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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城欢声雷动。四大战役出奇兵，徐向前威震中原 黄安县，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白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 徐向前把黄安说成“家”，这里不仅是他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起点，也是他妻子程训宣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每当红安县来人，他总是挤出时间接见。他知道笔者到大别山、红安地区访问过，谈话中常常像拉家常一样，说过去，论当今。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向笔者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黄麻武装起义，攻打县城的农军从这里集合出发。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又是在七里坪。 七里坪镇上，最早出现了一条“列宁街”，一所“列宁小学”。1931年11月7日，两万多红军和数万群众赤卫队、妇女团、儿童团，一大早都排列在镇西门外河滩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清澈见底的倒水河，湍湍流动。 红旗、战马、刀枪的影子，映入河面。年仅30岁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天格外精神焕发。他身穿洗得平平整整的灰色军服，外披一件深褐色大衣，和新到大别山区不久的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骑马检阅了红军。王树声这位农民出身的阅兵总指挥，从没进过军事学校，没见过正规的阅兵式，他却从徐向前、曾中生等名牌军校出身的人那里，领会了阅兵的一套规程，把这天的阅兵指挥得庄严、热烈、井井有序。此时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六个师三万余人；地方赤卫军共十五个师人数约两万之众。 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来了。特别受人注目的是张国焘。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共产党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5月初，当张国焘刚踏进鄂豫皖边区大门时，红军中一些领导人怀着敬仰而又疑虑的心情，迎接这位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①中，毫不掩饰地写下他刚进大别山的情景： -------- ①《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 “……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徐向前对张国焘以及沈泽民、陈昌浩等领导人的到来，心里是高兴的。他眼看着苏区与红军大发展，深知自己难以驾驭这个局面，由党中央派高层领导人坐镇，感到今后好办了。他知道这位张主席经历不凡，北京大学学生，领导过学生运动； 1921年和陈独秀、李大钊齐名在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曾被聘请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在武汉时期与徐向前有过一面之识。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区半年后，才和徐向前见面。张国焘见到徐向前后，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从此之后六年多，徐向前是在张国焘领导下，征战大别山、大巴山和雪山草地，曲曲折折，发生了一桩桩令他困惑、难堪和痛苦的事。 1931年秋季来临，大别山区老百姓正兴高采烈忙秋收，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 新任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发动了黄安战役。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 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敌人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军六十九师两个旅四个团防守城市，另有四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 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又以主力三个师，包围了黄安城…… “我军经过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全部的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 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 ①《故乡的战斗》，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徐向前就是这样，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四十三天，最后一举攻破。黄安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 黄安城乡在欢庆胜利，北线敌军正不知红军动向，徐向前挥戈北上，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商城和潢川战役。 商城和潢川均为豫东南军事重镇，是国民党围攻红军重要的屯兵之地。敌第十二师驻潢川城区，第二师和独三十三旅布置在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敌五十八师和四十五师等驻商城和以北的固始地区。