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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闹分裂，红军兄弟险些动武。徐向前一语千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第三次过草地，柳暗花明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三大会师，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川西北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城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三次大会师，徐向前两次是领兵的主将，给他留下的是欢乐、是痛苦，是永生不灭的记忆。 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日益展开。开始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红军向哪里发展。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整天忙于指挥作战，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未得参加。对于和中央红军相会，徐向前从内心是高兴的。但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他却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张国焘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徐向前和张国焘相处几年，只觉得这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难处，却没看透他野心勃勃的本质。每次传达中央的会议情况，张国焘说一些好听的话，又半阴半阳讲几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他阴阳怪气惯了，许多人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有的话放在心里，有的话一听就过去了。一些议论中央是非的话，在会议上和谈话中，传进徐向前耳朵里。什么“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什么“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什么“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等等，徐向前甚感刺耳。他组织纪律观念强，一向反对不负责任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他常说“共产党员有话讲在面上，不准背后乱说乱道”。7月2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对四方面军工作的认识。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第二天便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松潘。事后，当张国焘说到芦花会议的争论，散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不管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住在这里挨饿，得赶快步。” 徐向前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1935年8月，中央终于说服了张国焘，红军分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左路军行动，向阿坝地区开进。曲折的历史也从此激烈展开。 从8月22日起，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在茫茫草地里行军，没有粮食，红军战士天天以野菜为主食，许多人病了。许多人吃黄麻菜，嘴都肿得说不成话。徐向前听说周恩来患疟疾不能起床，特地带了一块牛肉去看望。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还把自己的烟袋送到毛泽东手上说：“抽抽我这老叶子吧，挺好呢！”毛泽东说：“我这几天伤风，戒烟了。”说着还是接过烟袋看着直咳嗽。徐向前知道毛泽东烟瘾大，真想为他搞一些纸烟，可是，荒凉的草原上，牛屎房里除了酥油茶味，哪里能见着纸烟啊。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 茫茫荒野，神秘无情，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红军战士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池，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被吞没了。水塘不少，却大多含有毒汁，战士们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红军指战员充饥的食物。战士体力消耗太大，部队减员多，为减少死亡的发生，徐向前和指挥部的同志想了些办法，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能吃的再通知下去，严禁个人随地挖了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给伤病员，必要时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让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些日子里，徐向前常常见到毛泽东，有时行军路上，有时是中央开会。徐向前铭记在8月20日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要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讨论中，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徐向前的发言，显然十分高兴。 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难得的。就在这次会议后，徐向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包座战。 包座，是四川省松潘县北的重镇，是红军越过茫茫水草地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它分为上下两个包座。上包座处于群山之中，四周尽是原始森林。胡宗南四十九师依山靠水驻守要地，另派四十七师正向包座前进，企图把刚刚走出绝境草地的红军，一举歼灭。在毛泽东亲自决策、徐向前直接指挥下，红军于8月29日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特别是使红军获得了大批粮食、牛羊和军用物品。这次战斗，比起徐向前在大别山区、在大巴山指挥的那些战役，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小仗，可是，它是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是红军越过茫茫草地、以野菜为食的战士拚杀得来的。毛泽东十分满意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如果说以前是从报告中知道徐向前，现在亲自看到了徐向前不愧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徐向前对包座之战，在《历史的回顾》中写下这样的话：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北进的道路打开了。全军将士无不欢快。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已经过来，那种吃野菜、煮皮带度生的艰苦日子，在大家心目中，不会重返了。徐向前和许多战士一样，开了笑脸，计谋着新的行程。就在这个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突然变卦，他率兵出阿坝不远，借口葛曲河水大、粮食困难，妄图改变北进的路线。