半年，军队刚发展，一个新来的“外乡佬”找谁去做老婆哟。 徐向前率红军日夜奔走，趁敌一个空隙，跑出包围。然后兵分三路向外出击，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支。红军声威大振，驻黄坡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红军在粉碎敌人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四个大队不足三百人扩大为五个大队七百多人。在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创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 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在广州、在九龙以及到鄂东北来，徐向前埋名隐姓，把“徐”字一分为三，改称“余立仁”。1929年底，他正式恢复了徐姓，改名“向前”。他不忘幼年老秀才父亲赠给的“象谦”，谐音与“向前”不差多少。他这一改，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永远向前，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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