关于商潢战役的经过，徐向前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①一文中写道： -------- ①《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1932年1月19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增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到严重打击；我军则连战皆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军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 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 徐向前指挥的这次战役，搞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红军从哪里杀出来的，蒋介石大骂第二师师长汤恩伯无能，气恼之下把他撤了职。 潢川战役还没完全结束，徐向前和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又开始计划了新的战役，这就是：苏家埠战役。 苏家埠是安徽西部一个大镇。正当红军在河南境内围攻固始之际，敌四十六师占了苏家埠、青山镇一带，准备向红军发动攻势。徐向前没等敌人围攻上来，提出作战方案：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几个点上，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其一部，然后再吃掉“点”上的敌人。这一方案得到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后，徐向前率红军立即出皖西，日夜兼程东进。3月22日渡过淠河，几经穿插作战，将敌四十六师等部六千多人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几个据点。 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三个师共十五团约两万多人，从台肥等地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方向。 敌人援兵来势凶猛，这是未料到的事，于是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 深夜，在距离苏家埠不远的小村里，红四方面军决策人的会议正举行。徐向前端着小烟袋锅，冷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有人主张打，坚决打到底；有人提出后撤。一双双眼睛，情不自禁地看看张国焘主席。 “打下去呢？还是不打下去！”张国焘声音缓和，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我们已经取得了大胜利，当然，应再接再厉，可是呀，敌人来势猛啊！我们就这么大的胃能装下去吗？哎！大家再深思深思。当然，我向来是主张一鼓作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者的军事斗争，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徐向前听过张国焘多次讲话，他的语调总是这样，含而不露，让你猜测、领悟，还常常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这也许就是领袖人物的风格。徐向前爱单刀直入，他经过思索认定的问题，从不拐弯抹角，明确地说出来。他把烟袋锅向地上磕磕，站起身拿一根小竹竿，在地图上指划了一番敌人动向，最后略略提高嗓门说： “我的意见，打！打！一鼓作气打下去！” 这声音，使全场震动。许多人以为张国焘主席已表示不想再打了，会议正按最高领导的示意进行，没想到徐向前总指挥唱上反调，而且语气坚决。大家静心听徐总指挥的陈述： “敌军虽多，但战斗力并不强，除第七师没和我们交过战，其他三个师都曾遭到红军打击，里边有我们放过去的俘虏兵，士气是不高的，它又是远道而来，疲劳之师；我军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士气高昂。这里是丘陵地带，更利于我们发挥野战、近战的长处。如果撤退，助长敌人气焰，后果是不利的。” “我同意向前同志的意见，”政治委员陈昌浩发言了。他年仅25岁，是少壮派的脾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虽然没有多少领兵作战的实践经验，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口才好，善演讲，是半年前随张国焘从党中央来鄂豫皖边区的，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他的职位和某种吸引力，使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最后包括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都同意了打的作战方案。 红军第二师和十一师各留一个团，围困苏家埠；七十三师连夜布阵在六安县城以西的樊道桥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敌；十师和十一师主力设伏两翼，准备伺机迂回包抄。为使敌援军上勾，徐向前特令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县独立团，深入陡拔河以东的地区，装作抗击，边打边退，诱敌步步紧逼。一盘绝妙的棋，就这样摆好了。 5月2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雨突过陡拔河。 此时，天公作美，大雨倾盆而下，河水猛涨，敌军前进不得，后退困难。徐向前心中大喜：天助我也！趁此机会向红军发出命令：“出击！” 设伏在陡拔河两岸的部队，突然跳出阵地，不顾雨淋和寒冷，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包抄过去。敌军在大雨中挣扎，陡拔河两岸，混战一团。先头过河的敌军遭到打击，慌忙后退，纷纷落水；没过河的部队，见此情景，连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企图顽抗。以逸待劳的红军，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一股作气，把敌人分割包围、个个击破。战斗到傍晚，将敌两万多人全部歼灭。 敌军“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还正在村中躲雨，一群红军战士冲到他面前。这位长官，脾气大，眼神不好，他成俘虏了还大骂着：“混蛋，混蛋，你们是哪部分，敢闯我的指挥部！我……” 他要拔手枪！ “缴枪不杀！”红军战士吼叫着，夺下厉式鼎的手枪。 “你们要造反呀！”厉式鼎以为他手下的人叛变了，仍泼口大骂。 这位糊涂指挥官，最后才完全明白过来，他的部队已经彻底垮了。