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提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阿坝地区。9月3日，张国焘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并转中央，说什么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涉过河，部队的粮食只能吃三天，电台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 从和中央红军会合，徐向前的心情一直处在惊喜、忧虑、矛盾的状态中。他驾驭战争的变化，指挥各种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不说处处得心应手，多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可是，党内上层的路线之争，使他感到被动苦闷，有时难辨正确与否。他在过草地前，一天夜晚曾坦率地向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 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他请陈向张国焘反映自己的要求。事到如今，工作没调动，像处在十字路口，越来越为难了。 9月8日，张国焘公开了他的南下决心，并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原来和徐向前一样，是拥护北上反对南下的，现在变了调，说什么：“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电报往返争论，会议上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愉快。徐向前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 8日夜，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又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来了。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他们站在屋外谈话。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好。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谈话不长，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的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一袋干粮送给战友； 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红军同志。 现在居然要打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不加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一伟绩，是历史上重重的一笔。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远去了。左路军那边张国焘来电报，促右路军南下；中央又来电报，要右路军北上。徐向前蒙着头，躺在床上流泪。只听陈昌浩骂骂咧咧，什么“逃跑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看来他铁了心，决心要率军南下了。怎么办呢？ 徐向前的内心矛盾、痛苦，不知找谁去说。他想不顾一切，带上警卫员，骑马追中央北上，可是，作为总指挥，离开部队，见到中央领导人说什么呢？让你北上，是带领部队啊，光杆司令，怎么回事呀！要下命令给部队北上，政治委员陈昌浩定会坚决反对，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徐向前想到这些年，和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生死与共，眼看着它分裂成两半，各走一方，心里更难以忍受。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的一段话。是一番真诚坦率的自我解剖。 在南下岁月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污蔑、辱骂、“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明里暗中进行了抵制和争斗。在10月5日早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徐向前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同意，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反对分裂，希望团结。他支持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意见，劝说张国焘不要这样搞。朱德向张国焘说：“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对朱德无奈，对徐向前、刘伯承只得“用着看”，军事指挥上离不开他们。 南下的红军，第二次穿过草地后，已是寒冬季节。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翻过一座座高山，忍饥挨饿向南走。张国焘无视党中央的警告，不顾随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劝说，他坚持要把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五军、九军团，拖向川康边去。他诬蔑党中央率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说南下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一般下级干部和战士是分辨不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中高级以上干部，是知道路线正确与否极关重要的。可是，这时候许多人已被吵闹得糊涂了。有人纳闷：中央路线正确，为什么从江西跑出来？张国焘的路线不正确，怎么会从大别山出来两万人扩大成八万？有的人在两军会师后，听到说什么红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极为反感。徐向前虽然比下边干部高明，分辨得出是非曲直，可是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向哪里发展，他达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识高度。他希望南下的红军能打胜仗，尽快摆脱雪山草地的困境。于是，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打仗上。敌情、地形占满他的头脑。他认为：军队的生命是战场上的胜利，只有不断打胜仗，军队才能生存和发展。才会有吃、有穿、有武器弹药。 然而，川康地区并不是敌人的薄弱点，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正云集那里。苦战、恶战在等待着徐向前和他们的红军。蒋介石借“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把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从武汉移至重庆，随即整编川军，一手控制了四川大小军阀的部队共七个整编军又两个暂编师和五个旅。 南下红军于10月24日翻过夹金山，向天全、芦山、宝兴发起进攻，准备实行《天芦名雅邛大战计划》。朱德和徐向前共同指挥了这次行动。11月1日，红军进占宝兴，乘胜前进，十多天以内连下宝兴、芦山、天全等城，歼敌五千多人，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川康边境大片地区。国民党的成都告急，重庆震动，蒋介石遂调动重兵，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山地展开决战。徐向前指挥红军苦战七天七夜，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也伤亡一万多人。从此，南下的红军失去了连续作战的能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百丈关决战，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这年冬季，又逢十多年不遇的大雪，红军许多人病倒冻伤、饿死在雪地里。敌军重兵压迫，致使南下红军只好后撤。此时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一再电示劝告，共产国际也出面说话。张国焘只得认输了。 徐向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直怀着深情。他多次告诉身旁的人，要好好照顾一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他心里怀念着中央红军。百丈关战斗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的消息，十分高兴，亲自拿着电报找张国焘，提出发个捷报。张国焘当面冷淡，事后又不得不允许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消息登上红军小报。 1936年2月，南下失利的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前进。部队翻越过夹金山、折多山、党岭山，一路战严寒、驱敌兵，转战五个多月，7月初在甘孜地区与长征到此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格外重视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团结。会合前组织部队准备粮物，动员干部战士注意团结。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 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徐向前率领红军又经毛儿盖一线，向北行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活动被粉碎，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行程，又踏上北上的道路。徐向前认为此时是“柳暗花明”。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广大指战员兴高彩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会宁。在这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会宁城里，一片歌声。红军战士，个个心里充满欢乐。万水千山，千难万苦，终于让红军征服了。胜利，给人们带来了欢笑；胜利，也使有的人忘乎所以。部队中违犯纪律的事，又增多了。会宁一带，粮食虽然比草地牧民多些，水却像油一样缺。地上没有泉水，连条小河都看不见。老百姓常年靠天上下的雨水活着，每家每户，在院里修口旱井，下了雨，院里、屋上流下的黄泥汤，流进旱井里，沉淀一下，再提上来吃。红军部队，每天为吃水的事和老百姓争争吵吵。徐向前亲自抓整顿纪律。他常说：“军队没有良好的纪律，不能打胜仗。”就在他大抓纪律的时候，红军总部警卫排却发生了一件偷换马的事。 事情是这样：警卫排有个小红军，忽然瞧见几匹战马拴在院里。那几匹马膘肥毛亮，甚是喜人，当夜，他偷偷把自己的老马牵去，换出一匹枣红马。此事被徐向前知道了。他把偷换马的小鬼叫来，劈头说：“你这个鬼东西，人不大，胆不小啊！” 红小鬼知道总指挥很爱小战士，长征路上，总把马给小兵骑，好吃的东西，也给小红军。小鬼们在总指挥面前，从不怕什么。 徐向前板起脸说：“为什么私自偷偷换马？” 红小鬼解释着：“我的马老了，我想……” 徐向前浓盾下那双眼里带着几分怒气：“鬼东西，你只想自己，为什么不想想打仗！这马是调给骑兵用的，他们要打仗，应该有好马！” 小鬼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总指挥这些天整顿纪律，批评了不少干部，这一下自己麻烦了。 徐向前又问：“你违犯纪律，该受什么处分？” 红小鬼说：“怎么都行。” “把马换回去。”徐向前严肃地说，“自己到警卫营去坐禁闭！” 红小鬼从来没坐过禁闭，没想到为换一匹马，惹下大乱子。他离开总指挥部，先把马换回来，然后自己走向警卫营坐禁闭去了。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红军万里长征结束。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会宁城里，徐向前意外地会见到陈赓。陈赓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如今是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他率领部队来会师，又是为欢迎徐总指挥而来。从鄂豫皖四次反“围剿”陈赓负伤去上海养伤，一别就是三年多。陈赓孩子似地抱住徐向前，又说又笑。 徐向前问他；“你怎么来了？” 陈赓说：“来迎老首长啊。我总想再见不到徐总哩。” 徐向前说：“我活着嘛！只要活着，总会见面呀。老百姓都说，两个山难碰到一块，两个人会碰面呢。” 陈赓说：“上次在川西会师后，我很想见见你，没机会呀。 现在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 陈赓这番话，意思很明显：一、四方面军分开又会合，二方面军也来了。雪山、草地都过去了。张国焘分裂党不得人心，他的第二“中央”已宣布取消了。徐向前此时心情也愉快多了，特别是能天天收到来自陕北党中央的电报，得知形势好转，抗日统一战线有新发展，张学良已和我们党有了秘密协定，停止了敌对行动，军队之间变成了友军。徐向前感到内战的局势不会再长久继续下去了。他正想着如何利用黄埔同学的关系，多做做国民党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工作。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发来电报，要徐向前写信去做胡宗南的统战工作。于是，1936年10月18日，便有下面这样一封信，发给国民党军陆军第一军中将军长胡宗南。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鄙部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夜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鄙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鄙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麋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鄙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叼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字徐向前与胡宗南确是“学兄”、“学弟”的关系。1924年4月，他们同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徐向前在第一队，胡宗南在第四队。他们在一个大操场上集合，一个饭堂吃饭，一起聆听孙中山大元帅的教导，一起听校长蒋介石训话。唱一样的校歌。他们还一路东征作战平定叛逆。不同的是，徐向前参加的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胡宗南参加的是“孙文主义学会”。那时，这两会对立，斗争尖锐，只是他们都算不上头面人物，因此并无直接冲突。从1927年“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向前和胡宗南才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歌。胡宗南率军多次“围剿”、堵截徐向前的红军；徐向前多次指挥部队，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现在，胡宗南仍按蒋介石的命令，在堵截、围歼红军，不思改悔。 给胡宗南的信，会不会有效果呢？徐向前没多去想，他肯定，那位“学兄”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徐向前握手言欢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封信，是投向胡宗南心窝的一颗无声的炸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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