他垂头丧气，双手抱着脑袋。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败得这么快，这么惨！ 徐向前本来有个习惯，每捉住敌军大官，都要会见一下，谈谈情况，验证一下自己的分析、判断，以便总结指挥经验。现在，他却没这闲心。那边苏家埠、韩摆渡还有两大堆敌人，等着收拾呢。 徐向前骑马飞奔，又来到苏家埠外围一个村庄。他虽然披一件大披衣，全身还是湿透了。警卫员抱进一捆柴点着，拉他坐下烤烤火，只有这办法，没有换的衣服。徐向前手一摆说： “天不冷，烤什么火呀，身子一会儿就把衣服暖干了。快把电话接通前沿团指挥所！” “接哪个团？”参谋忙问。此时包围苏家埠、韩摆渡的有好几个团。 “哪一个都行。”徐向前说。他指挥打仗，常常直接靠近前沿团指挥所。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动向，把电话要到团队。 电话中，传来前沿第十师一个团的指挥员的声音：“报告总指挥，敌人三次突围，都被我们堵回去了。” 徐向前问：“苏家埠敌人现在怎么样？” “他们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屄包了。树叶、树皮都当饭吃了。昨夜，从壕沟那边爬过来三四个兵，向我们讨饭吃哩……” “你们要向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徐向前对着话筒大声说，“告诉他们，顽抗死路一条，厉式鼎被活捉了！” 在战场上，徐向前向来重视开展政治攻势。他认为，此时是开展政治攻心最好的时机，遂命令政治工作人员，尽快从被俘的援兵中找几个人，让他们到前沿喊话送信，攻心为上。 一场攻心战，在苏家埠四周展开。 红军战士用铁筒喇叭高喊：“白军弟兄们，快投降吧，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地主、军阀卖命了……” 俘虏兵拉着嗓子高喊：“我们从合肥来的援兵，都被红军打垮了！总指挥都被红军捉住了！弟兄们呀，别抵抗了！红军不杀人，给好吃的饭……” 奇迹，又非奇迹出现了：5月8日苏家埠敌军指挥部，派人送出信来，说准备投降。王宏坤在《苏家埠四十八天》①一文中记述了敌人最后投降的情景： ①《苏家埠四十八天》，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下午两点多钟，敌旅长带着团以上军官来到我们师部——那座祠堂里，依照官级大小，低头排列在屋檐下。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的部队，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并宣布了四项条件：第一，不准破坏武器；第二，枪支捆扎好以后，按照部队序列，挨次交出；第三，军官全部集合，各连由师爷负责办理缴枪事宜；第四，部队按指定地区集结，不准乱跑，不准抢劫……” “……我们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来慰问我们。四十多天以来，这些新区的群众已经和我们相处得很熟了。 “这时候，得到消息说，韩摆渡的敌人，也因为援兵被歼，缴枪了。我们出击皖西的战役，全部胜利结束了！” 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熬红了眼，走肿了脚，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战果辉煌啊！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一名、旅长五名、团长十二名；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多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五部，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 红四方面军的战将们，齐集在总部驻的一个祠堂里。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召集大家又在部署新的战役。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第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等人，先后到来。最活跃的人物，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是陈赓。他们一个爱唱歌，喊几嗓门京戏；一个爱说笑话。把“死人说活、哭者说笑”的陈赓，又在人们中讲着他的新笑话。空前的大胜利，使这些战将们变得像孩子似的天真。一阵说笑过后，大家又严肃起来，绷着脸，瞪大眼，看着地图，听总指挥徐向前讲下一个战役的设想：挥师西进豫南，在潢川、光山地区，再打个大仗。 红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二十路军进驻到潢川，趁机南犯，占领双柳树、仁和集地区，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徐向前决心在那里发起第四次战役。会议讨论很热烈，没有反对的意见。前三个战役的胜利，使人们认识到徐总指挥是可以信赖的。此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又不在现场，大家说话更无多少顾虑了。苏家埠战役的结局，证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远不如徐向前英明。 5月下旬，正当红军西进路上，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发来一份贺电，祝贺苏家埠战役的伟大胜利。电报中说：“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 6月12日，徐向前率红军抵达光山南部。红军行动之快，保守秘密之好，使敌人为之惊恐。敌第二十路军军长张钫还正在梦想南下，他的部队突然陷入了红军分割、包围之中。于是，一场大战又在潢光地区展开。 潢川、光山战役，仅仅五天，从6月12日开始，到16日结束。徐向前指挥红军三个师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双柳树、仁和集等地区，以分割包围、机动作战的战法，歼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近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俗话说人“三十而立”，徐向前这时三十岁刚过半年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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